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兄﹕
從兩大部份回答您的問題﹔
一是有關文化的比較，一是信仰的選擇。

我說的現象是通過比較而來的，不是光譜上的兩極，而是相對而言。在這裡，我也沒有要貶低中國文化價值的意思，只是說現象，不是要爭辯文化上孰優孰劣，因為那不會得到任何結論。

是的，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我說的那些現象，因為人就是人，自私的劣根性使然。但是官場文化、當官的藝術卻是中國（包括台灣）這個社會獨布全球的地方，拿個世界第一，我想沒什麼問題（again，不是說其它地方沒有，只是相對而言）。

官場上，中國的讀書人絕大部分都是「以仕途為已任」的，為的是什麼﹖「光宗耀族」恐將拔得頭籌。寒窗苦讀，為的是一舉成名天下知，祖宗可以含笑九泉﹔為了個人、家族的利益，可以犧牲國家的利益﹔中國人家族意識整體上是要超過國家意識的，這是一個不爭的現象，而其本質，就是我說的中國人重人的觀念。當然，中國歷史上不是沒有「仁以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謙謙君子，但是卻改變不了統治者荒淫殘暴的事實。死於中國歷史上暴政（家天下思想的延伸）的人民恐怕不亞於西方歷史上死於「為真理而戰」的民眾。

除了我說的語詞多寡的現象上外，看看兩種文化的文學、戲劇、音樂歌頌的是什麼，也可以一窺端倪。

我從小就喜歡看西方的電影和電視劇，至今猶然﹔因為可以看到許許多多藉藉無名的小卒，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秉着良知，干冒生命危險，與強權對抗，而成為維護真理的英雄，正義終於獲得伸張﹔也有太多描繪爭取民主自由的鬥士，為了真理，與暴力政權相鬥爭的故事。而中國傳統的京劇，描繪的盡皆是忠孝節義，大多在人的關係上打轉，很少歌頌那些為了春秋之義、歷史之筆而犧牲的史官﹔正義與真理恰恰不是我們民族歌頌的美德。細觀現在風行的電影、電視劇題材，仍可以看出這些價值的取向。

法治重於人治，正是東方從西方學到的觀念，決非中國人自己的發現。

在此，我也不會掩飾基督教在歷史上的罪過。強以自己的真理為真理，為真理而殺人，在歷西方史上也是一再重複的﹔在這一點上，西方人也值得向東方的哲學借鏡。在歷史文明的開展過程中，人類的確學到教訓了，否則就如同一位歷史家說的：「人類從歷史上學到的唯一教訓是，人類不能從歷史上學到教訓」了。

其次，談一談信仰的選擇。
宗教信仰本來就不是從知性討論或邏輯辨證可以得到答案的﹐而是人人可以感知的經驗，是在人心的深處，否則信教的人就只能是知識分子，無緣於勞苦大眾了。相反地，太多理性的思考反而會遮掩了我們感性的需求，正是知識分子用太多知性的討論，才容易忽視了我們內心真正的情感、心靈真正的渴求。
當然，信仰也不會是無緣無故、從天而降的（我還無法進入那個神跡啟示的文化語境中），必定經過一些理性思考，掌握了一定的證據後，才會堅定自己的信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這種證據也不會是科學式的證據。隨着人類知識的進步，科學的維度和方向已經大致確定了，它不可能占據人生的所有思考之地。越來越多的哲學家或科學家反思人的存在之真理，試圖為科學與宗教找出一個共通的大道，例如演化心理學的大將E. O. Wilson就寫出了一部書Consilience （國內可能還沒有譯本），雖然還不見得十分成熟，可是正代表了西方人文哲學界的一個努力方向。

近代出名的哲學家維根斯坦曾說：「凡可說的，都可以被說清楚﹔對於那些不可說的，就應該保持沉默。」
保持沈默並不代表不能說的就是沒有意義的。
維根斯坦的意思是：哲學著作中的命題是胡說。他反對的是傳統哲學的命題想以科學的形式出現。宗教好比詩，如果把它當成一個科學報告，就是胡說；這並不代表他反對詩。
4.1212不要說不可說的，因為不可說的只能被顯示。
對於能知的東西不需要信。 正是不能知，才需要信。 而信不見得沒有意義。
科學既然不能作出有沒有神的結論，有沒有神就是一個人的信仰、一個前提的假設。
這是我從他的哲學學到的功課。

我在一年以前，也是個堅定的無神論（應該說是不可知論）者，我差一點和我的妹妹因為信仰的關係鬧得水火不容，關繫緊張﹔花兄比我年輕，您日後信仰什麼，還有很多的發展空間，不必如此鐵口﹔我不是神，不能預測你的未來，但是花兄在這裡肯定會不斷思考信仰的問題，無論您將來還是不是一個無神論者，清晰地、深思熟慮地、真誠地對待自己的信仰和別人的信仰，是必不可少的一種人生修養；但無論您如何看待信仰，請不要淺嘗即止。
有許多自我心境，在現實生活上無法找到對手，得到充份的討論，在網絡上卻可得到一些疏解，從和別人的爭辯中理清自己的思路﹔正是我上網的目的，而非如兄之“閒散的心”（如此看來，兄之心早有成竹，我的話就是多餘的了）。

請繼續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