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份子的轉機－千載難逢的機會楊愛程博士(真理報總編輯) 前言自從1807年第一位基督教(此處專指新教或更正教，Protestantism－編者注)宣教士，英國人馬禮遜，受英國倫敦會(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差遣來到中國，開闢福音工場以來，已經將近二百年了。在這兩個世紀裡，基督教已經從一個外國的宗教轉變成為完全本土化的、獨立的、且具有了一定中國文化特色的中國人自己的宗教信仰，成為中國人精神及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之一。如果我們從中國知識份子與基督教信仰的關係這樣一個角度，來回顧這兩個世紀的發展，就可以得到如下的幾點印象: 中國知識份子對福音真理的回應，從被動吸收逐漸轉變為積極互動，最後轉變為生動活潑的本土化(或者本色化)建設。今天的中國知識份子，無論他對基督教的態度是贊成還是反對，已經極少有人還把它當作外國人的宗教來加以排斥了。因為，一個有着數千萬信徒，影響面幾乎涉及全社會的宗教信仰，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講，都已經是一個中國人自己的宗教了。反對者也只有尋找其他的理由來反對它了，比如指責它不合科學、迷信、落後之類。另一方面，隨着官方意識形態的泡沫化、形式化和功利化，越來越多的中國知識份子在尋求新的精神資源，以填補個人精神生活的空白，甚至希望以此來防止民族道德資產的渙散。新近出現的「法輪功」現象，就是一部份知識份子精神追求的一個突出例證。「法輪功」雖然是一個群眾性的現象，但據筆者所了解的情況看，在其中發揮骨幹作用，特別是為其信仰作合理化辯護的人，都是受過相當程度文化教育的知識份子(按中國官方所定的統計學標準，「知識份子」指的是受過高中以上文化教育的人士－編者注)。再加上因經濟改革、產業結構的變動和社會階層間的流動性加大所造成的個人職業、發展前途、生活需求，乃至家庭組合等方面的不確定性，使得人們精神資源不足的問題更加突出。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出現各式各樣的「宗教熱」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可以說，中國知識份子「精神饑渴」的問題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但他們所希望得到的是高品質的精神食糧，因此那些粗糙的、過份簡單化的宗教信息很難引起他們的共鳴。所以說，現在是向中國知識份子傳福音的千載難逢的機會，同時也向上帝的福音使者們提出了一個嚴峻的挑戰，即如何從感性和理性的雙重角度，使福音信息更加對接受過辯正唯物主義系統訓練的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具有強勁的吸引力。 簡短的回顧1. 被動吸收階段(1807－1900)西方傳教士最初來華時，中國知識份子的基本態度是抵制和排斥。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從這個階段中國知識界中間流傳的反對基督教的文字中可以看到，他們的一切觀感其實都基於對異族的本能嫌惡和懷疑，而西方列強對中國的軍事入侵和政治欺壓又加深了他們的這種情緒。可以說這個階段主動尋求並且真心接受基督救恩的知識份子，在比例上是很小的。總的情形是西方人扮演着積極傳播者和教導者的角色，中國人則是被動的接受者和學習者。無論在福音信息的傳播方面，還是在西方現代科學和人文思想的傳播方面，都是這樣的狀況。2．積極互動階段(1901－1949)經過一連串軍事失敗和政治危機之後，中國知識份子對西方文明的態度有了很大的轉變，從十九世紀末期開始，有越來越多的人向西方尋求富國強兵，復興中華文明的鑰匙。雖然大多數人對西方傳教士的興趣，仍然只限於向他們學習先進的科技、學術、文化、政治、法律及軍事知識，但已經有相當數量的中國知識份子認同甚至接受了基督信仰。到了二、三十年代，已經出現了像王明道、宋尚節和倪柝聲這樣一批高舉基督，獻身福音事工的基督徒知識份子，以及在他們的領導之下所建立起來的本土化教會。由於有這樣一個基督徒知識份子群體的出現，基督信仰雖然遭到傳統的保守派和自由主義、人文主義、科學主義、馬列主義等新派知識份子的激烈反對，在知識階層中的影響面卻日漸壯大，在文化教育、科學技術、醫藥衛生，甚至在政治法律、軍事、外交等各個方面，都能感受到基督徒知識份子鮮活生動的影響力。2. 紮根本土階段(1950至今)在五十年代初西方傳教士被迫撤離中國大陸工場之前，基督信仰在神州大地上已經紮下了相當深厚的根基。而在西方傳教士撤退後，神便把在中國大陸傳揚福音，擴展神國疆域的大任，完完全全放在了中國信徒的肩膀上。在1950至1979年這將近三十年的時光里，中國大陸基督徒經歷了血與火的考驗，不但沒有被壓垮，反而結出了數百倍的果子，向世人顯示了無比強大的生命力。離開了西方肢體從人力和財力上的扶持，離開了西方神學思想的灌輸，中國信徒反而形成了和使徒時代教會相類似的生命特徵和敬拜形式。