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對誠實的定義、標準是要在網路上公開認罪
或是直陳自己內心最“隱秘”、的事，才是誠實。

但不是每個人對付罪的方法都要向你一樣，才叫誠實。

也許有些人是因為怕自己的軟弱成為別人的絆腳石，而不願意公開自己的罪，你不能說這就不是出於一種真誠的態度。
也許他早已對付了自己的罪﹐沒有必要再發個帖，表現自己的“誠實”﹔
也許是他認為自己這些個問題的解答，不在人，而在耶穌基督﹔真誠地在神面前懺悔就好了，沒有必要站在馬路上大聲廣播，才叫誠實。
也許，
也許，
有太多的可能。

不要忘了每個人成長的環境不同﹐天生氣質不同﹐對感情表達的方式也不一樣。
用自己的標尺來判斷別人誠實還是不誠實是不合理，也是不成熟的。

不過，你說的，假，大，空，美化自己的不良習氣，的確是我們應該避免的。也是我們每個人都要對付的毛病。人都不免有這方面的傾向，要自己向神交代。

但是，也不要忘了，“禮貌”是外在行為的修飾，是社交生活的潤滑劑，不是赤裸裸的表現自己的情感，才是“誠實”的表現。這是不同的。就如同我們說，含蓄也是一種美一樣。

轉個文章，說明文化現象。希望能像文末的結論一樣，大家生活在一種諒解與認同中。

文化的座標圖
　　　　　　　　　　　　　　　　・廣玉蘭・

“文化就像萬有引力，只有當你雙腳跳起在空中時，才會意識到它的存在。”
――《Ｒ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ＶＥ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英語中的“文化”一詞――“ＣＵＬＴＵＲＥ”，與“Ｔ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同根，後者有耕作，開墾之意：是土地孕育了一方文化。這和我們中國人說的“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算得上是異曲同工吧。

經濟管理學方面的兩位專家，方斯・強普納（ＦＯＮＳ　ＴＲＯＭＰＮＡＡＲＳ）和查爾斯・漢普頓－特納（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ＡＭＰＤＥＮ－ＴＵＲＮＥＲ）合着了一本書：《Ｒ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ＶＥ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作者認為，文化不僅是我們的語言和文學，也是我們與人交往溝通的方式和交換資訊的手段，是約定俗成的社會公德標準和行為準則，等等。不同的地域或民族有自己獨特的文化，是人在與那裡的大自然長期交戰中逐漸發展演變而成的。久而久之，那樣的文化便成了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如水之於魚，如土壤之於萬木。我們都在特定的文化土壤中成長，卻渾然不自知，直到有一天離開了那片土壤，就像魚脫離了海洋，才突然感到自己與那片土壤竟是如此不可分割。

在全球經濟的推動下，越來越多的“魚”游出了自己熟悉的那片海域，來到新的天地。許多美國公司在世界各地設立分公司，開辦合資企業。就像我們初到這塊新大陸時感到了文化的衝擊，那些走向世界的美國經理經銷人員也因文化的差異而大大感到了困惑。據統計，前些年一窩蜂組成的跨國合資企業，五年以後，便有百分之七十紛紛解體，失敗的原因往往是文化上的差異。前車之鑑，後車之師。專家們調查研討，將心得著書立說，像上述這一類的書籍，相應的講座，應運而生。

不久以前，我去參加了一個這樣的講座：“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調和因文化差異引起的矛盾）“，老師之一便是書的作者查爾斯本人。這個為期三天的講座是公司為主管人員開設的。莫非公司也意識到，那些盎格魯－撒克遜作風的主管們，也該洗洗腦子，學點兒新招了？我雖不是主管，出於好奇，也去報了個名。

我們這個班共有十五個人，其中有三位黑人、一位在美國待了十四年、嫁作了美國婦的墨西哥女子和一位英語很道地的馬來西亞華人，她正與美國丈夫一起對女兒進行中英文並舉的啟蒙教育，加上我這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構成了班上的“少數族裔“群。其餘則是清一色的白人。

