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故錢鍾書的《管錐篇》是如何貽誤後學的？ |
| 送交者: jinian 2002年07月09日13:06:11 於 [彩虹之約] 發送悄悄話 |
|
已故錢鍾書的《管錐篇》是如何貽誤後學的？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對話”經常會產生一些眼花繚亂的結果，“ABC神學”就是其中之一。 什麼是“ABC神學”？
一，“ABC神學”的泛文化現象
如此看來，漢語言的運用者，常常自覺不自覺地利用語義上的混亂，來達到某種理論的“方便法門”。而這方便法門不僅僅是政客家、革命家的宣傳需要，也上行下效，成為文化人的譁眾取寵的技巧。例如，有人說， “中國古代已經發明了火箭”，不信請看某某文獻－－而全然不顧古代的“火箭”只是“火把射箭”，並不是現今的“神州四號火箭”。還有人說，“中國古代已經有了上帝”，不信請看某某文獻－－－而全然不顧古代中國的“上帝”只是動物形狀的“帝王祖神”，並不是現今的“普世上帝”的靈性。 這些方便法門是如何大行其道的？具體說，“中國宗教神話這些特徵的形成，除了與中國社會和歷史發展的特點關係甚深，還與中國古代語言文字的特點，以及由此形成的思維特點，結下了不解之緣。中國古代語言尤其是文字的的艱深程度，無疑加深了記載神話時的困難，還為後代理解這些記錄增加了很多麻煩。……例如，文獻A中的象形文字X，在文獻B中，看起來象是象形文字Y，而Y在文獻C中看起來又象是象形文字Z，那末，X和 Z便可以互相替代。許多中國學者用這種尋求方法，在解釋古代文獻方面創造了奇蹟。但同時，這種方法的濫用，卻使他們得出了完全不可靠的結論。”（謝選駿：《神話與民族精神----幾個文化圈的比較》，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1986年10月第1版，173頁） 例如，細心的讀者，完全可以從丁山先生的《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龍門聯合書局1961年2月第一版）中，找到許多類似的例子。在那裡，“禹即句龍”（30頁），“帝嚳也是夔”（332頁）。 再如，“神州”作為中國的古稱，並不是指“耶和華神的起源地”，神州之神，甚至亦非鬼神之神，而是神乎其神的“神”； 我們這代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是從毛澤東詞"六億神州盡舜堯"，開始知道“神州”的。但是，毛並非宣揚有神論，他乃是力圖剷除福音之人。“神州”是中華思想的民間表達，正如“天朝”是中華思想的廟堂表達，神州之"神"不過是中國之"中"罷了，是對自己國土的尊稱，是形容詞，是今生的驕傲，是屬血氣的，是眼目的情慾。正如甲骨文的“上帝”，並非基督教的天父；愛新覺羅弘曆（乾隆）致英國國王書自稱的“天朝”，既非耶穌基督所宣告的天國，也非他的祖宗努爾哈赤的薩滿教女巫；而是中華思想的自我期許。所以北京的“天壇”，不是敬拜天主的教堂，而是帝王祭天登基的地方。實際上，也許，正是為了避免這種混淆，明末東來的傳教士，才在漢譯耶和華時，使用不見儒家經傳的"天主"一詞，而避不採用現成的“上帝”、“神”等稱謂？而聖經公會1979年出版的《聖經現代中文譯本》則乾脆把耶和華譯為“上主”。我想這有助於避免至少是降低方便法門的蠶食和侵害。因為中華思想嚴重的士人，曾以荒誕不經的“老子化胡”說，用這種堪稱“古代的ABC/X=Z神學”（老子X＝釋迦Z；道教X＝佛教Z；太上老君X＝佛陀菩薩Z），來強行解釋佛教的起源，結果在學術界流為笑談。而如果今天，亦用類似的方法傳揚福音，就難免步入景教式的妥協、混合、沒落的“中國特色的基督教”。這將是一個災難的開始而不是一個災難的結束。 本文試圖探討上述利用漢語語義的混亂所造成的神學現象，但又莫以名之，姑且稱之為“ABC與XYZ神學”。（簡稱“ABC神學”）。
