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來自於勇氣 勇氣來自於上帝

江登興

　　日前讀到《生命季刊》上路聲弟兄的一篇文章，講中國今日的基督徒不僅在火的試煉下，更在“水”的試煉下，就是說在中國大陸這樣一個道德滑波的社會，一個基督徒如果嚴格按照《聖經》的聖潔公義的教導行事為人就有可能面臨一個個的難題與困境。路聲弟兄舉例說，有一個肢體，做財務的，領導要他做假報表，向上級匯報時把年度利潤提高8%。結果這位肢體不願在別人的罪行上有份，沒有這麼做。然而上級不久就要來檢查了，他恐怕遲早要“東窗事發”，嚴重的話可能要丟掉飯碗。

　　就在本文寫出初稿後的昨天，我一位弟兄告訴我，他也是做財務的。現在這個領域做假成風，他如果不這麼做，別人一樣會這麼做。他要是不麼做他就很難生存，他的同事都會對他另眼相看，認為“這人怪怪的”，這樣他不僅沒有順服領導的旨意，也無法在單位中把福音傳開去。主內的弟兄姐妹有的認為跟着做假是不可以的；有的認為可以，因為這是領導讓他做的，我們要順服掌權者嘛。這樣他就處在很大的矛盾當中。而這位弟兄在一些細節上是非常認真的，不久前他買電腦時，電腦公司給他安了一個盜版的office軟件，他說：“這種軟件正版的要賣好幾千塊錢，而盜版的五塊錢就可以買到。當我知道我的機器上裝的是盜版軟件時，我就把它刪了。”我說：“既然是賣電腦的公司給你的硬件配置的，責任不在你，用又有什麼關係呢？”這位弟兄說，雖然這樣但是賣
電腦的公司裝後他知道了，他還是有責任不用他。後來因為技術原因，他無法把這個office軟件刪掉，但雖然它在電腦上，他還是不用他，寧願用很原始的軟件。看來這個弟兄在軟件總是上非常理性，就是不願使用別人以非法手段給自己饋贈的物品。

　　自從成為基督徒後，也曾幾次遇到這樣“水的試煉”。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東北的長春，當時為了一批書的出版。我們單位有求於一位出版社的編輯。這位編輯帶着我的上任領導X先生（一個在中國自由知識分子圈中負有盛名的人士，人稱“出版家”，常常以民主自由的啟蒙鬥士自居，為眾多讀者所推崇）和我一起去到一個酒家。那一次是出版社編輯請客，名義上是為我們接風，我當然無法推脫。到了灑店，他們點了牛鞭之類“補一點”的東西，這些食物已經讓我噁心透了。過了不時又讓領班請“小姐”上來，我心裡一直禱告說：“主啊！你要抵擋這一切！”可是這一次上帝似乎沒有聽我的禱告。第一批“小姐”進來了，大概有四五個，我的夥伴們用眼光打量着，挑選着。結果兩個人都不滿意，還口口聲聲說要給我挑一個好的。於是招手讓這一批退下去。第二次
一下子進來了大概有近二十個年輕女子，一個個搔首弄姿。我的同伴們抱怨灑店領班沒有經驗，不該一下子叫這麼多，讓人挑不過來。於是第三批女士進來，這一次他們一致看上了一位穿米黃色T恤、藍色牛仔褲的年輕女子，並且說是給我挑的，並不容分說就讓那位“小姐坐在我的身邊”。又幾批“小姐”之後，我的同伴們各選了一個，宴席開? 肌?

　　這些女士非常殷勤地與我的同伴飲灑做樂，編輯先生拉着也許可以做他女兒的一位“小姐”的手，親熱着。陪X先生的那位女士顯得非常年輕和“漂亮”，那時時值盛夏，X先生衣服被汗水濕透了。那位女士就以很愛憐的口氣說：“哎呀！看你衣服都濕了。”於是用手為X先生掀起衣服抖着，巴不得用嘴吹着。X先生提出來要陪他的那一位女士親他一下。陪我的這一位“小姐”起先是要給我夾菜，我怕死了，趕緊告訴她：“不要動！”，後來這個女的竟要把手放在我的大腿上，我馬上命令她拿開，我說我們各干各的誰也別碰誰。後來我發現這樣下去我很難受，我的同伴們也很難受。於是提出來和這位女士出去走一走。這位女士就跟我出來了，出來後她馬上去總台拿鑰匙開房間。我趕緊說不是那個意思。於是陪着她在大廳里聊天，並且趁機給她傳福音，告訴她耶穌基督
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要拯罪惡與污穢的人。不管她正處在多麼不可收拾的地步，耶穌基督願意赦免她一切的罪，她可以重新過一個清潔的生活。

