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說過，十八世紀福音復興的果子之一就是主的子民開始意識到他們在宣教上的責任。另一個果子就是更多重新發現基督徒合一和聚會的基礎。許多被人稱為獨立教會的基督徒團體，他們原來持守根據與基督的關係而有的簡單聚集，卻不知不覺地陷入宗派的洪溝之中。到了牛津運動起來把英國官方教會帶回到中古世紀各樣的黑暗中時，神的子民開始警覺起來，他們也在各地開始重新思考教會真正的本質。

　　當我們追溯歷史的長河，看神在歷世以來的工作之時，就會看到一些人的名字的出現，因為他們是被神特別使用，把教會帶回到聖經原則的一些人。神成全祂旨意的器皿乃是祂的子民，所以很難在詳細考察這些屬靈工作時，能不提及一些人的名字。但是當我們提到神的這些大能的人的時候，我們切切不可忘卻他們僅是神手中的器皿。神之靈的運動遠大過任何一個在其中的人，如果有一群基督徒是如此完全依靠一個人的話，當那一個人離開的時候，這一群基督徒也就完了，這也就更顯明他們的工作僅是出於人而非出於神。當然許多基督徒的團體都是因着他們中間有一些屬神的人士運用組織天才而發展起來，可是教會卻完全是在另外一個層次上。雖然教會要接納任何一個神所差遣來有恩賜的僕人，好成全聖徒，但是教會必須堅定地站在與基督的關係這個地位上，單單以祂為元首。這才是為什麼重生之人的聚會一直無法完全被消滅的原因。就是在歷經最殘忍迫害的年代，就是在任何一個稍微有能力的領導立刻被燒死的時代，教會的見證都無法被消滅。

　　恢復基督徒合一和聚會的基礎是在十九世紀發生的，毫無疑問，這是近代最有影響力的事件之一，他對整個世界的影響是無法估計的。正如任何一個屬靈的運動並不是在一個地方或是藉着一個人而進行，而是在各地方都有相當的屬靈追尋。在蘇格蘭的北方，都肯·麥西生(Duncan Mathieson)、當諾·羅斯(Donald Ross)、約翰·史密斯(John Smith)以及當諾·米羅(Donald Munro)是其中的一些同工。在都柏林(Dublin)、普里茅斯(Plymouth)、以及貝斯托(Bristol)也是我們下面要進行討論的中心，另外在紐約(New York)、蘭宮(Rangoon)、英屬圭亞那(British Guiana)和南印度也有許多人為神所興起而貢獻在神的偉大事工上。主後1812年到1820年之間，在各地敬畏神的人有許多的書信來往，他們都希望能有一種在各地教會中信徒之間合乎聖經的相交。

　　在都柏林，羅馬天主教中有一位名叫艾德華·孔寧(Edward Cronin，另譯克倫寧)的醫生，他經歷到在基督里的重生。在他早期基督徒的體驗中，他感到神的子民合一真理的重要性，為了讓這個真理完全顯明出來，他就給自己訂下一個原則，每次去參加不同的獨立教會以及非官方教會所有主的桌子的聚會(擘餅聚會)。然而他很快就發現，這些團體都要求他認同他們中間的某一個團體才允許他擘餅的特權。可是他覺得他如果這樣做就等於拒絕了其它一切的信徒，而且很有可能就步入派系之中。他就和另外一位朋友分享他的困窘，結果他們倆人都感到有神的引導，於是他們就開始在自己家中禱告和紀念主。很快就有人來加入這樣的聚集，這些人中有約翰·貝利(JohnG．Bellett，另譯柏勒或伯勒特)和安東尼·諾瑞斯·顧福。後來人數多了，他們就搬到都柏林一位哈希森(E．W．Hutchinson)弟兄一間較大的房子裡聚會。顧福是一位牙科醫生，他是厄克協特(Exeter)人，他在青少年的時候歸主，很早就有做宣教士的心願。重生以後，他開始在自己的專業上尋求發展，然而這位宣教士的心願並沒有因此改變。他的妻子卻沒有宣教的負擔。他的妻子是一位極度熱心愛主的基督徒，他們夫婦倆人完全把生命投入在為基督做見證上，他們在經濟上並不拮据，然而他們自己卻過着簡樸的生活，將所剩下的錢財都用來服事主。顧福就把做宣教士的呼召交在神的手上。數年後，聖靈也感動他的妻子，她應神的呼召，為了福音能更遠地廣傳而將自己獻上。由於他們原來在英國官方教會聚會，顧福覺得應該尋求被按立而經由聖公會傳道會差派到海外去。所以他就去都柏林的三一學院 (Trinity College)進修。就在這段時間，他在與一位律師約翰·貝利一同研讀聖經時而有了新的看見，從而加入了在哈希森家中這一批信徒的聚會。

