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爾凱戈爾宗教思想述評
劉向雄

克爾凱戈爾是詩人、思想家合體，正是這種合體造成了後人理解上的困難。不過，在這所有的可能性當中，他卻首先是作為一位基督教思想家來出現的，因為，他始終堅稱：“整個問題的本身是一個反省的問題：去成為基督徒”。（考夫曼 編：陳鼓映等譯《存在主義》商務印書館，第83頁。）並且，他的思想所體現的是一個探索的“去成為基督徒”過程。

但是，在中國學術界，往往把克爾凱戈爾作為存在主義“先驅”來理解的，所以，研究者多是採取一種以存在主義為中心而向前“逆溯”至克爾凱戈爾，從而造成了一種用存在主義的觀點去比照和理解克爾凱戈爾的理論，形成一種先入為主的誤解，即認為克爾凱戈爾的思想只集中在關於“孤獨的個體”、“存在”、“死亡的恐懼”、“選擇”、“自由”等存在主義的命題上，而完全忽略了最重要的一面——他始終是以一位基督教思想家來出現和結束的。由此，就難於”真正”了解和把握從思想到生命都滲入了基督教傳統的克爾凱戈爾的思想。

從歷史上看，自馬丁路德掀起的宗教改革運動後，在教權體制的崩潰下，人與上帝之間已不再是通過教士階層來聯繫，只要信仰，那麼每個人都能直面上帝，有如中國禪宗對佛學的改造一樣令人耳目一新，而克爾凱戈爾正是在這種情形下緊緊地抓住個人的體驗，把個體的信仰當成至高無上的生活方式，克爾凱戈爾以微觀的方式揭開了一條通向信仰之路，以個體的生活實踐“去成為基督徒”的理念，把信仰當作本質上是個體在自己內在的決斷中採納上帝的恩典。

一、個體遠比普遍性為高

倫理問題在克爾凱戈爾的思想中占據一個十分重要的地位，研究他的倫理思想是進入克爾凱戈爾思想的一把鑰匙，因為克爾凱戈爾一生所極力尋求的即是高於倫理的生活——宗教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他把倫理生活作為一個進入宗教生活的台階，成為一種超越的模本，試圖在無限棄絕運動中個體能夠直接面對絕對的上帝。但是，克爾凱戈爾並不是完全按照日常的意義來理解“倫理”一詞的規定性的，他有自己的解釋，他認為，倫理是超乎個人的，合倫理的東西即為普遍性的。就倫理的地位而言，他試圖把倫理拉回世俗，從日常的倫理表現來進行理解和論述。同時，他也並不因為崇尚宗教生活而根本否定倫理，相反他卻異乎尋常地讚揚世俗倫理，他把對世俗的最高奉獻視為“悲劇英雄”——如阿伽們農王獻出伊芙娜與耶弗獻出自己的獨生女兒。着重把與倫理普遍性的相對的個體給提了出來，把個體作為普遍性的對立物。個體的倫理是有局限性的，是隱蔽的，面對自己的，而作為倫理具有普遍性而言，是開敞性的、面對全體的。如果從倫理的普遍性來要求的話，那麼個體的倫理任務只在於“走出隱蔽之處，成為普遍性中開敞自己的存在。”（克爾凱戈爾：《恐懼與顫慄》。劉繼譯，p25頁，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從而，倫理的普遍性要求就成了個體走向全體的一種任務，成為個體變為全體的誘導者。

