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楊西：《靈魂生還者》
方周譯
第二章：馬丁·路德·金
從亞特蘭大附近的高中畢業的當天，我就開始挖水溝的暑期工作，以
便為讀大學存錢。我們一起做工的是四個身強力壯的黑人和我，一個
瘦小的白人男孩。白人工頭放下我們之後，將他的卡車停在不遠處的
樹蔭之下，點燃一根香煙，開始讀報上的體育專欄。雖然我們開始工
作時太陽剛剛升起，空氣已經又熱又悶了。
我興致勃勃地挖着，帶着節奏地把尖鍬推入地里，用腳踏在金屬的邊
沿上來回搖動，鬆了土以後，再颼、颼、颼地把土揚到幾尺開外的土
堆上。四個黑人圍在四周，吃驚地看着這疾風驟雨一般的動作，好像
我發明了一種新的陌生體育項目似的。最後，他們當中的一個人對我
說：“孩子，你這是自己毀自己呀，你堅持不到喝水的時辰的。看我
的。”他把鐵鍬推進土裡，踏上一隻腳，然後停頓片刻，吸一口煙，
靠在鍬把上。過了一、兩分鐘以後，他再若無其事地把土揚到我堆起
的那堆土上面。其他三個人也都是這樣。
急於在第一天在工頭面前有所表現，我選擇了在他們和我的速度之間
取個折衷。十點鐘喝水的時候，我清清楚楚地知道了我的老師們是對
的。我的Ｔ恤衫被汗濕透了，發出喬治亞紅土的味道。我的腳關節受
了傷，我的肩膀好像被職業摔跤選手上上下下跳過，我的背好像老人
的背那麼痛。我駝着背走到卡車那裡取水。
我們在卡車後面排好隊，輪流從一個在烈日下整整曬了一上午的金屬
容器里領水，那水比當時的高溫還要熱。一個敲扁了的錫制杯子掛在
水罐旁的鐵鏈子上，大家排着班兒喝那裡的水。突然，工頭從他的後
視鏡里瞟到我：“孩子，你在幹嘛？”他說，“到這兒來。”
我來到卡車的駕駛室報道。“進來，”他以厭惡的口吻說道，“你不
應該喝那玩意兒，那是給黑人的！看這兒，我給咱們帶了一些。”他
打開玻璃條的熱水瓶的蓋子，將冰水倒進紙杯里。
＊ ＊ ＊ ＊ ＊ ＊ ＊ ＊ ＊ ＊ ＊
我是一九四九年在喬治亞的亞特蘭大出生的，比最高法院做出有利於
學校合併的裁決早了五年，比強令餐館和旅館向所有人種提供服務的
人權法案早了十五年，比國會保證少數族裔的選舉權早了十六年。那
時的加油站掛着三種不同牌子的廁所：白種男人，白種女人，有色人。
百貨商店供應兩種飲用水：白人的和有色人的。許多博物館每周保留
一天給有色人，其它時間他們不得入內。當我在亞特蘭大乘坐公共汽
車時，勞工男女要自動坐在車的後面，如果白人乘客想要的話，法律
要求他們讓出座位。在隔壁的阿拉巴馬，黑人必須從前門進車，向司
機買票，然後下車，從外面走到後門。沒良心的司機有時候提前關起
後門，把車開走，撂下已經付了車票的黑人乘客。
我的祖父給我們講過以前的故事。那時候他的祖父有一個滿了奴隸的
大種植園，解放黑奴之後，他們當中的很多人都姓了“楊西”。有時
候我們從電話簿找黑楊西的時候，只能用他們的字。他十幾歲的時候
經歷了一九零六年的種族暴動，憤怒的白人在聽到一樁性騷擾的傳聞
之後，用私刑處罰了將近五十名黑人，他曾經看見懸吊在電線杆上的
屍首。他常常帶着我爸爸和叔叔們到退伍軍人同盟會，在那裡聽老人
們回憶“北方佬的侵略戰爭”，他們對南北的稱呼。（在法院強制學
校合併以後，一個叔叔舉家搬遷到澳大利亞去了。）每個聖誕節，當
我們在祖父家大吃蔬菜、土豆泥、麵包、火腿和火雞的南方聖誕宴席
的時候，我祖父汽車車身修理場的黑人雇員們則站在後門敲門，忐忑
不安地在那裡等候，直到祖父把幾個小銀幣丟在他們手裡，作為聖誕
節的獎賞。
我們生活在隔離的狀態之下。雖然在亞特蘭大居住的黑人幾乎和白人
