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基督徒當如何看孔子？

—“信仰與文化講座”簡報

楊愛程(首刊於《真理報》加西版2010年9月號) 

由北美浸信會信友堂與溫哥華短宣中心合辦，加拿大中國福音會協辦的“信仰與文化講座”於2010年9月3日晚舉行，講員洪予健牧師以《教化與拯救:中國基督徒如何看孔子》為題，陳述了自己的見解，筆者亦應邀在他演講之後作了一個簡短的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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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孔子像(相信並無孔子寫生畫像傳世) 

孔子（Confucius）於主前551年出生在春秋後期的魯國(今山東省境內)，是世界最知名的中國文化巨人，儒家學派的創始者。兩千多年來，他在中國歷史上所得到的奇特禮遇和遭遇堪稱世所罕見 。 

在禮遇方面，自從漢武帝接受董仲舒奏本，“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中國歷代統治者為彰顯對孔子的尊崇，不斷追封追諡，各地紛建孔廟予以敬拜。例如，西漢漢平帝劉衎追封孔子為“褒成宣尼公”（主後元年）；唐朝玄宗李隆基封孔子為“文宣王”（主後７３９年）；宋朝宋真宗封孔子為“至聖文宣王”（主後 1012 年）；元朝元成宗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主後１３０７年）；明朝明世宗封孔子為“至聖先師”（主後１5３０年）；清朝清世祖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主後１６４５年）；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封孔子為“大成至聖先師”（主後１９３５年），等等。 

“祭孔大典”則是在孔（文）廟舉行的隆重祀典，在古代被稱為“國之大典”，自唐玄宗封孔子為“文宣王”後，祭孔開始升格。元、明、清三個朝代皇帝祭孔的主要場所在北京孔廟，在清朝達到了頂峰，僅干隆帝一人就先後八次親臨曲阜拜祭孔子。甚至在今天的中國大陸，自80年代中期恢復民間祭孔活動後， 2004 由民間祭祀轉為政府公祭，由清代模式轉為明代模式。“為弘揚中華文化”，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全球首家孔子學院在韓國成立以來，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已在全球８７個國家建立了５８３所孔子學院和課堂，到２０１２年將達到１０００所。(百度百科) 

在遭遇方面，秦始皇於主前２１３年接受丞相李斯主張，焚毀除《秦記》以外的所有史書，並在咸陽坑殺了４６０名儒生。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廢孔運動。在近現代，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高舉“打倒孔家店”的旗幟，認為中國的貧弱不僅因為器物落後，更是因為政治與文化的落後。舊的傳統文化要為落後的現狀負責，於是孔子便成了替罪羊。當時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左翼學者對孔孟之道的批判自不待言，連溫和的右翼自由主義學者胡適都這樣說：“正因為二千年吃人的禮教法制都掛着孔丘的招牌，故這塊孔丘的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捶碎，燒去！” 

試圖徹底清除孔子學說的另一次運動，就是毛澤東所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中的“破四舊”運動（１９６６）和“批林批孔”運動（１９７２），都把矛頭指向孔子，認為他是一切舊文化、舊思想、舊習俗、舊習慣的總代表。在林彪叛逃事件發生後，又把孔子跟林彪綁在一起批判，為了發動全國中小學生批判孔子的“反動言論”，著名文學家巴金還受命編寫了一本連環畫:《孔老二罪惡的一生》。很具諷刺意味的是，我們這一代學生恰恰是借着這次運動，對孔子的思想有了第一次的接觸，可算是一次特殊意義上的傳統文化啟蒙教育。 

孔子學說集中展現在“四書五經”之中(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五經:詩、書、禮、樂、易，加上春秋，又稱“六經”)。由於篇幅所限，在這裡就不再轉述洪牧師對孔子學說所作的簡介了。至於基督徒應當如何看孔子及其學說的問題，洪牧師認為聖經中《羅馬書》第二章第14，15兩節是鑰匙: 