這樣一來，“ABC神學”就可以得出新奇怪巧的結論說： 中國古代宗教和基督教甚至猶太教、伊斯蘭教里的各種“上帝”概念，乃是共同一位。 當人們大惑不解地請益，這是不是說中國古代也有基督教？他認真回答說：“有基督教的片斷！”並舉出《老子》、《莊子》、《荀子》、《四書五經》為證。 當有人請教說，這些古籍寫作問世時，基督教尚未誕生；先出的先秦諸子裡面怎麼會有後出的基督教的片斷呢？他慨然答曰，由於擁有“共同的上帝”，所以基督教的片斷也就先在地存於先秦文獻之中了。他進一步論證，長期生活在“洋人”中間，他發現要解決洋人的文化優越感的最好辦法，就是證明“我們中國也有上帝，而且比他們的還要早”。他表示，每當洋人聽到他的這個理論，沒有不為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而深深折服、自嘆弗如的。 中國古代自發地產生過基督教？ 誠然，這位來自溫哥華的牧長具有令人扼腕的個人見證。原來，他離開祖國已經將近六十年了，因此夢想中的“中國文化”成了他在異國他鄉唯一的安慰。有一次，他和一個紅頭髮女人談起中國文化，那人奇怪他離開中國已經這麼久，為什麼還記得中文？他回答說，因為他每天晚上都用中文向上帝禱告。紅頭髮女人說，上帝難道會聽中文這種“褻瀆性的語言”嗎？可能是受到這種這種“英國島夷式的民族主義”的感染（表現為對其反擊），所以牧長先生就一定要在中國文化中去尋找基督教和福音。 上述曲折的個人遭遇，乃至文化自尊方面的需要，可以成為神學理論的當然論據嗎？任何人都會說不。但是，現在“ABC神學”已經不是某位作者的個人問題，而漸成我們這個時代的流行風尚了。流行風尚可以成為真理的證明？任何人都會說不。但是，為什麼要把中國皇帝祭拜的皇天上帝（相當於X），與基督徒的上帝（相當於Z），混同起來呢？北京的天壇真的等於敬拜永生天主的教堂？如果這樣，以前者（文獻A中的X，即皇天上帝、天壇）去冒充後者（文獻C中的Z，即耶和華、教堂），就是本文所說的“ABC神學”了，這是一種典型的文化混合主義（而不是“文化對話”）的產物。 不錯，基督教乃是福音（包括新約也包括舊約－－舊約被基督教義視為對耶穌基督的預表）與文化的結合。所以一方面，把基督教等同於福音與所謂“特殊啟示”固然是錯誤的，即“對人進行了神化”；另方面，把基督教等同於一般文化和所謂“普遍啟示”也是錯誤的，即“把神當作了偶像”。不可否認，作為福音與民族文化之結合的基督教，使不同民族產生了不同的基督教派。如，早期教會有猶太人背景，東正教先有希臘文化、後有斯拉夫民族的背景，羅馬公教有拉丁文化的背景，景教有敘利亞背景，科普特教會有埃及背景，所謂新教即宗教改革的核心動力則盛行於日耳曼人聚居的地區……聖公會顯系英國國教，美國為移民國家，則教派最雜，也是異端與邪教最泛濫的地區；中國為列強的公共殖民地，是各國競相傳教的對象，再加上“本色化”的作用，故教會勢力雖然不大但教派林立、彼此攻擊的複雜程度，已是應有盡有，思想的混合、信仰的歧異似乎也在所難免。 情況雖然如此錯綜複雜，但是，如果把一個無論在時間還是在空間上都還沒有接觸過基督教或是福音、聖經啟示（特殊啟示）的文化，視為等同於基督教，甚至等同於福音和聖經啟示，仍然是當代中國特有的怪現象之一。
