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麽不願意成為基督徒

原載《海外校園》http://www.oc.org/gb_txt/index.htm

作者：范學德

我沒有信仰真空

　　在中國，我從沒想過要成為一個基督徒。作為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研究、教授了哲學多年的知識份子，我自信對人生的意義和價值有自己的看法和觀點。“立德，立功，立言”這“叄不朽”實為最好的人生價值觀。我沒有“信仰真空”，需要用宗教，特別是基督教來填補。我覺得我很忙，有許多事情要作，不必把時間浪費在思考那個虛無飄渺的上帝上，更不應受宗教的清規誡律、死板教條的束縛。七九年大學讀書時，去過一次一個破爛的小教堂，僅僅是為了看新鮮，湊熱鬧。

　　當然，我在教授馬克思主義哲學和西方現代哲學的過程，也多少接觸了一點基督教。我欣賞耶穌的某些倫理教誨，認為他和孔子的學說一樣，都是人類偉大精神寶藏。我在向我的學生--共產黨的中級幹部--講課的過程中，也從正面的意義上引用過耶穌的話，如同引用孔子、釋迦摩尼、默罕默德的話。在共產黨的省委黨校中，我這樣做，不僅多少有點刺激性，也顯示了自己的博學和膽量。我多少次地試圖把新約從頭到尾讀一遍，但是，都失敗了。遇到談神跡的地方，讀不下去。覺得那是迷信，反科學，只有不知科學為何物的原始初民和沒有受過啟蒙的民眾，才會相信這天方夜譚。

我有民族自尊心

　　91年秋，我來到了美國，生活環境使我無法再迴避信仰問題了。我看到了許多人信仰上帝，其中一些人竟是學自然科學的博士、碩士、學者和教授，他們不僅信得那麽虔誠，還向我熱情地傳福音，到底有沒有神？耶穌死後復活是否是一個真實的歷史事件？這許多問題開始困擾我了。

　　但是，從我的文化本能出發，我強烈地拒絕基督教。我實在不願意成為一個基督徒，原因之一是：我認為基督教是“洋教”，西方人的價值信仰，具有強烈的侵略性和排它性。

　　我從小接受的是官方所灌輸的歷史史實和歷史觀：傳教士是隨着帝國主義的大炮轟開中國的大門之後，到中國來傳教的。傳教是寫在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上的特權，傳教士是在列強霸權的保護下進行文化侵略的，傳教士是帝國主義侵華的急先鋒。我把官方這些“科學的歷史結論”都放進了我那狹隘的民族意識中，從來沒有獨立地考查一番這些歷史結論是否真的科學，大炮怎麽能和福音連在一起？殺人豈可與愛人並論！一想起這些問題，我的情感總是戰勝理智，民族的屈辱感和自尊心使我很難客觀地看待中國近代史。

　　自從五四運動起，“全盤西化”漸漸成為文化的主流。四九年之後，“走俄國人的路”和“與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的宣傳甚囂塵上。改革開放後，擁抱“藍色文明”又成了時髦新論。我為這一切深深地憂慮，我認為：我們中國人無法拒絕擁有現代科技的西方器物文明，也無法拒絕以民主、自由為旗幟的西方制度文明。但是，必須從根本上否定基督教。可是，我又想，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一條根，我們怎麽可能擁抱西方文明而把基督教拒之於千里之外呢？

我看見西方文明的衰落

　　在美國，我親眼看見了西方文明的衰落。我無法相信這是基督教國家、基督教文化。毒品泛濫、槍枝失控、種族衝突、家庭解體、色情暴力充滿傳播媒介，冷漠、孤獨在人的關係中打下深深的痕跡。我想，如果美國文化真的是像有人說的那樣，它是基督教文化，那麽，這一切醜惡現象豈不都是基督教文化的一部份嗎？那麽，基督教文化的價值何在？信仰基督既然不能救美國，又怎能救中國呢？

　　和一些美國人討論基督教時我發現，他們的思維模式完全是西方式的：他們以為只有自己這個宗教流派對聖經的解釋是唯一正確的；他們非常願意批評和自己見解略有不同的其他宗教團體。在知與行、我與你、人與天的關繫上，他們常常陷於信仰和生命、理論與實踐上的脫節與分裂。

　　一些華人基督徒向我傳福音時，他們講了許多道理和歷史。他們講得越多，越認真，我往往就越反感。我發現：他們只講耶穌、亞當、亞伯拉罕、摩西、大衛、保羅；很少談到湯堯禹舜、文武周公、孔孟老子。當他們偶爾論及孔孟老莊時，總是指責批判多於欣賞理解。他們可能讀過聖經許多遍，但是否把《論語》《道德經》讀過一遍，就不得而知了。我很失望，難道中國人相信了上帝後，思維模式和行為模式都要變成美國人一樣嗎？

我讀到許多“禁書”

　　非常幸運的是，我在美國可以讀到許多我在大陸無法讀到的宗教性的禁書。這些書籍不僅增加了我的知識，也逐漸改變了我的觀念。當我讀英國傳教士《戴德生傳》時，我不僅佩服其信仰之堅定，人格之高尚，更為他那一顆誠摯無偽的愛中華的心所感動。1900年的義和團事件後，他所創立的內地會的教士中，有58人殉難。此外，還有21個小孩遇害。“房屋、衣物損失殆盡，卻無一點怨言。遍查受害者及其親友的書信，不見一句怨恨，報仇或要求賠償的話。戴氏主張內地會公物，一概不作賠償之要求，即使中國官廳情願賠償，也不接受。”（P292）直到看到這一頁，我才真地相信了印在該書封面上的他的名言：“假使我有千鎊美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使我有千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他不僅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中國，也把他的愛妻和子女的生命放在了中國這個祭壇上。

