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的影視多一點承擔

任不寐

看電影《美麗人生》和《索菲的抉擇》讓我很感動，因為藝術對苦難的記憶觸動了我們仍然敏感卻得不到藝術安慰的心靈。10多年來，宮廷戲和“大話經典”壟斷了我們的“注意力”，在這種背景下，整個民族的心靈都處於焦慮的等待之中。

《臥虎藏龍》來了。我到現在還不理解它獲獎的理由。電影不是雜耍，中國故事也遠遠不是俊男靚女們翻跟頭——中國有更深沉的故事，也許，這個世界上只有我們這裡才存在故事。遺憾的是，我們只看到了好萊塢的“娛樂”和“特技”（好萊塢的精神遠遠比這豐富得多），這樣的藝術鸚鵡降落在流淚的故事的身上的時候，它的羽毛沒有任何光澤。在各種渴望身上跳舞，它還不配享受那麼高的榮譽。是的，藝術有娛樂價值，但問題是，藝術不僅僅是娛樂，而娛樂也不僅僅是媚俗和獻媚。藝術應該是哭聲的傾聽者，是愛的闡釋者。

然後《尋槍》來了，“娛記”們奔走相告：“2002年中國掀起“《尋槍》熱”。這部片子唯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故弄玄虛和賣弄鏡頭，至於“背後的象徵意義”、“言外之意”，完全是楊朔式的無病呻吟或故作高深的胡說八道。也許我們的精神世界太枯燥無聊了，因為給定的高度，只有神經質和無意識的反應才是它唯一的“內在自由”？

相對來說，2001年獲得夏威夷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的《紫日》還多少令人安慰。2001年05月25日《長江日報》發表了一篇很不錯的影評：中國電影需要一點精神。這說得很到位。當然，《紫日》的意義主要不在“愛國主義教育”這個問題上。它的意義在於說明：“愛比仇恨更有力量”（2001年05月16日 長江日報），在於說明：暴力和戰爭對人的扭曲和傷害（不再僅僅是宣傳“敵人敗了，我們勝了”）。導演馮小寧本說：“我是主張唯美的”，但這裡的“惟美”有它自己的精神承擔。如果缺乏內在的精神力量，“美”就無法承受自身之輕。

　不過與此相關的一則報道乃人尋味：《北京日報》的報道說：《紫日》在北京、天津和上海放映時，有的小學生們看到戴眼鏡的日本兵用刺刀對着中國人，竟然爆發出一片笑聲來。記者就此事問了導演馮小寧，記者問：“你認為小學生的笑聲說明了什麼問題？是教育問題嗎？”他回答：“那當然。是教育的問題。”當然，馮小寧說得並不錯，但問題也不僅僅是教育問題——也有影視傳媒的問題。這些年來，有多少傳媒在和孩子們一起記憶苦難，自我反省呢？

也許問題也在教育——不過不是首先教育孩子，而是教育“導演”。如果說中國的足球還不是足球的話，中國的“導演”導的還不是電影。

（2002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