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談政治

　　第一篇《學而》是講個人作學問的內在修養，接着下來第二篇《為政》則是講學問的外用。

　　不過提到為政，有一點要注意：我們常發現在一些著作中，許多人認為《為政》是孔子的“政治思想”，或者用現代的語彙來說，稱之為“政治哲學”。在我個人研究的結果，認為這個說法是不對的。孔子很少提到完整觀念的“政治”，孔子只說“為政”，這點我們要特別注意。站在學術的立場，態度要非常嚴謹。我們常說一句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服真理。”作學問的立場，就是“在學術面前，態度要非常嚴謹，服從真理。”孔子只講“為政”，不談政治；“政治”如國父所說的：“管理眾人的事。”孔子所提的“為政”是教化，教化是中國文化的名詞，不能看成是教育。教是教育，化是感化，但過去又不叫作感化，而叫作風化。為政的意義包括了教化。這個重點我們必須把握住。因此第二篇《為政》，也是談到學問外用的道理。

　　　　　　　　　　　　大政治家的風範

　　子曰：為政以德，其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共”即“拱”。這幾句話，表面上看來，非常容易懂。孔子提出來，為政最重要是“德”。說到這裡，我們要注意，春秋戰國時代，“道德”兩個字，是很少連篇來用的，那個時候，道是道，德是德；魏晉南北朝以後，到唐宋之間，才把這兩個字連起來，變成一個名詞為“道德”；到現在年輕人一提到道德，都當成討厭的名詞。這是文化思想的演變。所以我們要知道，秦漢以前，德是德；而“道”與“天”，在當時可說是最麻煩、最難於界說的兩個字，同樣的有無窮意義。有時候“道”字，是形而上的那個本體的代表；有時候是道路之道，有時候是原則或法則，像《孫子兵法》：“兵者詭道也。”這個道就是法則的意思；有時候又是道德的代表。“天”字也是這樣，包含有四五個意義之多。在同一本書，甚至在同一句里，前後的道字，所代表的意義就不同。這個好像是中國文化的毛病，其實也是長處，尤其在古代印刷術還沒有發明，一個觀念用一個字來代表，用刀刻到竹簡上，在當時就足以完全表達。

　　再說到這個“德”字的意義，過去“德”是表示好行為的成果和作用。古時人解釋“德者得也”。因此我們了解孔子講的“為政以德”，是好行為的成果，也和後世講的“道德”意義差不多。如果不作深入研究，一般在學校里，就告訴學生，這裡的“德”就是“道德”，因為學生不到相當的程度，老師也無法多搬古董來為他們作詳細解說。孔子為什麼提出這個“德”字，這是第一個問題。

　　　　　　　　　　　　　星辰知多少

　　第二個問題說到“北辰”。我們中國文化發達得最早的是天文。過去我們把天體分成二十八宿和三垣——紫微、少微、太微，類似於我們現在講天文的經緯度。經緯度是西方的劃分法。曾經有位天文學家主張，我們自己重新划過，不照西方的度數劃，如格林威治時間是英國人劃的，與我們不相干。我們為什麼不講自己的中原時間，或以台灣作中心，把經緯度再划過呢？而事實上，我們過去是劃分過的。天體的分度為三垣、二十八宿，就是把天體星座的範圍，劃分二十八個部分。為什麼叫“宿”呢？這是指每天太陽從西方落下去的時候，東方天上是哪一個星座出來，這星座就是“宿”。這齣來的星座，每個月不同，每半個月不同，每七天不同，所以分作二十八宿，又分為十二辰，作為時間與天體的關係。過去發現了北斗七星，就是現在西方人所指大小熊星座之際。在夏天我們可以看到一條銀河，在銀河的北面，那七顆最亮的星就是北斗星，這七顆星連起來，像舀水的瓢，古時叫“斗”。現在的天文學，也沒有離開我們老祖宗那個原則。整個天體那許多星星，都是以北極星作為中樞，眾星拱衛着它，每到晚上，北斗七星的斗柄前方，一定有兩顆最亮的星，名招搖二星，它的光最為閃爍，很容易看見。春天北斗星一定指着東方的寅宮。過去做大將的，要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人事，無所不通，才能帶兵。因為天文在軍事上非常重要，就拿行軍來說，如夜間迷了路，即觀星斗，不藉儀器，就可辨別出方向來。我國過去這一套文化是很普遍的，現在對於固有的“天文學”，我們反而一點認識都沒有了。對於老祖宗傳下來的這些東西，我們不能不注意，一定要把它撿回來。

　　一年四季，天體星座的移動，好像聽北斗星的指揮，跟着它，繞着它轉動。不但一年四季，每個月北斗星所指的方向都不同，整個天體隨時在運轉。每天十二個時辰，北斗星的方向也在變動，而且這是幾千萬億年，固定的一種變動，不能錯亂，事實上它也決不會錯亂。

