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 當今聖經觀巡禮

讓我們認清今天不同神學派別對《聖經》所抱之態度：

1. 字意釋經之基要派。他們篤信聖經無誤，並相信《聖經》是逐字默示的(verbal inspiration)，也是全部默示的(plenary inspiration)。他們對聖經論本身下了不少詮釋工夫、發展其意義；這些方面我們十分認同和欣賞。不過，其中部分人士的一些宣告被其他福音派人士所拒絕，例如：（一）英文欽定本(King James Version, 1611)乃聖靈所默示的；（二）《聖經》中每一個字都應用字意解經法(literal interpretation)去解釋，不論文體或上下文為何。這部分人士在這些方面的言論，並不代表所有認信聖經無誤者。

2. 天主教之傳統教導。天主教也教導《聖經》之無謬無誤。不過，他們同時也宣稱教會（大公會議）及教皇之官方教導也具無誤性及絕對權威。巴刻(J. I. Packer)正確地提醒我們，「天主教及東正教在最重要的地方誤解了聖經」（《當代神學辭典》中巴刻撰寫之〈聖經無誤〉一文，頁597）。他提醒得不錯，因這「誤解」乃建立在一個錯誤的「權威觀」上，即：《聖經》與教會有同等的權威管轄信徒之良心(power to bind the conscience)。當前，一部分福音派人士已與天主教人士合作，不過兩者之基本信仰根基截然不同，合作只可在社會道德，作先知秉行公義方面（如反對墮胎等），不可在信仰、講壇、聖禮上相交。Promise Keepers（守約者運動）在美國舉辦的大型聚會，曾邀請天主教的紅衣主教站講台，這一動向是正統福音派需留意警惕的嚴重妥協。

3. 自由派(Liberalism)及新正統派 (Neo-Orthodoxy)。十九世紀之自由派，跟着康德(Immanuel Kant)，士來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等思想走，論到基督教信仰之真義時，認為只是人本，不是神本，是人的宗教經歷，不是神的直接啟示，因此是主觀的，不是客觀的。士來馬赫以來，不少聖經學者及神學家不信《聖經》所記載之超自然事件。包括耶穌基督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他從死里復活；亞當乃神親自創造的在歷史上存在的一個人等等。很不幸地，今天一部分華人神學家，為了了解文化，向文化說話（這也是士來馬赫之原意及動機），十分欣賞、推崇士來馬赫，或不自覺地在思想上成為士來馬赫派人士。查士來馬赫之宇宙觀乃泛神論--神與大自然等同。他認為宗教之本質，乃人深深地意識到自己絕對倚靠宇宙中那無限的(consciousness of man’s absolute dependence on the infinite in the universe)，這「無限的」可稱為神，也可稱自然，兩者無異。

新正統神學，以巴特(Karl Barth)為代表，受祁克果(Soren Kierkegaard)之影響，強調人宗教經歷之主觀性(subjectivity)。並美其名，稱作「主體性」。巴特認為神的話(Word of God)與《聖經》是不同的；前者為人與神在時空中之存在相遇，乃是不能被改化為語言、思想系統的。而《聖經》則是神的話（啟示）之見證或記錄，是人寫的，有錯誤，不完全。不過當人讀《聖經》時，神可能再次與人發生存在的相遇(existential encounter)，因此《聖經》在那一刻（只在那一刻）的相遇中又成了（成為）神的話。2

把《聖經》與超越經歷的「神的話」分開，聽起來很敬虔；事實上這種手法在聖經論這基礎性的教義上大打折扣。巴特式的聖經觀已被美國聯合長老會寫入1967年之信條(Confession of 1967)中；茲中譯如下：
「上帝之唯一，足夠的啟示乃道成肉身之耶穌基督。神的道；聖靈透過《聖經》對耶穌基督作了獨特的、權威性的見證，這見證被接受及被順服為書寫的神的話。《聖經》不是眾多見證中之一個見證，而是獨一無二之那見證。教會已接受了新舊約《聖經》為先知及使徒之見證；在《聖經》裡，教會聽到了神的話，而教會的信仰及順服，都由這話培養及管制。」3

