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為什麼煩惱

作者：謝有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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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願我的煩惱稱一稱，我的一切災害放在天平上，現今都比海沙更重。
　　
　　——《約伯記》六章二、三節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新正統主義最傑出的神學家蒂利希還是德國一個普通的軍中牧師，這位自小在農村長大，一生熱愛大自然的青年，一夜之間被戰爭的殘酷震驚了。當時他在日記中寫道：“我看見了瓦礫，我看到了斷垣殘壁，面前的廢墟，在我看來並不是房屋倒下來，而是整個人類文化的解體，整個西方文明的倒塌，一切樂觀主義在這裡結束了。”我非常喜歡這段話，它像鑽石一樣銳利，讓我們看見樂觀主義的最終結束。熟悉西方思想史的人都知道，樂觀思想的結束，悲觀思想的盛行，是文學、藝術、哲學、神學史上的重大轉折，文藝復興時期所建立起來的那個人的神話，也是從這個起點上開始走向衰敗的。
　　
　　這個轉折從哲學領域已經先開始了。從希臘時代開始到笛卡爾提出“我思故我在”，哲學家幾乎都是理性主義者，認為理性的準確性是可靠的，並由理性而建立起了樂觀主義的思想基礎。像笛卡爾就有一種樂觀想法，認為數學和數學分析，若能精確的運算，便可以做到將所有的知識連貫統一起來。特別是達爾文進化思想的盛行，更使人類獲得了一種虛假的樂觀：既然人已經從野獸的狀態進化到了有道德的人性狀態，那人類的明天一定會比今天更光明、更偉大。二十世紀初期以來，凡承繼十九世紀達爾文、黑格爾、斯賓塞這些哲學家的思想，用理性或進化論來詮釋歷史的人，都沒能逃脫這種樂觀。但是，實際上從盧梭開始，就開始對這種樂觀思想表示懷疑，顯露出了某種悲觀失望的神情。1749年開始，盧梭認定啟蒙運動強調理性、藝術和科學給人類帶來的益處不及帶來的損失，所以他終於對“進步”失去了信心；康德盼望在本體世界與想象世界中建立一個“統一”的知識理論，但這種盼望他也沒達到；到克爾凱戈爾，則發展出了理性使人悲觀失望，非理性給人帶來快樂的思想；後來的尼采與那些存在主義哲學家都是在“非理性能給人帶來快樂”這一思想路線上的。事實上，快樂並沒有出現。當薩特、加繆、海德格爾、雅斯貝爾斯等人將一堆諸如“荒謬”、“焦慮”、“圓滿的經驗”等名詞留給我們的同時，也將一堆痛苦的事實留給了我們。
　　
　　我在此無意論述西方思想的發展史，我回憶這個背景是想弄清楚人到底在哪裡出了問題。這個背景對我非常重要，它使我看到，作為一個在思想的人，不能無視這條線索，否則一切的樂觀都是虛假的，沒有理由的。試想，蒂利希在那樣的境遇下樂觀得起來嗎？我相信蒂利希在三十年代公開反對希特勒，後被法蘭克福大學解除教職，跟他在一戰期間的遭遇有關。悲觀似乎成了現代人共同的心理特徵，冷漠、孤獨、無聊、空虛也像感冒一樣普遍，它給現代人帶來的一個直接結果是：煩惱，無邊無際、莫名其妙的煩惱。按我的理解，現代人都是以煩惱的方式存在於這個世上的。
　　
　　我為什麼煩惱？這不單是我一個人的疑問，也是公眾所面臨的。即使不懂悲觀哲學的人，照樣也是煩惱的。煩惱到底是什麼呢？我工作，我寫作，我戀愛，我上街，或者我一人在深夜獨處，煩惱都會像多年的好友一樣找上門來。逆境的時候我煩惱，順境的時候我也煩惱，像福克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就曾表示他比以前更煩惱了。這一切可能都還是外面的，更致命的是，有一種沒有原因的煩惱，每時每刻都在瓦解我們的生存信心，使我們日漸失去盼望、喜樂和平安，從而生出一種空虛和無聊的感覺，對什麼都感到厭倦，即使過去視為崇高的寫作，也開始使我感到苦惱：圖書館既然有這麼多的書了，我再寫幾本又有什麼意義呢？何況我寫的不見得能超過他們。我無法解決這個問題，煩惱便由此而生。這時我發現，煩惱這東西不是一種輕微的心理感覺，它具有強大的勢力，並且是一直持續的，直到死亡臨到為止。它究竟是什麼呢？