　　對於“北辰”我們了解了，那麼孔子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為政以德”，內心有道，表現在外的行為就無懈可擊。譬如北辰，有中心的思想，中心的作風，以道德的感化，你在那裡本身不要動，只要發號施令，下面的人就像滿天無數的星座，都會跟着你的方向動。

　　　　　　　　　　　劉備上了曹操的當

　　在軍事思想上，大家都知道“萬眾一心”以及“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兩句。大家對它的解釋也各有不同的見解。有的人解釋成“千萬雄師千萬心”，那就不太好了，最好的主帥在這情形下也沒有辦法，這就是思想問題，思想一定要集中。“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是岳飛所提出的。現在我們如果解釋為主帥心計的變通，所謂“山人自有妙計”，那就更糟了。我們研究起來，岳飛這句“存乎一心”的“一心”，就是“萬眾一心”的意思比較恰當。那麼“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就是這個道理。

　　其次，我們知道，儒道兩家的思想，在秦漢以前並不分家。大家都知道，老莊道家的思想講“無為而治”，有些講道家“無為而治”思想的人，都解釋為在上面領導的人，什麼都不管，就是“無為而治”。這完全搞錯了，道家沒有這個說法，是“無為無不為”。所謂“無為而治”是制其機先，看起來是沒有事。譬如說，一個領導的人，一個主持的人，對任何一個方法，一開始你就要先透析它的流弊，毛病出在哪裡，先找到病源，把它疏通了，再不會出毛病，然後才能無為而無所不為。

　　講到這裡，說一個笑話，當年抗戰期間，有一個朋友在一個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當保安副司令，他差不多天天都在外面剿匪，我問他：“你們地方上哪來這麼多土匪？”他怪我一天到晚留心天下大事，連鵝毛扇都不去拿，不會當軍師。我問他這話是什麼意思。他說：“如果把土匪都剿完了，我們怎麼辦？”我說你們原來是這樣干的。他說：“不是我們要這樣干，是鄰縣要這樣干，把土匪趕來趕去，剿的次數多，功勞多，他們要這樣干，那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也有人說劉備是曹操培養出來的，假如他不培養一個劉備，就不能挾天子以令諸侯了。

　　天下事原來如此。現在講這樣壞的一個故事，以解釋這個道理——這種無為而治，實在是太不道德。我們在政治學上，軍事學上的政治思想中，都看得出來，所謂“為大將者無赫赫之功”，這句話在軍事思想上的意義，是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只要大將在那裡，敵人就怕了，不敢動了，仗就打不起來了。這當然是了不起的。假如是一個普通人有赫赫之功，又是另外一件事了。所謂無為的道理，大致的要點也在此，孔子講道德的政治，就是這一個道理。

　　為什麼孔子老是提到這一類的東西呢？古人對中國歷史研究的方法，有一句話叫“經史合參”。什麼叫經呢？就是常道，就是永恆不變的大原則，在任何時代，任何地區，這個原則是不會變動的。但不是我們能規定它不准變動，而是它本身必然如此，所以稱為“經”。而“史”是記載這個原則之下的時代的變動、社會的變遷。我們要懂得經，必須要懂得史。拿歷史每個時代、每個社會來配合。這樣研究經史，才有意義。譬如孔子說的“為政以德”，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一則刻板的教條。其實不是的。我們讀歷史就知道，孔子出生的那個時代，我們後世矨它為“春秋時代”，就是西周與東周之間的時代，孔子寫了一本書叫作《春秋》，後來“春秋”成了歷史的代名詞。在孔子前後，有人寫了歷史，都稱春秋。中國文化中為什麼把歷史稱為“春秋”而不稱為“冬夏”呢？照理冷就是冷，熱就是熱，稱冬夏也無不可。有人說因為春秋第一句話“春王正月”——後世把“春王正月”讀成一句話，是讀錯了。所以我們再三講，讀古書要注意的，因為那時候還沒有紙筆，文字要用刀刻在竹簡上，很艱難，所以往往一個字就代表了一個複雜的意義。這個“春”是春季；“王”是中央政府，是周朝；“正月”是周朝所行月令的正月；而成為“春王正月”——以此來解釋歷史所以稱作春秋的原因，這是不對的。

　　剛才提到，中國文化發展得最早的是科學，而科學中最先發展的是天文，講世界科學史，乃至講科學，一定先研究天文。要講天文，則中國的天文，在三千年以前就發達了。在全世界而言，是一馬當先的。講天文又必須講數學，而中國的數學，六千年以前，也很發達。這方面等將來有機會談到《易經》的時候，再討論它。

　　中國的文化是自天文來的——我們知道一年四季的氣候是不平均的，冬天太冷，夏天太熱。講晝夜，白晝在冬天太短，在夏天太長，都不平均。只有春天二月間和秋天八月間，“春分”“秋分”兩個節氣，就是在經緯度上，太陽剛剛走到赤道中間的時刻，白晝黑夜一樣長，氣候不冷不熱很溫和，所以稱歷史為春秋。這就是中國的歷史學家，認為在這一個時代當中，社會、政治的好或不好，放在這個像春分秋分一樣平衡的天氣上來批判。拿現在的觀念來說，稱一下你夠不夠分量，你當了多少年皇帝，對得起國家嗎？你做了多少年官？對得起老百姓嗎？都替你稱一稱。歷史叫作“春秋”就是這個道理。