正如英國基督徒記者George N. Patterson在他出版於1990年的「中國之迷」(The China Paradox)一書中所總結的那樣：「也許，關於中國基督教的唯一最明顯的結論就是，它是中國的。...自從有史一來，它第一次贏得了以『中國教會』的身份而在中國的土地上生存的權利，它第一次深深地置根於中國的土壤之中...現在，在中國人民的眼裡也是如此。」(p. 235) 「革命理想」的幻滅在「新中國」成立的開頭十多年裡，共產主義的「革命理想」幾乎取代了宗教信仰在人們心中的地位。尤其是血氣方剛，但涉世未深的青年人，在當局強大的宣傳教育攻勢之下，很容易喪失自己的判斷力，而盲目地受革命狂熱情緒的感染，各個都以「共產主義接班人」自居，的確形成了一時的新鮮風氣。那時，大多數的知識份子都對即將到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寄予真誠的期盼，以為一個全新的「地上天堂」很快就會出現在神州大地之上，從此再沒有私有財產，沒有人對人的剝削和壓迫，所有的人都以兄弟姊妹相待，毫不自私自利，都以有益於他人和社會為生活的首要原則，大家都甘心樂意，自覺自愿地無償為眾人的福利而勞力勞心，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很顯然，這樣的理想是抄襲基督信仰中的「天國」觀念而來的。所不同的是，天國是靠着神的大能才可以建立起來的，而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卻是要靠人的手建立起來。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的「革命理想」，理論家們再一次抄襲了基督信仰中「新人」的觀念，決心用宣傳教育、思想改造和群眾運動的方式，來塑造出一代「共產主義的接班人」，或者叫做「社會主義新人」。用毛澤東自己的話講，「社會主義新人」的突出特點就是「毫無自私自利之心」，具有高度的「無產階級覺悟」和「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革命熱情。在六十年代由毛澤東親自樹立的典型人物雷鋒，就是所謂「社會主義新人」的樣板。可是，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在雷鋒的言論里，特別是他的日記中所使用的語言，讓人們看到的是一種無法泯滅的宗教情懷。他把「黨和毛主席」比作比父母還親的親人，當作他敬拜的對象，並一次又一次地發誓要絕對服從他們的領導，只要他們一聲令下，就會毫不猶豫地犧牲自己的生命。後來我們看到，這種由當局動用全部的國家宣傳教育機器所營造出來的宗教氣氛，最終引致了六十年代中期對着領袖的畫像頂禮膜拜(所謂「早請示，晚匯報」)的行動，毛澤東的小紅書成了「聖經」，「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之類的歌曲，也真正成了每日敬拜中的「讚美歌」。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從宣揚唯物主義無神論開始，到全面抄襲基督教所有的宗教形式，並且把自己的領袖當成神來敬拜，用一種十分弔詭的方式，證明了人類對宗教性經驗的需要，是無法用革命熱情所取代的。從六十年代末開始，整整一代知識青年被下放到貧窮落後的農村地區，他們不但未能像他們曾經頂禮膜拜過的領袖所預言的那樣，在「廣闊天地」里「大有作為」，反而有機會看到經過無數次革命運動洗禮的人民群眾，不但離共產主義的理想遙遙無期，他們的生存狀況甚至比實行私有土地制度的民國時期更加惡化。由於公社化後的農民勞動熱情極其低落，很多地方的大田裡的確只長「社會主義的草」而不長「資本主義的苗」，有些地方甚至不出動武裝民兵，就無法「說服」公社社員們下地勞作，自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園生活已經無從追尋。在嚴酷的現實面前，他們的「革命理想」開始失落了。從此以後，雖然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在國家政權的強制推行下，仍然維持着惟我獨尊的正統地位，但在知識份子心中卻再也不會引起宗教式的熱情了。在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的背景下，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越來越遠地脫離了六十年代的理想主義狂熱，變得更加講求功利和實效。鄧小平的「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實用主義口號，進一步演變成了「一切向錢看」的心態。可以說，這樣的心態造成了一種不擇手段謀求私利的風氣，從而引發了日益嚴重的貪污腐敗行為。於是，便有憂國憂民的知識份子站出來，試圖從政治制度的改革入手，找出杜絕貪污腐敗的辦法。然而，在當局的血腥鎮壓下，民主運動一次又一次遭受失敗和挫折之後，痛定思痛，越來越多的知識份子，終於開始舉目向超越社會政治層面的方向，去尋求歷史與人生的真諦了。 看哪，莊稼已經熟透了！