從以上的論述而言，克爾凱戈爾理應對倫理採取一種積極的態度，但是，事實恰恰相反，克爾凱戈爾卻沒有在倫理的高尚性這一高度停留，而是盡力要克服倫理，讓個體從倫理的普遍性中走出來。因為，在克爾凱戈爾的眼中，雖然個體的倫理任務只在於“走出隱蔽之處，成為普遍性中開敞自己的存在。”但是，實際上個體卻遠比普遍性為高，因為只有個體才能面對絕對性，才能與上帝處於一種絕對關係之中，而處在倫理的普遍性當中卻無法做到。這就必須要求個體背離倫理要求，與倫理不同甚至相悖，所以，克爾凱戈爾要求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承認荒誕，即神跡的荒誕，不為世人所理解的的荒誕（正如我在後邊所要提到的亞伯拉罕一樣，因為他獻出以撒，所以，“憑着信仰，亞伯拉罕得到了以撒。”〔４〕）。而個體承認荒誕必與倫理的普遍性和要求相悖，也只是在宗教的意義上，克爾凱戈爾才把個體與倫理的普遍性對立起來，他進一步要求個體放棄倫理的普遍性而重回個體的隱蔽性，在與倫理格格不入的契合點中體驗懷疑與衝突帶來的恐懼與不安，克爾凱戈爾認為只有通過這種方式，才能使個體重新認清自己，從而使自己能夠直面上帝，與上帝處於一種絕對關係之中。因而，克爾凱戈爾強調個體不能僅僅停留在倫理方面，而是要克服倫理，以個體在倫理與宗教意義上的衝突為實現途徑，重返個體的隱蔽性，從而走入宗教生活。這種意義上的世俗之城與上帝之城的區別與聯繫，使得克爾凱戈爾的論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一方面，他在極力讚揚世俗倫理，給與世俗倫理一個較高的地位，就如同首先誇耀螞蟻的巨大， 然後再說到出現了一隻大象，這種鋪墊的方式使人們明確了世俗與上帝之城的反差，堅定了信仰的道路。但是另一方面，他對於宗教生活卻又似乎論述的不夠，畏畏縮縮，欲言又止。克爾凱戈爾同時還有一種獨特的反諷的語言風格，這些因素都給理解造成了一定的困難。

我們由此可以分別分析亞伯拉罕獻祭以撒的倫理表述和宗教表述。在《聖經·創世紀》第二十二章里講述了亞伯拉罕獻祭自己心愛的兒子以撒給上帝的故事，克爾凱戈爾用文學形式重述了它，並進一步言之：“亞伯拉罕之所為的倫理表述是，他意圖謀殺以撒；而宗教表述則是，他有意獻出以撒。”［5］如果從倫理方面來說，亞伯拉罕殺死以撒是不合倫理和法律的，對於世俗世界是一種深深的罪過，是要接受大眾譴責甚至要受到法律制裁。因為亞伯拉罕的這一行為破壞了倫理規範，是一種荒誕的做法。但是，德爾圖良認為，正因為其荒謬，才是可信仰的，因而，在宗教意義上來理解，亞伯拉罕獻出以撒卻是一件聖潔、神聖、光榮的行為，因為亞伯拉罕對上帝“信”，並且深信他獻出以撒必會重得以撒，正是在這個行為中，克爾凱戈爾認為亞伯拉罕克服並超越了倫理，體現出一種倫理和宗教的深刻悖論：個體比普遍性為高。正是亞伯拉罕敢於獻出以撒，他自己的心愛——幾乎等於他的生命，因而他在宗教意義上是偉大的，但是這偉大卻是“靠那軟弱無力的力量，那實質上是愚蠢的智能，那形式上是瘋狂的希望。”得來的，［6］亞伯拉罕的偉大隻因為個人認識到自己的渺小，像神學家們所普遍要求的那樣，亞伯拉罕是偉大的，他並沒有什麼偉大的業績，僅僅因為他認識了他自己，認識了個體在上帝面前的軟弱無力，認識到了上帝的全知全能，因而，他才成為堅定的信仰者，一位倍受克爾凱戈爾尊崇的“信仰騎士”。