開講不久，老師提出下述問題，讓我們舉手作答。老師一再強調，所有答案都沒有錯，見仁見智而已。

問題１）：你和好朋友一起開車出去，他撞了人。那地方限速２０英里，而你朋友當時的車速至少３５英里，當時除了你以外沒有其他目擊者。朋友的律師說，如果你能出庭為他作證，證明他當時車速是２０英里，他就不會有麻煩。作為好朋友，他是否有這個權利要求你作證？
選擇答案：
　　１ａ）作為好朋友，他當然有這權利；
　　１ｂ）作為好朋友，他也許有些權利；
１ｃ）哪怕是再好的朋友，他也沒有任何權利。

老師念完答案１ａ時，只有墨西哥人舉手。念完１ｂ，兩位黑人和一位白人慢慢抬起手來，有點遲疑的。念到答案１ｃ時，所有白人都把手高舉過頭。他們雄赳赳環顧四周，像勝利者一樣微笑，臉上分明寫着，“那還用問嗎？！”

我和馬來西亞人沒有動。理論上，我懂得我的朋友沒有任何權利要求我作偽證。然而，既為好朋友，我能心安理得因為自己沒有法律上的義務便對他見死不救嗎？這麼左右為難了一下，便錯過了選擇答案的機會。或者說，那幾個答案對我來說都不夠確切。
接着，老師又提出第二個問題。

問題２）：如果出庭作證，你會怎麼說？
選擇答案：２ａ）作證說他當時的車速才２０英里；２ｂ）說你記不清他當時的車速，但覺得他並沒有開得太快。

又是墨西哥人選擇了答案２ａ。我選了２ｂ，一位黑人和馬來西亞人也舉了手。我們幾個態度有點曖昧，又想替朋友開脫，又想讓他聽天由命？

老師微笑着，好象我們的回答盡在他意料之中。這位老師叫馬登，是荷蘭人，娶了一位印度妻子，每天都面臨着文化差異的挑戰，難怪頗有心得。他突然問一個把手舉得最高，嗓門也最大的白人：如果那人不是你的朋友而是你女兒，如果你不為她作證的後果便是把她送進監獄，你也這麼毫不遲疑地舉手嗎？

白人被問住了，無言以對。

坐他旁邊的墨西哥人“哈”地一聲笑出聲來，露出雪白的牙齒，又連忙抿住嘴，對着一臉困惑的鄰座做了個鬼臉。其他人都沒出聲，更沒人回答馬登的挑戰。老師意味深長地環顧四座，我發現自己也像他一樣微笑起來。

“這，就是文化的差異。”老師說，帶着鏗鏘的德國口音。

美國和大部分西方國家將法律奉為至高無上，放之四海而皆準，必須絕對服從。而在東方和一些拉丁美洲國家，法律之劍往往握在人們自己手中，像綠林好漢，用自己的標準去權衡利害，判斷是非，用私了的方式來解決爭端。

查爾斯們在著書時，為了收集資料，對美國三十多個跨國公司，位於五十幾個國家的當地雇員，共三萬多人次作了採訪。他們問不同國家的人相同的問題，把答案作成圖表。上述問題也是其中之一。他們的圖表顯示了不同國家，對這些答案持同意或不同意程度的人數的平均百分比。圖表上是一個座標軸――一個數學的定位系統。但在這裡，被定位的，不是抽象的點和線，乃是文化上的差距。橫軸代表着百分比，豎軸代表不同的國家，每個國家的人回答的百分比數用一條橫槓的長度來表示。豎軸上國家的排列，按該國家百分比的多少，由下而上。這樣一來，哪個國家百分比多少便一目了然。嚴格說來，這裡的豎軸並沒有數學意義，只代表着一種相對順序。

根據問題（１）製作的座標圖上，回答１ｃ百分比最高的是瑞士，排在豎軸的最底下。然後是美國，加拿大，英國和北歐國家，再往上是東歐，地中海國家，法國，然後是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我尋找着中國的位置。她在豎軸的上端。雖然，中國和美國不是兩個極點，卻明顯地位於豎軸的兩頭，像陰陽兩極，隔得遠遠的。