　　戴德生的不朽生命強烈地震撼了我愚昧的心。在這顆神聖的靈魂面前，我不得不低下我高傲的頭顱，我終於看見了歷史的另一部份真相：儘管某些西方傳教士是懷着民族優越感到中國來的，儘管也有人做了一些壞事，但是畢竟有許多傳教士像戴德生一樣，他們到中國是出於愛上帝、愛中國人。雖然，他們的宗教知識和工作方法免不了西方文化的影響。但是，他們手中拿的那一本最寶貴的書是聖經，而不是別的什麽東西，他們不是中國人的敵人，而是朋友；他們不是帝國主義侵華的走狗、幫凶，而是上帝的使者、信徒。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不得不承認，我以往並沒有像戴德生那樣愛中華，更談不上為了中國獻上自己的生命。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我沒有像他那樣有一個堅定不移的信仰，並為這個信仰捨棄自己的一切。

　　雖然我至今無法清楚地解釋，為什麽基督信仰怎麽會和大炮一起湧入神州？但是，大炮轟開的畢竟是封閉了數百年的國門，使沉睡了近千年的中國人在船堅炮利的震撼下，下決心向西方學習，並由此中國人邁開了現代化建設的第一步--科技／器物文明建設，這是無法否定的歷史史實。我還看到了被官方纂改了的歷史的另一面：即傳教士為了中國人民從“以理殺人”的禮教下解放出來，做出了重大的歷史貢獻。連胡適也不得不感嘆，宋明至清八百年間，理學家未曾為婦女裹小腳喘過不平，反需要等到傳教士抵華後才逐漸將它破除。至於漢譯聖經國語本對白話文的影響，連散文大師周作人也給予了高度評價。

我走出了歷史的迷霧

　　我又思考了另一個問題：洋教是一個眨義詞，為什麽中國人只稱呼基督教為洋教呢？如果我們把起源於中東的基督教視為“洋教”，那麽，同樣源於中東的伊斯蘭教為什麽不被我們視為洋教？今日被我們中國人視之為“國貨”的源於印度的佛教豈不也是“洋教”？儘管，程朱陸王這些理學大師都是靠批評佛教起家，但他們哪一個不是靠吸收佛教的精湛哲思而深化自己的思想，從而把先秦入儒學提升到了新的思想高峰！

　　為什麽大唐沒有視佛教為“洋教”，反而有玄奘西天取經的壯舉？一個重要原因是唐朝強盛，中華民族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她有信心，有能力接受外來的新思想、新文化、新價值的挑戰。唐人有宏大的氣度包容、容納、吸取新的精神食糧，這不僅沒有損害唐人的民族自尊心，反而把中華民族的精神境界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近代以來，我們被外國人一次又一次地打敗了，敗得很慘，它大大地傷害了我們的民族自尊心，並且，這種傷害是由比我們強大的對手造成的，而它在傷害我們的同時，又帶來了新的信仰--基督教。於是，民族屈辱感和盲目的排外情緒彼此交錯，使人們把與“洋”字沾邊的一切東西，（“洋貨”往往除外）都作為仇恨、排斥、打倒的對象。

我對基督教的反思

　　從歷史的迷霧中走出來後，我對基督教的排他性也能反思了。從宗教的不同形態來看，排他性是不同的宗教形態的共同特性。按照佛教的傳說，釋迦摩尼誕生後，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說：“天上地下，唯我獨尊。”佛教徒崇拜的對象只是釋迦摩尼。默罕默德亦是，他所講的上帝是唯一的真主，回教徒只能面對麥加崇拜。基督教的標誌只能是十字架，而不能是別的什麽東西。

　　從宗教真理這個層面來看，排他性是宗教不可缺少的根本特性。因為，上帝只有一個，所以，信仰的對象--上帝不可能有多個而不假、不偽，只可能有一個真正的、真實的神。這決定了在信神這個根本點上，人們不能不排他：即不能把一個假的東西充作上帝，也不能把任何一個偽神和真神放在一起來崇拜。

　　如果我承認上帝只有一個，我必須承認他所揭示的真理具有唯一性：即放之四海而皆準，行之百代而不易；與之相反的觀念不可能是真理。並且，這個真理的體系具有統一性：即他所揭示的各個真理之間不可能自相矛盾，自相反對，自相否定。

　　我不但理解了基督教信仰的唯一性、排他性，也明白了它的超越性、普世性。儘管基督教源於中東，發展在歐洲，但是，它超越於希伯來文化，希臘文化，羅馬文化，歐洲文化，它超越於任何一個文化。因為，上帝是人類共同的上帝。每一個人都可以而且必須與上帝建立一個獨特的親密的個人關係，而這一關係是任何其他人無法代替也無法消滅的。

　　沒有一種文化可以壟斷對上帝的信仰。上帝在天上，文化在地上；上帝創造了人，人生活於文化中；上帝是無限，文化是有限；人有限的文化和無限的上帝之間永遠存在一條人不可能完全逾越的天塹。文化有生死，有新舊，有好壞，而上帝始終如一。因此，不分東方，西方，基督教都能在其文化中展示並燦爛的生命；不論白人，黑人，黃種人，每一個人都可以用他的或她的心靈來崇拜上帝。

