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後1509年，加爾文出生於畢迦的(Picardy)的諾羊(Noyon)城，他的家庭頗受人尊敬而且在當地很有聲望。他的父親期望他能成為神父，所以送他去巴黎大學。後來他去奧爾良(Orleans)攻讀法律。他在兩個大學裡都非常出眾。他在古典以及法律方面所受的教育為他日後奠下了深厚堅實的基礎，以後當他的興趣轉到神學方面，這些才幹更加發揮出來。

　　約在主後1532至1533年間，加爾文有了重生的經歷，從此他的一生就有了巨大的改變。他開始對聖經的權威性有了重大的親身體會。研讀神的話語就成了他最渴望的事情。返回巴黎後，他找到一群信徒，他們常在一起研讀聖經並禱告。這一恩典對於他日後屬靈的事業有着相當重大的影響。這個團契中有一些相當出色的人物，那維瑞(Navarre)的女皇瑪格麗特(Margaret)也是其中的一員。這個團契最早是在大約四十年前，當博學多才的李佛瑞(Le Fevre)來到索巴尼(Sorbonne)教神學的時候所開始的。李佛瑞自己是因着閱讀聖經才在基督里找到了平安，所以他就聚集了一些人來一同分享主的話語。他教導有關救贖是單單憑着信心，這此路德和慈運理都要早。其實這並不是什麼新的教訓，使徒們就是這樣地教導，只是因為教會一直教訓得救是靠着遵循教會的聖禮，以致於當人們聽到這個好消息時，還以為是什麼新的教訓。藉着李佛瑞的服事，威廉．法瑞(William Farel，另譯威廉．法惹勒)重生得救，他後來成了一位著名的福音傳道者，並且就是他在主後1536年，說服約翰·加爾文留在日內瓦。主後1521年，由於外面的壓迫太大，這個團契的一些主要弟兄，包括李佛瑞和法瑞都被迫逃亡在外。但是團契還是在斷續地聚集。當加爾文加入這個團契時，其中一位負責帶領的弟兄就是巴黎大學的校長尼克拉斯古普(Nicolas Cop)。主後1533年，古普發表了一篇談話，他強調福音的觀點，並且極力呼籲改革。當局認為加爾文就是這篇講話的起草人而對他進行通緝，加爾文因此被迫離開巴黎，逃亡到巴色(Basel)的更正教中間。

　　法蘭西斯一世(Francis I)在位之時，為着政治的緣故，他宣稱法國的更正教是主張無政府主義，所以需要政治的力量加以於管制，以維持法治和社會秩序。加爾文覺得他必須出來為這些被誣告的同胞申辯。主後1536年，他發表了基督教的規章。他有系統地把改革宗的神學表達出來，清楚地讓人知曉這絕非任何新潮或是異端的教義，只不過是回歸到早期教會的信仰和實踐。文件第一次發表之時，他才二十六歲。後來他又不斷地加以修改補充，直到主後1559年完成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規章。改革運動中沒有任何其他的文獻可以和加爾文的規章相媲美。直到如今，這一文件在許多方面仍是有相當的價值。因着這一份著作，加爾文在許多其它的國家中也有着很大的影響力。在更正教中間，加爾文仿佛成了一個代表性的人物。

　　主後1536年，加爾文路經日內瓦，遇見了威廉．法瑞(William Farel)。法瑞極力勸他留下。經過一段內心的掙扎，他相信這是神的旨意，所以就同意留下。他餘生除了有三年被放逐之外，均在瑞士度過。

　　日內瓦在名義上成了更正教的地區，這主要是因為尋求政治的自由，並不是在那裡的人民對屬靈有什麼饑渴。其實那城的人以放蕩的生活方式而聞名。加爾文確定能在一個地方政府所控制的教會中進行改革。他相信地方政府也是由神設立的機構，但是教會必須在他的責任範圍里保持獨立。教會有權力開除那些不服管教的人。加爾文甚至起草了一份教規，要求每一個公民遵守。這件事引起當地人們強烈的反感。他們把加爾文和法利一同驅逐出境。加爾文來到施塔施堡 (Strassburg)，在那裡渡過了三年。日內瓦的情況愈來愈亂，所以人民又想請加爾文回來重建秩序。因此加爾文這次回來，就有了很強固的地位，他可以開始推動他所欲進行的改革。主後1541年，通過了教會規章來治理教會。在加爾文的制度中長老是中心。當時長老們以及牧師組成宗教法庭，處理有關信仰上的事務，包括把人開除出教會的事也是他們的定規。如果有需要的話，宗教法庭會要求地方政府來強制執行一些處罰。