有的學者提出，儒家天道思想里的“天”與“上帝”，和基督教如保羅《以弗所書》中的上帝可以對觀；甚至得出結論說《詩經》中的天是“造物主”、《書經》中的上帝是“歷史的主”，進而言之，這兩經都具有了基督教的“屬靈性”！不僅如此，學者們還在《易經》、《禮記》、《春秋》中“發現”了“三一真神的教義”！（任炎林：《儒家的天道思想與保羅《以弗所書》中的上帝教義的比較》，《基督教文化評論》1，152－－179頁，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現今北京天壇里的“皇天上帝”可能來自甲骨文的“帝”和《書經》的“上帝”；然而，“皇天上帝”的牌位，畢竟是明清皇帝登基祭天的道具，與基督教毫不相干，否則中國早就是“基督教國家”了，何必傳教士們如此辛苦，四處布道呢。那麼，先秦的乃至甲骨文的“上帝”，“帝”、“天”等等，又是怎麼回事呢？ 根據現有的資料，殷人及其周圍諸國的宗教信仰，是由原始的自然崇拜發展而來，從製作於殷代後期的甲骨卜辭可以看出，"日月"、"星辰"、"河流"、"土地"等原始自然力觀念仍是商人的崇拜對象。他們向有關神靈祈禱問卜，奉獻大量犧牲作祭，求雨、祈求好收成並防止自然災害。殺人獻祭，也是為的祈求掠奪性戰爭的勝利。這些神靈，掌管自然，還把握人間的吉凶禍福。他們的崇拜對象，決不限於一個"帝"；卜辭中的"帝"，與殷族的祖神"高祖夔"、 "高祖俊"同一，也與《山海經》中生日生月的“帝俊”同一，是殷人的始祖神兼有宇宙至上神的身份。"帝"對諸神有支配力，如對風神可以“帝史(使)鳳(風)”、“帝其令鳳”，也可“帝不令風”。對於雷神，可以“帝其令雷”，還可以具體指示“帝其於之一月令雷”。對於雨神，可以“帝其令雨”。（見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科學出版社 1956年版，第58頁） 顯然，這種宗教不僅是祖先崇拜的，還包含萬物有靈論遺風。這位“帝”後來演化為“上帝”、“昊天”、“皇天上帝”，但還是與《聖經》所啟示的永生的上主具有不同的位格。我們總不能說，因為迦南人和猶太人一樣是耶和華所造的，迦南人所崇拜的神就是耶和華吧？如果用“上帝X”來指代甲骨文的帝與天壇的皇天上帝，用“上帝Z”來指代聖經中的上帝；就不難發現，兩個“上帝”差別之大，一點不亞於《舊約》中的耶和華和巴力神！ 帝王即神，這是古代神權政治的殘留意識。十分明顯，中國古代文獻中的“聖人”來源於怪、力、亂、神。這一意識在世界古代各國和近代落後民族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如古代埃及的法老，死後可成為神；日本的天皇活着的時候就是“神”（“現人神”）。而這種思想在中國先秦神話則得到最為鮮明徹底的表現，因為中國最古的帝王本來就不是“人”，而是一群神怪。 中國民間歷來有封神習俗，如關公、岳王、媽祖等即是。那麼，古代的神又是如何下降為人的呢？原來，是經過了“神話的歷史化” ，也就是對神話作出道統化的闡釋，化天神為人王，化神話為歷史。最後形成了極富中國特色的“歷史神話體系”。這一體系，首先被春秋戰國時代形成的《堯典》記錄在案：“(帝舜)流共工於幽州，放歡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這就是帝舜“逐四凶”的英雄事跡，是他秉政的功業。而上述“四凶”除“三苗”因屬一異己的種族集團(見《周書.呂刑》“報虐以威，遏絕苗民”一節)外，其餘三凶竟無一不帶有動物神的形跡。 1，如上所述，儒家的聖王史觀和聖經的啟示有什麼關係？答曰，是X與Z的關係，它們分屬文獻A與C－－除了 “ABC神學”的極力撮合，它們毫無關係。 2，殷周卜辭金文里的帝（X），與新舊約的上帝（Z）同樣沒有共同之處；正如北京的天壇（X）不是崇拜上主的教堂(Z)。中國農村巫教里跳大神的“神”（X），與福音的“神”（Z）沒有共同之處；正如洪秀全式的薩滿通神(X），不同於基督徒的禱告（Z）。 