　　那個深夜，當我在心靈深處呼喊“天上的慈父”時，我終於看見了天國--它就在我的心中。我，就是耶穌一直在尋找的浪子！

文化衝突

　　自從1978年我進入大學哲學系讀書後，隨着對中國古典哲學了解的增多，我越來越熱愛中國文化及其哲學。孔孟老莊、唐詩宋詞、山水園林、武術戲曲，這一切為我徐徐地展開了一個“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中庸）的精神天地。我為自己是中國人而自豪驕傲，我對一些人踐踏中華文化而痛心疾首，民族文化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促使我在內心深處一直排斥基督教信仰。我認為，我們中國人有自己的價值觀和思維模式，怎能容忍基督教取而代之？中國人如果接受了耶穌作為生命的救主，那麽，中華文化真的就要亡了。

　　當然，我無法否認中華文化在近代的衰落。我也不得不承認孔孟之道在今日中國的影響日益淡薄。但是，我沒有“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悽慘心態，我不信這延續了數千年的獨特的人類精神寶藏會在我們這幾代人手中一夕喪盡。我堅信，如果天不絕中國人，中華文化必不死；中華民族復興之日，必是中華文化重現其燦爛的新生命，怒放於世界文化百花園之時。

　　我接觸了一些華人基督徒，他們人品很好，熱心地關懷中國同胞。但是，他們往往很不關心也很不在乎中華文化的存亡續絕問題。他們不覺得自己對中華文化的前途和命運有一份不可推卸、無法逃脫的歷史責任。在接觸某些華人牧師及神學生的過程中，我發現，在講道及向個人傳福音中，他們所引用的思想材料和實際例子，大都是西方的，他們思考神學問題的思維模式，是非常典型的西方式的，他們對中華文化很少有同情的了解和深入的認知。我斷定，他們在美國生活得太久了，心靈的深處已經被西化了。

　　我第一次參加基督徒的家庭聚會時，幾位好心的基督徒反覆地向我解釋人人都是罪人的觀念，我完全無法接受。我告訴他們，在漢語中，有罪的基本含義就是違法或犯法，罪人就是被法官判刑的犯人。說人皆有罪，豈不是說人皆為罪犯？認為人生而有罪，豈不是判定人生下來就該統統關進監獄中！我常常反問他們，如果人生而有罪，上帝何必造人！如果連小孩子都罪孽深重，為什麽耶穌會指着小孩子說，“除非你們改變，像小孩子一樣，你們絕不能成為天國的子民……為了我而接待這樣一個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太18：3-5）

　　此後，我讀了一些闡釋基督教教義及探討基督教和中華文化的關係的書籍。有的書力圖把孔孟老莊批倒批臭，好像中國人如果不與中華聖賢徹底決裂，就不能成為基督徒，這引起了我極大的反感。我愈發相信，基督教與中華文化水火不容，它們之間存在的緊張、衝突、對立的關係，只能導致你死我活，沒有調和的餘地。而衝突的焦點則集中表現在對人之心性的不同看法上。

人性之辯

　　我雖然沒有進過私塾堂，但也能背下幾段《叄字經》，尤其是“人之初，性本善。”待到學過了《論語》和《孟子》之後，人性本善的觀念，幾乎變成了我思考人性問題時不證自明的公理和出發點。我認為，每一個人心中都存在着仁心或善性，它是人之為人的基石，是人區別於動物的根據，是孺子可教的心性基礎。如果否認了性善論，也就意味着否認了以《四書》為代表的古典儒學的心性論，也就意味着從根基上摧毀了中國哲學和中華文化。

　　我還接受了古典儒學的另一個基本觀念：即人皆能自救，或雲“為仁由己”（孔子語）或雲“人皆可以為堯舜”。只要人能醒悟到他心中固有的善性，自覺地遵循仁義之道，實現仁於日常生命活動之中，那麽，他就可以依靠自己而成為仁人志士，正人君子。

　　我尤其欣賞“天人合一”的偉大理想。每當我沉醉於《大學》所論及的“成己”，“成物”，“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的“合外內之道”；每當我深思孟子的名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也，則知天也”（盡心上）；每當我低吟張載在《西銘》中所抒發的偉大情懷：“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我總有一種聞先聖之高風亮節，懦夫有立志的感覺。我嚮往着有朝一日我也能升華到“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語）如此，我這一生也就問心無愧了。

　　但是，我無法抗拒《聖經》中關於“罪”的觀念對我的強烈衝擊，它迫使我不得不多方面地思考罪的問題，特別是罪存在的心性基礎。

　　首先，我發現，在中華文化中也有類似於人皆有罪的觀念，即人皆有過。這不僅指“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也指聖人亦有過。只不過是聖人有過，“過則改之；”小人有過，“過則順之。”（孟子：公孫丑下）人作事的標準是“中，”達不到這個標準，就是不及；超過了這個標準，就是過。過與不及在性質上是一樣的：“過尤不及。”（論語：先進）“過”與“不及”都是不得中行，偏離正道。沒有也不可能有一個人是十全十美的。

　　在與美國朋友討論信仰的過程中，我多次認真地閱讀了《羅馬書》，“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沒有明智的人，也沒有尋找上帝的人。人人背離上帝，一齊走入歧途。沒有行善的人，連一個也沒有……他們不知道有平安的路；他們也不曉得敬畏上帝。”（3：10-12；17-18）這些話語像一把把鋒利的刀劍直刺我心，使我心裡很不自在，很不舒服。我一方面承認它所包含的直面人生、直指人心的強大力量；另一方面，我又力圖削弱這些話語的鋒芒，磨平它們的稜角，我說服自己相信：這些話太片面了，太極端了，太絕對了，太偏激了。