此外，克爾凱戈爾還拿悲劇英雄與信仰騎士作了區分，如果不作區分，那麼就不能顯示出兩者的根本不同之處，也顯不出信仰騎士的偉大之處，因為，兩者都是同樣的獻出，同樣是獻出自己的心愛之物，而且，這心愛之物還是自己情感的最大的傾注和愛護，無疑獻出是痛苦的，但是，阿伽們農王獻出伊芙娜與耶弗獻出自己的獨生女兒只能成為“悲劇英雄”，只是因為他為了倫理的最高普遍性而“將他自己讓度出去”，犧牲個體從而挽救全體，以倫理的普遍性的要求放棄自己一己之私，並做出個體最大的犧牲，在倫理上這是無尚的奉獻精神，把普遍性放置於個體之上，不僅僅是值得尊敬的更是千古傳頌的“英雄行為”。但是，同樣是獻出，阿伯拉罕獻祭自己的兒子以撒給上帝的行為在倫理上卻得不到任何辯護，因為，“亞伯拉罕的所作所為不是為了挽救一個民族，不是為了抬高國家的觀念，也不是為了安撫上帝”，［7］恰恰相反，亞伯拉罕的行為，卻只是，僅僅只是，為了亞伯拉罕自己，為了自己個體的信仰而犧牲以撒，這種行為可以設想在倫理上是一種多麼自私的行為！是一種多麼地損人利己的行為！他的行為已經足夠使他成為罪犯，又怎能夠得到倫理上的認可呢？！但是，克爾凱戈爾所尋求的正是對倫理的超越，因而，帶有宗教獻祭的行為卻無可爭議，因為，亞伯拉罕對上帝“信”，因而必得向上帝獻出以撒，但是由於他對上帝的“信”他也必能得回以撒！克爾凱戈爾所讚頌得也正是亞伯拉罕得這種堅定的信仰和他對上帝、對荒誕的執着，因為上帝在，世俗的倫理中所唾棄的荒誕也就是上帝創造的神跡。

個體比普遍性為高，這個悖論構成了亞伯拉罕的最好的辯護，儘管他獻出了以撒在倫理上是一個荒誕的行為，但是，正因為他相信荒誕，憑着對上帝的信仰他又重新得回以撒，使宗教意義得以完成。克爾凱戈爾正是在這個宗教意義上理解並讚頌了亞伯拉罕，這也是克爾凱戈爾把信仰全歸於個體、遠離倫理判斷標準的一個大前提，是理解他的宗教思想所必須首先把握的。

二、在不安中直面上帝

當個體高於普遍性時，個體就是獲得了宗教上的先在性辯解，其行為的合理性亦存在於其中。但是，個體作為與倫理相對的先在性僅僅是提供了存在的理由，而個體在上帝面前如何存在仍然是一個函需解決的一個大問題。如果沒有一個方法可以提供給個體的話，個體將無法與上帝溝通，無法直面上帝，就像把一套書籍擺在小學生面前一樣，雖然給了他學習的條件，但是問題仍然在於“如何”學習。

歷史上的宗教學家對於這個問題都有自己的論述，但是總的來說，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在基督教的萌芽階段，奧古斯丁的是在採取懺悔的方式來臨見上帝，由於狂熱的宗教信念和殉道意識的影響，神學家們把信仰和理性分開，而經院哲學家則用理性來論證信仰的對象，試圖把理性和信仰統一起來，用理性來討論一些荒誕不經的問題，如，創世之前上帝在那裡？上帝是否有鬍子？一個針尖上能站多少個天使等等一些繁瑣而不必要的問題。同時，教會成了個體通向上帝和天堂之途的一個中介，人們要想能夠面向上帝，必須首先面向教會，教皇是上帝在俗世中的代言人，個體通過教會來與上帝間接溝通，從而把信仰上帝變成了信仰教會。在這種認識情況下，在教會的盤剝下，馬丁路德掀起了一場宗教改革運動，提出”因信生義”的觀點，認為信仰是人獲救和在上帝面前成為義人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條件，人們只要信仰上帝，就可以獲救。路德的這種方式，直接使信徒獲得了一種不通過教會而能獲救的途徑，把宗教從個體之外來到個體之內。馬丁路德則認為只要人們對上帝”信”就能夠臨見上帝，如同中國的禪宗對佛教的“改革”一樣。但是，路德對於“信仰”也沒有能夠做出深刻的解釋，他把“信仰”當作一種經驗，是一個人內心經受的一種經驗的表述。