　　當我按這個“小姐”的收費標準給她付了錢後，走出酒店大門時，我流下了眼淚——為什麼在我們的國家有這麼多的人活在罪惡中，為什麼這些年輕的女子要去過這一種非人的生活？

　　我的同伴們還在樓上作樂，這一次我顧不得什麼對領導的尊重，也不顧客人的面子走了。

　　事後回想起來，大概是因為我日常總是在人前強調我們基督徒在男女關係上絕對聖潔的道德準則，我的領導這一次是定意要將我拉下水。但是感謝上帝，他保守我沒有屈從於世間權威的壓力而進入試探。

　　基督在實踐上帝對我們的道德要求上，我們常常會遇到這樣的說法：這是小事啦，小事何必認真呢？或者說：管他的，不管用什麼手段，我只要先富有起來，以後再多做些公益事。這是兩種對於道德實踐的錯誤態度：不重視細節，不注重目標與手段的統一。

　　 　　一、細節問題 　　

　　中國先祖本是比較注重細節的，所謂“防微杜漸”。然而中國人由於沒有來自信仰的嚴格道德要求。所以“大行不顧細慎，大禮不辭小讓”。這表明我們的祖先更注重一些策略性的變通，而對原則並不過分認真。所以中國人近代以來當傳統的道德與宗教系統崩潰以後就比任何時代都要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了。中國人也空前地粗鄙化，對細節越來越不重視了。

　　但是細節在道德實踐中是非常重要的，不重視細節表明不重視細節背後的原則，在細節上妥協很可能是對這個細節所代表的重要原則的踐踏。

　　唐崇榮牧師曾問一位鐘錶行家：“你知道為什麼最好的手錶是日內瓦生產的嗎？”行家答曰：“不知道。”“因為日內瓦有加爾文的改教。”唐牧師說。是因為基督教非常嚴謹和注重細節的精神的注入，使日內瓦的工匠們生產出了最精確的手錶。

　　其實《聖經》是極重視細節的。主耶穌教導我們：“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必忠心。”他說，我們如果在小事上不忠心，誰還將大事托我們管理呢？耶穌基督說：“若不是上帝的允許一個麻雀也不會落到地上”，他說我們如果把一杯水給門徒中最小的一個喝，不能不受紀念。

　　過去看舊約聖經，那些上帝頒下的律法的繁瑣總是讓我覺得厭煩，現在我才發現那是一種非常偉大的精神，它精確到一個地步，不允許有任何的歧義出現。而上帝在西奈上上對摩西造帳幕的指示也是精細至極，精細到按這個指示去做不會有任何的偏差。聖經《民數記》中有一處令我深深感動，就是上帝對摩西說：“我從以色列人中揀選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頭生的，利未人要歸我。因為凡頭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擊殺一切頭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頭生的，連人帶牲畜都分別為聖歸我，他們定屬我。我是耶和華。”在摩西數點利未人後，上帝對摩西說：“以色列人中頭生的男子，比利未人多二百七十三個，必當將他們贖出來。”這一段聖經可以從一個角度說明我們的主很重視個體的生命，表明他要每一個信靠他的人自己在內心中對他完全負責，包
括回應他在道德上對我們的呼召，讓我們“成為聖潔，無有瑕疵”，所以詩篇上說：當耶和華數點萬民的時候，他要點出這一個出自那裡。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們的主是監察毫末的主。因為：“耶和華的眼目遍查全地”，因為“你們的頭髮都被數過了”。