　　但是，無論如何，在聖經的反覆衝擊下，我終於認識到了，人的實際存在是一個不完美的存在。只是我拒絕承認，這個不完美之所以能夠存在，有它的心性基礎。因為我明白，如果承認了這一點，我建造在人性本善基礎上的思想系統、價值系統，就會動搖、倒塌。但是，否認這一點，我不僅無法解釋人的實際存在為什麽會成為不完美的，也無法反省“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夠發生的普遍的人性基礎。

誰之罪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長起來的。在那個黑白顛倒的血腥年代中，我親眼看見了許多人極其無恥、極其殘暴的表演。為什麽一個人的心能變得那麽黑暗，那麽狠毒？為什麽那麽多的人，突然間同時都像發了瘋一樣？我苦思多年而不得其解。難道人心真的像古希臘神話中“潘朵拉匣子，”只要你一打開它，一切邪惡的東西就都跑出來了？

　　雖然痛苦，但我終於認識到：單憑一個“偉大領袖”，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人類悲劇。如果，我們不想為任何一個人在“文革”中所犯下的或罪行、或錯誤、或過失、或違心之事開脫；如果，我們承認每一個精神正常的人都是有自由意志的；如果，我們要為自己不是在暴力的直接威脅下所作出的一切選擇負道德責任，那麽，每一個參與了文化大革命的罪惡的人，都不能把他犯錯誤的原因完全歸結於外界社會環境的影響。我們必須反省，我們的心性中有什麽東西是發生這一切罪惡的根源。

　　我又反覆思考了另一個問題：為什麽在文革結束後，中華民族沒有真正深刻地反省十年浩劫？為什麽只有巴金寫了一部堪稱懺悔錄的大作？為什麽許多老幹部重新工作之後，只是控訴四人幫怎樣迫害他們，而從不懺悔他們以往整過多少人，害得他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為什麽號召我們嚴於解剖自己的偉大導師，卻對自己一貫文過飾非？我的結論是：我們的文化中存在着一個嚴重的缺陷，即漠視罪存在的人性基礎。久而久之，我們感受罪的敏感性，我們懺悔自己的罪的能力，越來越微弱了。

　　感謝上帝！在“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馬書3：23）的真理之光的照耀下，我逐漸地敢於面對自己、反省自己了。我認識到，第一，雖然世人對我的評價還不錯，但是，他們看見的僅僅是我的外表和行為，而看不見我的內心。我內心中的黑暗，唯有我自知。第二，雖然我時常做好事，但有時做好事並不是出於好心。雖然我沒有作某些壞事，但有時並不是不想作，而是沒有膽量、機會、條件去作。第叄，雖然我有一個美好的理想自我的形象，但它與生活中的真實自我相距甚遠，對我來說，理想的自我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當我敢於真誠地面對我的心靈，當不推諉自己的責任，不把自己的弱點、過失、錯誤歸於社會和他人，我便深切地感受到在我心靈深處一直存在着的那股恐怖和強大的黑暗力量。

為善與行善

　　自從我進入青年期，能夠反省自己後，我極其痛苦地發現了：這個黑暗力量，一直想要把我推進深淵，而那是我絕不願跌進的黑暗深淵。幾十年來，在理智上，我一直力圖把它拒絕於心門之外，但是，我的情感和下意識，又分明感受到了它對我的強烈誘惑和吸引；依靠意志的力量，我與它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強烈博斗，但被它一次又一次打敗了，而每一次失敗都增加了我對自我的懷疑、沮喪和厭棄；我不是不想作好人，但它逼迫我作不成我想作的好人。而我在世人眼中形成的好人形像，又是我不斷地詛咒的對象；我決不願意作惡，但黑暗了的心靈常常控制了我，使我作出了連我自己也後悔厭惡的事。保羅的話道出了我的心聲，“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作……我真是苦啊！（羅馬書7：18,19,20,24）

　　我更進一步地發現，我之所以拒絕基督教關於罪的基本觀念，主要不是理性上的困惑，而是情感上的掙扎；不是抗拒改變觀念，而是拒絕更新自我。在我一再糾纏罪的概念的精確定義的背後，是我在情感上不願意接受我是一個罪人的事實。當我反覆追問，“一個上帝創造的完美的創造物，如何可能產生不完美的罪”的問題時，我的內心是想把所有的人從而也把我所犯的過錯的責任歸結於上帝。我樂意在觀念上、教義上承認一個聖潔的上帝，我更樂意他人都是聖潔的，但是，我卻不願意也無力洗刷自己心靈的污穢。當我敢於正視自己後，我也敢於正視我以往所喜歡的理論了。孟子“道性善”，他是儒家性善論的主要奠基者。他論人性之善主要是從“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立論的。他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善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孫丑上）人心皆有這“四端”，如果人能夠擴充它，可以保四海；不能擴充它，連父母也不足以事奉。既然，這“四端”有待於人擴大它，充實它，那麽，它就只是一個為善的可能性，而不是為善的實然性。四端的存在，只能說明人性是可能為善的。但是，它不能證明人性本來就是良善的，或者說，人性必然會自然而然地成長為善的。孟子道性善時，舉出了一個着名的例證，“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但是，我們卻在中國大陸的傳播媒介上常見到這樣的新聞：今人已見孺子入於井，常無怵惕惻隱之心。