　　
　　我們不能輕易的讓這個問題過去。如果我們排除了因環境而有的外面的煩惱，就知道每個人的心中會不由自主地產生煩惱，我把它稱之為“自主的煩惱”。更讓我感到困惑的是，煩惱是我們所不需要的，為什麼我們卻沒有能力拒絕？既然我們不要，為什麼會從我們心中繼續產生？我想，要弄清煩惱的原因，首先要知道我們是為什麼而煩惱。煩惱雖是一種很普遍、廣泛的精神困境，但歸納起來，大概有以下三種形式：一是為命運和死亡感到煩惱；二是對空虛和無意義這件事有所煩惱；三是因為內疚和有罪而煩惱。也許，我們還能說出其他類型的煩惱，但以上三種已涵括了大多數。許多心理學家把這些煩惱解釋為病理性的，如果是這樣，改善人與環境間的關係就可以解決了，事實並非如此。一定有一個精神上的原因，才導致這種存在上的危機發生，就像上面所說到的那樣，哲學家認定理性不可靠後，才導致非理性主義的興盛，最終帶進悲觀。可見，煩惱的精神根源也是可以追溯的。
　　
　　為什麼人會對命運與死亡感到煩惱呢？許多人生活非常富裕，現在也還年輕，可已經開始對自己的命運以及對自己將死這個事實感到憂慮了。更可怕的是，我隨時都可能死去，隨時都可能結束自己的存在，這是一個無法擺脫的陰影：誰也不能保證自己下一個時刻還活着。我的出生沒有經過我的同意，照樣，我的死亡也不會經過我的首肯。我無奈地生活在生與死這一段非常有限的時間裡面，仿佛是一個被拋入世界的人，有一天，又要被一種叫死亡的勢力殺害，將我曾經存在的意義全部註銷。希臘名言“認識你自己”的原意是：“記住：你將死去！”當我第一次明白這句話的真義時，我承認我被它傷害了。“記住：你將死去！”它像陰間發出來的聲音，提醒我正在消耗着的生命，最終將走向死亡。一想到這，我裡面就黑暗：如果沒有永生，那我現在所從事的又有什麼意義呢？我這個曾經愛過，恨過，哭過，笑過，並且會生孩子、會寫作的人，有一天將從這個世界上徹底消失，完全了結，仿佛沒有存在過似的，這太不可思議了。我明知道一切都要結束（並且可能馬上結束，如車禍等），為什麼還要興高采烈地開始呢？
　　
　　對命運與死亡的煩惱，實際就是對自身的有限感到煩惱。因着我有限，我便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我的命運總是陷於飄搖狀態，我前面的道路是什麼我不知道，那個背後安排我命運，叫我生叫我死的那一位是什麼我也不知道，我仿佛被送上了一列不知開往何處的火車，一直都是在路上，等列車到達終點時，我已經死了，對任何事都失去感知了。如果這就是我的命運，我豈能不煩惱呢？也因為我有限，使我只能在死亡的拘禁之下，只能活在時間裡面，讓時間來裁決一切。死意味着最終的消失，我的肉體，思想，情感，意志，能量，有一天都將進到死亡之中，無影無蹤。死是什麼我不知道。每個人都知道人人都有一死，但都希望自己不是其中的一位。可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正在活，他們都是正在死，每過一天就死去一天。死雖然還沒有最終到來，但人已經為此感到恐懼了。現代心理分析學家也有同樣的見解，學者們發現人和動物最大的區別，就在於人對不存在或還未到來的東西會產生恐懼——他們自己也不知道這種恐懼從何而來。這充分說出了人的困境：有限。所以，一個哲學家還說，人的悲劇不單在於人有限，還在於人知道自己是有限的。動物也有限，但因為它們沒有對有限的自知，所以便不存在因自身的有限而有的痛苦了。
　　
　　有限的說法是以什麼為參照的呢？顯然，沒有無限也就沒有所謂的有限，誠如帕斯卡爾所說，沒有拯救就無所謂墮落。帕斯卡爾終生未娶，在他看來，人生唯一的目的就是探求無限。他越是探求，越是看到自己的有限，衝突就產生了。“這些無限的空間的永恆沉默使我恐懼。”“我不知道是誰把我安置到世界上來，也不知道世界是什麼，我自己又是什麼？我對一切事物都處於一種可怕的愚昧無知之中。我不知道我的身體是什麼，我的感官是什麼，我的靈魂是什麼，以至於我自己的那一部分是什麼—— 那一部分在思想着我說的話，它對一切，也對它自身進行思考，而它對自身的不了解一點也不亞於對其他事物。我所明了的全部，就是我很快就會死亡，然而我最無知的又正是這種我所無法逃避的死亡本身。”帕斯卡爾的這段著名論述，說出了人類存在的本質境遇。只要我們沒有停止對命運與死亡的思索，也就不會停止因有限的困境而有的煩惱。煩惱是因為我無法回答命運的主宰與死亡的結局是什麼這一問題。