這段信仰告白,主要描述了耶穌基督之道成肉身；聖靈對基督的見證；《聖經》被寫成書的事實；及教會順服《聖經》等歷史事實。教會「聽到」在《聖經》「里」的「神的話」。但信條中 – 請注意，這段的標題乃是“The Bible” — 從不提及《聖經》就是神的話，更遑論《聖經》的無誤了。這只是對一些事實的鋪陳，等於沒有宣告任何聖經論的信仰！這種信條，可令完全不接納《聖經》權威的激烈派，及新正統派人士，及不明事理的「好意、樂觀」的福音派人士，都同時接納。今天不少神學家的著作，就是朝着這方向走：話語聽起來正統，但同時可令信仰完全偏離正統的教會內外人士接受。

換言之，新正統（及新福音派）神學家之偏差，不僅在於他們說什麼，而更牽涉到們不提什麼：問題在於，他們不肯、不敢、不願意重申那些傳統、正統信仰中的要點？

華人福音派神學界人士中，近年來有不少欣賞、推介、甚至「活用」巴特（新正統派）的啟示觀的。茲舉一例說明。下面一段文字，出自一篇維護在影音世代中「文字」（讀書）的重要性的文章。「道」與文字，之間有着辨證式的，微妙的關係：

道成了肉身，上帝在地上留下了痕跡，在人世的歷史中。見證人目睹耳聞，親身摸過，爭辯過，否認過。都過去了。隨肉體之歸於塵土而煙滅。感官的接觸都過去了。還剩什麼？遺留下了痕跡，以文字留在人世的歷史中。文以載道。道，顯現於字裡行間之中，有待搜索、追尋、營造、想象、建構。一個歷程，絕非當下。直至，那日子，那時辰。

此間，還是文字！4

新正統派在華人神學界中之流行，一定導致教會及信徒的信仰主觀化，客觀的真理，命題式的啟示，逐字的點示，系統的教義，都將被棄絕。前途不堪設想。

4. 新福音派。新福音派(Neo-evangelicalism)於一九七零年代興起。美國富樂(Fuller)神學院與1940年代創辦，起初信仰非常正統；但到了七零年代，其中有一部分教授開始棄絕「聖經無誤」觀念。他們強調解經需了解其上下文及歷史文化背景，亦認信《聖經》在信仰（救恩、靈命）及生活方面乃信徒之最高權威。但在歷史（如神跡）及科學方面，按照現代學術的標準，則有不準確、不可靠、不真實的片段。

他們是如何理解《聖經》的權威呢？有人說，《聖經》整體是神所默示，但其中某些部分不是神默示的。另有人提出，《聖經》某些部分是神所默示的，所謂「正典中有正典」，但不承認全部《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5 當時富樂的Jack Rogers及其他教授，受到福音派神學家之強烈批評，曾於1975年在美國麻省Wenham召開特別會議；雙方（富樂教授與他們的批判者）達不成協定。具正統信仰之傳道人遂組織國際聖經無誤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Biblical Inerrancy)，在十年內召開了數次大型聚會，發表了<芝加哥聖經無誤宣言>，<芝加哥聖經解釋宣言>等文件。然後照原定計劃，十年後結束了ICBI。6 聖經無誤這一問題也影響了美南浸信會 – 全美人數最多的宗派，其最高層之領袖們經過了多年的權力鬥爭後，保守派人士總算獲得某些神學院院長要職。

新福音派在一九九零年代，已嘗試奪取「福音派」(evangelical)這名銜，企圖將承認聖經無誤之信徒，被排擠在「福音派」門外。如Roberta Hestenes博士（著名女牧師，神學教授、大學校長）曾在《今日基督教》雜誌上，作了如下的宣稱：
我想在字意上多講一些(belabor the language a bit)。「福音派」一詞，是應用在好幾百萬位長老會、循道衛理公會、聖公會、信義宗人士身上的。我不願意用這詞在那些在主流教會外面的人。7
這是一個嶄新的定義！實在叫讀者費解。按Hestenes博士照這個定義，成千上萬的保守宗派內的人士（如播道會、宣道會、浸宣會、改革宗長老會、路德會、循理會，聖潔會等），及獨立教會(包括弟兄會，福音堂等)內的人士算是誰呢？

按照Hestenes牧師的說法來推理，那些仍舊認信《聖經》是神所默示、無誤等真理，但身居主流宗派外面的人士，若用教會歷史上曾用過的名詞，應被「打為」基要派(fundamentalists) 了！8 不過，這又何嘗不可？早在一九五零年代，巴刻在英國聖公會新派神學興起時，便着了《「基要主義」與神的道》一書；在書中作了一些澄清，若「基要派」是指相信《聖經》的默示、相信<<聖經>>及聖經無誤，及<<聖經>的權威的話，那麼我們應站起來宣稱：是的，我們是「基要派」！但我們不認同「基要派」一詞同時所包含的其他涵義，如：教育程度偏低，視野狹窄，對持不同觀點的人持有偏見、對世事及當代思潮不關心、無知等！

