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為了認識真理，我必須重新認識福音與中華文化。
　　　　
粗略地閱讀了一些有關基督教信仰的書籍之後，我不得不承認：基督教的基本神學觀念與中華文化的某些觀念之間，確實存在著明顯的對立和衝突。
　　　　最尖銳的衝突是人性的善惡，以及“神救”還是“自救”(注1)。我欣賞儒家的觀念：人之初，性本善。人皆有善性，它是人之為人的基石，是人區別於動物的根據，是孺子可教的心性基礎。但基督教的教義是：人之初，性本惡。人有原罪，人性全然敗壞。
　　　　我相信人能自己拯救自己，如孔子所言：“為仁由己”。只要人自覺到他心中固有的善性，由仁義之正道而行，求仁知義於日常生命活動之中，那麼，即使他一個大字不識，也可以依靠自己成為一個堂堂正正的仁人志士，正人君子。但基督教宣揚人無法自我救贖，所以，人必須無條件地信靠耶穌，把生命的主權交給他，由他來作生命的主。不通過耶穌，人不可能認識上帝，也不可能得到永生。
　　　　我同意許多基督徒的看法：在道德上人往往知道應如何行，但行不出來。但我認為對此要加以補充，即人有時知道應當如何行，並且，也如此行了。人真的能救自己嗎？人真的對自己完全無能為力嗎？
　　　　我很難理解因信稱義的教義。我非常吃驚地看到：在當代西方基督教中，信仰與道德分裂得愈來愈厲害了，以至於我有時不得不懷疑：我看到的是基督徒嗎？他的信仰和道德生命有聯繫嗎？他們怎能生命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卻自信自己已因信而稱義了。我把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歸結為基督教只強調因信稱義的教義的結果，並認為中國賢哲所信守的“知行合一”觀念，反而能更好地表達：信仰道德與生命活動的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繫。孔子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雍也）孟子云：“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離婁）周子云：“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通書）這些慧語都表明：在中國哲人看來，生命之大道，應得之於心、驗之以情、見之於行、成之以事業、現之於生命。至情至性之人，必將真理與生命打成一片，以一己之生命，證生命大道之為真、之為實。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不能不受到儒家“中和”觀念的影響。我接受孔子所提出的“過猶不及」（論語·先進）的標準，以為君子理應“和而不同”。（論語·子路）〈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我認為這是對“中和”觀念所作的最好界說，人應當不陷於偏執，有節有度。正是在“中和”、“和諧”觀念的影響下，中華民族才形成了尚和諧、寬容，不走極端、對抗的民族特性。
　　　　基於這樣的精神背景，我認為，基督教這個歷史上最強大、最持久的分裂性宗教，過於尚分別、執對抗、走極端、攻異己。看看某些基督徒對非基督徒的絕對排斥，看看基督教內不同派別之間的相互攻擊，這種非此即彼，有我沒你的思維方式，令中國人討厭。因此，當我讀到誠靜怡在第一屆世界宣教大會上（1910年）說：“中國人對宗派主義沒有興趣”時(注2)，我感到我與這位中國基督徒的感受是相通的。
　　　　有的中國神學家把“天人合一”這中華文化的最高境界，貶得一文不值，這深深地刺傷了我的心。我一直非常欣賞孟子的名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也，則知天矣。”（盡心）也為〈中庸〉的“合外內之道”而激動不已，“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在〈易傳〉中，大人者的赤子之心，令我肅然起敬，“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周易·文言）聞張載的凌雲壯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我頓生“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萬章）的感覺。
　　　　我真想當面問問那些神學家，在福音還沒有傳到中華的漫漫歲月中，我們的往聖先賢執著地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不正是渴望通過仰望太空和反省自己的天良，來體認上帝那永恆的大能和神性嗎？在福音沒有臨到中華的情況下，如果中華兒女連上天和天良也不敬畏，那麼，他們豈不是可以任意妄為了嗎？
　　　　反覆思量後我得出結論：不能抹殺福音與中華文化的不同，但也不能誇大它們。為了認識真理，我必須重新認識福音與中華文化。

附註:
1·蔡仁厚，周聯華和梁燕城合著的《會通與轉化》一書中，對此有詳細的討論，1985年，宇宙光出版社。
2·轉引自魏外揚著，《他們寫過歷史》，第84頁，宇宙光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