　　
　　煩惱的第二種形式是為空虛與無意義這件事感到煩惱。人不單是有限的，更是因為自己無法在有限的時間裡過得充實、滿足而感到苦惱。一些人還在年輕時就看出了人生的空虛，走向了自殺或自暴自棄的人生道路；一些人則到年老時，才發現自己滄桑的一生是多麼的沒意義；另有一些人卻從不思索人生，只是追求享樂和欲望的滿足，其結局也是虛空。有人曾經問過叔本華，人生既然是一場痛苦的迷誤，為什麼年輕人還活潑快樂呢？這位哲學家回答說：“這很簡單，因為他們還未發現欲望的永不知足的本質以及成功的虛幻無益。他們尚未看出失敗之不可避免，以為欲望與奮鬥就是快樂。總有一天他們要認識到，當熱情的火焰熄滅時，生命的真髓也完了，剩下來的只是一個空虛的外殼。”是的，我們若真正探查人生的意義，就會發現叔本華這位悲觀主義者所說的不無道理。即使像舊約聖經中最榮華的君王所羅門，也曾發出這樣的哀嘆：“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傳道書》一章二節，九節）為什麼一切的事都讓人厭倦、沒有意義呢？因為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豈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說：“這是新的？”哪知，在我們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過的，無人紀念；將來的，後來的人也不會紀念。這樣看來，所謂的意義都是短暫的，不具備永恆的本質。沒有永恆就沒有實在，沒有實在就是虛空，而虛空的本質乃是意義危機。
　　
　　對意義的尋求是一切哲人所作的，只有它，能夠維護生存的尊嚴與高貴。哲學家維特根斯坦在航空學、數學、藝術、建築、醫學等方面都有傑出的才華，但他最終選擇了哲學作為自己終生的事業，因為他認為哲學能夠使他明白人存在的意義。在文藝復興以前，神是人生存的意義所在，人類接受以神為本位的價值系統；文藝復興以後，神沒有了地位，人開始自主自立起來，人文主義者都認為人是意義的最終目標，人是偉大的。結果這個自主的人只維持了很短一段時間的光榮。他們想用人的尊嚴來取代神的榮耀，不久之後，人的尊嚴也喪失殆盡。帕斯卡爾無奈地說：“人是怎樣的虛幻啊！……既是萬物的判官，又是地上的蠢材；既是真理的寶庫，又是不確定與錯誤的淵藪；既是宇宙的光榮，又是世界上的垃圾。”這種關於“垃圾”的預言很快就在現代社會得到了應驗。人衰敗的真相已昭然若揭：他在卡夫卡的筆下變成了一隻甲蟲和一些不知名的小動物；在艾略特筆下是空洞無物的“稻草人”；在羅伯—格里耶那裡，人與冷漠的物同等；在畢加索的畫布上，人只是一些線條和方塊；在電影大師安東尼奧尼那裡，人是一個戴着面具的小丑；在英格瑪·伯格曼那裡，人是一些無法交流的活死屍——面對着這些“垃圾”，人的意義在哪裡？我們看不到一點希望。
　　
　　意義成了無意義，希望變成了絕望。煩惱就在絕望的深淵產生了。人無法活在無意義的境遇里，因為他是人，裡面有對意義的籲求這一呼聲，可是，誰來應答呢？在笛卡爾、斯賓諾莎及萊布尼茲等人那裡，是用人的理性及科學的能力去理解人生的意義，由此建立起來的意義在現代哲學裡全部失落了；從克爾凱戈戈開始，哲學已不再相信理性，如同科學界自愛因斯坦以後，不再相信實證主義一樣；同樣，法國畫家高更試圖把“高貴的野蠻人”看作是人的理想的思想也失落了，他在大溪地住了一段時間，便發現所謂的“高貴的野蠻人”只是一種幻想。高更最後一幅作品給我們留下的疑問是：“我從哪裡來？我是誰？我到哪裡去？”看來，回歸自然除了加深人自身“所從何來”的困境外，並沒有給人帶來什麼盼望。海明威呢？他連同加繆 、福克納等人，都想在人身上重新建立尊嚴，以證明人是偉大的，是不可摧毀的，但這種努力在海明威的自殺、加繆的車禍、福克納放蕩的生活中全部破產了。當海明威將獵槍塞進自己的口中並扣動板機時，人們也就不再相信他筆下那個“老人”是不可打敗的，這個人的神話太脆弱了。
　　