“沒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順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們雖然沒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心裡，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並且他們的思念互相較量，或以為是，或以為非。” 

據此，洪牧師認為，孔子其人及其學說在中國歷史上的出現是：（１）上帝普遍啟示在華夏文化中的明證；（２）上帝普遍恩典對中華同胞的眷顧。 

宋朝大儒朱熹嘆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朱子語類》卷九十三）。梁啓超稱《論語》為“兩千年來國人思想之總源泉”(《國學入門書要目》)。這些都是有道理的，因為孔子的德行、品格、修養、智能、才能均傑出無比，世所罕見，“高山仰止”。他謙恭好學，敬天尊人，安貧樂道，設壇講學，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循循善誘，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奔走呼號，宏揚仁義，克己復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孔子無權、無勢、無財，人品、學問感人，深得眾弟子敬仰、愛戴，雖述而不作，但其言行被記載，奉為圭臬。從《論語》中，我們可以看到孔子所領悟到的已經達到了世人對上帝普遍啟示所作響應的最高峰。例如： 

（１）敬畏上天的旨意（對照聖經羅馬書１１：３３）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１６：８）“獲罪於天，無所禱也”（３：１３）“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１４：３５） 

（２）強烈的是非價值自覺（對照聖經馬太福音７：１２）

子貢問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４：１５）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４：１６）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１５：９） 

（３）執着的人生使命感（對照聖經馬太福音６：３1 -３３）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4：8）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１５：３２）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８：７） 

（４）難能可貴的謙恭自省（對照聖經詩篇５１：１７　）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７：２２）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４：１７）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１５：３０）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７：１７）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７：34） 

雖然如此，無論孔子在世人中如何鶴立雞群、表率群倫，但他只是人，有人被造的限制，也有人罪性的限制（對照聖經羅馬書５：１２）。因此，孔子的論述和教導，也不免打上人被造的限制及罪人陷入黑暗裡的印記。孔子《論語》中最被現代人詬病的是：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８：９）似有幫助執政者施行愚民政策之嫌（但是有些學者認為是斷句錯誤而造成的誤導）。“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１７：２５）似有歧視婦女，認可男女不平等之嫌。 

從神在基督里的特別啟示中看，孔子雖然敬天畏命，卻並未真正認識真神，也不尋求祂(這不能怪他，因為他沒有從上帝而來的直接啟示)，所以只能感嘆:“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１７：１９）因不認識真神，也就無法真正認識人，因而孔子的倫理教導便缺失了重要的根基。他雖然看見人性之敗壞(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９：１８）)，卻仍然相信人本自足，可以自我完善(通過教育和自我修為)。孔子關心國事，卻不知如何使掌權者受到制衡、監督，以解除“苛政猛於虎”之苦難: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１２：１）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２：３）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正業，子帥以正，孰敢不正？”（１２：１7） 

洪牧師主張，擺正孔子及其學說的位置，是中國基督徒的福音及文化使命的內涵之一。(對照聖經羅馬書８：２８)要正確分辨孔子在中國文明和民族意識形成過程中所起的正、反兩個方面的作用，更要深切反省、悔改包括我們在內的國人同胞在孔子問題上表現出的種種罪性是何等抵擋了上帝的主權與恩典，虧缺了上帝在中國大地上的榮耀。 

１．我們為神在祂的普遍恩典里對華夏民族的眷顧，早在兩千五百年前就興起孔子這樣繼往開來，奠定中華文明道德價值的偉大先賢而感恩。孔子所代表的儒學體系，展現了人在上帝普遍的啟示下，對仁愛公義、倫理秩序寶貴的道德自覺。其率性修道的人文精神，有助於使中華文明的主流較早地擺脫泛神主義偶像崇拜的低級迷信狀態。 