　　同一個時期，在城裡另外一區，也有一些少數的人，因為受到相同的限制，而開始自己聚集在一起。有一位後來成為剛夠頓(Congleton)的貴族的約翰·柏尼爾( John Parnell，另譯柏紐爾)，就是在這裡聚會的。經由神的帶領，他們這兩個聚會既知道了對方的存在，就合在一起而聚會仍在哈西森家中進行。神祝福這樣的見證，人數日漸加增，直到在個人的家中已經容納不下，於是他們就在一個交通方便的地方租一個聚會廳，主一直把人數加增給他們。在他們中間有一位後來非常出名，並且富影響力的人約翰·尼爾森·達秘(John Nelson Darby，另譯達爾比)。達秘是一個倫敦人，他卻在愛爾蘭任安立甘教會的副牧師。正如其它的弟兄一樣，他的眼光一開啟，就有了很大的轉變，而離開了那些有組織的教會。從此他的那一份才智和屬靈的恩賜就供應了在各地各方許多不同的聚會。他後來從都柏林遷回倫敦，又開始了一個新的聚會處。他就以倫敦為基地，繼續在各地的聚會中傳講主的話語。達秘所去過的地方之一是普里茅斯(Plymouth)，這個地方在聖靈所帶來新的運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普里茅斯的聚會受到多位卓越教師的青睞。藉着他們的服事，聚會的質資和量是大幅度成長，他們人數曾長到八百多人。就是在這裡，人們給他起了一個綽號 ——“普里茅斯”弟兄會，儘管弟兄們從來不接受這個稱呼。在普里茅斯聚會中有兩位非常著名的教師，那就是班傑明·威爾斯·牛頓(Benjamin Wills Newton)和達秘。他們倆人後來惹出了一場極為嚴重的爭論，並且造成令人非常遺憾的分裂和見證的分散。

　　也是在這段時期，在貝斯托有另外一些信徒，他們根據聖經與基督關係的立場開始在一起聚集，因而迅速增長。喬治·穆勒(George Muller)於主後1805年出生在普魯士(Prussia)，儘管沒有真正重生，他卻去念神學。在那裡，他有機會在一個私人的家中參加哈勒 (Halle)地區(就是敬虔派的中心)的查經聚會，聖靈在他的心中動工，他找到因信基督而有的平安。藉着殷勤的查考聖經，他對神的認識快速地增長，他最大的盼望就是能到猶太人中間去做宣教士，因此他就到英國去進修。在英國，他看到了顧福放棄優厚的待遇和事業，在沒有任何屬地的保障之下毅然前往米索波大尼 (Mesopotamia)進行宣教。同時他也遇到他一生的好友亨利·凱克(Henry Craik，另譯革拉克)，也就是跟他一同在貝斯托的弟兄們分享生命的那位。儘管穆勒要做猶太人的宣教士這個願望最終並未實現，但是藉着和凱克的交通，他對於教會的本質有了更深的了解。他愈尋找主，他的看見也就愈清楚。主後1830年，穆勒娶了顧福的妹妹，這是一位敬虔的女子，在以後的日子，她成了穆勒的重要助手。