3，聖王史觀，也並不是"人本主義"的，因為聖王並不是通常意義的人，而是動物神怪演化來的超人。難怪中國文化喜歡崇拜聖人、依靠偉人；而要求別人也常以聖人標準；結果虛偽客套、理論脫離實際之風盛行。 4，“ABC神學”是沒有生命的。耶穌說，"沒有人把新布補在舊衣服上。因為所補上的，反帶壞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沒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裡。若是這樣，皮袋就裂開，酒漏出來，連皮袋也壞了。惟獨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裡，兩樣就都保全了。"(《馬太福音9:16-17》)
四，“ABC神學”混同老子的道與耶穌的道
確實，引起誤解的恐怕是我們的翻譯過程。因為既然我們的譯本用“上帝”（相當於文獻B中的Y）一詞來翻譯《聖經》中的永生的造物主（相當於文獻C中的Z），就難免會激發我們自己的幻想，真的以為甲骨文里的帝和天壇里的皇天上帝牌位（相當於文獻A中的X）和《聖經》裡的上主（相當於文獻C中的Z），在幾千年以前就有關係，甚至得出可以等同（X=Z）之的謬論。其實，如上所述，這樣的“關係”只是翻譯時不得不藉助的語詞借代上的關係。 就以老子的道（X）與耶穌的道（Z）來說，因為我們用“道”這個漢字來翻譯英文聖經中的“Word”或是希臘文中的“Logos”，就難免會激發自己的幻想，真的以為哲學家的老子道（“道X”）或是儒家聖王道統的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道”（“道X”），是對耶穌基督道成人身之道（“道Z”）所進行的預表，從而得出《老子》是“中國先知書”，甚至是《神州福音》的荒謬暗示。其實呢，《約翰福音》借用希臘語詞Logos來描述耶穌基督的救恩，但並不說希臘哲學家的著作乃是對耶穌基督的預表----這種方式才是我們應該效法的。因為耶穌基督的道或是法則Logos或是話語Word，並不是哲學家的推理（“道X”）；而是上帝的話，是明明白白記錄在《聖經》裡的，這也就是耶穌在曠野里回答魔鬼的誘惑時所說的“經上記着說，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里的那個 “話”（“道Z”）。 請教ABC神學家一下，這樣的“話”，希臘哲學裡有過嗎？當然沒有。中國文化里有過嗎？當然沒有。 在《新約》中，這樣的道和話，集中體現為基督的救恩，是耶穌為拯救我們世人，替罪人死、並要我們通過分享他的血和身體，來永遠紀念他和他的福音……是實實在在的歷史事件，不是《老子》所談論的權謀戰略（關於《老子》的“戰國陰謀書”特點，筆者在《聯想與印證》的第六章《亂世的哲學及其哲學家》和第七章《道與術：哲學的兩系統（比較《老子》與《孫子》）》，已有深入討論，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茲不贅言）。耶穌基督的道，也就是使徒所說的“十字架的救恩”。 再請教ABC神學家一下，這樣耶穌之“道”（Z），在《老子》和儒家道統里有過嗎？當然沒有。 讀過《老子》又讀過《聖經》的人士可以明察：《老子》的基本精神與《聖經》尤其是與《先知書》、《福音書》大相徑庭。《老子》具有“兵書之祖”、“戰國陰謀家”的方面，講權術，人情練達皆文章；《先知書》、《福音書》是以心靈和誠實敬拜耶和華天父，不是以愛與謙卑做為手段，謀求克敵制勝。《老子》的“不敢為天下先”，是要成就“江湖所以為百穀王者”的霸業，與基督的“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眼，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書》2/6-8），豈可同日而語？ 