一樣多，我們卻是在不同的餐館吃飯，在不同的公園裡玩耍，上不同
的學校和教堂。有時候我會看到這樣的牌子：“有色人與狗不得入內”。
按照法律，黑人不能擔任陪審團員，不能送孩子上白人的學校，不能
上只允許白人使用的廁所，不能在白人的游泳池裡游泳。（由於阿拉
巴馬的酒店不為黑人提供服務，馬丁路德·金的新婚之夜是在一個最
接近公共設施的地方，他家族的一個朋友的殯儀館裡的客廳渡過的。）
一九五五年，我們的州長呼籲應邀參加糖杯決賽（美國大學橄攬球一
項傳統比賽）的喬治亞理工學院放棄比賽，因為他得知對手匹茲堡大
學球隊裡有一名黑人預備球員。當一位大學教授申請密西西比大學從
而可以成為第一位黑人學生的時候，當局責令他到州立精神病院去，
因為他們相信只有發了瘋的黑人才想上那兒去。
當我還是孩子的時候，我從來沒有懷疑過我們的生活制度，因為大家
都是這樣。畢竟我們教會有一位名叫李斯特·馬多克斯的到訪者，他
偶爾到我們這裡，有時也在弟兄聚會上發言。馬多克斯沒有讀完高中
就綴學了，開了一家皮克瑞可炸雞店。他每個禮拜在亞特蘭大的報紙
上刊登廣告，攻擊政府試圖剝奪他的財產權。當政府堅持他必須為黑
人顧客服務以後，一群人到他的餐館來嘗試新的權力的時候，馬多克
斯揮舞着．32口徑的手槍和揮舞着斧頭把的他的常客們一起把這些
人趕跑。之後他關閉了他的餐館以示抗議，刊登更加激烈的廣告，又
開了一座免費的紀念死者的博物館。我曾經到那裡參觀過。在輕柔的
哀樂聲中，我們這些哀慟的人排着隊緩緩經過一個黑色的靈柩，裡面
放置的是一本美國人權法案。
馬多克斯的博物館出售類似警察用來毆打人權示威群眾的警棍的紀念
品，那是用鶴嘴鋤把製成的，有爸爸、媽媽和小孩三種型號，我用送
報紙的錢買了一把小號的，看上去像警棍，放在壁櫥里。(馬多克斯，
南方白人英雄，一九六七年成了喬治亞的州長，後來由於競選失敗，
擔任了副州長，後來又從那個位置代表美國獨立黨競選一九七二的美
國總統。）
黑人給予我們鄙視、嘲笑和感覺高人一等的對象。因為房租漲價，我
們家每隔一、兩年就搬一次家，有時住在政府提供的住宅里，有時住
在公園內的拖車活動房裡。在社會學裡，我們屬於“貧困的白人垃圾”，
但是至少我們還是白人。
當今天的歷史學者回頭看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南方時，他們聲稱那
是社會變革的成熟期。這在於你怎麼看問題。在我的家庭、朋友、鄰
居、以及教會裡，那個時期是最不成熟的。我們認為自己遭到圍攻，
整個生活方式都受到外來煽動者的威脅。
當我們的校長在廣播裡宣告約翰·Ｆ·肯尼迪總統遇刺的時候，我們
學校的一些高中同學起立歡呼。因着總統提出人權法案，支持動用聯
邦軍隊迫使密西西比大學接受第一個黑人學生詹姆斯·馬爾第斯，他
成了我們這些在舒適的小圈子裡的種族歧視分子所不能容忍的威脅。
直到那時，像艾森豪威爾和尼克松等共和黨人還是人權的敵人。民主
黨人被視為南方的“大鍋飯黨”，他們控制了眾議院四分之三的席位，
用暴力統治參議院。至於肯尼迪，那是住在白宮裡的南方的仇敵。
我的高中是以聯邦將軍約翰 Ｂ·高登命名的。一九六六年我從那裡
畢業的時候，沒有一個黑人學生曾踏進校園一步。儘管那時黑人家庭
已經搬入周圍區域，白人們正向石山公園以及東面逃散，還是沒有一
個黑人父母敢到我們學校來為他們的子女註冊。我們那時候都相信，
現在也沒有理由不相信，是一個名叫麥爾坎的平頭小個子阻擋了他們。
他的鞋裡帶着金屬的螺絲母，逞勇好鬥，尊為三Ｋ黨龍頭老大的侄子，
他放出話要讓來學校的第一個黑人學生躺在棺材裡回家。