　　因此做為一個基督徒，我們要在每一個細節上謹守，有勇氣在每一件小事上按我們的信仰對我們的要求來做。

　　 　　二、目的與手段 　　

　　在我成為基督徒之前，有一段時間我與一位中國人民大學畢業的朋友都落到了很落魄的地步。我的朋友曾滿懷仇恨地說：“把我們逼到這個地步，它有好果子吃嗎？”我們那時在廈門，研究了廈門的歷史後，發現廈門史上成功的人如鄭成功等輩都是干海盜走海路起家的，於是我們決定干走私，並制定了計劃。好在後來沒有實施。那時我的朋友說：“我曾研究過，那些香港的大富豪很多都是干不法勾當起來的，但是他們發財後可以捐錢辦慈善事業，名利雙收。其時人們並不關注你是怎麼發達起來的，人們關注的是有錢後你都幹了些什麼。”這種為了目標不擇手段然後“行善積德”的觀點在中國相當普遍。其背後的哲學基礎有很深的佛教背景。

　　東方宗教認為個人都有一個功過簿，如銀行存摺，功過如借貸可以相抵，這就為一個人行出不義開了破口。因為照此觀點，我目前雖然行兇殺人，我將來可修廟築路來將功補過嘛。但是基督教主張對一個人認識真理以前的罪行完全的赦免，但是一個人成為基督徒以後他的每一個行為都要個別地受到信仰所要求的道德準則的審問，沒有“將功補過”的觀念。比行為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基督教更看重行為的性質和動機。

　　記得我在當記者時有一次一個單位送了一百塊錢給我，這種採訪時給記者發“紅包”的現象今日應當仍十分普遍。我當時不願收，但是盛情難卻，於是我就收下了，心想手頭正緊呢？將來有錢了再把這些錢捐給“希望工程”吧！後來這一百塊錢到底沒有捐出去。我當時的心理是：為了眼前的需要，我雖然行了不良善的事，但是我可以用我將來的“行善”來彌補現在的不良善。我在小學時，也曾見我們鄉的書記在節期送給廟宇一類場所的大紅燭很是虔誠地在偶像面前燃燒。去年聽說河北某高官在出事前曾趁着月黑風高給某佛教組織送去幾百萬。此類行為與我當時想給“希望工程”捐款的動機如出一轍。然而，當我們行出了一位不道德的事情時，社會正義已經受到了一次真實的踐踏，我們的良知受到了自己一次真實的出賣，但是未來的“善”卻未必能行出來。即使行
出來了，這種“善”在量上肯定比我們在踐踏道德時造成的損失大得多，一個能捐出幾百萬的人不貪個幾千萬才怪呢？從原則上說，因為當下的不良善對原則的破壞會為個人今後行出更多的不義開出了先河，也為更多的人做出了破壞原則的示範。它的負面影響是任何善舉的小毛毛雨所夫法抵消的。

　　過去我讀了太多獨裁者的書，認為中國要發展要民主化太難，必須由一個人發動流血革命，大權在握、削平一切對手後來施行民主憲政。這是一個目標與手段分裂的典型想法。

　　其實一個踐踏原則的人，當他以踐踏正義原則的手段獲得實力後，他是絕不會用踐踏正義而得到的實力也推進社會正義的。因此我們不能以未來實踐正義為藉口，為我們目前對正義踐踏做藉口。

　　 　　幸福來自於自由 　

　 美國獨立宣言的起草人傑弗遜說：“上帝賦予人生命，也賦予人自由。”

　　個人的選擇是自由的起點，個人的正確選擇是增進自由的基礎。安利公司的總裁狄克.狄維士在他的力作《黃金之門》中提出：“個人能夠選擇的範圍大小，有賴於社會所提供的自由程度。而社會能夠提供的自由多寡，卻有賴於社會成員個人的選擇。個人的選擇愈‘正確’，社會能夠提供的自由就愈多。個人的選擇愈‘不正確’，我們能擁有的自由就愈少。”那麼什麼是正確的事呢？狄維士認為每個人對事情的對與錯都有直覺的判斷力。這種良知是人性的一部分。“我相信，上帝給了我們一個道德的藍圖。”狄維士說，“良知是了解此一藍圖，並接受上帝引導的工具。”他認為如果相信自由是天賦人權，那麼有利於增進自由的就是正確的。

　　我認為，做為一個基督徒，“正確”的事就是附合《聖經》教導的事，主耶穌說：“凡有了我的命令而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退一步，在道德的領域講，《聖經》上的教導是這個世界所能見到的對道德的最高的要求，如果我們遵着《聖經》的要求而行我們就可以臻致最高的良善。