　　面對着這個人的廢墟，現代人為了擺脫絕望，還想在廢墟上重新將人建立起來，以維持人類的生存信心。比如，美國電影《阿甘正傳》導演澤米斯基把阿甘創造成了一個懷舊神話，但令人心酸的是，在這個時代裡，真正的人（像阿甘）只能以弱智的面目出現了。它說出了一個悲涼的事實：人類如果要堅持正義、良心和愛，就必須付出弱智的代價。這個代價太大了，而正是這種有代價的高尚感動了我們，也溫暖了現代美國人的心。但懷舊的神話還不能真正消解我們心中已有的煩惱，它最多只是暫時忘卻煩惱，空虛與無意義的事實還在。這個意義的悲劇還在加深。永恆的意義沒有出現以前，人就沒有力量從煩惱轉向歡樂——存在的幸福。
　　
　　煩惱的第三種形式是因為內疚和有罪而感到煩惱。這種煩惱與良心的功能有關。中國人普遍都不容易覺察到這一點，他們只覺得自己有錯誤，但從來不覺得自己有罪。對罪的不自知不等於罪就不存在了。什麼時候人的良心起來定罪人的罪，人就會因內疚和罪不得赦免而感到煩惱。所以，懺悔主題從來都是西方文學中最動人的篇章。聖奧古斯丁寫過《懺悔錄》，盧梭寫過《懺悔錄》，托爾斯泰寫過《懺悔錄》，維特根斯坦曾經也寫過一篇懺悔錄式的文章，對自己一生中所作的兩件錯事感到痛心疾首，並上升到道德的高度來一再譴責自己。這兩件錯事，一件是1920年他在奧地利東南部山區任教時體罰過學生，後來當着這學生父親的面矢口否認；另一件事是，他在二戰期間隱瞞了自己的猶太血統。維特根斯坦所作的自我解剖令我震驚，因着他有聖經傳統的背景，使他能夠因着這些小事而坦誠自己的墮落，這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是匪夷所思的。中國經過了“文革”這樣的浩劫，至今還沒有幾個人站出來懺悔自己的罪行，難怪有人說我們的民族許多時候像是患有健忘症。比起美國文化界對死了僅幾萬人的“越戰”所進行的反思，十年“文革”的痛楚在一些中國人的記憶中就顯得太輕描淡寫了。但我相信，每個人只要還有良知，都會在某個時刻對自己一生的錯誤、罪惡感到內疚，不管這些罪惡是否被人知道。他所需要的是對自己的良心負責。
　　
　　內疚是因罪而起的。罪不單是外面行為的罪，更是內在性質的罪，如恨人、動淫念、貪婪等。其中有一個最大的罪是不信的罪：人是有限的受造之物，卻要以造物者的身份自居，以為自己就是終極，可以主宰自己。這就使人跨出了自己存在的本位，不服（也是不能服）神的律法。這樣，罪就借着欲望在人身上作了王。關於罪，保羅在偉大的《羅馬書》裡有一段精彩的論述：“我所願意的，我並不作；我所恨惡的，我倒去作。若我所作的，是我所不願意的，我就同意律法是善的。既是這樣，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裡頭的罪作的。我也知道在我裡頭，就是在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因為按着我裡面的人，我是喜歡神的律；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七章十五至二十三節）看到罪的權勢與肉體的敗壞之後，使徒保羅大聲喊道：“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二十四節）這可以說是一個著名的煩惱哀嘆，也是每一個人難以言說的苦衷，因為自從有人類歷史以來，就未曾見過一個真正聖潔的人，“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沒有明白的，沒有尋求神的；都是偏離正路，一同變為無用；沒有行善的，連一個也沒有。”（《羅馬書》三章十節至十二節）因着每個人裡面還有良心，人就會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這也就是人傷害了別人，別人即使原諒了他，他照樣會心中不安的原因。因着有罪，疾病、痛苦、死亡就入了世界，“罪的工價乃是死”。（羅馬書六章二十三節）我們也因此看不到一個身體真正健康的人，看不見一個心理真正健康的人，幾乎每個人都落到了煩惱的泥淖之中，終日被人傷害，自己也不斷傷害別人，然後在內疚中死去。我們聖潔的良心渴望罪得赦免，被稱義，但誰有赦罪的權柄呢？即使我們願意認罪，願意懺悔，可誰是無罪的能接受我們的懺悔呢？在那位真正的公義者顯現以前，由罪而起的煩惱是不會消失的。