三Ｋ黨帶給我們一種近乎神秘的想像。我在學校時寫過這方面的報告。
我們被告知說那是一種無形的軍隊，是保持基督教在南方的純潔性的
最後一道防線。我記得當我還是小孩的時候，有一次正要過馬路向左
轉，正好被一個三Ｋ黨龍頭，或者大師，反正一個什麼大人物的葬禮
車隊擋住了道路，必須等着整個車隊走完。十幾輛、幾十輛、幾百輛
小汽車從我們面前經過，每一個開車的人都穿着白色或者深紅色的絲
袍子，尖頂的高帽子上為眼睛留着長長的細縫。炎熱的天氣下，開車
的把帶有曬斑的胳膊從敞開的車窗伸到外面，形成一個銳角。他們是
誰？這些再世的德魯依教徒。他們可以是任何人，街角加油站的管理
員，教會的執事，我的叔叔，沒有人確切知道。據第二天的【亞特蘭
大報】報道，葬禮的車隊共有五英里長。
我也記得七月四日在一個露天田徑場的集會。那次集會的贊助者聚集
像了喬治·華勒斯、極端保守的約翰·伯奇社的國家級官員，以及亞
特蘭大自己的李斯特·馬多克斯等重量級人物。每當講演者攻擊華盛
頓踐踏州里的權力的時候，我們就舞動起小旗子跟着一起歡呼。有二
十個黑人參加了集會，他們顯示出我從未見過的勇氣，坐在露天廣場
里成了一片顯眼的黑塊。他們沒有投入集會，只是觀看。
具有煽動性的“南方佬”的演奏結束不久，我沒有看見任何人打出信
號，蒙着面的三Ｋ黨人就從人群中站起，爬下露天廣場，將那些黑人
包圍了。黑人們站着擁在一塊兒，向四周張望，卻絕望地發現無路可
逃。最後，他們當中的幾個人開始拼命爬上三十英尺高的鐵絲網，那
是保護觀眾不被賽車撞上用的。三Ｋ黨匍匐而上追逐他們，演說家的
手提擴音器此刻啞然無聲。我們都轉過身來，看三Ｋ黨用力把那些緊
緊抓住鐵絲網的身體拉下來，仿佛把捕獲的掠物從陷阱里拉出來一樣，
然後或赤手空拳，或用類似馬多克斯賣的斧頭把痛打他們。過了一陣
子，州警們才懶懶散散地擠進來，制止了三Ｋ黨人。
雖然已經過去將近四十年了，我至今仍然聽得見群眾聲嘶力竭的呼喊、
受害人的哀求以及三Ｋ黨人的赤裸的拳頭打在人肉上發出的嘎嘎響聲，
我仍然為我因年輕而產生的膽怯及其與它交織在一起的恐懼而萬分羞
愧，那是我第一次經歷暴力事件，親眼目睹事發現場。
我今天感到可恥、自責和後悔，神化了許多年，才破碎了我裡面令人
厭惡的種族主義的至梏（我懷疑我們之中是否有任何人已經脫離了其
它形式的更複雜的種族主義），現在我看清了這種罪是最毒的一種毒
藥，造成了也許是最有害的社會影響。當專家們探討美國都市裡的下
層社會時，他們一一怪罪於毒品、改變了的價值觀、普遍的貧困、以
及核子俱樂部的解體。我有時懷疑這一切問題都有一個更深的根源：
我們的長達幾個世紀的種族主義的罪惡。
這些我從年幼時就刻下的種族歧視的記憶，在我小讀馬丁·路德·金，
這位被馬多克斯貼上“我們國家的敵人”的標籤的亞特蘭大公民的傳
記的時候，像潮水一樣湧現出來。兩篇詳細論述金的長文連續獲得普
利策獎：一九八七年大衛·蓋柔的“背負十字架”和一九八九年泰勒·
布阮其的“分水”。蓋柔的書共七百二十三頁，而布阮其的則有一千
零四頁。當我全身心地讀這兩本書的時候，它們使我產生一種似曾相
識，卻又不完全知道的奇特感覺。
雖然我穿梭於所熟悉的塞爾瑪、蒙哥馬利、奧爾巴尼、亞特蘭大、伯
明翰、聖奧古斯丁之間，但是一切景色都已經改變了。我和歷史學家
們一樣，將這些名字視為富有勇氣的道義爭戰的戰場。六十年代我在
南方長大的時候，它們代表着被包圍的區域。北方來的搗亂鬼，渾水
摸魚的學生和拉比，以及聯邦官員保護的傳教士正在侵入我們的領地。
在所有這些城市領導每一次示威遊行的就是我們那位頭號公敵，我自
