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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的邁步：掙扎在理性和虛無中的中國知識分子
　　

　　在無神論的世界觀中，人們有自己不同的信仰體系：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科學主義是另一種。前者是一種極端的現代主義信仰，後者是傳統的現代主義信仰。他們都認同的是：真理是客觀存在的，人的理性可以帶領人實踐、接近並認識真理。科學主義試圖創建一種完全客觀的方法體系使自己正確的認識真理；而馬克思主義則認為自己所掌握的知識（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就是絕對真理。
　　
　　以前有神論者和無神論者經常陷入科學與信仰的辯論，現在托馬斯.庫恩則明說“科學主義就是一種信仰”進而他提出了那些崇拜科學和理性的人的迷信：科學並不能接近真理。就如尼采對前現代的宗教傳統發出的吶喊一樣，出於無神論的角度，庫恩宣布：沒有真理，一切都是人自己的創造，尤其是科學的範式（理論）。
　　
　　托馬斯.庫恩之所以被後現代主義者稱為後現代之父，就是因為他提出的範式革命從方法論上否定了科學、理性可以認識和解釋真理的可能，並把一切的科學體系都歸結為人自己的主觀的產物（範式）。雖然庫恩本人並不承認，但無論是現代主義者還是後現代主義者都認定他的範式理論徹底否定了科學和理性可以使人接近並認識真理的可能性。在無神論的陣營里，對現代主義者來說，範式革命是在摧毀他們的信仰根基；對後現代主義者來說，範式革命則是他們多元主義和相對主義的信仰根基。
　　
　　所以我說，對當今中國大陸那些堅持科學主義無神論信仰的人來說，面對範式理論的革命，他們將要面對的信仰掙扎在於：
　　他們內心深處所堅信的自己對真理的探索和認識難道僅僅是一場虛幻的夢境嗎？多年來他們一直引以為豪的不同領域和學派的科學界同盟難道瞬間就從真理（客觀性）的維護者被範式革命解構成各自獨立的敘事王國了嗎？
　　
　　前一種掙扎是他們對自己價值觀的拷問，後一種掙扎是對歸屬感的拷問。當他們自我拷問的時候，就是他們經歷信仰掙扎痛苦的過程。他們不知道是否應該向前邁出一步，甚至他們不知道前方到底在何方：難道後現代主義就是他們新的歸屬嗎？誰能保證這不是又一個“現代主義陷阱”呢（僅僅是加了一個後字）？
　　
　　也許這樣的痛苦經歷是西方兩三百年來不少科學主義信仰者頭一次的掙扎，但是對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來說，這可能就意味着“再死一次”或“受二茬兒罪”，因為當初他們從共產主義信仰中被迫退回到科學主義信仰中就已經經歷了一次這樣內心的拷問了：自己所堅信的共產主義理想難道僅僅是一場虛幻的夢境嗎？多年來自己一直引以為豪的國際共產主義陣營難道瞬間就瓦解了嗎？在那一次的大潰敗中，已經有不少人隨從改革大潮退回到個人主義、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里去了，而這些有理想的人在經歷內心戰爭的痛苦後，則找到了科學主義這個新的安息之所，他們本以為可以在這裡安度餘生，平安自信的過一生。誰曾想到他們是如此的不幸！他們不知道這是不是上帝不肯放過他們，後現代主義的大潮竟然拆毀了他們最後的防線，將他們又一次推入了內心靈魂的拷問：存在還是沒有存在，這是個問題。To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a question.