　　主後1832年，穆勒和凱克在貝斯托開始“畢士大”(Bethesda)的見證。這個聚會結出許多的果子。一開始只有八個人，但在聖靈祝福下，人數就加增，他們的工作和見證也日漸加增。他們沒有任何的組織，就是簡單地依靠主的帶領，因為他們相信在主裡面的合一。

　　每當遇到問題時，他們就到聖經中去尋求答案。神就尊重他們的信心。他們最早的一批弟兄均是因信而受過浸的(譯註：受洗的方式是浸水禮，而非點水)。當有人明顯是具備屬神的品格，卻沒有受過浸禮時，他們是否應該完全接納這樣的弟兄呢？像這樣的問題，一開始，他們中是有一些意見分歧的，但是當他們一同尋找主的時候，他們就看見他們必須接納任何一位主自己會接納的弟兄。即使在看法上有分歧，或是屬靈成熟度有差異，在他們中間再也沒有為受浸的方式而辯論。

　　長老之事也是另一迫使他們去詳細考察神的話語的事件。他們看見長老們並不是藉着教會正式的投票而產生，更不是由某一個人來指派，必須是由聖靈設立的。他們蒙召的印記乃是神明顯在他們勞苦中的祝福，以及他們具有聖經上所記載的資格，再加上教會一同承認他們是神特別分別出來的。教會就有責任在主里順服長老們。在服事上，神親自給人一些特別的恩賜和責任來成全教會，但是並不是長老們才有這樣的恩賜，教會中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應該有機會來操練，好讓神予每一個人的恩賜都能給教會帶來祝福。喬治·穆勒有一特別的恩賜是在神的子民中少有的，那就是他滿有恩慈，而且在各樣屬靈的信念中能保持一個平衡的態度。他深知當人們過分強調某一個真理的時候，就很可能遮蓋了信仰其它方面的一些基本，而給教會帶來不可彌補的損失(譯註：這包括教會的立場和靈恩)。就以浸禮為例，如果只和施浸的弟兄交通，那麼使得肢體原有已經合一的表現立刻就變得下可能，因此也就否認了教會最基本的根基了。

　　“畢士大”的聚會因羅伯·克里福·戚卜門(Robert Cleaver Chapman，另譯卓曼)的老練和神聖的供應中蒙受了極大的祝福。戚卜門多次去拜訪貝斯托，他自己在班斯泰甫(Barnstaple)服事主的道有七十年之久，主後1902年他去世之時，享年九十九歲。戚卜門早年是攻讀法律的，後來蒙神引領，就全心投入教導聖經。世界各地的人來尋求他屬靈的幫助和建議，他自己也到各地旅行傳講福音，他的服事留下長遠的祝福。

　　喬治·穆勒是一個大有信心的人，他所做的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在貝斯托開辦孤兒院。他是因為看到一百年前在哈勒的奧格斯特·荷門·法蘭克 (August Hermann Francke Of Halle，另譯富朗開)所做的工作而以此為榜樣(請參考第十五章)，法蘭克開辦的孤兒院從一開始就證實了神的信實，神能供應一切的需要。主後1836 年，穆勒在貝斯托開始第一個孤兒院時只有二十六個孩子。從這樣一個小小的開始，在凡事上依靠神自己的供應，神答應禱告的見證一直到今日還是成為多人的祝福 (譯註：他們不四處募捐籌款，單單以禱告依靠神)。

　　只要有神子民的地方，相交生活一定會很快就建立起來，在蘇格蘭北方的弟兄們和畢士大的弟兄們開始有屬靈的交流，同時也和普里茅斯以及都柏林的弟兄們開始交流。在組織上，他們彼此沒有任何的關係，然而在神的大家庭中，他們有屬靈的關係。無論他們走到哪裡，屬靈上的親密關係良好的相交就在真實而又恆久的根基上建立起來。

