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後1735年，當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在往北去的船上遇見一批莫拉維亞的宣教士之時，他自己一直都在努力藉着宗教的操練以求贏得救贖。但他在莫拉維亞弟兄們身上看到一個對他很陌生的信心和屬靈生命的品質。這在約翰·衛斯理尋找與神和好的旅程中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轉折點。

　　約翰和查理·衛斯理兩位弟兄的父母是安立甘派(Anglican)人，他們的父親是安立甘派的監督。(譯註：安立甘派就是英國國教)他們早年的訓練歸功於他們敬虔的母親蘇珊娜，衛斯理(Susannah Wesley)。蘇珊娜是一位品德卓越的女子，她有十九個孩子，其中八個在嬰兒時就夭折了。約翰排行第十五，而查理排行第十八。她的丈夫為了盡牧養的責任，時常不在家，於是蘇珊娜就負起責任，她常把家裡的傭人和孩子們聚在一起，讀聖經並禱告。因着傭人們的口碑，這個家庭禱告會常常爆滿，有時實在容納不下，只得勸一些人離開。然而，儘管有母親始終如一的良好榜樣，以及不斷的接受神話語的教導，又在誠心的宗教環境中長大，約翰和查理的早年歲月卻沒有救贖的確據。

　　他們倆人在學習上均十分出色，並雙雙被按立為安立甘教會的傳道人。透過查理在主後1729年於牛津所組成的一個小型俱樂部，我們就能多少看見他們對宗教的觀念。這些俱樂部的會員聚在一起，閱讀一些有益的書籍，參與一些禁食和時常的聖餐一類的宗教操練。他們的觀念就是高級的安立甘派，他們殷勤地想藉着他們的良好行為來獲取救贖。大學裡的人就以“聖潔俱樂部”這樣的名稱來嘲笑他們，或是稱他們為“循道會”，“循道會”這一名稱後來也就用在衛斯理他們的聚會上，不過那時則有完全不同的含義了。

　　主後1735年，約翰和查理倆人以宣教士的身份前往喬治亞(Georgia)。就在那一次的旅程中，他們遇見了莫拉維亞弟兄們。翌年，查理身心交瘁，回到英國，約翰則一直支撐到主後1738年才被迫返回英國，他的宣教生涯一敗塗地。約翰回到英國不久，弟兄倆人再次遇見正打算由德國經由英國前往喬治亞的莫拉維亞的彼得·包樂(Peter Boehler，另譯彼得博勒)。包樂把因着信心立刻接受救贖的道理講給他們聽。查理後來臥病在床之時，經歷到救恩。幾天以後約翰在倫敦阿德斯格街 (Aldersgate Street)參加福音協會聚會的時候，心中本來懷有思想上很大憤怒的，後來卻經歷到神的平安。他這樣形容他的經歷：“我心中感受到一種十分奇異的溫暖，我覺得我信靠了基督的救贖，祂給予我確據。祂把我的罪甚至我也拿去，並且救我脫離了罪和死的律。”

　　十八世紀英國的屬靈光景十分低落，上一個世紀的戰爭和鬥爭使得良善消失，道德敗壞。文盲、不道德，酗酒以及猥褻十分流行。社會治安手段非常野蠻，監獄的情形則更是糟糕。人們的思想好像到了青少年反叛期：什麼都知道，什麼也都拒絕。伏泰爾(Voltaire)那些惡毒的觀念塑造了英國人的思想，他回到法國以後，就塑造了法國人流血革命的思想。愛德華· 季本(Edward Gibbon)是位超級的懷疑論者，他撰寫了“羅馬帝國衰亡史”。十八世紀末期貴格會人的兒子湯姆斯·潘完(ThomasPaine)，居然道出殘暴、褻瀆、僭妄的話。唯理主義進入宗教的思想，講道軟弱無力，無聊道德幾乎無人肯聽，就是聽了人也不會有任何的改變。神的子民的聚集相對地少了，就是在聚會裡屬靈的生命也被昏睡的靈所遮蓋。如果一個宗教可以用它的果效來衡量的話，十八世紀可以算是大破產的時期，迫切地需要復興。