克爾凱戈爾並沒有直接地、宗教性地闡述個體在上帝面前如何存在的方式，他只是通過詩一般的語言去表達讓個體去理解亞伯拉罕，通過對亞伯拉罕的敘述體現出個體在上帝面前的存在方式。可是，對於基督徒來說，更大的問題卻在於，亞伯拉罕如何能學？！若果真的像亞伯拉罕那樣去舉刀殺死自己的兒子，那麼必然被這個世界視為罪人，如此的話，那麼一切的犯罪都會得到一個宗教上的合理解釋，人類社會又如何能夠得以保存？可見這種極端的做法作為個體而言，這並非是一條可行的道路，而只是傳說中的事例。而且，只是把自己最好的東西獻出去，而沒有從內心中對上帝存有恐懼和敬畏，那麼就會如同向耶穌基督詢問信仰的那個少年一般，這仍然是毫無作用的，並不能夠直面上帝，也不能夠使個體得救。 那麼，作為孤獨的個體究竟該怎樣才能直面上帝呢？克爾凱戈爾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又回到了亞伯拉罕，他重新敘述了這個故事，但是他的敘述並不是一種平鋪直敘，也不是直接抄錄《聖經》的故事，而是與《聖經》的記載在亞伯拉罕的心理狀態上有了更深的揭示，他首先認為，“人們在亞伯拉罕的故事中遺漏的是不安”。因為，以往的宗教學者僅僅把亞伯拉罕看作與別人不同的存在，而沒有看到亞伯拉罕只是一個個體，一個人，而不是神性的存在，沒有神的偉大和偉力。然後，克爾凱戈爾開始想象亞伯拉罕的心理活動，他寫道：“亞伯拉罕為獻祭做好了一切準備，他鎮靜而又溫和；但他轉過身去並抽出刀子時，以撒看到亞伯拉罕的左手在絕望篡緊，同時，一陣顫抖，傳遍亞伯拉罕的全身……但是，亞伯拉罕終於還是抽出了刀子。”從克爾凱戈爾的這段論述中看到，顯然亞伯拉罕並不是一個冷血的信仰者，他是一個充滿父愛的信仰者，正因為他深愛着以撒，上帝才利用以撒對他進行精神考驗。從宗教意義上來說亞伯拉罕仍然是偉大的，雖然“一陣顫抖會傳遍他的全身”，可是這並不是對上帝的懷疑，而是在內心深處的信仰與倫理的鬥爭，是愛的顫抖，在這種“無限棄絕”的不安中，他“終於還是抽出了刀子”——這正是亞伯拉罕高出一般的信仰者之處，亞伯拉罕用信仰戰勝了即將失去以撒的悲痛，個體遠遠超越了倫理。但是，克爾凱戈爾並沒有着重於論述亞伯拉罕的信仰的堅定性，也沒有局限於對這種堅定性的讚頌，而是，從另一個角度來重新進行詮釋。在克爾凱戈爾的論述中，明顯顯露的是亞伯拉罕是一個個體，仍然存在著作為個體自然存在的內心矛盾，與普通人一樣在忍受倫理與信仰對立的煎熬，通過矛盾與選擇凸顯出信仰的可貴，從而信仰更接近於俗世的實際，換句話來說，在俗世中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因而，克爾凱戈爾也通過亞伯拉罕向世人指出了一條通向信仰之途：在無限棄絕中不安。他認為，個體只有通過恐懼與不安才能臨見上帝。

作為無限棄絕，即是拋棄整個暫時性的領域，拋開世俗、拋開各種世俗觀念，但是，單就無限棄絕而言，克爾凱戈爾並沒有走多遠，因為在基督教中，遠離、拋棄世俗一直是主要闡述的，只在不受世俗的限定，不受欲望的左右，方才能臨見上帝。不過，在克爾凱戈爾那裡無限棄絕是信仰前的最後一個階段，因為，“唯有在無限棄絕的棄絕中，我才意識到我永恆的有效性。”在這兒，關鍵的是，通過無限棄絕，“我”沒有任何牽掛和欲求，面對的才是赤裸裸的個體，因為拋棄了世俗的暫時性，我才能獲取不安，才能在不安中躁動，在不安中反省和懺悔，也就是說，唯有不安，我才能真正認識自己，認識自己的存在，認識到自己與絕對（上帝）處於一種絕對關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