《老子》是，無為無不為地取天下，《先知書》《福音書》是，盡心盡力地舍己歸主：二者真是，南轅北轍。如果我們一定要把老子的“聖人”與耶穌基督劃上相似號甚至暗示性的等號，那麼，比耶穌更早五百年降生的老子，豈不再度成了“化胡的先鋒”？不過，這次老子所化之胡，不僅是西域、印度的佛教徒，而且是歐洲、美洲的基督徒了！如果接受了這“老子化胡說再版前言”，那豈不平添了一部特殊啟示，這樣，《老子》豈不稱為《神州福音》或是《第五福音》了？中國的基督徒，豈不是要在《聖經》外，還必須查考《老子》－－如此繁瑣“ABC神學”，越學越麻煩；還不如直接改宗，皈依太上老君，成為道士算了。然而，老子或是四書五經擁有十字架的救恩嗎？斷乎沒有。 誠然，傳《老子福音》或是《四書五經福音》，倒是比較容易為國人接受，仿佛因材施教，因地制宜，但其實只是就地取材、偷工減料，結果入了保羅話，“有人用他的理學和虛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就把你們擄去。”（《歌羅西書》2/8－10）忌邪的排他的福音，如何等同於“和光同塵”的老子權謀呢？又如何近似於“修齊治平”的文武之道呢？－－哪怕它披上了“民主政治”的西裝。人民主權論的民主政治和上帝主權論的基督教有何關係？有替代的關係，但並不是同類關係；所以說民主政治的基礎乃是基督教，就像說基督教的基礎乃是羅馬帝國一樣，牽強附會。對基督教來說，民主政治基本上是異教的、希臘羅馬文化的產物，這是一目了然的。 至於聖王史觀，也並不是所謂的“人本主義”的，因為聖王並不是通常意義的人，而是動物神怪演化來的超人；難怪中國文化樂於崇拜聖人、製造偶像。尤其值得注意，啟示與福音還不是知識與理論，更不可隨從個人的興趣和愛好來修改、損益。
綜上所述，不難看到，ABC神學家們的思想是基於主觀的臆造，沒有事實的根據。如果承認這一點，那麼，本着 “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的現代精神，它們可以自成一派。可是ABC神學家們不此之圖，反而一定要過分謙虛，把自己的創造強說是古人的實況，為此，他們不惜動員一切手段予以“論證”，甚至以文字學來“考證”。 這裡向大家介紹一部ABC神學家們的經典作品：《上帝給中國人的應許》（1996年由香港道聲出版社印刷出版。作者李美基、鮑博瑞、唐妙娟）。該書100多頁，分為12章，主要手法是以北京天壇為背景，聖經故事為線索，串聯 159個甲骨文字，通過“系列考證”來進行“傳道工作”：1，孔子發現的線索；2，上帝是誰？3，起初有上帝；4，中國人對人類被創造之概念；5，樂園的奧秘；6，園子的入侵者；7，咬了致命的一口；8，寶貴的救贖計劃；9，孔子指迷；10，女人的後裔；11，天壇的原始意義；12，上帝最後的應許；13，後記。 其“考證”方法遭到多方質疑：如“婪”字，林下之女，什麼意思？指亞當、夏娃的故事，說女人生來就貪婪的！再如“船”字，“八口之舟”，什麼意思？就是挪亞的方舟。 本來，作為初級傳道（“鬆土的預工”）的宣傳讀物，也許無可厚非，然而通過上述自言自語的“系統考證”，最後作者們竟然據之得出以下自言自語的教義： 1，上帝這個名詞是至高者的意思，是古代中國人所敬拜的創造主； 2，郊祀（祭天大典）是古代中國四千多年以來，祭拜上帝的儀式，也是預表將要來的救主； 3，中國古代文字的神秘都刻記在甲骨上，這與希伯萊人聖經的第一卷書－－創世記有關聯。 ABC神學家們的工作沒有到此結束。 在隨後出版的一些書中，甲骨文－－天壇的“上帝”被宣告復活了： “你一追念上古之事，就知道我是神，是你先祖的神，是黃帝的神，堯舜禹的神，周公的神。