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一場靈魂拷問
　　　　
　　　　
　　　　 普魯士的專制制度是對作家內心不自由的懲罰。
　　　　 ——馬克思

　　　　 真正的知識分子都是悲劇命運的承擔者。胡風如此，胡風為之執幡護靈的魯迅也是如此。他們要提前預言一個時代的真理，就必須承受時代落差造成的悲劇命運。從這個意義上說，時代需要悲劇，知識分子更需要悲劇。一個時代沒有悲劇，才是真正的悲劇；有了悲劇，知識分子們竟如婦孺般哭成一片，又是對悲劇尊嚴的辱沒。
　　　　
　　　　 對悲劇尊嚴的辱沒豈止從今日開始？
　　　　
　　　　 1986年8月一個炎熱的夜晚，巴金提筆祭奠自己的亡友——胡風。這個八十多歲的老人顫巍巍地說：
　　　　
　　　　 “在那一場‘鬥爭’中，我究竟做過一些什麼事情？我記得在上海寫過三篇文章，主持過幾次批判會。會開過就忘記了，沒有人會為它多動腦筋。文章卻給保留下來，至少在圖書館和資料室。其實連它們也早被遺忘，只有在我總結過去的時候，它們才像火印似地打在我的心上，好像有一個聲音經常在我耳邊說：‘不許你忘記！’我又想起1955年的事。”（巴金：《隨想錄·無題集》）
　　　　
　　　　 1955年發生了什麼事？一個高級知識分子違背起碼的文明生活準則，把另一個知識分子多年來給自己的私信統統抖落出來，提供給當時世界上發行量最大的幾家報紙之一——《人民日報》，製作了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的第一批材料。接着，政府查抄胡風私宅，把更多的私人通信公之於眾，並且分門別類，加上按語，拋出所謂第二批、第三批材料。然後，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一哄而起紛紛“向井口投擲石塊”（巴金語），爭先恐後地在那家報紙或其他報紙上發表討伐胡風的文章，咬牙切齒，聲聲可聞。那兩個月裡發生的事情都輯錄在《人民日報》上。翻一翻這家報紙1955年 5月至 6月的合訂本，後代熱呢既為那三批按語無限上綱羅織文網的強橫邏輯而震驚，也為當時知識分子同類相殘的可恥記錄感到羞恥。請看這些文字：
　　　　
　　　　 “看了‘人民日報’公布的第二批材料後，憤恨的烈火把我的血液燒得滾燙。”
　　　　
　　　　 “我看穿了胡風的心；除了受過美蔣特務訓練的人，誰會這麼想一想呢？”
　　　　
　　　　 “胡風，你是九尾狐，你的主子是誰？當胡風向黨和黨所領導的文藝戰線發動了猖狂進攻以後，不久就傳來了台灣廣播熱烈的響應。”
　　　　
　　　　 “請依法鎮壓胡風，而且鎮壓得必須比解放初期更加嚴厲。”
　　　　
　　　　 “胡風娘家是中美合作所”，“他們不僅是狼種，而且似乎又當過狐狸的徒弟”，“要徹底消滅這批狼種”。
　　　　
　　　　 “胡風是反革命的灰色蛇，胡風與胡適的區別是一種灰色蛇與白色蛇的區別。”
　　　　 上述語言的作者，既有剛殞落不久的一代文壇巨擘，也有至今還飽享盛譽的人民劇作家；既有當時曾轟動一時的山藥蛋作家，也有直到現在還當之無愧的所謂馬克思主義史學權威。當然，也少不了後來被稱之為反革命文痞的姚文元。然而，在這麼些文字中，後來的讀者能猜得出哪一句是出自姚文元之口嗎？你揀最醜惡的猜，也會猜錯。悲劇不在於誰比誰醜惡，而在於後來的迫害者與被迫害者在傷害最早也是最優秀的一個殉道者時，竟使用起同一類語言！
　　　　
　　　　 人常說，那三批按語是後來一切整人哲學、整人語言的開始，但是忘了補充一句：圍繞三批按語發表的那些文章也是後來街頭大字報語言的開始。這類文章，尤其是這類文章所使用的思維方式與日後紅衛兵的語言、紅衛兵的思維方式有什麼差別呢？“狼種”、“狐狸”、“九尾狐”、“徹底消滅”、“嚴厲鎮壓”、，十幾年後，紅衛兵毫不憂鬱地代之以“牛鬼”、“狗崽”、“炮轟”、“砸爛”！早在紅衛兵學會糊大字報以前，大字報的語言不就已由他們的前輩準備好了嗎？區別在於紅衛兵使用這類語言，是由他們的教育決定的，而前一代人開創這類語言，則是由更為可悲的劣根性決定的。紅衛兵從學會讀報那天起，接受的就是這種語言教育。他們只有這一種語言，沒有人教他們第二種語言。災難過後，他們當然要低頭懺悔，但他們至少還可說一句：“我們的罪過是無知，而不是虛偽！”一代文化巨擘，還有這個“家”，那個“權威”卻不一樣了，他們是說着另一種語言長大的。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曾經親履西土，受過系統的民主教育，起碼是文明教育。他們應該知道使用這種語言，遠遠超出了他們所接受的教育規範。這不是文明人使用的語言，誰使用這種語言，誰首先就剝奪了他自己的內在尊嚴。當紅衛兵懺悔的時候，他們也應該懺悔，甚至更應該懺悔！因為他們當時就應該知道使用這種語言，不是出自野蠻，就是出自虛偽，因而，也就更應該承擔良心上的責任。