　　無可置疑的是加爾文處理教會規章的本身並不是那麼令人滿意。他本來希望教會的成員來選擇他們自己的領袖，他並不同意地方政府有那麼多的權力，可是因為加爾文本人對於教會和基督徒社區的分野並不是那麼清楚，這就難怪他時常弄不清什麼程度是在教會的範圍之內的權柄。他不但允許、甚至鼓勵地方官員插手管理他們原來根本無權過問有關的教會事務。有關瑟維都殘暴事件(The Cruel Case of Servetus)就是一個很遺憾的例子，他清楚地披露了加爾文在這方面的錯誤。瑟維都(Servetus)是西班牙的一個醫生，他強烈反對加爾文的神學。主後1553年，他在日內瓦被捕，受審之後被定罪為異端而慘遭燒死。其實這是加爾文與他自己進行的一場真實的考驗。加爾文覺得地方政府有權過問教義上的爭執，被教會開除還不足以處罰持不同教義的人。這種對異議者非置於死地不可的做法，註定了獨裁的悲劇必然要發生。

　　當然加爾文的教導中也有正面可取之處。他的一些好的貢獻也是影響深遠。日內瓦後來成為世界各國受迫害人逃亡的天堂，像在蘇格蘭的約翰·勞克斯 (John Knox，另譯諾克斯)，他就是深受神給加爾文之亮光的幫助。勞克斯是一個具有堅定品格的屬靈偉人，神使用他改變了整個國家，很多人不能與他相提並論。當然蘇格蘭當時也是預備好了要進入革新。從消極一方面來看，當時的天主教神職人員酒色放蕩已經成為公眾的羞恥；從積極方面來看，在蘇格蘭從古老的克勒特教會 (Celtic)也還留下少數非常寶貴的遺傳(參閱第九章的基督教在英國)，而且威克李夫的一些蘇格蘭學生也從牛津帶來一些寶貴的祝福，加上勞克斯忠心地把他從神話語中所學到的教會生活的原則應用出來，在傳揚神純正福音上有無可估量的益處，並帶下極大的復興。

　　加爾文的神學有一點是他自己特別着重的乃是依據信徒生命的律來行事。他堅決地主張救恩絕不是如羅馬天主教所教導的那樣積善才能獲得，救恩只有藉着信心方可獲得。救恩雖然不是藉着善行而獲得，可是救恩卻會導致善行。一個信徒生活中有善行就證明他與基督有了重要的關係。一個信徒每天的生活須遵照聖經上神的律法的教導。加爾文非常注重一個人的品格，同時也非常看重教育，約翰勞克斯就是受加爾文的影響而在蘇格蘭推動教育，這就是為什麼日後蘇格蘭的牧師和宣教士較其它國家有高水準的教育之原因。這個良好品格和良好頭腦並重的教導是本乎聖經的一個平衡的看法。這個教導訓練出了許多的屬靈人，對於聖經有了正確的認識。今日世界各地的信徒都應該為神感謝他們。

　　加爾文系統最大的弱點就是教會和政府相聯結。在官方的教會中，每一個成員無可避免地最後退化成為只知道一個信條，而把聖經中教會的基本都失去了的人。如果只想以思想的統一來維持教會的合一，而不注重以擁有屬靈生命為合一的根基，教會則已失去教會真正的面目了。加爾文希望藉助政府的力量來維持教會教義的純正，然而絕不可能會有一個非基督徒的權力機構會努力支持一個機構而不會加以控制。當這種控制的影響力愈來愈大的時候，對政府是更容易管制，而對教會而言，就是屬靈的自殺。當然我們不要忘記在改革運動期間，政府大多還都是由教內人士組成，所以當年的改革領袖在那種環境中，沒有看清楚聖經的教導，也是情有可原的。他不像近代的政府那樣——大多已經是反對基督教的世俗政府。不過我們後來會看出神還是保留一些人努力保守教會，使之避免與政治有任何的瓜葛。

　　改革運動最大的成就乃是給人自由去認識神的話語，並且認定聖經必須在基督徒的思想和生活中居首位。即使路德、慈運理、加爾文或是其它人，在實行聖經原則應用在教會生活上並不成功，但是他們激起人們對聖經的尊敬，以及人們自由尋求神的心意，這使以後的人們能夠更清楚地走在神為人揀選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