　　這就是當時約翰和查理·衛斯理在英國開始福音服事的光景。只有一個信息才能把這個國家從沉淪中提拔出來，免於崩潰，那就是罪的信息，藉着信靠基督犧牲的救贖以及聖靈重生。可是一間一間的教會都不歡迎他們，教會都覺得他們太過狂熱。在貝斯托(Bristol，另譯布里斯多)的喬治·懷特腓(George Whitefield)因為那裡的教會不歡迎他，他開始在室外向一個煤礦區的工人傳福音，並且帶來了很大的祝福。主後1739年，懷特腓邀請約翰·衛斯理來同工。衛斯理一開始是非常的猶豫。因為他一直是在教會裡面長大的，他從來不以為可以在室外講道，但是許多的機會幫助他勝過了他自己的偏見。他餘生五十多年的勞苦就是從事這樣的服事。

　　約翰·衛斯理和喬治·懷特腓倆人的服事遠遠超過英國列島，懷特腓就曾六次訪問美國。他們大部份的旅程都是騎馬，據說衛斯理五十年的服事中，騎馬行走之路長達二十五萬英里，其中的危險是不難想像的。在那樣一個充滿暴力的世代，那些傳道人和一些信徒在傳道的途中，時常會遇見土匪，同時所到之處，各地的神職人員又多方加以逼迫，但是衛斯理毫無畏懼退縮，神也與他同在，有時候聽道的人上萬，成千的人得到重生。許多剛硬的罪人在十字架前流淚悔改，得到平安。在聚會中有人深受責備失聲痛哭，並歸向基督。

　　衛斯理把這些信主的人組織成一個一個的會，第一個是在貝斯托(Bristol)，第二個是在倫敦。他一直盼望這些會能夠成為英國官方教會的一部分，然而分離至終仍是不可避免。因為安立甘教會那一套嚴謹的制度容不下循道會這樣充滿了生命力的會。因着對救贖的嚮往，循道會的人聚集在一起，然而在其它的事情上，他們都可以持有個人不同的看法，並且他們不讓這些不同的看法造成爭議。他們可以自由選擇他們聚會的地方。

　　衛斯理很希望只有被按立的人才可以講道，但是那些神職人員對於這個運動毫無興趣，無奈，衛斯理只好使用其它的人來發展這個組織。不過他還是不允許沒有被按立的人來主領聖禮。當循道會來到美國之時，因為沒有聖公會的教堂，循道會的會友無法領用聖禮，於是這就成了問題。衛斯理又無法說服英國教會為美國循道會按立牧師，所以他只好自己按立。這樣，就使得他的會和官方完全分離。在英國的傳道人也因此要求成立一個獨立的宗派。

　　衛斯理發展出一個組織叫做“大會”來控制整個的運動。他把工作分成許多的“圈圈”，每一個“圈圈”有他的監督，在監督之下又有一些巡迴的傳道人。任何一個在會堂里講道的人一定要先經過“大會”的核准。由於“大會”是由神職人員組成，他們自然很看重他們的權力並且妒忌地保護各樣的特權。這在循道會中各個不同層次的人中間造成分裂，屬靈的衰退後來則影響到整個的運動。如果今日約翰·衛斯理微服尋訪一些循道會的教會的話，很可能不會有教會仍歡迎他，因為他們不會要他的那種“火熱”。

　　查理·衛斯理多年和他弟兄分擔許多旅行布道事工，但是他遺留給教會最大的財富還是詩歌。他一生寫了超過六千首的詩歌，今日很少有英文詩本中會沒有他的作品。查理·衛斯理的詩歌不但表達出極深敬拜的感情，他的詩歌並且有極豐富聖經主要教義的解說。主後1788年查理過世，享年八十；約翰則在主後1791 年過世，享年八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