　　其實，在我接觸基督教之前，我已經知道了孟子性善論的根本矛盾：以人性可能成為善的，來論證人性本來就是善的。他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告子上）但是，我不想正視這個矛盾，我不願意我的人生價值觀失掉它的人性論基礎。現在，我在《聖經》中發現了解決孟子思想矛盾的亮光。〈創世記〉第一章說，上帝看着他的每一個階段的創造都是好的，但直到上帝完成了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之後，上帝才“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由此可見，無論從邏輯的起點，還是歷史的起點，的確是“人之初，性本善。”但是，在〈創世記〉第叄章，情況發生了根本轉變：人類的始祖背棄了上帝與他們所立的神聖的“約”，他們偷吃了上帝禁止他們吃的禁果。於是，上帝創造人時所賜給人的上帝的形象被人損壞了，背離了完美的上帝的人變成了不完美的人。人由“順從的人”，變成了“反叛的人”。由崇拜上帝，變成了崇拜自己。罪進入了人的生命，人的本善之性被罪嚴重的污染了。人的存在變成了一個不完美的存在。

認罪悔改

　　面對完美的基督--人類的救主，我不得不承認，我也是一個罪孽深重的神的逆子。我過去認為自己作人“問心無愧”，那是因為，我不去“問心”，反而拒絕去聽良心的微弱的呼喚；即使有時我不得不問心了，我也沒有“真問”，反而想方設法為自己的行為辯解，使之合理化。或者把自己的心掩藏在眾人之心中，認為云云眾生都是如此思，如此行，我何必與自己過不去。眾人皆醉，我豈能獨醒；即使我問心真的感到有愧時，我也經常局限於內心的懊悔，懺悔，立志，而不是實際地改變我的舊生命，作新人。

　　我的心和眾人的心都一樣，是一顆久已被污染了的破碎的心。面對着這人慾橫流的大千世界，還有那不堪回首的兩次世界大戰，骨肉相殘的十年浩劫，我怎敢還有勇氣說，“我不是罪人！”？誰敢說，“我是義者！”？

天人精意

　　從人性本善的迷宮中走出後，我也逐步發現了以往我在欣賞“天人合一”時陷入的誤區。天人合一是中華文化的精華，這千真萬確。但是，即使那些真心熱愛中華傳統文化的人們，往往和我一樣，都已經遠遠地離開了傳統的真諦。生活在科學發達的二十世紀，我們所見、所聞、所思、所論的“天”，是一個風雲雷電的自然之天，是一個用望遠鏡來觀測的浩瀚星雲。它再也不是孔孟等古聖賢所景仰的有道德、有意志、有感情的德性之天。而堅信這一德性之天的存在，正是他們堅信天人合一的基石。搬開或粉碎了這一基石，天人合一就成了哲人的虛幻理念，狂人的真實囈語！　　孔子“五十知天命”（論語：為政）在孔子的思想中，天是最高範疇。他雖然很少談論天，但是，他所談論到的內容卻非常重要。他認為天有智慧，他說，“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憲問）天能知道人，了解人。人的學問的最重要的地方，在於了解天，知天，順天。天不僅有智慧，他還有意志。“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唯有天能夠最後決定人的生死存亡！天還有德性，他能夠賦予人以德性，並且，其他人無法違背天來傷害孔子。“天生德於予，桓其如予何？”（述而）正因為天有德性，有意志，有智慧，天是人事及萬事的最高決定者，天意不可違抗，只能順從，所以，人必須敬畏天命。“君子有叄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季氏）對孔子所言的“畏”字，朱子解釋為“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四書集注）戒謹恐懼，不得不畏。這是一個人面對“天”時，他必須具備的基本態度。據有的學者統計，“天”在《論語》中出現十八次，每次都和意志、行動、情感有聯繫。

　　孟子言盡心知性，知性知天，把天與心性直接聯繫起來。他認為，“仁義禮智”不是由外界或者社會鑠造於人的，而是人生來固有的，只是人沒有思考它而已。“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他又認為，“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而這“貴於己者，”就是人生而具有的“仁義忠信，樂善不倦”的“天爵”（告子上）。人的天爵也罷，人的仁義禮智之心也好，在孟子看來，都是“思則得之，弗思則不得。”而“思”則是“天之所與。”不僅能思維的心是天賦予的，連舜禹這些聖人“有天下，”也都是天賦予的。

　　在孔子、孟子這些古典儒家那裡，天人合一不是虛幻的理想，不是抽象的觀念，更不是與他們的生命活動分離的教條，那是他們活生生的生命經歷、感受和體認。孔子是在受迫害中體認到“天”與他們同在的，他強烈地感受到，向中國人宣示人道或仁義之道，是“天”賦予他的偉大使命。他在接受並實現這個使命的過程中，不斷地感受到了“天”從來不拋棄他，即使有人再叄地迫害他。孟子一生以承繼、光大聖人之道為己任，明知任重道遠而不悔，不怨，不屈，不撓。也正是出於他親身感受到了“天降大任”於自身，故而他有浩然之氣，敢為帝王師。

悲哀與慶幸

　　思想上一旦豁然開朗後，我陷入深深的悲哀中。多年來，我一直力求承繼以孔孟為代表的中華文化使命，今日方覺，我早已遠離了他們的內在精神生命，我只看見到風雲變幻的“自然之天”，而把“德性之天”化為哲學的義理。我欣賞天人合一，但只是把它當做一個深刻的、宏大的、美麗的觀念來欣賞。這樣一個主觀的、心理的觀念當然無法進入我的日常生活，改變我的生命。它變成了生命的點綴，變成了顯示自己思想深刻的言辭，變成了寫書教書的謀生手段。