我看了看鄰座的中年白人，發現他也在看我，我們相視而笑，又不約而同地聳起肩來。
東方與西方的文化差異呈現兩極的趨勢，這對我來說並非前所未聞。諸如，西方人強調個人的權利，是典型的“個人主義”者。東方人，特別是日本人，卻注重“團隊精神”。而我們，則從小就“萬眾一心”地高唱着“為國家，為人民，不惜犧牲“。然而，對美國人來說，他們所代表的理念不是處於鐘形分布曲線的中心，而只是豎軸上相對的一個點，卻有點匪夷所思。或者說，這樣一種表達方式和顯示的結果，對他們有點陌生。一位白人發問，在中國和日本採訪的都是些什麼人，當他得知那些都是外企的經理和工作人員而並非沒有知識的鄉野村民時，顯得有點將信將疑。

原來以為西方在這問題上應該比較一致，但從座標圖上看，也不盡然。像歐洲國家之間就有不小的差距。歐洲國家很多，文化極其複雜。歐洲共同體的創辦人之一，簡・莫奈特（Ｊｅａｎ　Ｍｏｎｎｅｔ）以過來人的經驗，說要讓她從頭再干一次，她一定會先從文化入手。馬登說，有一次他們在歐洲講課，班上英國人和法國人參半。在問到車撞人的問題時，一位英國人提問，那被撞的傷勢如何，她說她的回答得根據那人受傷的程度而定。有人覺得她的問題牛頭不對馬嘴。一位法國婦女搶着說：“那還不簡單嗎？如果那人傷得很重或者死了，我朋友就肯定有權要求我幫他作證，否則的話，我就認為不一定。“那位英國人聽了，有點尷尬地笑了笑，說：“這話挺有意思。但我想說的卻恰恰相反”。

話雖如此，東西方的文化畢竟更顯示兩個極端的典型。ＳＯＮＹ的總裁Ｍｏｒｉｔａ回憶說，當年ＳＯＮＹ發明出“隨身聽”（ＷＡＬＫＭＡＮ）這麼個新玩意兒，其驅動力是因為他本人喜歡古典音樂，希望有一種裝置，使他既能在上班的路上欣賞音樂，又不會打攪其他乘客。ＷＡＬＫＭＡＮ立刻得到西方人的鐘愛，原因卻是“有了它，我聽音樂便不會受別人的干擾”。同樣的裝置，同樣的受歡迎，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出發點。一個是欣喜它為自己營造出了一個小世界，由自己主宰，與外界隔絕；另一個卻是慶幸它掩蓋了自己與外界的衝突，使自己能為外界所接納。換句話說，東西方在對待外部世界的方式上也大相徑庭。西方人老想着如何去改變這個世界，強調主觀能動性。美國人說，“Ｆａｋｅ　ｉｔ　ｕｎｔｉｌ　ｙｏｕ　ｍａｋｅ　ｉｔ“。而東方人則老是改變自己去適應外部環境。像“逆來順受““委曲求全”這類的話，就很難在英語裡找出詞意完全相等的說法。

通用汽車公司有一套卡車碰撞試驗的規範，對試驗時的車速，用什麼車來碰撞，碰撞部位等都有規定。無獨有偶，日本某汽車公司也有相似的規範。其中，像試驗車速、碰撞部位等細節都與通用的相似。惟一不同的是，通用公司規定用最大最重的那種卡車去碰撞，而日本人卻是用市場上最熱銷的一種卡車。他們認為，既然買這種車的人最多，在路上與之相撞的幾率便也最大，測試規範應側重客觀環境，用幾率最高的車去撞，才是有的放矢。

小時候常聽大人說某某人“外國脾氣”，形容此君說話做事很爽氣，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會繞彎子。而且不管當面發多大脾氣，說過算數，事後不往心裡去。美國人直爽，提問題單刀直入，不敲邊鼓，談判也喜歡速戰速決。但碰上日本人，他們就得學會悠着點兒。日本人最喜歡繞彎子，而且不喜歡沒有耐性的人，在他們看來，沒有耐心便意味着沒有誠意。ＴＯＹＯＴＡ收買ＲＯＬＬＳ　ＲＯＹＣＥ的談判進行得好好的，就因為ＲＯＬＬＳ　ＲＯＹＣＥ要求ＴＯＹＯＴＡ限期作出決定，ＴＯＹＯＴＡ立刻鳴金收兵，乾脆不談了。