　　　　
　　　　 “狼種”、“九尾狐”、“灰蛇”、“白蛇”——一場真正的理論衝突和政治悲劇就是被這種幾乎是村婦相訌的語言辱沒了，沖淡了，沖淡成醜劇；然後，再向外蔓延，越出胡風事件的個人範圍，在一個更為廣闊的足夠污染幾十年文化氛圍的空間內收斂還原，還原為整整一代知識分子的大悲劇。當後一代人重讀那三批“按語”和那一批文章時，將難以抑止內心泛起的強烈的厭惡之情。人們甚至會這樣說，連“醜惡”都可以分出檔次：那三批“按語”雖然強橫，卻還有強橫者的氣勢，強橫者的文采，尚可稱“惡而不醜”；而一批助惡幫閒的文章呢？則落入更低一個階次。它們虛假到了極點，也虛弱到了極點，助惡無作惡之“力”，助惡無作惡之“美”，只能稱為“丑而不惡”！需要付出多麼沉重的心理代價，後代人才能相信這就是我們中國唯一受過民主教育的那個階層在當時使用的語言？等到這個階層都已習慣於使用這類語言時，還有什麼事情不會發生呢？費希特有言：“基督教創始人對他的門徒的囑咐實際上也完全適用於學者：你們都是最優秀的分子；如果最優秀的分子喪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麼去感召呢？如果出類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還到哪裡去尋找道德善良呢？”（費希特：《論學者的使命》）中國社會的道德大滑坡就是這樣開始的。1955年反胡風，1957年反右，1966年文革，一場接一場如雪崩般發生。整個社會像被人在山巔上推下的巨石，迅速向下滾動，直到最後滾入教育、文化、倫理乃至文明規範的崩潰深淵。從這類災難中過來的一些知識分子現在都已學會如何控訴這些不公正的事件了。但從五十年代中葉那次可恥的投降以來，他們哪一天不是在虔誠地等待這一切，召喚這一切，甚至參與製作這一切呢？他們掘土埋葬同類，隨之亦挖出了自己的墓穴。五五年賣友求榮者，五七年落網；五七年漏網偷生者，六六年一網打盡；真可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會有人說出來，這是違心的，那是被迫的，請寬恕知識分子們在高壓下的不光彩行為。即以胡風為例，他們承受的政治壓力再高，也高不過胡風身為囚徒在監獄中的生死壓力。一九六六年夏，胡風尚在服刑。官方來人要他揭發周揚問題，威逼兼利誘。人們都知道胡風與周揚宿怨已久，其鋃鐺入獄的悲慘遭遇與周揚不無關係。此時胡風揭發周揚，無論如何都不為過；此時胡風不揭發周揚，則可能加重刑期，甚至被推向極刑。是報復宿敵，以求獲得“正當”的自由？還是頂着壓力，甘冒生死之禍，保全一顆知識分子的良心？胡風的態度是：
　　　　
　　　　 “不管報上說得怎麼嚇死人，我應該有我自己的看法，決不在這裡為某個人說一句壞話或一句好話，問題是怎樣就說怎麼樣。今天，周揚雖然被拎出來示眾了，但我連拍手稱快的心情都沒有。像這樣來批周揚他們，是言過其實的，難以服人。”（梅志：《胡風傳》載文匯月刊87年9月號）
　　　　
　　　　 一個囚徒在生死關頭作出的回答，將使無數養尊處優者的所謂“違心之論”無地自容。這個囚徒不愧是魯迅亡靈的護送者。當年那面護靈幡旗——“民族魂”只有在他這裡才重放異彩。在這之後，這個囚徒因為他這種不與惡勢力合作的精神吃夠了苦頭，飽受摧殘，最後成了一個“一個神情木然的病人”（巴金語）。也許他是被剝奪了外在的尊嚴，但是他的內在尊嚴將永存。而其他人呢？還是費希特說得好：“一個喪魂落魄、沒有神經的時代受不了這種感情和感情的這種表現，它以憂鬱坎坷、表示羞愧的喊聲，把它自己所不能攀登的一切稱為狂想，它帶着恐懼的心情，使自己的視線避開一幅只能看到自己麻木不仁和卑陋可恥的畫面，一切強有力的和高尚的東西對它產生的影響，就像對完全癱瘓的人的任何觸動一樣，無動於衷。”（《論學者的使命》）
　　　　