己亞特蘭大本地的同鄉，【亞特蘭大報】常常攻擊“以公義之名煽動
暴亂”的那一位。我教會裡的人也有自己的名字來稱呼他：馬丁·路
西拂·黑。
金對基督福音的得天獨厚使我們非常惱火。他畢竟是受了按立的牧師，
即使我的基要主義的教會也不得不承認他父親金老爹、埃比尼澤浸禮
會教堂受人敬重的牧師的正直。當然，我們自有辦法協調這個感覺上
的不和諧。我們說小金是共產主義急先鋒，完全是披着傳道人外衣的
馬克思主義代言人（赫魯曉夫年輕時不也背過四福音書嗎？斯大林不
也上過神學院嗎？）。喬治·華萊士引用ＦＢＩ的情報指控金屬於一
個美國人里最靠近共產主義的組織。
我們說金老爹對馬丁教養是對的，但是北邊自由化的克魯澤神學院污
染了他的心靈。就算他接受福音，他跟從的也是社會福音（我們從來
不問問自己，那時候保守的神學院能接受馬丁的申請嗎）。當關於金
的性淫亂的傳言浮出水面時，他的事便板上釘丁了。小馬丁·路德·
金是個騙子，是偽君子，不是基督徒。
新近出版的金的傳記花了大量篇幅極為詳細地探討這些指控。多數傳
言來源於ＦＢＩ官員的泄密，Ｊ 埃德加·胡佛與金有着私人恩怨，
羅勃特·肯尼迪授權他可以竊聽金和他同伴。約翰遜·肯尼迪總統曾
親自命令金斷絕與兩個最親密助手之間的關係，因為他們堅持共產主
義主張。雖然民主的資本主義之下的不公平有時使金難以忍受，但是
本人從來不贊成共產主義。他對人的判斷取決於他們對人權的投身程
度，就這個尺度來說，左派人士的貢獻要比南方的牧師們大得多。
在金的年代，ＦＢＩ會疑神疑鬼地盯上那些很容易與各種族、各經濟
階層打成一片的白人，他們是潛在的共產主義分子。令我現在悲哀的
是，成為ＦＢＩ目標的本來應該是基督徒們，而不是共產黨人。相反，
我們南方基督徒大體上站到了公義的對面，海外共產主義媒介宣傳的
在“基督教的美國”發生的隔離的故事則是真實的。
與其它指控相比，對金的性生活淫亂的指控並不是謊言，乃是歷史事
實。ＦＢＩ錄下了他在旅館房間裡無數次對話，拜賜信息自由法，歷
史學者可以研究可靠的抄本。拉爾夫·阿伯內西指出，直到他去世前
夜，金還繼續他的婚外情。ＦＢＩ一位官員（威廉姆·沙利文，後被
提升為助理局長）將他們的一部分錄音和一張便條寄給金，便條上寫
着：“你完蛋了。你只有一條出路。你最好在你醜陋的欺騙行徑在全
國暴露之前把自己解決掉。”
除了性淫亂的控告外，金也被指控剽竊，他將大段別人的東西塞進他
的研究生論文、稿件、有時候他的演講中，卻不加說明。說實話，我
發現理解金的性墮落比他的剽竊更容易，那是好多人都犯的罪。引人
入勝的散文大師為什麼要偷別人的東西呢？
殘酷無情的壓力從四面八方向金撞擊：他面對來自種族隔離分子和
ＦＢＩ的死亡威脅；一顆炸彈曾在他家中爆炸；他的志願支持者正在
受威脅、被毆打和坐牢，其中有的人正在死去；他的南方基督教領導
會議常常拖延他的工資；肯尼迪總統勒令他解僱的一個助手是他最有
效的捐款人。從【亞特蘭大報】到【紐約時報】的報紙都譴責他的方
式，ＮＡＡＣＰ（有色人種民權促進協會）批評他太激進，而ＳＮＣＣ
（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則指責他太軟弱。十幾個城市的示威學生
請求他陪他們坐監，密西西比的志願人士敦促他去和他們一起拿生命
去冒險。他應該專注於投票權力上呢，還是那些實行隔離的餐館？他
應該去違反哪些不公平的法律？哪些藐視法庭的傳票又該怎樣處置？
他是應該對人權全力以赴呢？還是也要關注貧困問題？那麼還有越南
戰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