但是，美國人也有拖泥帶水的時候，他們談判求快，寫合同卻磨磨蹭蹭，拘泥於法律細節，讓律師們花一整天一整天的功夫在那裡摳字眼。聽中國同事說，若干年前，我們公司和中國北方一個大公司準備合資，一切都談得差不多了，討價還價後對投資額也達成了共識，卻在協議書的一些細節上擱了淺。美國人在合同書上字斟句酌，考慮到所有細節，把所有的醜話都說在前面。這讓中國人大為惱火。我們中國是禮義之邦，最講信義，你們卻把我們當賊一樣來防。他們卻有所不知，美國人是打官司打怕了，不得不處處小心，防“訟”於未然。他們不是對中國人如此，對誰都一樣。在他們的社會裡，法律是惟一可以憑靠的安全島，打官司是解決爭端的正當途徑，律師是這個國家的真正主宰。信義是什麼？抓不住又摸不着，能白紙黑字落在文件上嗎？其實，後來的事實證明，好多細節問題都是活絡的，可以修改的。他們這一折騰不打緊，簽合同的事就變得遙遙無期了。

日本人早就覬覦這塊肥肉，美國人捷足先登，他們正感到無計可施，此時便趁虛而入。他們用一紙簡單籠統的協定與中國人做成了交易，價錢比美國人稍低。美國人輸了。但中國人也沒有贏。日本人老奸巨猾，在後來的細節上層層加碼，結果中國人花的錢反而比當初和美國人協定所定的還要多。由於中美雙方互相不了解軍情，貽誤戰機，讓日本人漁翁得利。

是不是美國人和亞洲人談不攏，和歐洲人就沒有問題呢？也不一定。比如說，他們和德國人，有時也相去甚遠。馬登說了個笑話：美國人在講課或做報告之前總喜歡先說段笑話作開場白，造成輕鬆的氣氛，才進入正題。他們去德國講課時，也如法泡製。卻發現德國人聽完笑話非但不笑，還一本正經往筆記本上做記錄。美國人覺得很沒趣，這些人簡直毫無幽默感。下課以後，和德國人一起吃飯喝酒，卻發現他們也會說笑話，也開懷大笑，美國人便感到納悶。原來，德國人不是沒有幽默感，卻絕不在工作時間開玩笑，因此他們也沒想到美國人上課時講的居然只是個笑話。

說到幽默感，一位英國人在日本的遭遇才更令人啼笑皆非。英國人去給一群不懂英語的日本人上課，由日本人作翻譯。行前有人提醒他，講課時不必講笑話，日本人不一定聽得懂。此公則認為他的幽默感全世界通用，不以為然，還特意選了幾個自以為合日本口味的。那天，他站在台上侃侃而談，時而插入一句笑話，想不到日本人反應出奇的好，每個笑話以後，他們都熱烈鼓掌。英國人受寵若驚，大受鼓舞，更加妙語連珠，而日本人也頻頻報以掌聲。課後他好不得意，感謝翻譯把他的笑話傳達得如此準確無誤，又連連稱讚日本人富有幽默感。翻譯顯得有點不好意思，猶豫了一下才告訴他說，他其實並沒有把他的笑話譯出來，一個也沒有。他只是告訴聽眾說，英國先生說了句笑話，為了對他表示禮貌，請大家一起拍手。

不管怎麼說，他們出洋相也好，鬧笑話也罷，畢竟都是一次性的。文化差異對我們這些想在異國他鄉為自己謀得一席之地的，才是每日每時切身貼肉的感受。入鄉隨俗如果只意味着改變遊戲規則，還好辦。只要多長几個心眼，多看多問，記住新規則，不犯規就得了。但那如果意味着改變球路，就比較累人。本來是擅長抽殺的莊則棟，卻得像張燮林一樣去“海底撈月”；原先是守門的，現在卻得打中鋒；這樣的“隨俗”就難免有點吃力，還不一定討好。