　　魔鬼的勢力則是極力想要摧殘神的工作。不能忽略的事實就是，每當神的子民想要恢復到合乎聖經關於教會的觀念以及以聖經為基礎的聚會之時，那就一定會遭到火爆般的攻擊。在我們現在所見到的運動更是如此。一方面祝福如泉源般湧出，另一方面，極為可悲的爭執和分裂也就開始了。這些年間，我們已經難以數算分裂有多少次，見證四分五裂，直到如今。第一次的分裂就是發生在普里茅斯的聚會中，他們曾經享受過神諸般的祝福，並有兩位最有恩賜又是獻身的人(即牛頓和達秘)。

　　很久以來達秘和牛頓在聖經注釋和教會行政上就持有不同的看法，這在普里茅斯的聚會中產生了十分危險的分門別類的靈。牛頓在聚會中的獨裁控制，引起一些人的不滿。這並不因為他不配受人尊敬，而是因為這種對聚會的獨裁限制了那些尊重他的人屬靈的亮光，因為他們對人的忠貞勝過了對主的忠貞。達秘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歐洲大陸度過。主後1845年，達秘回到普里茅斯，他決定要處理教會中他覺得存在的一些混亂。很難感覺他對教會行政的態度會比牛頓的態度好到哪裡去，兩個人都是一樣的專橫霸道。在一個主日的早上，聚會結束以後，達秘便公開宣布他要離開聚會，然後他就和一些支持他的人另外開始聚會。這只不過是兩年後更大爭執的序曲而已。

　　有人把牛頓所帶領的查經關於詩篇的一些筆記分發給一些朋友，其中一份就落到一位同情達秘的人手中，在這份筆記中他發現了牛頓關於基督受苦的教導。他覺得這種看法是錯誤的，而且認為這個錯誤是嚴重到需要以異端來對付的程度。牛頓是個才華出眾的人，然而他與那些普通會發揮神話語的人一樣有一些缺點。有的時候，他盡興發揮以致離題，令人不知其所云。所以如果斷章取義，那些要定罪他的人就完全有理由認為他是異端。在那些筆記中，他也沒有去查證是否準確，而且許多地方也可以有不同的解釋，他真正的意思是什麼，誰也不知，然而這些批評牛頓的人完全偏見地進行判定，他們要把牛頓的教導完全抹黑。

　　牛頓的反應很是謙卑並且是滿有恩慈的。他再一次肯定他關於基督的本體以及工作的信仰，並且承認他用的一些比喻可能引起錯誤的解說。他宣告，他並不同意那些從他的筆記中提出來的教義，他公開對在主的任何子民中所產生的屬靈傷害道歉，並且收回那些造成困擾他所說的或是寫的東西。他祈求主的赦免，並且祈求主來彌補任何邪惡的後果。牛頓的反應是在一篇叫做“申述及承認一些教義上的錯誤”的文章中闡述的，然而很可悲的是，這樣完全的認錯還是不能獲得反對他的人的諒解。他們繼續對他進行攻擊，並且扭曲他申明的意思。達秘因為牛頓不承認所加給他的錯誤，宣布與牛頓以及普里茅斯的聚會斷絕交通。

　　事情並不因此而告終。主後1848年，即第二年，兩位在普里茅斯和牛頓一起聚會的弟兄前往貝斯托到畢士大的聚會，並且按着慣例參加當地的擘餅聚會。在畢士大的弟兄們對着普里茅斯的爭論一直保持中立，他們與兩邊的信徒都有相交。因着這種態度，特別是他們知道這兩位弟兄並不接納所謂牛頓的錯誤之後，他們接納了這兩位弟兄。達秘對此非常不滿，他認為這兩位弟兄是來自教導謬論的聚會，所以就不應該在主的子民中被任何人接納，因為他們和牛頓以及普里茅斯的相交就表示他們同意那些錯誤，那裡來的人在一個聚會中會帶來污染。