　　
　　人生的痛苦，在經歷一次之後，人只好掉頭，向相反的方向走去，他本不是自願的而是被動的；然而，同樣的痛苦，如果一個人一生竟然經歷兩次，那他該往何處邁步？在無神論的人生中，兩次的痛苦已經能夠提醒人，無論向何處邁步，終將面對死亡，痛苦表明死亡是自我不得不面對的事實，而生命卻不取決於自我的選擇。從前，他認為那個共產主義的自我死了，活着的是一個科學主義的人，現在這個科學主義的自我又要死了。我又將在何處重生？
　　
耶穌曾說過：凡想保全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喪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不能作我的門徒。在自己的選擇中，我們曾經死了，而且還要面對死亡，因為在人的自己裡面，只有死亡。生命只在基督里。

以下引自：為庫恩的“範式”申辯http://www.gmw.cn/content/2006-04/09/content_399652.htm
　　
　　１９６２年，庫恩出版了他的成名作《科學革命的結構》（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它是作為由維也納學派的卡爾納普（Ｒ．Ｃａｒｎａｐ）等邏輯實證主義學者為主的“統一科學國際百科全書”編委會編輯的《統一科學的基礎》系列叢書的第二卷、第二號在芝加哥大學出版的。庫恩在書中提出了一個基本的觀點，這就是：科學不是連續性的、積累的進步過程，而是範式的間斷性轉換的結果；範式之間有着“不可通約性（ｉｎｃｏｍｍｅｎｓ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有意思的是，在邏輯實證主義看來，現代社會正是建立在科學和理性不斷進步的基礎之上的，他們的目標就是要建立一個統一的科學理念。而後現代主義的基本標誌就是批判一切現代性的霸權，包括近三百年來在西方的文學、藝術、經濟、哲學、科學等方面形成的理性思維。庫恩的範式理論恰恰是摧毀了維也納學派“統一科學（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的信仰（“統一科學”是邏輯經驗主義的主張，他們認為有統一所有經驗科學的方法，而物理學可以作為這一方法的基礎，因為物理學有一套共同規則系統和普適性），庫恩範式理論的出現可以說是把“科學、理性”這個現代社會的核心撕開了一個口子，也由此引發了西方學界近二十年的科學與人文的大戰。我們先來看看庫恩是怎樣論述“科學”的。

庫恩所講的“科學”指的是“常規科學”，常規科學就是按照某個範式解決難題的活動。它的進步過程是這樣的：前科學→常規科學→危機→革命→新的常規科學→新的危機。庫恩認為，科學發展不是靠知識的積累而是靠範式的轉換完成的，一旦形成了新範式，就可以說建立起了常規科學，“一種範式通過革命向另一種範式的過度，便是成熟科學通常發展模式。”（《科學革命的結構》，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１頁）可見“範式”是庫恩有關科學革命思想中的核心觀念。
　　
　　　　“範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一詞原出自希臘語的“范型”、“模特”，在拉丁語中它成了“典型範例”的意思，庫恩把它拿來作為與常規科學密切相關的術語，它有二層意思，一是特殊共同體（如科學家團體）的共有信念，二是常規科學作為規則的解謎基礎。他指出：“我所謂的範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認的科學成就，它們在一段時間裡為實際共同體提供典型的問題和解答。”（《科學革命的結構》序）但是，庫恩後來在使用這個概念時，卻把範式與“世界觀”混同起來，用法多至二十一種。庫恩本人後來也發現“範式”的使用有問題，他後來藉助於專家團的“共識”（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來解釋範式的本義，也曾用“專業母體”（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ｍａｔｒｉｘ）來替換掉“範式”，但是沒有成功。“範式”這個詞彙迅速地越出了科學哲學的領域被廣為引用。
　　