誰都知道，美國人愛說話。就連在超市裡買菜付錢，也免不了得和收錢的來幾句“Ｓｍａｌｌ　ｔａｌｋ”。我天生拙嘴笨舌，從小就不多話。大學畢業時，一位很少打交道的男同學給我的贈言是“沉默者，黃金也”，讓我感到如遇知音。來到這裡以後，美國人的“話多”令我大傷腦筋，因為這和我的“話不多”成了過分明顯的對照。雖然英語裡也有一句，“Ｓｔｉｌ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ｕｎ　ｄｅｅｐ“，多數美國人還是認為不愛說話的人難免有自閉或者性格孤僻之嫌。一夜之間，我金的那部分，突然變成了廢銅爛鐵。再加上文化背景不同，對他們感興趣的，像棒球之類的話題，或電視裡哪個明星說的一句笑話名言，不是所知甚微，便是根本莫明其妙。而且，找工作得自我吹噓，公司里有好的機會得毛遂自薦，你謙虛，老闆還認為你不思進取，甘居下游。同事們相處久了，知道我不是不合群，也不是沒有自信，但還是說我這人“Ｔｏｏ　ｑｕｉｅｔ”。他們好心地開導我，“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ｈｏｗ　ｔｏ　ｓａｌｅ　ｙｏｕｒｓｅｌｆ“。在這裡，桃李無言，便無人問津；要想不落人後，就得仿效王婆。你不爭，別人就踩着你的脊梁上去了，這就叫做“Ｎｉｃｅ　ｇｕｙｓ　ｆｉｎｉｓｈ　ｌａｓｔ“。有時候，自己會突發傻想：要將中國文學作品譯成外文的話，像“含蓄”“蘊籍”“桃李無言，下自成蹊”這些的，該怎麼譯出原味來呢？就是譯出來，美國人真能理解嗎？

我不愛說話，自然也不善於社交。碰上公司里非去不可的晚會，只能勉為其難。想在這世上混飯吃，總不能不食人間煙火吧。最可怕的還是陪同先生去參加他那部門的招待會，所謂的“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辦公室政治”的產物。那是一種雞尾酒會，沒有固定位子，手裡拿杯飲料，到處逛着沒話找話說。先生管自去施展他的辦公室外交，撂下我夾在太太堆里周旋。她們見面後一分鐘就熱絡得像多年不見的老朋友，談貓談狗，像說書一樣說着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旁邊的人卻像聽辛巴德航海似的，不時發出“Ｏｈ，ｎｏ！”“Ｒｅａｌｌｙ？”“Ｏｈ，ｍｙ Ｇｏｄ！“的驚嘆聲。我不會誇張作態，只能在一邊陪着笑，像鸚鵡學舌一樣重複着那幾句感嘆。一邊心裡在想，我的朋友看到我這樣子，一定會覺得很滑稽，興許會問，這真的是你嗎？

美國人外向，喜歡社交。查爾斯們對此也有一番研究。他們把人與人的交往空間用一個直徑相等的同心圓來表示。那個圓又可以分成內圈和外圈兩部分，核心的那一個圓叫作“隱私空間”，是不常與外人道的那部分，而外圈則是能與一般人分享的。由於每個大圓的直徑都相同，核心小了周邊部分就會比較大，反之則較小。像我這樣的，大概根本就沒有什麼外圈可言。人與人相交，就如同兩個圓相切。外圈大的，相切再深也不大會碰到裡面那層核心。外圈小的，動輒觸及心扉，因此不容易與人一見如故。不過，這樣的人，一旦和你交上朋友，便掏心掏肺，無話不談。

美國人的“隱私空間”很小，所以，他們在社交場合里可充作談資的很多，家庭，孩子，汽車，寵物，嗜好這些，都可以是話題。上了三天的課，我已了解到鄰座的黑人婦女有兩個孩子，女兒在上大學，還沒決定學什麼專業。整天跳跳蹦蹦，和媽媽特別親，每天一通電話。兒子就不那麼聽話了，讀書馬馬虎虎，像所有十幾歲的孩子，有時會給她找麻煩，為此她和她先生還有點兒小矛盾。我是最蹩腳的包打聽，這些當然都是她自己在吃中飯的時候，一邊吃一邊向我們報告的。旁邊的白人也提供了他的非常詳細的家庭情況。只有我在一旁甘當聽眾，只進不出，也沒人問我。