出我之外，別無真神。”（遠志明：《神州懺悔錄－－上帝與五千年中國》261頁，台灣校園書房出版社，1998年版）這些話語，被指明是基督教的上帝說，但是卻完全不見於聖經和任何嚴肅的歷史著作，而完全是ABC神學家們自己杜撰的。而據此書拍出的七集電視片系列片《神州》（2000年，美國舊金山神州傳播公司出品），則完全按照《上帝給中國人的應許》的風格和思路來展開，甚至封面都是用的《上帝給中國人的應許》的主要插圖，由此可見，我們指出的“ABC神學”，決不是一個孤立的學術現象，而是一系列彼此呼應的宗教現象。對該片的具體批評，筆者已在《<神州>電視片的混合主義傾向及其它》（《中國之春》雜誌2000年11月）、《不要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裡》（《舉目》雜誌2001年第一期）提出。
舉個例子：有學者以《拯救與逍遙》為題，來進行“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對話”，結果，進行對話的其實不是“基督教與中國文化”，而是“基督教與中國的文化基督徒”。 我們這樣說，不是因為該學者被認為是位“文化基督徒”，所以他的對話就只能代表“中國的文化基督徒”而不能代表中國文化；我們這樣說，完全是因為該學者的論說內容和論說過程所致。 我們知道基督教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說是“拯救”，但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卻不是“逍遙”。因此，來“拯救”來比“逍遙”，屬於無類比附，或是糊塗，或是不嚴肅。 那麼，在中國文化中，可以和“拯救”對話的概念該是什麼呢？或說，在中國文化中，比“逍遙”更接近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從而更有資格和“拯救”進行對比的概念該是什麼呢？是“修齊治平”，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當然，即使“修齊治平”也只是接近而不是相似於“拯救”：這不僅因為“修齊治平”是本於人的，而“拯救” 卻是本於神的；更重要的一點在於：基督教是一元論的（撒旦再邪惡也只是上帝的工具），而中國文化卻是二元論的（陰陽互補）。中國的陰陽二元論還不同于波斯的善惡二元論，因此中國文化是主張調和互補兼容的，而不是對立鬥爭征服的。 基督教的一元論，決定了“拯救”可以概括其基本精神；中國文化的二元論，決定了“修齊治平”不可以概括其基本精神，更遑論越說越遠的什麼“逍遙”、“禪靜”、“出家”了。 實際上，1989年出版的《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有關宗教、科學、政治文化的一個分析》（《聖經新語.下編》，中國卓越出版公司，1989年5月第一版）中，筆者已經指出： “出世與入世是人的精神外現的兩種方式（陰陽）……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觀念往往把這二者割裂開來，並把非此即彼的二難選擇放在行為者面前。但基督教文化的精神卻調和了這兩個方面，找到了既可以拯救靈魂，又可以拯救世界的共同出路，基督教的殉道者之所以不懼世俗權威，敢於反抗塵世的不義，全在於他有一顆出世的、奉獻給上帝的心。這以出世之心指導入世之行，以入世之行體現出世之心的通道，是西方政治文化的根本方式，也恰是中國文化所缺乏的。 中國傳統文化儒道佛三家分立，三派互相對立，雖有交叉，但在人生哲學上卻分明只有出世與人世兩種分裂的處世方法。