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來的，
任不寐評加爾文主義和阿民念主義的關係
事實上網絡基督徒的“傳道熱情”或所謂“爭戰”，圍繞兩個中心：我與世界；同時，通過私意解經將我與世界聯繫在一起。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網絡基督徒的聖經觀，其基本特點是人本中心論取代基督中心論；他把聖經全部指向基督這一基要真理進行放大處理，使人也成為意指對象（refrent）；至少分享耶穌的位格。我成為肯定的對象（救主角色的替換），他人成為否定的對象（罪人、撒旦角色的替換）。彌迦書 6:8是文化基督徒特別喜愛的經文之一：“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於是“文化基督徒”直截了當將該經文引為“我們應該在世界行公義，好憐憫”的根據。事實上，這句話作為教會“社會關懷”的真理依據是最大的誤讀。這話象所有舊約文本一樣，並不是指着“我們”來說的，乃是指向基督。馬可福音10:18，“耶穌對他說，你為什麼稱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沒有良善的”。羅馬書7:18：保羅說：“我也知道，在我裡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所以彌迦書 6:8是在指着基督說的，因為只有基督“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這話只是在否定，是指向“我們”的，但最後仍然將我們引向基督，完成肯定。這一點正如加拉太書 3：22-25節所解釋的：既然面對律法沒有一個人是善的，或面對這句經文，沒有一個人站立得住，於是，“……聖經把眾人都圈在罪里，使所應許的福因信耶穌基督，歸給那信的人。但這因信得救的理，還未來以先，我們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將來的真道顯明出來。 這樣律法是我們訓蒙的師傅，引我們到基督那裡，使我們因信稱義。但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來到，我們從此就不在師傅的手下了。”
文化基督徒試圖帶領人們返回師傅的手下（自己就是那師傅），卻對人性以及“自由意志”的基要真理缺乏知識。離開基督，人自己根本沒有任何行善的意志和能力；“自由意志”在本質上恰恰是反對“公義”和“憐憫”的，或者說，是敵基督的。值得慶幸的是，馬丁-路德和加爾文異口同聲重申了這個原則，使信仰超越了教皇主義的陰影。對於路德來說，人好比一棵壞樹，只想做壞事。人想靠自己努力朝着被稱為善的方向去做的意志是不自由的。人就其本性而言，不可能要上帝成為上帝。事實上，他自己想要成為上帝，而不願意上帝成為上帝。人的本性和上帝是誓不兩立的死敵（2）。路德在1518年《海堡德辯論》（heidelberg Disputation）中，將神學區分為榮耀神學和十字架神學。前者是偽神學，其特點之一就是“他們憎恨十字架和苦難，而愛善行和善行的榮耀”。路德批評說：“除非一個人先被苦難和惡弄得威風掃地和徹底失敗，直至他認識到，自己是不足道的，他的善行不是他的而是上帝的，這時候他才有可能不會因他的善行而變得趾高氣揚”（3）。在這裡路德用了一個極端的詞，他說理性是婊子（whore）。但他同時不否認理性是很有用的工具（very useful tool）。“毫無疑問，理性是萬物中最重要的也是最高級的東西，而且與現世中別的東西相比，是最有價值的和類似神聖的。它是所有藝術、醫藥、法律以及人在現世中或多或少擁有的智慧、權力、德行和榮耀的創造者和良師益友。由於這一事實，應當說理性是使人有別於禽獸和其他東西的主要因素”（4）。但是，理性使人成為人，但不能使人成為神，使人“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當理性使人成為神的時候，理性就成為whore。我們在文化基督徒的“神我不分”的趾高氣揚中，看見的正是這樣的“理性”。
文化基督徒把理性視為上帝或上帝的組成部分；藉助於此，人自己主動成了上帝的一部分——被造者成了創造者的一部分，一個內在結構，而不再是拯救的對象——他成了救主的一部分。這些小救主成為網絡基督徒或網絡宣道士。這樣的“信仰”永遠不是反省和懺悔着的信仰，更不是感恩着的信仰。因為屬於肉體的理性總是試圖為自己辯解，理性對“我們是罪人”的分辨絕對是無能的，它唯一擅長的是分辨“別人是罪人”。理性既然是我們自己的一部分，它就千方百計投合我們自己的欲望。由於“原罪”，在我們裡面不能引出任何在上帝面前是好的東西來。所以路德認為，承認自由意志——仿佛我們能靠自己去選擇做好事——是對人罪孽的否定，也是人沒有在律法的福音里聽到上帝的“話語”的證明。我們身上沒有剩下任何東西可以用來取悅上帝，人不可能“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