同樣是西方，相比之下，歐洲人，像法國人和德國人的“隱私空間”就比較大。美國人在社交場合可以大談而特談的話題，對他們來說都有可能是隱私。美國人的社交生活又分成不同的圈子，每個圈裡有些不同的朋友。而且，他們也僅在圈裡才是朋友，出了那個圈子，便沒有其他的聯繫。他們今天會在高爾夫俱樂部里與張三一塊兒打球，明天則可能與李四一起參加教堂的活動，後天在學生家長會上會碰見黃五，而再後天，又會與趙六一起在酒吧里大嘆丈母娘來了以後的種種苦經。法國人或德國人也有這些去處，但他們在那裡碰上的很有可能是同一個朋友。他們和那個朋友可以談孩子，談女人，談股票，談政治。如果你不是那樣一個朋友，他和你就沒有很多可談的。因此，美國人會給人好相與，見面就熟的感覺，歐洲人就不一定。馬登說，在酒吧里或雞尾酒會上，素不相識的美國人會由談天氣，談棒球，講講有關女人的笑話而變成你的“新朋友”。十分鐘以後，他會把你作為他的朋友介紹給另一位，也許和他也只有過一面之交的朋友。他們會在酒吧里一邊喝酒，一邊跟你大談他的情場失意事，而甫出門，已把你的名字忘得一乾二淨。

我當然無緣碰到這等事，認識的中國人里也很少有和美國人一見如故的。畢竟馬登是白人，儘管他的英語也有外國口音，白人之間，總會有比較多的認同感吧。倒是美國人對“朋友”這一稱呼之隨便，在我剛來時委實很不習慣。

物以稀為貴，如果人人都是朋友，這朋友的意義豈不就濫了？且不論古人的“高山流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那樣的對朋友的期許，也至少該有點惺惺相惜，意氣相投吧。因此，當同事說，你的某某朋友找你，我會斷然糾正──哦，不，我們只不過一起開過會，或者說──哦，那不是朋友，只是個熟人，弄得美國同事一頭霧水。現在，入鄉十幾年，不隨俗也得隨俗，已不十分計較別人怎麼稱呼。再說，我發現美國人里真正有交情的也是相交時間比較長的。只能說他們的“Ｆｒｉｅｎｄ“比我的“朋友”廣義得多。話雖如此，我還是會下意識地避免把泛泛之交稱作朋友。似乎那樣一來，心裡會對不住當年與我相濡以沫度過那段磋砣歲月的，或是因緣際會相識相交遂成莫逆的那幾個。有一次，和一位比我小得多的朋友談及此事，她對我的想法感到很新鮮。“我們沒有患難之交，”她說，“頂多是物以類聚罷了“。再說，只要我對那些朋友一如既往，怎麼稱呼其他人，又礙着什麼了？　何必如此頂真。不過，她倒是有點兒羨慕我們朋友之間會有那一份摯情和牽掛，經歷過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鄉也是人生一種財富吧？我不知該說什麼，就是說出什麼來大概也是很不合時宜的。這已是離題很遠的話，就不說也罷了。

再回到前面的話題。事實上，歐洲人，比如德國人，對美國人隨隨便便的交朋友也看不慣。他們覺得美國人看上去樂天，隨和，卻太膚淺，口惠而實不至。美國人則認為德國人傲慢，刻板，拒人於千里之外。兩年前，三大汽車公司之一的克萊斯勒被製造賓士的戴姆勒－賓士買下了。據說，合併後沒多久，克萊斯勒的高層主管里，便有百分之二十改弦易轍，投奔了通用汽車公司。有一陣，底特律的媒體披露，原來三巨頭裡最為看好的克萊斯勒，因高層主管文化上的分歧引起人們關注，而對它的的前景是否仍看好產生疑慮，云云。前幾天紐約時報上的一篇文章證實了人們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克萊斯勒的原總裁，美國人，辭職了，接任的是德國人。許多原高層主管紛紛離去，股票比最高峰時跌了將近百分之五十。這原先被看作是錦上添花的珠聯璧合已成了燙手的烘山芋。合併以後，在美國的原克萊斯勒總部和各分廠都掛上了新的招牌“戴姆勒－克萊斯勒”，但馬登說，在德國的戴姆勒卻並沒有掛上克萊斯勒的旗幟，照舊是“戴姆勒－賓士”。要是美國人知道了，不知作何感想。我們班上就有人頗為不平，說德國人自大，欺負人。