２．我們雖然敬仰孔子在上帝普遍啟示下所表達的，常人難以企及的道德良知高度，但是孔子與我們一樣，生在亞當里，也犯了罪，也需要耶穌寶血的拯救。 

３．因着神的特殊啟示未能臨到孔子，所以孔子第一，不認識三一真神才是創造天地、生命，掌管一切的主宰。他使國人的心靈從超越外在的宗教探求(道)，轉為只關注人面對實際事務中的良知運用(德) [天命之謂性]。

第二，不知曉世人，包括他自己，都處在普遍墮落的罪性中，以為一切仁義良善都從人的本性而來（率性之謂道），最大的理想是靠着賢明君主的德治而天下歸仁，結果其學說反被統治者利用，成了專制統治的幫凶。 

第三，更不知曉只有耶穌的十架救贖，才是世人的出路。孔子用心良苦，設壇教學，誨人不倦，期望由此能教化世人，使人固有的良善發揚光大（修道之謂教），可惜我們罪人都是朽木不可雕也。此種教化兩千年來雖綿延不斷，但除了凸現出人性的虛偽、冷漠、狡詐、殘忍，是知罪犯罪，如同以色列人在律法面前站不住腳一樣，並無能力從實質上改變中國社會兩千年來苦難與愚昧的黑暗。 

第四，我們既反對從古至今任何將孔子封為至聖先師，對其頂禮膜拜，或由朝廷政府將儒學尊奉為國教的行為，也反對不分青紅皂白，將中國一切的不幸與黑暗歸罪於孔子及其學說的聲討運動。 

第五，我們要反省、悔改國人因奉孔子為偶像而興起的民族自大感。儒學從明、清以來直到五四運動，都成了抵擋基督福音來華的主力。近代新儒家運動的興起，表明了國人依然不能擺脫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陳腐的價值之爭模式。 

第六，我們要感謝神，借着五四運動，推翻了儒家學說在中國的道統偶像地位。但是我們也看到正是借着國學價值體系的崩潰，為馬列主義得以進入中國作了最好的準備。而文革中對孔子的批鬥，更加顯明了若沒有基督真理的指引，任何人追求的革命和進步，根本是越走越黑暗，表明了現代人在罪惡的道路上走得比古人更遠。 

第七，中國基督徒不能將自己關在教會的四面牆壁里，中國基督徒要借着聖經的真理在中國的重大文化價值上表明自己的態度。這不是一場中西文化價值之爭，而是神的普世真理進入中國文化、更新中國文化的一場屬靈爭戰。 

筆者在響應中嘗試澄清一個誤會，即因孔子說過“敬鬼神而遠之”，也有“子不語怪、力、亂、神”的記載，就誤以為他有“唯物主義的傾向”，或認為他沒有對超越性價值的追求。其實，孔子當時的語彙與今日的截然不同，我們不能把現今的概念“讀”進那個時代的詞語之中。比如，在孔子的時代，“鬼神”的“神”並不包括“上帝”、“皇上帝”、“天”、“上天”這些“至高神”在內，而是指商、周時代人們普遍相信的山神、水神、雷電風雨之神，等等，尤其指“祖宗之神”，即祖先死了，他們的靈魂便是子孫要敬拜的神。“鬼神”屬於同一類別，可以互換，鬼是神，神也是鬼。而孔子所說他「五十而知天命」，是指他到五十歲時才領會天意，學習尊重天意。孔子敬天畏命，而不事“鬼神”。他的觀念來自殷商的“上帝”和周人的 “上天”，這才是比較接近聖經中的“造物主上帝”的“至高神”，即大寫英文詞語God所代表的那個“神”。這一點在他對堯帝的評價中得到了清楚的印證:“巍巍乎!堯之為君，唯天為大。”這簡直就和聖經對大衛王的評價如出一轍:大衛隨時隨處，尊主為大。如果認為孔子“敬鬼神而遠之”的“神”也包括“上帝”或“天”，那麼上面這句話就講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