　　　　 還是回到巴金這裡來吧。在那個炎熱的夜晚，這位老人接着又說：“我翻看過當時的《文藝月報》，又找到編輯部承認錯誤的那句話。我好像挨了當頭一棒！印在白紙上的黑字是永遠揩不掉的。子孫後代是我們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對什麼錯誤我們應該負責，他們知道，他們不會原諒我們。五十年代我常說做一個中國作家是我的驕傲。可是想到那些‘鬥爭’，那些‘運動’，我對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為之吧），也感到噁心，感到羞恥。”在一個沒有罪惡感氛圍的輕浮國度里，一個享有世界聲譽的老人完全可以帶着他的隱私或污跡安然離去，不受任何譴責。現在，他突然覺得自己的靈魂中有罪惡，不吐不快，終於說出了一番富於懺悔意識的語言，這才是中國知識分子人格再造的開始。但也僅僅是開始。不幸的是，懺悔剛一舉步，立刻就被一大片溢美之詞甚至是阿諛之詞包圍了。有人說：“這是中國散文的顛峰”，又有人說：“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部奇書”，等等，等等。相比世界歷史上其他民族——遠如德國，近如俄國——在大災大難之後，知識分子靈魂拷問的慘烈程度，我們這個民族實在是不可救藥。淺淺地扎一針，都要撒上大把大把的麻藥，我不知道，這究竟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兒童心理症，還是他們確實患上了老年衰弱症？
　　　　
　　　　 我們生活在一個有罪惡，卻無罪感意識；有悲劇，卻沒有悲劇意識的時代。悲劇在不斷發生，悲劇意識卻被種種無聊的吹捧、淺薄的訴苦或者安慰所沖淡。悲劇不能轉化為悲劇意識，再多的悲劇也不能淨化民族的靈魂。這才是真正悲劇的悲哀！在這片樂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的土壤上，只有野草般的“控訴”在瘋長，卻不見有“懺悔的黑玫瑰”在開放。一個民族只知控訴，不知懺悔，於是就不斷上演憶苦思甜的鬧劇。從前是目不識丁的底層文盲；現在則輪到知識分子，這個“家”，那個“權威”。他們中的很多人將終生念叨某年某月某日某張大字報中的某句話曾加害於己，卻拒絕回憶自己遠比紅衛兵更早，就使用過紅衛兵的手段傷害過遠比自己優秀的同類。他們的“控訴”實質上是一種可憐的補償要求，而不是那種高貴的正義之情。所以，他們從來只控訴別人對自己的不公平，卻絕難控訴自己對別人的不公平，尤其是對社會的不負責任。因此，在這個擁擠的國家裡，你絕難看到有左拉式的人物左拉式的控訴——為素不相識者的冤屈而控訴，為社會良心的沉默而控訴。那才是真正的控訴。什麼時候能聽到有我們自己的左拉，在十里長街長嘯一聲：“我控訴！”什麼時候這個國家才真正有拯救的希望。
　　　　
　　　　 三十多年過去了。當外界不公正事件持續發生時，這個國家的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也在持續發生一種隱蔽的、卻更為可怕的裂變。我們對前者已經談論得夠多了，但對後者卻談論得太少，太少。讓歷史學家去爭論外界壓力與內心崩潰孰先孰後孰果孰因的關係吧。而在人類真正的良心法庭前，區別真誠作家與冒牌作家的標尺卻只有一個，那就是看他是否具有起碼的懺悔意識。沒有懺悔意識的作家，是沒有良心壓力的作家，也就是從不知理想人格為何物的作家。從前他們沒有理想人格的內在壓力，當然就無從抵抗外在壓力。一代博學鴻儒無可挽回地跌落進犬儒哲學的懷抱。現在他們沒有理想人格的內在壓力，當然就迷走於補償性的外向控訴，卻躲避內向懺悔，躲避嚴酷的靈魂拷問。世界史上的優秀民族在災難過後，都能從靈魂拷問的深淵中升起一座座文學和哲學顛峰，唯獨我們這個民族例外。沒有盧梭的《懺悔錄》，就沒有十八世紀法國浪漫文學的先河；沒有托爾斯泰從懺悔走向《復活》，就沒有十九世紀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巨大成功；沒有薩特對淪陷時期巴黎知識分子群的《噁心》，就沒有二十世紀西歐存在主義文學與哲學的雙向豐收。還記得薩特是怎麼說的嗎？——
　　　　
　　　　 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就應對一切未能挽回的事實負責。
　　　　
　　　　 讓我們的知識分子繼續控訴吧，控訴者將註定永遠停留在被控訴者的水平。我們還會不斷地出“詩人”，出“作家”，卻絕不會出陀斯妥耶夫斯基，出羅曼·羅蘭，出托爾斯泰！
　　　　註：本文初次發表於《書林》1988年10月號，《解放日報》1988年10月29日、《文摘報》1989年1月8日、《當代思潮》1988年總第22期轉載。本人摘自於朱學勤著：《風聲·雨聲·讀書聲》，三聯書店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