　　自由主義的一個理論預設是給予社會個體充分的自由，那麼這些個體就能充分發展，為個人追求到最大的幸福，而因為個體得到了最大的發展，他又能為社會其他成員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自由可以使一個社會的幸福達到“最優化”。

　　曾幾何時，我們對自由的理解只是“為所欲為”，是想怎麼說話就怎麼說話，想怎麼罵人就怎麼罵人，甚至把自由理解成流氓無產者“在小姐的象牙床上滾幾滾”的無賴。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所指的“不自由”多指社會加諸一個人身上的對其基本權利的限制，自由的實現則是指這些限制的打破。

　　從基督教的觀點看，我們有必要對自由的精髓做更深的探討。自由的精髓的基點應是一個人有健全的人格，因為有這樣健全的人格，人們才能成功的實現自我管理。個體的成功自我管理應是社會自由的起點。美國前總統福特在給狄克.狄維士的《黃金之門》做序時說：“我國有存在，是一個自我管理的驗證。意即自己規範自己：包括個人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這需要完美的德行，才能做到規範自我，達到維護自由的目的。”

　　因此在社會最大福利的實現，或說社會幸福的最大化問題上似乎可以這樣說：由有能力充分實現自我管理的個人組成一個能給予個人充分自由的社會可以達到社會最大的幸福。

　　什麼樣的人民配有什麼樣的政府，而一個在心靈上被邪惡與不法奴役太久的民族是無法通過改變政體實現社會自由的。因此，在一個社會通往幸福與自由的道路上，我們不能企望來自政府的恩賜。做為政府的本性而言，能通過專制的形式來統治，它是絕不會自找麻煩去推進民主與自由的。而一個社會是否自由的重要標準是是否有自由的言論、是否有代議制。但是這些並不是社會自由的根本標準，也不是自由的根基。自由的根基在於一個個社會的個體是否有健全的人格。有了這樣健全人格的個體，這些人有了對於自由的正確認識和實踐良善生活的追求，一個社會是一定會逐步走向民主與自由的。這樣這個社會離幸福就不遠了。 　　

　　耶穌基督說：“你們當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對於個人而言，有了對於良善的正確認知，才會有實踐良善的勇氣，從而帶來個人更多的自由。對於社會總體而言，只有社會更多的人以良善的道德準則指引自己，一同生活的人的利益才會得到更好的保證。我這幾天暫時居信的這個城市非常寒冷，目前已經達到零下十七、八度，昨日見到報紙的一則報道，因為一個人偷暖氣管里的熱水，損壞了設備，導致四十萬人受凍。因此我們可以說這一戶偷熱水的居民的行為對他的同市居民的自由構成了侵害。 　　

　　自由來自於勇氣 　　

　　在中國當代做一名基督徒確實很不容易。一方面我們的信仰對我們有非常高的道德要求，另一方面整個社會的生活現實卻相當不重視誠信、良善、公義的最基本道德準則。到處謊言充斥、爾虞我詐、為富不仁。如果我們照我們信仰的要求去做，我們可能會失去很多利益。道理很簡單，當非法與不義成了整個社會的流風，也成了利益分配與財富分配的遊戲規則時，也就是通常所說的“黑吃黑”時，不黑的人、不願黑的人自然無法加入到這樣的競爭中去，或在競爭中因為“技不如人”會落於不利的地位，甚至被淘汰。

　　當一個社會的道德臨近崩潰時，社會不法的事情會不斷增多，因此，你若不隨之不法就無法生存。那麼出於人的生存本能，更多的人就會加入到這樣不法與不義的角逐中去。這又會促使社會的道德水平，社會的道德風氣進一步惡化，良善者也就更加難生存，邪惡的勢力就會更加猖厥。導至社會形成對尋求良善與公義者的“逆向淘汰”，也導致社會道德水平向負面的“放量下跌”