　　我深深地慶幸自己生活在二十世紀，並且，來到了一個信仰自由的國家。我看見了中國古聖賢一直渴望親眼看見而終沒見到的“德性之天”，他就是上帝--拿撒勒人耶穌。我在心中遇見了那位創造了具有本善之性的人的造物主，並為自己虧缺了他的榮耀而無比內疚。我無限地感激他，感激他在直接向中國人啟示他自身之前，把孔子、孟子賜給中華民族，保守這個古老的民族、古老的文化一直存活到如今；感激他為了拯救我而讓自己的獨生子死在十字架上；感激他不因我一再拒絕他而拋棄我，定我的罪，反而引導我與他相遇；感激他把我帶進了他的家，賜給我新生。回首往事，如煙、如夢、如幻。多少次，在靜靜的夜色中，我向耶穌低聲訴說，“主啊，我就是你要召的罪人。原諒我，我來得太遲了，太遲了。”

我告誡自己，已經被騙過一次了，我不能再被騙了。

　　在探索基督教信仰的過程中，理性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它使我認識到了信仰的合理性。但是，最令我苦惱的是：當我試圖用理性去解決超理性的問題，特別是信還是不信的問題時，我的理性卻處處與我為難。

　　我第一次接觸基督教的印象是很奇特的。那是79年的聖誕節，嚴寒中，我跟着幾位大學同學一道，悄悄地走進了一個小教堂。教堂又小又舊，但歡慶聖誕的基督徒們卻顯得很虔誠，很激動，很幸福。

　　這是怎麽回事呢？我的理性告訴我，相信一個看不見摸不着的上帝是荒唐無知的表現。可我的情感卻被教堂中洋溢的神聖氣氛所吸引，產生了一種我也說不明白的感覺：那是我很少有過的深沉靜謐的感覺，是超越感？歸屬感？還是無法言明的對上蒼的神秘感、敬畏感？我說不出來。但那個晚上的感覺，很難忘懷。

　　十多年後，當我能自由地在美國作禮拜時，漸漸地，我的心卻變得沉重起來了！我總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想起了我高唱“東方紅”，想起了我真誠地把“敬愛的毛主席”當作“心中的紅太陽”，激動萬分的高呼“毛主席萬歲”，想起了我站在毛的畫像前，嚴肅認真的向他早請示，晚匯報。

　　我恨自己的愚昧，恨自己的純真感情被我最崇拜的人玷污了，恨自己被那個龐大的機器耍了，像耍猴子那樣地被耍了。我告誡自己，已經被騙過一次了，我不能再被騙了。我那顆百孔千瘡的心經不起再被騙了。什麽神啊神的，假的！全是假的！

　　儘管這呼聲攪得我心煩意亂，但教堂中的那種神聖氣氛，還是輕輕地撥動了我的心弦。不由得我對基督徒的虔誠既羨慕又反感。我羨慕他們：因他們如此純情地投入了那超然的世界，精神遨遊於九霄之上；我又無法遏止對他們的反感：因我直覺到了，在他們中間，我是外人。雖近在咫尺，但彼此生活於兩個截然不同的精神天地中。

　　於是，我自覺地以外人自居。基督徒唱詩歌時，我就是不開口！他們低頭祈禱時，我偏要東張西望，看一看他們是什麽表情！

　　最使我受不了的是聽基督徒的禱告。開始覺得挺可笑，但漸漸就覺得不可思議甚至有點恐怖，特別是聯想到有個神在聽他們祈禱。我雖懷疑某些基督徒的真誠，但無法肯定所有的基督徒都不真誠；我無法具有他們的那種虔誠，也理解不了他們的虔誠；有時，我嘲笑他們的態度近於愚昧、迂腐；但有時，我竟渴望，自己若是能變得像他們那樣愚昧、迂腐有多好。我無法印證他們的禱告是否上達於天庭，但我確信，那許多禱告，是出於人類心靈深處最深沉的呼聲。

為什麽當局的造神宣傳，竟能激動起億萬人的心弦？它是我們心中的哪一條弦？

　　像許多人一樣，文革結束後，我也從對毛的個人崇拜中覺醒了。我對學生講，“毛澤東是人，不是神。”我沒有意識到，這個講法本身暗含了一個判斷：即神是完美無缺的。他不可能犯任何錯誤，也沒有犯過任何錯誤。如果不是與神相比較，說毛不是神就沒有任何意義。如果說毛是假神，就必須以承認有真神存在為邏輯前提。如無真神，假神之假何以為假！

　　意識到這一點是很尷尬的：我不信有神，卻不自覺地假設了神的存在。因為我用神作為判斷毛的標準，而一個虛假的觀念絕不能作為判斷真假的客觀標準。但Ê只有用神作為標準，才能有絕對標準判斷毛有罪。如果根據人的標準評判是非、對錯、善惡、就必然因時、因地、因人而異。此地為是，彼地為非；此時為是，彼時為非；是是非非，非非是是，無是無非！

　　我問自己：在這科學昌明的二十世紀，我為什麽狂熱地捲入了造神的狂熱之中？為什麽渴望大救星？為什麽當局的造神宣傳，竟能激動起我們億萬人的心弦？它是我們心中的哪一條弦？

　　我時而感覺到，面對耶穌，我的心不由自主的顫動。怪了？如果我真的不再有激情，為什麽心弦還顫動？我崇拜假神時那種少年人的狂熱是已經過了，但中年人的深沉又在哪裡？我真的是被騙怕了，還是麻木了，世故了，對一切都無所謂了？如果我真的像自己認為的那樣：心如死水，為什麽還渴望了解有沒有神？

　　是啊，如果真如聖經所說，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是宇宙萬物的創造者和主宰，我的心，怎能不顫慄？

科學家關於上帝的言論對世人相信上帝與否有巨大影響，但對上帝存在與否，毫無影響。

　　我總覺得我的心像個無底洞一樣，人世上的東西總無法把它填滿，不論是金錢、名望，還是權力、異性。所以，它一直在尋找，送走了一個假神後，它又匆匆地把科學拉來替代它，奉之為神明。