　　達秘要求畢士大對普里茅斯的問題做一個全盤的檢討。畢士大起初拒絕這個要求，因為他們認為這些爭論與他們無關，他們認為沒有權力去判斷整個普里茅斯的聚會，然而來自達秘的壓力一直加增，加上畢士大中間也有人認為應該來檢討這一個問題，所以最後他們就同意了。研究的結果是他們寫了一封信，由十位長老簽名，在信上要求任何人如果犯了牛頓所謂的錯誤，就不應該被任何團契接納。所謂牛頓的教義在基本上是錯誤的，但是任何一個接受過牛頓教導的人並不應該立刻被拒絕，除非很清楚這個人明白、並且認同所謂的錯誤教導。達秘對這樣的回答極度不滿，他認為畢士大也與牛頓的錯誤同流合污，因此也應該一併處理，所以他要求各地的聚會不但要批判普里茅斯，並且也要批判畢士大。達秘不許人們接納所有從畢士大出來的人，更不能與他們彼此交通。所以達秘摒棄在畢士大的教導，並且與所有不承認他們犯了錯誤的人斷絕往來。

　　很明顯，這種態度引起許多人的反對，因為這摧毀了教會最基本的原則，信徒不能再因他們與基督的關係而單純地合一，並且還要對畢士大定罪。達秘雖然有很大的個人魅力，但是也無法獲得所有人的支持。但是他所獲得的支持已經相當地驚人。因為他在歐洲大陸廣為人知，甚至在其它世界各地，人們都很佩服他的才華。他推行的運動使一些信徒坐下來批判所謂的“畢士大問題”，定那些甚至從未謀面的弟兄的罪，說那些弟兄持有一些錯誤的觀點(儘管那些弟兄自己並不接受那些錯誤的觀點)，更可笑的是，說這些觀念是由一位他自己都不同意的人所教導的。甚至在百年之後，畢士大的問題還常被人提及。

　　這樣的靈無可避免地在往後的日子中導致更多的分裂，並且一直延續至今，形成一篇悲哀的歷史讓人們看到，有時候縱然有偉大屬靈的亮光和熱心，也常會受到心思狹窄和人的偏見所轄限。我們在此不想探討那些無止無息的爭論，不過有一些爭論也是值得我們提及，他讓我們知道像甚麼樣的事會在神的子民中引起這麼大的分裂和爭執。對於教義上一些奇特的觀點就成了許多分裂的主要原因。比如說“聖靈的印記”，有人主張信徒在重生的時候就被印了，另外有人則認為是在“看見了復活的基督”的時候才受聖靈。一個信徒在神面前的地位以及他在神面前的光景是否有差異，也是爭議的中心。與神和好，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還是我們的大祭司基督在天上為我們所成就的呢？重生和接受永遠的生命之間有分別嗎？

　　另外一個時常引起分裂的原因就是教會行政上的歧見。主後1881年，在一些弟兄們的中間進行了一段很長的辯論。那時在英國南方的耐迪(Ryde)有一個聚會中產生了問題。這些問題爭了很久，甚至影響多人屬靈的生命，因此一些弟兄們便拒絕參與這種有害的辯論，他們在耐迪另外自己聚會。這個時候，一位從英國倫敦肯寧童(Kennington)教會來的孔寧(Cronin)醫生來到耐迪作客，他就和分離出來的弟兄們一同聚集擘餅。這樣的事在肯寧童的聚會中引起長期的爭執。最後他們判定孔寧這樣做是錯誤的，加之孔寧又不肯悔改，於是他們便與他斷絕來往。在阮姆斯給(Ramsgme)的聚會對這樣的事有着出奇的興趣。他們因着肯寧童的聚會在孔寧醫生犯了這樣明顯的錯誤以後沒有迅速地跟孔寧斷絕來往，於是就認為他們也犯了錯誤，因此有一部分在阮姆斯給的弟兄們就宣布和整個肯寧童的聚會斷絕來往。這個決定又造成阮姆斯給聚會的分裂。在肯寧童(Kennington)凱利(Kelly)的領導之下的聚會，則認為肯寧童並非犯錯。這個消息傳到了倫敦的公園街(Park Street)形成兩派而分裂，諸如此類的的分裂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神的見證也就被許多大有恩賜的人一再破壞。