　　　　由於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證明了“範式”是一種有關價值、信念和方法論的共識，那麼一種科學“範式”的實質就可以看成是一種世界觀或方法論。在庫恩眼裡，所謂的科學革命不過就是範式的變化和概念的轉換，革命就是由一些新的假設、新的理論和方法引發危機所造成的。庫恩發現科學史上大量的進步事件並不是由於科學家漸進地追求真理的結果，而是他們意識到了反常事件，尋找新範式解釋的結果。例如拉瓦錫發現氧，倫琴發現Ｘ射線，麥克斯韋爾的電磁理論等。不同的範式之間不僅相互競爭、相互對立，而且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標準也明顯的不一樣。像燃素說，它對主張燃素說的科學家是重要的，對拉瓦錫就沒有意義；在亞里士多德那裡，沒有原因的運動是荒誕的，在牛頓看來它卻是天經地義的；在牛頓那裡沒有“不確定性”的東西，而現代微觀物理學卻承認不少描述的現象包含了不確定性。庫恩認為，在邏輯上講，沒有證據說明一種範式比另一種範式優越，也不是這種方法或那種方法有用無用的問題，這些學派全都是“科學”的。比如說，亞里士多德時代的動力學、燃素化學或熱質說並不比今天的觀點更缺乏科學性，也不是人類偏見的產物，它們只是不同範式的產物，它們與今天科學的差別“在於我們將稱之為看待世界和其中實踐的不可通約的方式。”（第２～４頁）很顯然，科學範式在庫恩的解釋下就是一種相對主義的東西。
西方學術界在二十世紀下半葉出現的“後現代的轉向”，是指西方社會的學者和文人對自啟蒙運動以來，尤其是十七世紀之後所形成的諸如“科學”、“理性”、“機械論”、“人類中心論”等主流意識進行反思和批判的一股文化思潮。這一文化思潮來勢兇猛，它從解構現代社會的價值觀入手，以“超越現代社會存在的個人主義、
　　人類中心論、父權制、機械化、經濟主義、消費主義、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大衛•格里芬《後現代科學》，中央編譯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５頁）為目標，希望人類能夠擺脫現代化給人類生存帶來的危機。後現代思潮對今天西方社會有着深刻的影響，像女權主義、環保主義、民族主義等都從後現代的理論中找到了所需要的武器。後現代思潮的這種反“現代性”及其受到弱勢群體的如此歡迎，其原因在於它以懷疑論和多元論為基本理論，反對一切霸權和絕對真理。英國的左翼學者特里•伊格爾頓（Ｔ．Ｅａｇｌｅｔｏｎ）對此有一個概括性的說法：“後現代性是一種思想風格，它懷疑關於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觀性的經典概念，懷疑關於普遍進步和解放的觀念，懷疑單一體系、大敘事或者解釋的最終依據。”（《後現代主義的幻象》，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２年，第ｖｉｉ頁）正是這種懷疑論，形成了“後現代社會”的主要特徵：即主張真理的相對性、價值的多元性和社會的多樣性。
　　
　　　　後現代主義流派眾多，理論溯源也各不相同，但他們對“現代性”進行批判是一致的，奇怪的是，他們最好的理論武器卻不是來自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也不是來自社會學家和哲學家，而是來自一位科學史家和科學哲學家，他就是托馬斯•庫恩（Ｔｈｏｍａｓ．Ｓ．Ｋｕｈｎ，１９２２～１９９６）。
“不可通約性”原本是歐幾里德在《幾何原本》第１０卷中談到尺度分割時使用的一個術語，意思是指不具有共同的尺度。例如整數的共同量是“１”，那麼整數之間就是可以通約；邊長為１的正方形其對角線是無理數，它們就是不能通約。庫恩論證科學的進步是範式轉換的結果，而不同的範式“不僅在邏輯上不相容，而且實際上也是不可通約的。”（第９５頁）這也就是說，新舊科學範式之間沒有共通性可言，因此科學不可能是一種積累式的進步，也正是因為存在範式的不可通約性，科學革命才有意義。庫恩的這一論斷給了傳統所認為的科學是積累式的、是線性發展的、是理性進步的輝格主義（ｗｈｉｇｇｉｓｍ，也稱“輝格史觀”、“累進史觀”，科學史中借用英國光榮革命之後，社會進步是由輝格黨人推動的說法，把科學的進步看成是一種連續的進步過程）觀點以致命的打擊，這也是希望建立統一科學理論的維也納學派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我們這裡拋開“範式”和“不可通約性”在科學哲學方面的巨大影響不談，僅僅從認識論上看，庫恩關於科學範式和不可通約性的證明使“科學”從幾乎等同於真理的神聖偶像地位上轟然倒地，揭示出科學的實質不過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東西。巧的是，這與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法蘭克福學派把科技作為意識形態的批判基本上是同時發生的。我們知道，從十七世紀到二十世紀幾乎三百年的時間內，以牛頓為代表的科學主義、唯物主義獲得了人類思想上的霸權地位。在二十世紀初，以邏輯實證主義為代表的現代信仰是相信只有科學方法才是達到真理的唯一道路，並且世界有一種合理的邏輯，可以被一個統一的科學框架包容，一切都可以用科學方法或者數字、機械的方法度量；維也納學派編輯《統一科學的基礎》也就是出於這個目的。