在這個最根本的問題上，三教之間恰恰是最缺乏“合一”的；而在解決出世與人世相統一的歷史難題上，魏晉以後融合了佛教的“中國傳統文化”，並不比魏晉以前的“中國本土文化”有根本的改進。由於沒有發展出一套新的政治文化，唐宋元明清仿佛只是秦漢魏晉的死灰復燃，結果長城時代沒有因為佛教的到來而結束，反而獲得了化石般的延續。這與基督教結束了羅馬帝國的敗壞，開創了中世紀的文化革命，完全不同…… ” 上面所說的“基督教文化的精神卻調和了這兩個方面”，是從中國文化的二元論看待基督教的一元論的。因為中國文化的“拯救”就是“陰陽調和”！就是出世入世的相加，就是修齊治平與逍遙出家的相加；而不僅僅其中某一元。這就是周易所謂的“一陰一陽之謂道”。 中國文化的基本事實既然如此二元性，《拯救與逍遙》如此割裂事實的一元比較又何以能名盛一時？ 這不能回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大陸的學術氣氛裡面去看。 197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官方學者錢鍾書，出版了比較文學方面的專著《管錐篇》。該書在八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通過電視片《圍城》的播映而獲得了社會影響和官方讚許）影響了一代剛剛步入大學校門的青年學子也就不足為奇了。官方學者錢鍾書的《管錐篇》，既然首開八十年代以來“無類比較學”之濫觴，其中充斥了驢唇對馬腦的比較、雞腳與鴨頭的異同之類的各國俚語文獻的摘錄，也就利用官方媒體的浩大聲勢，造成了一種學術的範式。 誠然，錢鍾書先生本人對此還有自知之明的，所以他命名此書為《管錐篇》，自承“只及一點，不及其餘”；且只是搜羅現象，不做結論，甚至連基本分類也沒有，只是按照中文古籍的時間順序排列下來－－淺則淺矣，所犯的“無類比較”之大忌，也幸而因此沒有引人注目。 但是《管錐篇》的無類摘錄方法一旦用於“拯救與逍遙”一類的系統推理，就發生大大的流弊了。“管錐”所做的本是沙灘上藝海拾貝的的文字遊戲，是不能用來建築大廈的。而以管錐法強作文化系統（“拯救與逍遙”）的解人，怎能不發生嚴重偏差呢？可能不是完全的巧合，宣傳“ABC神學”甚力的《基督教文化評論》的主要編者，也正是《拯救與逍遙》的作者。
如果有人立足於上述的“ABC神學”，去建立所謂“基督教漢語文本”，則是十分危險的。因為基督教不是語言遊戲，不是祖先崇拜，不是解釋學的對話結構，不是佛教的超一切理，當然更不是甲骨文薩滿教的鬼神崇拜。所以欲建立 “基督教漢語文本”，需要避免以下陷阱： 1，中華思想的翻版。基督教並不新鮮，中國古已有之。亞伯拉罕有耶和華信仰，炎帝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有上帝信仰；而且比聖經記載的還早，有五千年歷史。西方人有耶穌基督，中國也有類似耶穌的“聖人”；而且老子的聖人比《福音書》的耶穌基督更早，而且要早上好幾百年，甚至不比《以賽亞書》來得晚。（在我們看來，這種說法直接來自文革中“批儒評法”、“《紅樓夢》是階級鬥爭的縮影”的毛式怪論。） 2，聖人神道設教。把基督教作為工具，來達到信仰以外的社會目的，“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國”，其實是毛澤東思想的基督教版－－以基督教來推廣福利，以基督教來鋪墊民主，以基督教改革社會……這與個人英雄以社會主義的盛名奪取政權，以實現個人夢想，異曲同工。其實，基督教是神本位的，民主是人本位的，這在新舊約都是一目了然的。