說來，也難怪德國人自大。美國號稱汽車王國，造了幾十年汽車卻硬是造不過人家，還輸給後來居上的小日本，實在是自己不爭氣。前些年，我在其他公司工作時，曾有機會和兩位元德國來的工程師一起搞專案。他們對待工作的態度就是不一樣，不像美國人那麼散漫，不求甚解。他們對每個細節的計算都一絲不苟，非常重視理論依據。德國人的設計規範細緻到對各種螺栓聯接的預應力都有一套標準計算程序，而且和我用數學模型算出來的結果很接近。他們對自己的設計看得很認真，要是有人提出疑問或異議，非爭個明白不可，好象關乎個人的榮譽。德國人認起真來的時侯，我的美國同事們總擺出一派不與他們一般見識的瀟灑風度。他們走的時候，卻也沒忘了問他們要計算程式，而且以後一直拿來當標準程式使用。我倒覺得跟他們合作挺不錯的，並不感到他們自大。馬登卻說，嘿嘿，那是因為在美國，你去德國試試。而且，工程在德國是男人的行當，很少有女人的立足之地。我見過那位德國人的妻子，很活潑，不會說英語，家常也穿漂亮的連衣裙，不像我們穿短褲牛仔褲。也許馬登說得對，在美國，我是主，他們是客，他們也是入鄉隨俗。要在德國的話，也許他們也寧願看到我穿著漂亮的連衣裙，娉娉婷婷，而不是像男人一樣穿著西裝褲，在辦公室里和他們平起平坐，討論什麼應力強度之類的問題吧。我沒去過德國，這點也就無法考證了。

講座期間，我們分組做了些小練習，製做一些小玩意兒，看誰做得快，然後分享各組的心得經驗。馬登總結的時候說，不管這講座是在亞洲歐洲或美國，學員們對做練習都很積極，而且都把任務完成得不錯。有趣的是，他們完成任務的方式卻很不相同。如果是日本人或中國人，他們一接到任務會先把頭湊在一起討論，制定出計劃，然後才動手干。雖然討論花去一些時間，但後來做的時候很快，流水作業。而美國人總是甫聽完任務就一窩蜂動手去做，做的時候七嘴八舌，人人都在出主意，毫無章法，往往得過了一陣才會意識到，也許分分工，改進一下程式會做得更快吧。大家聽了不免失笑，因為我們班的情況正是如此。

我現在的公司是做汽車部件的。公司曾將自己和竟爭對手的經營設計方法進行分析比較，以找出差距。結果顯示，日本人設計或改良一個新產品，總是先做計算分析，得出最優方案，才去製造樣品。雖然在試製的早期，研製經費花得多一些，看到樣品出來的時間也長一些，但設計優化可靠，很少做無用功。美國人不喜歡做計算分析，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動手做起來再說。迫不及待做樣品，裝上了卻發現問題一大堆，還不知問題出在哪裡，趕緊組織人“攻關”找原因，設計人員因此三天兩頭在“救火”，忙得焦頭爛額。產品經過反覆修改重做，雖然最後也能差強人意，卻不一定是優化設計，多半不是，還浪費很多錢。這樣也造成部門之間的不協調，互相扯皮。我們班上從市場部和採購部門來的人就指着我說，都是工程部的人做事沒有計劃，改來改去，害得他們也跟着手忙腳亂，還讓顧客打屁股。我只能胡亂替我的同行打掩護：是上面把期限定得死死的，從不徵求我們意見，又不給錢，只問我們要東西，能怪我們嗎？其實，問題遠非如此簡單。再說，這些情況高層領導何嘗不知，否則也不會去研究日本人的路子了。只是這傳統汽車工業的傳統文化由來已久，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是一時改變得了的。現在的市場竟爭激烈，非進則退。而且新科技日新月異，他們也知道不改變是不行了，只是還不知道該如何下手。我本來相信日本車是因為它們口碑好，價錢比德國車便宜。待到自己加入了美國汽車行業，反倒對美國車更加信心缺缺了。