這種觀念不僅在物理學、哲學等方面有影響，而且成為西方社會的政治霸權、經濟霸權和文化霸權的有力工具。二戰之後，西方學界對現代化進行了深刻的反思，社會上的反殖民主義、反種族主義、和平主義、綠色主義、女權主義、同性戀運動等都在瓦解資產階級有關社會發展的主流意識，它們與這種反思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形成了所謂的“後現代的轉向”。但是這些思潮和活動都缺乏對西方現代化的本質批判，沒有像庫恩的理論那樣把矛頭指向西方自希臘時代以來的文化核心——“科學和理性”。庫恩的範式論一出，科學的霸權地位就風光不再，範式也就迅速地被推廣到各個領域，成為後現代主義主張價值多元性和社會多樣性以及批判現代性的最有力的武器。特別是後現代主義八十年代在美國發揚光大之後，科學在美國知識界中居然淪落成為了一種“敘事”或者是“話語”。不管庫恩本人是不是在主觀上要挑戰科學和理性以及現代化的進程，但是在客觀上，“範式論”和“不可通約性”的出現卻是對科學的矮化，造成了文化相對主義的泛濫。因此在學術界對庫恩本人也形成了極為相反的評價，有人把庫恩說成是“後現代之父”，《科學革命的結構》是後現代主義的《聖經》；也有人批評庫恩的範式論和不可通約性是否定了科學的理性和客觀性，是相對主義和非理性的，是主張新保守主義的罪魁禍首。連庫恩本人都感到奇怪，他一再說他不是“庫恩主義者”，但是他這本非常專業的書籍居然有那麼多人在閱讀，又引起了那麼多的誤解。他最後的時光一直都在為範式問題、不可通約性的問題做解釋，但是似乎沒有什麼作用。在不可通約性的魅力下，庫恩自己的辯解總是顯得那麼軟弱無力，人們還是願意按照自己的理解來解讀庫恩。
１９６９年，庫恩本人在《結構》一書增補的《後記》中針對人們對他的批評和誤解說到，“我是一個科學進步的真正信仰者。”（《結構》，第１８４頁）他最後的工作基本上是在範式轉換期的“理論選擇”、“相對主義”和“不可通約性”這三個方面進行研究。但是在野家啟一看來，庫恩的努力並不成功。例如在範式的理論選擇問題上，庫恩說到，科學家在選擇理論時，“不可能塑造成與邏輯或數學證明完全類似的形式……只有在雙方發現對制定好的規則有不同的理解和應用時，他們以前的協議才不再足以作為證明的基礎，辯論才會不可避免地採用科學革命時期的方式繼續下去。這種辯論是關於前提的，它藉助於勸說作為證明的可能性的序幕。”（《結構》，第１７８～１７９頁）野家啟一指出：“我們敏銳地發現了最後出現的‘說服’（勸說）這個詞，在這裡能夠嗅到一股非理性主義的氣味吧！”（第１９７頁）實際情況也是如此，在科學爭論前提的時期，爭論雙方都無法藉助邏輯工具指出對方的錯誤，例如牛頓力學的信奉者和愛因斯坦關於相對論的爭論。“說服”（勸說）這個字眼本身可以說就是邏輯實證主義批評庫恩非理性主義思想的一個極好的靶子。讀到這裡，我們可以知道野家啟一為庫恩申辯是多麼地為難！
　　
　　　　在“相對主義”的問題上，[size4]庫恩是一個不承認有唯一絕對真理的科學哲學家[size/]，這是他與邏輯實證主義，也是與波普主義不同的地方。庫恩認為科學的進步不是朝向終極真理，而只是“向想要知道的事物進化”，科學進化本身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如果我們這樣看待範式轉換問題的話，那麼批評庫恩是相對主義者的人的確是缺乏根據的。在庫恩看來，科學向真理接近（例如波普的觀點）的說法在本質上還是西方傳統思想的東西，是具有神學色彩的玩意。野家啟一猜想，如果說庫恩反對把科學看成是累積的、不斷逼近絕對真理說成是相對主義的話，那麼他就是心甘情願成為相對主義者。

現代主義信仰給人的承諾是：真理是客觀的存在，人類可以憑藉理性和科學建立一個完全客觀的平台，也因此可以接近和認識真理。
　　
　　後現代主義信仰給人的承諾是：沒有真理就是真理
　　
　　前者把人高高地捧起，後者把人重重的摔在地上，這就是無神論帶給人類的災難：讓我們在內心的最深處不斷經歷刀割一般生與死的痛苦，從而對內心那絲微對上帝是否存在的意識產生徹底的絕望。如果我們甘願把自己的生命交在無神論這種意識形態的控制之下，等待我們的只有絕望和死亡。只有我們認真去面對內心的拷問：生命來自何方？我們才有可能從無神論的轄制中仰望那來自生命源頭的真理：生命只在基督裡面。

庫恩的範式革命從根本上摧毀了現代主義有關“科學和理性具有中立性和客觀性”的偶像崇拜後現代主義把堅持無神論的人逼到了一個死角：要麼虛偽的堅持（一個主觀的）自我可以很客觀的探索真理；要麼在絕望中不斷壓抑內心對真理的任何盼望。
　　
　　總之，無神論讓試圖探索真理的人無處藏身，無論站在那裡都像是站在刀山火海，它的目的正是要讓人麻木，讓人以自己不斷積累的厚厚的傷疤來封閉內心深處的流血的傷口，它讓人在痛苦中忘記痛苦，在痛苦中遠離思考，那原本執着的對生命意義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