　　
　　對煩惱的思量使我仿佛陷進了一個死胡同。我驟然發現，我只能探查煩惱的原因，但解決者不是我。我因此而陷到更深的煩惱之中。我是那樣渺小，有限，無能，不能主宰自己的命運，不能勝過死亡，不能擺脫空虛與無意義的困境，不能自我約束，使自己不犯罪；同時，我也不能夠不內疚，因為我有良心。我怎樣不煩惱呢？在這個不信的世代，命運更加迷茫，死亡更加具體，空虛與無意義事件在增加，罪惡更是普遍而嚴重，道德基礎在崩潰，暴力增加，戰爭與核威脅又無窮無盡，我想起先知以賽亞的呼告：“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潔的民當中。”（以賽亞書六章五節）還有，約伯悲痛的哀嘆：“惟願我的煩惱稱一稱，我一切的災害放在天平上，現今都比海沙更重……”（約伯記六章二節至三節）在一個匱乏的世代，因着神聖者的缺席，煩惱也變得內在而沉重了。我相信，今時代的人類所遭遇的並不比當時的約伯少，所不同的是，約伯的苦難是來自神的試驗，而我們的苦難則是因罪帶來的結果。
　　
　　煩惱總是與苦難相聯的。在我們未曾找到一個夠大的生存力量與內心的煩惱相抵抗以前，上面所說到的命運，死亡，空虛，無意義，內疚，有罪，都將成為我們的苦難，使我們的生存被這些事物所傷害。這是我們的內傷，切膚之痛。命運渴望的是以愛為本質的主宰者，死亡與復活相對，空虛需要的是實在，無意義想望意義，內疚與良心是否平安有關，有罪希望的是公義的赦罪，這些事物都在哪裡呢？當我們察知了煩惱的內在原因之後，消除煩惱的路也已經清楚了：它需要主宰者，復活，實在，意義，良心的平安，以及赦罪。我們不應該將這些事物當作是一種新的觀念（觀念於實際的精神難題是無濟於事的），它們乃是來自一位無限大的、公義的、有位格的神所代表的神聖所是，是一個活的人位。當這個活的新人位代替了我們那個在舊造里的屬肉體的舊人位後，新人位的神聖素質將在人的生存中得勝，最終將人從煩惱中拯救出來。這二者之間的通途是：相信。相信意味着我們用活的信心質實我們所需要的神聖所是，並在主觀上經歷它的能力。在這個所謂的解構主義的時代，人要相信是很困難了，但如果我們看到，我們想信的不是一套觀念，而是一位無限大、有位格的真神，（如帕斯卡爾所說：“不是哲學家們的神，而是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我們的整個生存境遇都將改變：他是主宰者，死而復活的那一位，在他裡面有實在，意義，因着他是無罪的公義者，他有赦罪的權柄，我們也就不再內疚了。這是醫治煩惱的根源。如他自己親口所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節）
　　
　　我再說，我們煩惱不是因為缺少正確的觀念，而是因為缺少一個活的、夠大的力量來作我們生存的支柱；如同現代哲學會走向絕望、崩敗的境地，不是因為現代哲學家們離棄了正確的觀念，而是因為他們自尼采以降離棄了一位實在的、有位格的神，由此而帶進了人類的混亂。尼採在他的著作中提出“力量”、“虛無主義”等，是想以此來代替那個他所否認的終極實在。尼采的錯誤在於，他以為他所丟棄的只是一套陳舊的觀念，實際上，他所作出的乃是實施了一次對“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這表明神不是死人的神，而是活人的神）的背叛，一次意志與信心上的背叛。所以這次背叛的結果不是出現一個有錯誤觀念的尼采，而是一個發瘋的尼采——不是觀念的問題，而是意志與信心的問題。
　　
　　征服煩惱需要我們的意志與信心的配合，這將使我們在那位有位格的至大者那裡獲得夠大的力量，獲得關懷。說到底，煩惱產生的原因有二：一是內心缺乏力量，無法抵禦生存黑暗、欲望風暴的襲擊；二是缺乏真正的關懷者，心靈得不着慰藉。力量與關懷的獲得，是我們疏離煩惱的有力武器。在這個事實面前，我要說，過去我煩惱，現在我卻有安息，因為在這二者之間，因相信而有的信心填平了中間的鴻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