德國人不掛克萊斯勒的招牌，另一原因也可能是歐洲人在這種事情上比較馬虎，不像美國人處處都得做到“政治上正確”（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ｒｒｅｃｔ）。對德國人來說，公司合併，管理上作出實質性的調整就得了，生意照樣做，掛不掛克萊斯勒的招牌又有何妨。我們公司在各大洲都有分部，經常有歐洲的人來來往往，他們平時說話開玩笑就比美國人“口沒遮攔”。約翰是一位愛爾蘭來的中級主管，在我們這裡工作一年。他對黑人老是直呼“Ｂｌａｃｋ”，而不是“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他管美國女同事叫“姑娘們”（ｇｉｒｌｓ），也讓她們大傷腦筋。這裡的叫法，政治上正確的，應該是“女士們”（Ｌａｄｉｅｓ），或者只表示性別的：Ｗｏｍｅｎ。一次，他當眾發表有關拉丁美洲人（Ｌａｔｉｎｏ）的高論，用很輕蔑的口吻，說他們要麼成天追着女人調情，要麼不是發脾氣就是打架，讓周圍的美國同事聽了嘴和眼睛張得一般大，沒一人敢介面。薩爾瓦多人魯易斯氣得背地裡罵他“種族主義分子”（Ｒａｃｉｓｔ）。倆人都是火爆脾氣，開會時常常為了一點兒小事就劍拔弩張，平時也老抬槓。

也許美國人較之歐洲人經歷過更多的種族麻煩，受到過更多的不同文化的挑戰。這“政治上正確”固然是政客和媒體炒起來的，我也曾經嘲笑過一些“政治上正確“的說法，但回過頭來想想，話語會傷人，讓口舌有點兒遮攔，也未嘗不是有心調和種族與文化差異的一種姿態吧。

說來說去，這個講座和查爾斯那本書的宗旨，無非是用圖解化，讓人“看”到文化的差距，從而致力去調和化解因此而產生的矛盾。

查爾斯們認為，沒有人能完全理解另一種文化，就像男人和女人永遠只能屬於兩個不同的星球一樣。但我們可以相互尊重，相互溝通，增進了解，共同尋找互惠的，切合實際的方法來達到目的。所謂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據說，用那種座標圖來顯示文化的差距是查爾斯們的創舉。在他們的座標軸上，人們看到的是相對的距離，而不是絕對的價值。理論上，在一條線上的兩個極點之間，可以劃分出無數的點子。這就意味着任何一種文化在他們的座標軸上都有一席之地。

除了前面提到的，我們還分析了好多其他典型問題的座標圖。那些問題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在對待人與人的關係，人與外界的關係，人與時間的關係的不同態度。每次看座標圖，我都會下意識地去尋找中國的位置，然後是美國的。每一次，我都發現，或者更確切地說，我都能預料到（儘管我寧願自己是錯的），她們總是一個在北，一個在南，遙遙相望。

講座結束的時候是星期五下午，正是底特律交通最繁忙的時候。要是其他的講座，人們早就挾起公事包作鳥獸散了。但那天，我們非但沒有馬上離開，還找着馬登和查爾斯談開了感想。大家都覺得受益匪淺。幾位主管說要讓手下的人都來受受訓。又有人說要寫信給高層，建議把這列為主管們的必修課。道別的時候，我們跟老師握手，也互相握手，墨西哥人和她的鄰座，我和鄰座的白人和黑人婦女。大家握手的時候是誠心誠意的，不只是履行着禮節性的程式。我們說，真的希望以後能有機會再見。那情形，好象大家不只是在道別，而是在向對方傳達着一種好意，一種諒解與認同。

我有點感動。
我真希望，我們真的都能夠這樣，在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