　　　　　　　　　　　　從颱風了解人生

　　我們看了《春秋》，看了春秋戰國時候的歷史，孔子在《易經》的《系傳》上說：“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當孔子寫《易經·系傳》的時候，正是春秋時期動亂的時候。但是孔子認為“非一朝一夕之故”——不是一天所形成的。道家的莊子說：“颶風起於萍末”，颶風就是現在廣東話、福建話所講的颱風，現在西方人用中國語音譯過去，也叫颱風。我們看到颱風的力量這麼猛烈，但它在水面上初起的時候，只見到水面上的一葉浮萍，稍稍動一下，緊接着水面上一股氣流冒上來，慢慢大了，變成颱風。道家這句話是說，個人也好，家庭也好，社會、國家、天下事都是一樣，如果小事不在乎，則大問題都出在小事上。“颶風起於萍末”，大風暴是從一個小風波來的。所以孔子在《易經》中說的上面那一段話，說明天下事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幾乎沒有偶然。平常聽人說：“這個機會很偶然”，實際上沒有偶然的事情。

　　以中國文化《易經》的道理來說，認為天地間的事都有原因，有很多因素的。譬如有人撿到一塊錢，“這多麼偶然！”但仔細分析，一點不偶然，它的前因是什麼？因為他走出門來了，如果沒有走出門這個前因，就不會有撿到一塊錢的後果。或者說，坐在家裡就掉下一塊錢來了，這該是偶然了吧？但是因為他坐在家裡，這塊錢掉下來他才撿得到呀！假如他出門不坐在家裡，掉下來的錢，也不會是他的了，所以坐在家裡不出去，也是得到這塊錢的前因。因此這些都是因素，“其所由來者，漸矣。”都是慢慢轉變來的。《易經》告訴我們，天下的事，沒有突變的，只有我們智慧不及的時候，才會看到某件事是突變的，其實早有一個前因潛伏在那裡。我們懂了《易經》這幾句話，孔子著《春秋》，正是趕上那個時代，他所以那麼偏重教化，正是在那三四百年當中，社會風氣亂得不得了。我們不妨引用下面幾個人的話，就可以知道春秋時代亂到什麼程度。

　　司馬光說：“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指趙、魏、韓三家分晉），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分不得守，而並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

　　又說：“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滅，生民之類，糜滅幾盡，其不哀哉。”

　　顧亭林說：“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邦無完交，士無完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得始皇之並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

　　從上面的記載，說明了春秋戰國當時社會之亂，變亂是不得了的。當時，大家重視權利的鬥爭，社會秩序很亂，文化衰敗，孔子面對這個動亂，非常擔憂，因此他說為政，權力是沒有用的，唯“德”而已。

　　　　　　　　　　　　　聖人也勢利嗎？

　　講到“德”，第三個觀念來了，我們看中國歷史，儒家思想為什麼對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樣推崇？以前我有一個老朋友，他比我大幾十歲，是我的忘年交，四川人，自稱為“厚黑教主”的李宗吾，此人當系大家都知道的。他本人道德非常好，就喜歡故意罵人，我勸他少罵人一點，不要提倡厚黑學，我說人性本來就是那麼一回事，臉厚心黑，但還用一張幕掩蓋起來的，為什麼一定要把它揭開來呢？他說：“揭開嗎？你搞錯了，我是拉開壞的一幕，教人看後面真的。”李宗吾對歷史非常懷疑，他說聖人靠不住，為什麼專推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些成功的人？不成功的就沒有聖人嗎？所以他有一篇文章叫“對聖人的懷疑”。這位老兄，專寫反面文章，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說：“老弟，你不知道，我和愛因斯坦同年，我那位同年發明了相對論名聞世界了。我呢？當個厚黑教主還沒有當好，所以我非要調皮一下不可。”此人很妙，我認識他時，他已六十多歲，整天不吃飯，老喝酒，喝酒就飽。精神、道德都很好。

　　講到這裡，再回頭講正題，孔子為什麼推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等？第一，有道德思想，沒有德業的成果，只能說他有道，不見得有德。有道德的思想，又有德業的成果，道與德配合，才叫“道德”。

　　歷史上，道家、儒家都提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因為那時談到“為政”，講究“德”字，到秦漢以後，只講事功，所謂“三王之治在道德，五霸之志在事功。”王、霸之不同在於此，等而下之，連霸業都談不上，連事功都沒有，光是拿偷雞摸狗的手段竊國而已。

　　這幾句話雖然簡單，解釋起來，卻有一大堆的意思，我們把它整個了解了，就曉得它的價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