最初到中國傳教的西方傳教士們所遇到的最大攔阻是什麼呢？首先，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排外心理，認為外國人用炮艦和洋槍強加於中國人的「洋教」必然包藏禍心。少數抱有明顯西方沙文主義和白人優越論心態的傳教士，又進一步加強了中國人根深蒂固的排外心理。今天，這個攔阻已經基本上被除去了。在經過最近二、三十年的對外交流，數十萬中國學生學者在國外就讀，每年有數百萬中國人去外國訪問，也有上千萬外國人去中國。在這樣的背景下成長的新一代知識份子，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少排外心理的了。而今天的中國教會也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很少有人可以簡單地指責她是「洋教」了。
其次，是中國本土固有宗教對人心的禁錮作用。當時的統治者往往以維護儒家「道統」的理由限制基督教的傳播，佛教、道教也利用其先入為主的有利地位，排斥基督教。在清末反基督教人士散發的宣傳品中，可以明顯地找到儒釋道合力抵制福音真理的證據。在一副題為「釋道治鬼圖」的漫畫中，作者直截了當地畫出了在佛道偶像的護持下，釋道兩家的「勇士」們在殺戮基督徒。這樣的宣傳，在後來的「義和團」之亂中完全得到了實行，可見固有宗教對基督信仰的抵制是何等的激烈和殘忍。而今，這方面的攔阻也被神藉着中共統治者的手給大大地削弱了。在中共理論家那裡，儒釋道和基督教一樣，都是麻□人心的「精神鴉片」，同樣受到了長期的壓制。在改革開放的環境下，知識份子更多地以西方發達國家為標的，來確定取捨，而固有宗教信仰基本上都被歸入「封建殘餘」而遭拋棄。當代中國知識份子一般還能尊重儒釋道的一些哲學理念，而對其封建迷信的部份則抱着輕視的態度。最後，是以祭祖為表徵的封建家族制度。為什麼在祭祖問題上基督信仰的傳播遇到了最大的攔阻？祭祖的禮儀由於儒家學說的背書而有了正統地位，而它與封建家族制度的結合，使之有了對每一個家族成員個人自由的強制性約束力，這才是最大的攔阻所在。在基督教入華的初期，常常有因兒女接近或信仰基督教而遭到家長或族長吊打的懲罰。而對於講究以孝為先的中國知識份子來說，被家族判為「忤逆」，被開除家籍，才是最無法忍受的處罰。而在今天，傳統的家族制度已經解體，家庭和家族限制個人自由的能力已經大大降低。在中國學生學者當中傳福音的工人都有切身經驗：他們發現在這些人中間，那個長期困擾西方傳教士的祭祖問題好像突然消失了，因為在「新中國」成長起來的知識份子，既沒有家族制度的約束，也沒有從事祭祖活動的習慣。這樣，神在無形中又藉着中共統治者的手，除去了另一個在中國知識份子中傳福音的阻力。遠志明弟兄對當今中國知識份子的狀況作了如下的評估：「一是意識形態的死亡。馬克思主義是繼儒家正統之後，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國家意識形態。國家意識形態的死亡不是壞事，但要有民間價值系統的接替。二是價值系統的崩塌。歷史流傳下來的民間倫理和禮尚，長期以來(共產主義說教並沒有從根本上搖動它)維繫着中國最廣大的農民和市民的心理秩序，現在被強大的物慾洪流衝垮了。三是文化傳統的斷裂。從『五四』到『文革』到『開放』，中國的知識份子一步步地、自覺地遺棄自己的文化傳統，直到他們發現自己漂泊在無垠的荒漠中，本能地想抓住那逝去的熟悉的遺產時，已經太晚了。四是道德良知的失喪。中國人的自私本性在長期被壓抑後，突然膨脹、反彈，一下子把良知淹沒了。道德既沒有了儒家和共產主義的規範力，又沒有良知作內在源泉，就不復存在了。五是心靈世界的荒蕪。在熱氣騰騰的物慾面前，思想已支離破碎，道德奄奄一息，哪裡還顧得上心靈這個虛無縹渺的東西呢？於是心靈的地盤就讓給了罪過、迷信、騙術和荒誕不經。」(「失了大地，得了天空」，179頁)面對這樣深重的精神危機，中共理論家們已經束手無策，因為他們自己就是「心靈上的瞎子」，「瞎子領瞎子，兩個人都掉進泥溝里。」於是，便有像李洪志這樣的「大師」們來填補這個心靈的真空。中國的知識份子又來到了一個歷史的岔路口，這真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神讓我們看到了這個機會，我們也要與神同工，抓住這個機會，加緊向已經在海外的數十萬學生學者和新移民傳福音。從以往的經驗看，在國外領一人歸主，往往意味着在國內有好幾位親朋好友跟着歸主。這豈不是一種投入最小，收益最大的投資嗎？筆者自己試着向國內郵寄傳福音的書刊，每一件書刊都能影響到十幾位，甚至數十位親友。我覺得，海外肢體對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的事工中，最缺乏的是戰略性的統合與協作，現有的工作大多過於零散，大家各自為戰，各教會，各機構之間缺乏聯絡與配合，難免效果不彰，甚至互相重複、抵消，造成神國資源的浪費。祈願神的兒女同心尋求神的心意，真正形成「國度」的觀念，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為在二十一世紀達到中華歸主的宏偉目標而努力。(文載「大使命雙月刊」2001年6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