《「基要主義」與神的道》一書，四十年後的今天讀起來，仍頗有適切性！

5. 後現代的詮釋學。邁進廿一世紀，學術界中最具影響力的詮釋理論，乃後現代主義的「解構主義」 (deconstructionism)。後現代主義欲完全擺脫傳統西方對絕對真理追尋的關懷切，稱之為 “logocentrism” (羅格斯中心主義)而棄之。後現代思想，跟隨尼采等之思想，認為宇宙沒有意義，語言本身也沒有意義，只是政治權力的工具。語言只是意識形態(ideology)。字只不過是符號(sign)，它是什麼東西的符號？解構主義大師德里達(Jacques Derrida)說，字，只是人想到關於一件物體的聲音形像(acoustic image)的符號。字，只是隨意性地制定(arbitrarily assigned), 隨意地與物體連在一起的。字本身沒有什麼意義，只有某一時代社會慣用的語言系統才是絕對的。

後現代詮釋學否認，詮釋的目的是要掌握作者的原意。文本(text)的作者，在一旦寫完文本就已經不存在(absent)，等於死了。而文本本身有無其他不變，穩固的意義呢？沒有，因為文本與讀者之間有着相互的關係，讀者們對文本賦予不同的意義，因此才產生了文本本身。故此，文本──一個有統一，穩定意義的文本──是不存在的。

後現代詮釋學不但宣稱作者不存在，文本不存在；連讀者──我自己──也不存在！因為當我讀文本時，不是我在讀，而是當代的詮釋群體(hermeneutic community)在讀，我只代表了當代的語言文化系統而已。結果，後現代詮釋學給我們的結論是：作者不存在，文本不存在，連我也不存在。如今常存的，只是語言──當代社會慣用的語言系統(conventions)；當然，語言本身也隨着時間在改變。9

這種虛無的思想，正在操縱福音派神學家及釋經學家。大多數在中文神學期刊發表的介紹後現代詮釋學的論文，都全盤照收，不加批判，10 叫華人信徒盲從最新的世俗思潮。這是一個嚴重的趨勢，華人教會需醒悟過來！

後現代主義批判現代高舉理性，乃是合理的。不過基督教內人士，在過去三百年來，不是每一個神學家都盲從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也有對現代性及唯理性主義提出批判的，如凱伯(Abraham Kuyper, 1900年前後的荷蘭首相，神學家) ，Cornelius Van Til(范泰爾，已故威斯敏斯特神學院護教學教授) ，Carl Henry (韓客爾，<<神，啟示，權威>>的作者，<<今日基督教>>雜誌創刊編輯)11 等。當代福音派神學家，跟着世俗後現代主義走，批判基督教神學幾百年來崇尚理性(logocentrism)，用不變的本體論建立神學架構，實屬不幸。其實，福音派神學應效法Van Til ，Carl Henry 等人，因為他們早就提出現代性(modernity)里自主的理性(the autonomous reason)乃死路一條！令人難解的是, 直到虛無主義的解構主義者批判了現代主義之後，福音派又跟着後現代的哲學與神學的尾巴走？ (順便一提：接受巴特新正統神學，與存在主義哲學的現代主義神學家，雖自稱福音派，確很難有效地回應後現代詮釋學；一種人本思想，沒法批判另一種人本思想！參閱中文各神學院期刊。)

重建語言在啟示中的足夠性，是當代神學的急務。已有少數神學家在這方面努力，嘗試建立一種在後現代期能被人接納的全理性(validity)；如Alvin Plantinga, Nicholas Wolterstoff基於十八世紀蘇格蘭哲學家Thomas Reid而建立的non-foundationalist epistemology。在這方面，中、西神學家尚需努力！

後現代，表明五百年來的現代期已結束了，進入後現代期。歷史上曾有「黑暗時期」，修道士在黑暗時期保存、抄寫、傳遞聖經，把真理及文明帶到北歐；在黑暗的今天，我們極需廿一世紀的新修道士，為保存語言、啟示、合理性、及真理與知識的根基（所謂認識論）而爭戰。

廿一世紀的今天，是教會回到正統信仰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