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人之道與才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這是作人做事最要注意的事。講到這種人生的經驗，孔子真是聖者，實在了不起。他說有些人可以同學，年輕做朋友蠻好，但沒有辦法和他同走一條道路，不一定能共事業。假如有一個事業，認為是好朋友，拉在一起做，往往後來朋友變成冤家，真不划算，如不共事業，還是好朋友，多圓滿！朋友是難得，結果變成冤家，等於離婚一樣，該多痛苦？所以漢光武找嚴子陵，而嚴子陵始終不干，始終和皇帝是好朋友，多舒服！如果他作了漢光武的官，最後歷史的記載，兩人有沒有這光榮史跡，就不知道了。“可與適道，未可與立。”有些人可以共赴事業，但是沒有辦法共同建立一個東西，無法創業。我們經歷了幾十年的人生，再回過來看這節書，真感到孔子的了不起。明太祖朱元璋。最初尊孔子，反對孟子，把聖廟裡孟子的牌位丟掉，說孟子沒什麼了不起。後來觀念轉變，翻開孟子一看，讀到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那一段，他又立即認為孟子真是聖人，恢復了孟子在聖廟的牌位。這就是說明要人生的經驗多了，才體會得出聖賢之言的可貴。“可與立，未可與權。”有些人可以共同創業，但不能給他權力，無法和他共同權變。這在歷史上很多故事中可以看到，有些人學問、道德都不錯，作別人的高級幹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也不錯，但權力一集中到他手裡，他自己會害了自己，就壞了。譬如現代史中的袁世凱，和曹操差不多，是亂世奸雄，治世未必能。如果一個人大權在手，又有道德學問的修養，把權力看成非常平淡，那就高明了。

　　　　　　　　　　　　贊元禪師與王安石

　　再說，由“可與共學”到“未可與權”這三句話，我們可以借用宋代蔣山贊元禪師對王安石說的話，作為更進一層的了解。王安石與贊元禪師交情猶如兄弟，一個出家當了和尚，一個作了宰相，王安石每個月都要寫信給贊元，而贊元始終不打開來看。有一天王安石問他能不能學道，贊元禪師說：“你只有一個條件可以學道。但有三個障礙永遠去不了，只好再等一世，來生再說學道的事吧！”王安石聽了很不痛快，要他說明。他便說，你“秉氣剛大，世緣深。”你的氣大，又熱心於人世的功名事業，成功與失敗，沒有絕對的把握，你心裡永遠不會平靜，哪裡能夠學道呢？並且你脾氣大，又容易發怒。作學問，重理解，對學道來說，是“所知障”，你有這三個大毛病，怎麼可以學道？不過，不大重視名利，而且生活習慣很淡泊，很像一個苦行僧，只有這一點比較近道而已。所以說你可以先研究修道的理論，等來生再說吧！我們看了這一段對話，再研究一下王安石的一生與宋神宗時代歷史上的成敗得失，便可以了解孔子所說的這三句話的份量了。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孔子所引用這四句古詩，用得很妙。“唐棣”是一種植物，像栗子一樣，台灣也有栗子，五月間開白色的花。這詩上說到看見唐棣開的花朵，好像是反偏在一面的情形，因此引起一時的感想，了解任何一件事物，都有正反兩面。有些事所以一時看不清楚，都是因為它太親近，反而使自己受到蒙蔽，其實，道理就在你的面前，就像在你家裡一樣，只要多多精思，就可以知道是自家本有的。所謂“禍患常積於忽微，智勇多困於所溺”，便是此意。唐棣之花的四句詩，它包含有兩個意思。第一是說前面有一朵花，真是好看，可惜偏向了一點。第二是映射偏差的過失，是由自己不注意去深思所致。作事業或作人，最容易出錯的地方，就是不太注意最淺近之處和偏信最親近的人。由人生的經驗以至歷史上的教訓，我們便可知道，一個人的失敗，整垮你的不是敵人，往往是你左右最親信的人。也不是左右的人有意整垮你，而是他無意犯一個錯誤或太多的錯誤，結果卻幫忙你拆垮了台。所以人最不容易看清楚的，是自己同室的人和最親近的事。好像我們戴眼鏡，可以看見外面的事，往往忘記了自己的眼鏡，把鏡片撞破了，也把眼睛傷害了。四句話連起來就是說，我們有愛好，就有偏私，有了偏私，往往就看事情不清楚，越親近的事物越看不清楚。這要特別注意。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這是孔子的結論，他說實際上都是自己不肯用心去深思，才看不清楚。其實，最高遠的道理，就是最平凡、最淺近的。我們往往把擺在面前的事情看得漫不經心，不屑去考慮，才種下失敗的種子。

　　一般把《論語》二十篇分成上下兩部分，上面十篇為上論。《論語》上半部的最後一篇，也就是上論第十篇《鄉黨》，因為這一篇多半是記錄孔子日常作人處世的態度，比較枯燥一點。事實上以現在的觀點來說，也就是孔子日常生活的素描。本其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和為人處世的一方面，等於研究孔子的一個結論，我們暫時把它保留。上論到此就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