　　在社會道德水平這個問題上，耶穌基督所講的“凡有的還要加給他，沒有的連他已有的也要奪去”這一條準則也是適用的。

　　在這樣一個遍地不義的時代，在競爭時不用不義的手段，就可能處於不利的地位。（其實以不義手段得到不義之財的也必敗亡於不義）。那麼這時社會中的個人是否仍服從我們內心道德律的指引，是否自己對自己的良知負責，堅持在遍地不義時我仍做一個誠實、可靠、公正、自律的人就成了一個社會正常生活能否維持的底線。一個沒有信仰的人是很能走向隨波逐流的。必竟要在眼前的利益與道德準則不可兼得的情況下選擇堅持道德是難的。一個基督徒由於對上帝的愛，因為公義與聖潔已經成了“寫在在我們心上的律法”，我們的主以生命立約，我們也出自內心地願意用生命去實踐它，所以我們有勇氣不看環境，而服從我們心中上帝的絕對良善的要求。這樣的精神正是人類歷史多少黑暗與野蠻的世代“扭轉乾坤”的力量，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主耶穌說：“你們是世上
的光”“你們是世上的鹽”。

　　因此，正是那一種來自內心信仰的道德勇氣，使我們可以在這個世界上做一個按自己自由意志行事的人。美國前任大使亞蘭奇博士也堅定地認為，美國立國的道德勇氣，是美國自由的真正基礎。

　　我認識一個弟兄，他開了一個小賣店，願來這個店裡有煙又有酒，但是當他明白抽煙不利於健康，醉酒也不付合我們的信仰時，他就不再賣煙和酒了，對於一個經營小賣店的人來說，這是需要很大勇氣的。

　　實踐道德要求我們不僅有勇氣抵擋利益的誘惑，還要求我們有勇氣不屈從於世間的權威，而正是我們的信仰使我們相信我們的上帝才是我們惟一的主宰，任何世上的權威都無權決定我們生命的自由意志，決定我們對事物的價值判斷，決定我們的自由選擇，我們不應與世間的權威對抗，但如果世間權威的要求違背的我們的信仰，那麼就應如聖經所說的“順從上帝不順人”。

　　所以美國前總統福特說：“（美國）全國各地的基層領袖，都是腳踏實地的人。大家都抱持着一個信念：自由是來自上帝的恩賜，而非來自政府。”

　　給我傳福音的主內前輩黃福華先生，一生領導企業近五十年，他不吃回扣也不與要吃回扣的人做生意，到銀行借款從來不賄賂有關人員。同行業的人跳槽，如果有害於競爭對手的他也不願聘用。他的手法似乎很笨，有時也會吃很多的眼前虧，然而他回想自己早年的競爭對手時，發現他們有比他更大的優勢，更大的靠山，但是他們如今都已不存在了，而他卻成了新加坡的紙業大王。他即使在中國大陸投資的這十七年間，也是完全堅持一個基督徒的行為準則，遵紀守法，不送禮，不偷稅。雖然他可能失去了很多通過不正當手段獲取財富的機會，也吃過很多不法合作者的虧，但是他至今仍十分成功，且有內心的平安！並將一切的榮耀都歸於上主。 　　

　　處於不利的地位還略為好說。當道德的實踐可能危及一個人的生存時，這種考驗就更大了。黃福華先生在十五歲左右信主，在不到二十五歲時經營家族企業的擔子就落在了他的肩上，但是那時他的企業的主業是“迷信紙”。要是按我們的信仰的要求，停止這種業務，他的企業就有倒閉的危險，但是他很堅決地這麼做了。後來因為不願做迷信紙，他的企業就去發展商業用紙，使他在歷經艱難後，在1988年成功將自己的企業發展成公共上市公司。要是他仍然堅持經營迷信紙，可能他在五十年代時會生存得很容易，但是很難有今天的成就。

　　所以我們做為一個基督徒的應該有勇氣過一個聖潔的生活，做一個誠實、可靠、公正、自律的人，即使這樣要付出巨大的代價。

這正勇氣正是來自於我們所領先的上帝。因為“若有人要根從我，就當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跟從我。”當然我們也別忘了主的教導：“我差你們，如差羊入狼群，你們要靈巧如蛇，馴良如鴿子。”

　　有一次在一個私人場合，學者朱學勤先生很沉痛地對我說：“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惡果是把我們這個民族的人心都弄壞了！在今天的中國我們有責任做一個正直的人，從自己做起，在每一件小事上起，在這個世代當中“做光做鹽做見證”。雖然這樣我們可能要付出代價，“但那等候子和華的，必重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

　　先賢有言：“幸福來自於自由，自由來自於勇氣。”今天我們有必要加上一句；“勇氣來自於上帝”。 　　 　　2001、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