文化基督徒並非愛善行，而是愛“善行的榮耀”，借人的義進入“神即是我我即是神”的東方宗教狀態。然而在人和神之間，那無限的距離是不能僭越的，任何人試圖站在中間甚至站在耶穌的左右兩邊，都是褻瀆。站在神兩邊的不過是強盜，一個悔改，一個沉入永火。一個蒙恩的強盜有什麼資格以基督的語調向世界說話？傳福音或跟隨基督的腳蹤，我們的一言一行都有這樣分別，就是時刻告訴自己和聽眾，那些話是基督的，不是我的。每當聽眾混淆的時候，彼得和保羅嚇的跳起來，甚至撕破衣服不顧一切地去阻止。然而網絡基督徒的文字事工裡面，常常達到了神我不分的迷幻狀態。一方面，他用基督來解釋自己，另一方面，他用自己的觀點來解釋聖經。信仰的中心是與老我的爭戰，但在文化基督徒哭天抹淚喋喋不休的見證和護教中，只見老我，不見基督。是老我對老我的辯護，通篇都是“我我我”。而這個“我”對聖經和神學缺乏充分、謙卑和深入的引證與了解，談論起來無非只能是人文主義道理那一套，仍然在政治哲學的框架或瓶子裡裝進一知半解的神學的酒。“文化基督徒”給人的印象好象不是一群蒙恩的罪人，而仍然是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精英。過去他們負責提供救國的道理，今天他們負責提供救人的道理。不僅如此，為了獲得競爭的實力，梁山社團主義廣為應用，網絡基督徒的“結黨”紛爭，黨同伐異，落井下石，飛短流長，成為中國教會又一個引人矚目的災民現象。
他們不知道人的墮落，或者只知道別人的墮落。加爾文說，哲學家因不知道亞當的墮落，因此根本不認識人。文化基督徒並認為自己要亞當的形象，而相信自己並只有自己有上帝的形象。但正如加爾文強調的，上帝在亞當里的形象不是在身體裡，而是在靈魂里，但犯罪以後，，這形象徹底破碎了。而上帝的形象就是基督，這形象就是真理的仁義和聖潔，就是“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只有基督代表了上帝的形象。按加爾文“人天生腐化墮落”的教義，他認為，我們稱異教徒身上“美德”的東西，只不過是華麗的罪而已。我們中間沒有任何一個人是真正尋求上帝的。我們不能靠自己的意志而移向好的方面（5）。不過加爾文似乎並未完全喪失對認得信心，他說：“毫無疑問，當亞當從他的狀態墮落的時候，他由於這個缺陷而遠離的上帝。因此，即使我們同意，上帝的形象在亞當里沒有完全消失和毀壞，但這個形象是這樣被敗壞，以至所剩下的只是可怕的畸形”（6）。顯然，信仰災民正是這種“可怕的畸形”。這畸形是從不相信神只相信人的心靈狀態中長出來的。亞當的罪不僅僅是不服從上帝，更是不相信上帝。他不相信上帝的話，寧願自己分別善惡。他想自己成為上帝。這也同樣是文化基督徒的心靈狀態。
文化基督徒更喜歡加爾文而不是路德，這是有一定道理的。相對來說，加爾文比路德對世界和人充滿着更多的熱情。加爾文和路德的分歧，主要並不在聖餐論上，那只是結果，而是在神與世界的關繫上。對基督身體怎樣臨在的不同理解，實際上是神怎樣與世界同在的不同理解。在這個問題上，加爾文無疑更是從理性的角度去看的。其次，加爾文是從君王、先知和祭司的三重職責（triplex munus）的角度來描述基督的工作，而這三種角色，無一不對應者神與世界的“理性關係”。“雙重預定論”無論怎樣給神的奧秘留下地盤，但他無論如何都是在理性角度闡述救恩的。然而路德神學主要強調人的因恩得救，救恩以及天國的福份是他關切的中心。最後，路德強調“被歸給的義”（imputed）；在加爾文那裡，稱義是同基督的結合而發生的。對加爾文主義者尤其如此，稱義的基督徒應設法表現出義的結果（Treatise on the Christian Life）。基督徒的生活成為加爾文神學的一個重要興奮點。在歐洲特別是北美，加爾文影響了絕大部分心靈。這種世界的樂觀主義主張：基督徒應該利用今生的美好事物，按各種不同被造物的目的去使用他們（Inst,3）。然而，人類犯罪，萬物都敗壞了，這種世界樂觀主義精神在信仰上缺乏根據，而且無疑將與未世論發生不可避免的衝突。看加爾文的信徒生活的四個原則的第一條：第一、我們必須在所有被使用的東西里看到造物主，並表示感激。——然而如果這世界都伏在撒旦的權下，在所有被使用的東西里看到的更可能是撒旦。總而言之，加爾文強調神的全面臨在，但這一思想並不總是和聖經一一對應的。
如果說，哲學應該返回康德重新找到它的界限，神學無疑應該返迴路德找到它的目標。這目標不再是“今生的美好事物”和長老制文化，而是基督中心論。加爾文比路德更多強調一個基督徒必須過的那種生活，也包括教會的政治組織事務。這本沒有大的問題，但如果這些主張成為神學的核心，就可能助長伯拉糾主義捲土重來。路德認為，只要福音被恰當地宣講，這類事物都是次要的。路德無疑更正確，整本聖約的核心就是福音，而不是政治文化和教會文化。有加爾文者把路德神學批評為“局限於自己身上，不把熱心表彰上帝的榮耀”（7）。這是不公平的。沒有任何一個神學家的神學能和他的個人生活分離開，加爾文更是如此，離開加爾文在日內瓦的經驗就不可能理解他對基督徒屬世責任的強調。世界一直批判加爾文在日內瓦的異端審判，以及路德支持鎮壓農民騷亂。值得分辨的是，加爾文的異端審判確實和他自己的政治身份以及神學思想密切相關，而路德的政治見解更多是純粹政治的，與他的神學沒有直接聯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