　　我記得，79年第一次從教堂出來後，我就有一個想法：相信上帝是迷信，只有沒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會這樣做。其實，在教堂中遇到的那些基督徒的文化程度，我一無所知。我的邏輯很簡單，任何宗教都是迷信，基督教是宗教，所以，它是迷信。可那時，我連聖經有舊約、新約兩大部分，耶穌生在馬槽，這類基督教的ABC都不知道，無知以至於此，卻敢大膽地否定基督信仰！

　　就這樣，我把理性和科學當作了判斷真偽的標準。凡是不合自然規律的神跡，都不能為我所接受。凡是科學不能證明的，都必須否定。

　　但在美國，進了幾次教堂後，我就再不敢說信仰基督等於迷信了。我的許多基督徒朋友，是博士，碩士，專家，學者，有一位居然是生物學教授。他們的專業知識，並沒有使他們遠離上帝，反使他們更深刻地理解了他。說只有無知的人才會信上帝，這隻表現了我的無知。

　　那何止是無知，更是偏見。多年前，讀愛因斯坦着作時我就知道，這位最偉大的科學家相信上帝。雖如此，我還是認為宗教信仰是反科學的。我有何知何識，敢與愛因斯坦相比，但我竟狂妄地認為科學與信仰絕對對立！

　　可心中又有個聲音說，“有的大科學家不信上帝，這也是事實。”這話也沒錯。那我到底該怎樣看待科學家信不信上帝這種現象呢？我想，用有的科學家相信上帝這件事實，來證明上帝的存在，和用有的科學家不相信上帝，來否認上帝的存在，二者在理性上是等值的。可是，上帝如果存在，他絕不會因某些科學家相信他，他才開始存在，或能夠存在；也不會因某些科學家不信他，就不存在了。科學家關於上帝的言論對世人相信上帝與否有巨大影響，但對上帝存在與否，沒有絲毫影響。

　　我進一步思考：即便科學家們能說明天大的問題，但解決不了我的問題。他們是否信上帝，這是他們個人的抉擇，不是我的選擇。即使他們的榜樣有助於我的選擇，但仍然不能代替我去選擇。

　　我緊閉了的心門，必須自己把它打開，不如此，我就是阻擋上帝進入我心中的最大敵人。我靈魂的眼睛，必須自己把它睜開。不然，耶穌即使站在我的面前，我也什麽都看不見。信仰之路，我要自己去走，因那是我的路，並且，是上帝僅僅為我準備的路。如果我不邁出我的腳步，即使路在腳下，我還會喊：路在何方？

我曾視科學為萬能，但面對這關係我安身立命根基的生死大事，科學無奈！無語！無能！

　　好像想通了可又碰到了新問題，這不是懷疑科學的偉大嗎？反覆思量後我認定，不是。我懷疑的僅僅是科學萬能。而科學萬能是一種哲學思潮，不是科學知識本身，並且，它是一種反科學的哲學思潮，因為它讓科學去評判信仰的真偽、人生價值的高下，這本身就超出了科學能力之所及。

　　使我最痛苦的就是：科學如此有力量，卻不能改變我的心。我真想大喊，科學啊！當我的眼在流淚，心在流血時，你在哪裡？你可曾與我同哭？並擦乾那斑斑血跡？當我在靈魂的黑暗中掙扎而絕望時，科學啊，你又在哪裡？你為什麽不給我一點點光？我只要一點點生命之光以看到生命的希望所在！

　　我這麽想絕不是要眨低科學。但是，生活於此世，我總得弄個明白：我安身立命的根基何在？是功業浩蕩，還是德性高潔？是長嘯於青山綠水之間，還是奔走於官府深院之內？是在醉死夢生、喜笑怒罵中了此無聊一生，還是遁入空門，伴那悠悠的鐘聲而不思不覺？真是太痛苦了，我曾視科學為萬能，但面對這關係我安身立命根基的生死大事，科學無奈！無語！無能！

　　茫茫宇宙，是否有神？方寸之間，何以能容下天國？這是人生的最大奧秘，我必須尋找。雖然我不知我能否找到它，但若不尋找，我什麽也找不到。

在探索信仰的過程中，我所自信的恰恰只有一件事，我在信仰上無所不知。

　　怎樣尋找基督信仰呢？有一點我明白：若不首先謙卑下來，我什麽也找不到。以往，我最喜歡兩句名言，“我所知道的只有一件事，我一無所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但在探索信仰的過程中，我所自信的恰恰只有一件事，我在信仰上無所不知。我的全部所知全部的推理，都基於一個前提，環繞一個中心--沒有上帝。

　　我堅持“沒有上帝”這個見解，主要不是由於我想堅持無神論，而是由於我從來就沒有認真考察無神論立論的根據，更沒有研究過有神論。我反覆地發問，“怎麽可能有上帝呢？”卻從不反問，“怎麽可能沒有上帝？”我堅信耶穌死後復活是不可能的，因為從來沒有人死後復活過。我卻沒有深思：如果耶穌是上帝之子，那麽，他死後不復活才是不可能的。由此看來，我堅信“沒有上帝”，也不是基於理性，這也是一種需要自己去堅信的信仰--無神的信仰。