　　這類破壞是造成這一段時期許多悲劇的根源，我們以後還要再來談論這個問題。但是在這些弟兄們的聚集中，就是被稱為“關閉弟兄會”的人中間(在今日世界許多地方仍有他們的蹤跡)，他們對於聖經的真理在許多的方面都有很多的亮光，是在今日許多教會中所缺乏的。他們出版了大批聖經注釋方面的書籍，期望藉此能夠給人予屬靈上很大的益處。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們也有一些東西是太過鑽牛角尖，如太過咬文嚼字，讓人不知所云。我們為着“關閉弟兄會”的分裂的悲劇而傷痛，但千萬不可將他們的見證一筆抹殺。在他們中間還是有一些具有偉大屬靈亮光和敬虔品格的人，他們的作品影響世界許多地區，帶出一些以基督生命為聚會基礎的教會，並對世界各地教會有着極大的幫助。

　　當普里茅斯的聚會開始了我們剛才所看到的一連串的爭論和分裂之時，在畢士大、貝斯托、以及其它如班斯泰甫(Barnstaple)等地的那些受到戚卜門影響的聚會，他們還是站在他們一開始的立場上，接納所有基督所接納的人。這些聚會一直不斷地增長，他們對世界各地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跟“關閉弟兄會”一樣，他們也出版了許多具有價值的文獻。正如歷史上任何一個屬靈的運動一般，儘管有一些已墮落到宗派的中間，但是仍有一些聚會仍持守着見證。

　　在這一些基督徒中間，有一些特徵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個就是他們持續地對聖經的忠誠。在過去的一百年間，唯理主義幾乎滲透進入每一個基督教宗派，在各個神學院中傳講不信的道理，在各個所謂的基督教徒講台上傳講人的道理。當時那些根據新約聖經簡單的教會聚集原則而聚集的信徒，在他們中間卻找不到唯理主義。神的話語不但得着屬靈和理智的維護也得着經歷的見證來維護神的話語。這種經歷只出自神不變的真理。人因着與基督合一所帶來的改變，才是應付各樣錯誤最大的利器。當一個人知道他原來瞎眼，現在能看見，一切那些不信的爭論都變得毫無價值如糠秕般可以丟棄。只要信徒是本着神聖本質的分享者而聚在一起的話，聖經在他們來說仍是神的話，仍是他們屬靈的食物和飲料。

　　在這批人中間，並不是只有少數人熟悉聖經，在每一個家庭的生活中以及每一個人日常的生活上，聖經的教訓都是一切的指南。在這個運動中，見證是在每一個行業中均可表現出來的。他們強調每一個信徒都是祭司，所以見證的責任就不只是停留在理論上，而是在生活每一個層面上表現出來。藉着安靜但又持久的基督徒見證，帶來難以估計屬靈的祝福。同樣各行各業都能為主所用。宣教的運動就大大興旺傳遞世界各個角落。在都柏林、普里茅斯以及貝斯托所興起的運動，所帶來的影響力遠遠超過那些跟他們有特別聯繫的聚會，今日在世界各地都有相似的運動。

　　從普里茅斯和畢士大所流出的兩股不同的發展溪流，可以藉着考察與這一運動有關的兩位偉大人物而進行了解，因此我們將在下一章中來看一看達秘和顧福的事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