硬說基督教是民主政治的思想基礎，乃是儒家所謂“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的“民為貴”思想的翻版，與斥責人性罪惡的基督教和要拯救一切罪人的福音，毫無關係。 3，仿效“你們要鬥私批修”的論調，以基督教作為教化他人的理論方法，但自身卻不同等反省認罪；反以福音使者自居，其實乃師承儒釋道“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的自聖權術。中國歷史上的殺伐血腥，陰謀詭計，巧取豪奪，過河拆橋，本是人的罪性表現，如果將之一一歸於儒家聖王道統史觀的“大道隱沒”，以“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當作“沒有信仰”，“不能得救”的同義語；再把中國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地緣政治現象，歸罪於沒有基督教信仰－－那麼，如何解釋“有信仰的基督教社會”：羅馬帝國的敗壞、拜占廷帝國的淪亡、宗教改革的血腥戰爭以及征服美洲、屠戮澳洲、擄人非洲、圈地亞洲的歷歷罪惡？對此，當今世界各地的白人主流社會，也都多少開始悔悟、試圖改過，難道我們自己反倒視而不見？祖先崇拜怎麼一下子變成了洋人崇拜？ 4，基督教的佛道化。如修身養性，把中國的隱士心態（所謂“逍遙”），注入基督教（所謂“拯救”），結果跌入佛道的窠臼：窮則獨善其身時皈依基督，而達則兼濟天下時則揚名立萬，隨從如雲，升官發財。直至把基督的福音變作老莊的禪學，東西對比，南北對話，好不熱鬧。 前面說過，正因為基督教乃是福音與民族文化相結合的產物，所以我們與自聖傳統的血脈聯繫也就不足為奇了，相反，要是否認這種基於民族文化背景的聯繫，倒是言不由衷的虛偽了。
由此可見，既然是新酒，就不能與舊瓶的餘孽互換。道統（X）裝福音（Z），《老子》（X）表耶穌（Z），一方面使舊瓶破裂，一方面使新酒變質；還會使人們用看待舊酒的成見來看新酒。新的不再新，舊的不再舊；渾然一鍋煮，不知為何物。 聖經記載說，“不可敬拜別神，因為耶和華是忌邪的神，名為忌邪者。”（《出埃及記》34/14） 聖經的上主不是專制暴君，他給自己的子民選擇的自由，他只是不許可混合主義：“現在你們要敬畏耶和華，誠心實意的事奉他，將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和在埃及所事奉的神（相當於X）除掉，去事奉耶和華（相當於Z）。若是你們以事奉耶和華為不好，今日就可以選擇所要事奉的，是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所事奉的神（相當於X）呢？是你們所住這地的亞摩利人的神（相當於Y）呢？”（《約書亞記》24/14－15） 看看這裡，與我們通常的誤解相反：耶和華並不屬於猶太人的祖先，更不是猶太人的祖先神；相反，他啟示約書亞，要猶太人在猶太人祖先的神（相當於X，即相當於甲骨文的帝、天壇里的皇天上帝）和耶和華神（相當於Z）之間，做出明確的選擇。上帝的選民既然必須如此，為什麼現代中國基督徒就不能像上古的以色列人、中古的歐洲人，老老實實放棄自己遠古祖先的迷信思想，而不再利用它來頂替耶和華信仰呢？ 如果自命基督徒而實際上只是“ABC神學”的教徒，那就太可憐了！明明是自己的風俗，卻硬要看做萬古不變的規律；明明是自己的願望，卻說是來自上帝的異象；明明是偏執，卻奉為事實；仿佛不把一個錯誤堅持到底，就不能證明它是真理？如此建立“基督教漢語文本”？陋哉！
“ABC神學” －－中國古代自發地產生過基督教？（全本）
|
|
 |
 |
| 實用資訊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