　　在閱讀王明道、戴德生等人的自傳前，我從來不知道，那些追隨耶穌足跡的信徒，他們的生命竟能被耶穌徹底改變，他們的禱告竟能得到實現。並且，這畢竟不是幾個基督徒的個別經驗，而是無數基督徒的共同經驗。它出於不識文斷字的凡夫，驗於才華橫溢的智士；見於中土，聞於西域；通於遠古，達於今朝；用外文可述其事理，用中文能言其情志。而所有這一切，都指向一個中心：十字架上的耶穌。經歷與耶穌同在，這經驗對我來說是太神乎其神了，太不可思議了！

　　了解了這些後，我的心變得更焦躁更苦惱了。我與基督徒個人的交往日深，但與他們的心的確無法相通。我渴望了解他們的靈性生活，但卻擺脫不了一己之見的束縛。我不能直接體驗他們的內心體驗，又不願重覆他們的共同經驗。我不懷疑他們人格的誠實，但又不相信他們對其精神生命的描述和說明。這到底是怎麽了？

無知捆綁着我，使我失去了尋找真理的自由。而驕傲則使我不承認自己被無知所捆綁。

　　我一直把理性當作探索信仰的基本出發點，認為只有依靠邏輯思維的力量，才能辨明基督教的真理。我明知理性有其局限，完全依靠它，不可能體認到上帝。但我還堅持要靠它來理解上帝，因這是我的理性。

　　我有時也曾安慰過自己：人皆有所不知，不足為怪。我可以為以往自己在信仰上的無知辯護，因為我生活在沒有宗教自由的環境中，確實不知道自己在信仰上有多少東西需要知道。可現在，我享有了充分的宗教自由，卻常常認為在信仰上沒有多少東西要知道的了，我這是不想並且不願知道我必須知道的真理。

　　無知捆綁着我，使我失去了尋找真理的自由。而驕傲則使我不承認自己被無知所捆綁，卻還認為那是理性的光芒在閃耀。無知，使我遠離了真理；驕傲，使我不肯向耶穌請教。我有欣賞自己的知識和辯才之情，無改變心志和生命之意；有對心靈自由的渴望，卻甘願作罪的奴僕。聖經，讀了，但不明白；講道，聽了，但聽不進去；有些道理，似乎懂了，但懂得的僅僅是宗教知識。生命的活泉，無法流入我乾渴的心田，我心田的閘門，被我自己鎖上了。

以我有限的生涯，怎能把信仰問題全弄懂呢？

　　由於過分地信任自己的理性，所以我多次告訴朋友，“我要是信上帝的話，非得全弄懂了再說。”於是，我的理性就不斷地同我開玩笑，我越是想依靠它解決信仰問題，它越是製造了更多的問題向我表明，我無法依靠它明白信仰；我越是積累了一些有關基督教的知識，它越是表明，我有更多的新知識需要積累。

　　冷靜下來仔細想想，我是何人，有何超人的智慧？有何卓絕的學問？敢以“全懂”為在信仰上求知的目標？即使有一天我真的以為全懂了，那也不過是自欺而已，不過是在人類眾多的謬誤中，再添上一個小小的謬誤。

　　再說，以我有限的生涯，怎能把信仰問題全弄懂呢？要是等我都弄懂了，再決定信仰與否，那我就只能抱恨終生而無所抉擇了。即使我變成了一縷青煙，青煙在白雲下寫下的也是個問號。

　　我漸漸地感到了自己的狂妄，如果我能完全理解上帝，我那有限的智慧，豈不成了無限的智慧？我那殘缺的德性，豈不成了充實而光輝的全德？我那微不足道的能力，豈不成了不可限制的全能？

　　其實，我哪裡真想把信仰涉及的問題全弄懂？我是自欺，如果我有這願望，我為什麽不如饑似渴地閱讀聖經？為什麽不虛心的向基督徒請教？為什麽不內省並悔改自己的罪？為什麽不跟着耶穌走？我明白了：我是以要把問題全弄懂這一完全不可能的事為藉口，為的是既要拒絕上帝，又要保持自我感覺良好。

我的知識和理性，有助於我理解我相信的是什麽，但它並不必然導致我相信什麽。

　　就這樣，掙扎了叄年多，我終於不得不承認，憑一己的理性，我不可能認識耶穌。我讀聖經時所碰到的問題，無一不在向我的理性挑戰：聖經對我問的是：你還不明白嗎？耶穌就是因愛你，洗淨你的罪而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你真的不明白嗎？耶穌所說的罪人就是你！你為什麽還不悔改？你執迷不悟要到何時啊！

　　是啊，我該回應聖經對自己的挑戰了，只用信心去迎接這挑戰。我的知識和理性，有助於我理解我相信的是什麽，但它並不必然導致我相信什麽。我若不承認耶穌的存在，我絕不可能認識他。我若不盡心、盡性、盡力愛上帝，並且愛人如己，我不可能體認到上帝是愛。如果我不向上帝祈求，我無法明了祈求的含義，不可能知道上帝給我的會是什麽。當我以整個心靈仰望耶穌時，我終於明白了，耶穌基督是我的主。我情不自禁地稱他為主並向他祈禱：

　　主啊，我渴望在你的安慰中獲得心靈的平安寧靜。我渴望在力行你聖道的過程中，感受到你，經歷到你，使生命變得越來越像你。我堅信循你的道而行善，無能者可因信你而有大能；軟弱的人可因靠你而有大勇；愚拙之輩，也可因畏你而生大智。

　　主啊，攜着我的手，讓我與你同行！讓我的理性在信靠天父中發出它最美的光芒，讓我在跟隨你中，得到你所激發的那浩然的生命之氣！讓聖靈激動我的心，使我的情感在愛你愛世人中不斷升華！啊！主啊！活在你的愛中，我的心中有了天國。

　　啊！主啊！與你同行，這有多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