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年後，終於有紅衛兵公開道歉了  2010年11月05日10:46  南方新聞網  周冠誠
http://news.qq.com/a/20101105/002836.htm

[導讀]曾經的紅衛兵們要向被自己或“戰友們”扇過耳光的老師道歉。一封道歉信，“帶了一個好頭”。有人把致歉行為歸結於個人道德層面：“心裡有罪，不會安寧。這是一個人最起碼的道德水準”。這樣的故事並非孤例，但致歉的發生在當下仍異常罕見。道歉與和解遲到了44年，所幸一切都還不太晚。再不道歉，當年的被迫害者與做惡者就都要太老了。

和解與道歉發生在這樣一群老人之間：程璧，北京外國語學校退休教師，86歲；關秋蘭，北大附中退休教師，81歲；李煌果，北京礦業附中退休教師，79歲。在他們的對面是當年的學生，申小珂，胡濱和郭燦輝（化名），他們都已超過了60歲。

這份名單還可以列的更長。在1966年，文革初肇，以中學生為主力的紅衛兵暴力迅速席捲整個中國。在程璧們所在的北京，據官方數據統計，僅被紅衛兵打死的人數即達1772人。程璧、關秋蘭和李煌果於暴力狂潮中逃得性命，而他們的一些同事則被計入了死亡數字；申小珂、胡濱與郭燦輝都是當年的紅衛兵暴力組成部分。

現在，曾經的紅衛兵們要向多年前被自己或“戰友們”扇過耳光吐過唾沫的老師們道歉。

10月21日，南方周末刊登了申小珂和胡濱寫給程璧老師的道歉信，在信中，退休工人申小珂向程璧請求：“請您寬恕我們”，他說，一個同學在電話里向他回憶起曾經踹過一位老師一腳的時候，不禁嚎啕大哭。而程璧則回信說，“你們帶了個好頭”。

在信件往來中，申小珂將程璧比作自己的媽媽，程璧則對超過60歲的申小珂說“你們都是好學生”。老人們的語氣，一如幾十年前的孩子與老師。

堅硬的歷史正在反思之鹽的催動下溶解。發生在程璧與申小珂和胡濱之間的事情，也同樣發生在另外一些老師與學生之間。在本報記者尋找的範圍內，這樣的故事並非孤例，儘管在歷史的真相全部抵達之前，致歉的發生在當下仍異常罕見。道歉與和解遲到了44年，但所幸一切都還不太晚。

毆打過老師的學生，能對老師說些什麼呢？

返校的校友人數超出預料，9月18日，原北京外國語學校的50周年的校慶選在了北京國際會議中心。昔日的老書記程璧已經86歲了，曾在“文革”中飽受批鬥的她在校慶文集的題記中寫道：我愛這所學校，它給我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在最初的構想中，慶典中將會加入一段默哀，以獻給那些在“文革”中死去的校長和老師們。不過很多人反對這一點。她認為這與當天的和諧場景不太相襯。最終祭奠體現在主持人的對白中：很遺憾老校長莫平等人未能到會。

莫平已經死了。他在1966年遭到毒打，在1968年“文革”高峰中，“自殺”身亡。

這已經不是當年的紅衛兵們第一次向他們迫害過的老師表達情感。慶典前，一批昔日學生開始給程璧寫道歉信。甚至慶典當天，還有學生在幽暗中走到第一排，親口對程璧說對不起。

在本報發出道歉信的申小珂在幾年前退休了，另一位道歉者胡濱人在國外。1968年離校下鄉到內蒙三年，1971年回城後申小珂便紮根湖北，最終在十堰市的二汽退休。身為一個技術工人的申小珂關注歷史喜歡讀書。“為什麼會有文化大革命呢？必然性何在？老師們都是那麼好的人，太冤枉了。”他說。

申小珂發道歉信是為了消解內心的一些東西。他寫過一篇叫做《仇人之子》的小說，發表在1986年的《人民文學》上。故事並不複雜：曾經飽受酷刑A逃出後，放火燒了敵人B的家，並且帶走了敵人之子。多年之後當A叫B領走自己的兒子時，B選擇跳崖而死。“B見到自己的兒子，能說什麼呢？”申小珂認為這同樣不可能發生在現實當中：一個毆打過自己老師的學生，能對老師說些什麼呢？

但今年初夏，63歲的申小珂終於將那封道歉信發出。他首先通過email發給了北京的同學。雖然被視為一個有思想的、站在風口浪尖上的人，但他並非沒有壓力，反覆叮囑不要張揚。夏初拜會老書記程璧時，由同學代轉的打印出來的道歉信一出現，不僅程璧本人，連在場同學們都驚呆了，“怎麼會有這樣一出？”

此前沒人向程璧道過歉。一片驚詫中有人拍照，有人把信一字一字念給老人聽。程璧一時反應不過來：“我不記得申小珂打過我啊。他是好孩子啊。”

雖未對老師施暴，但在校時他也曾戴着紅袖章高喊“打倒”，對象是自己的老師。為此他無法原諒自己：“我用各種流行的觀點攻擊過老師們，包括程璧老師”。申小珂回憶說，他是含着眼淚把道歉信打完的。

而在歷史的另一端，程璧說，她只哭過兩次，一次在批鬥大會上被劃為走資派的她跟着喊“毛澤東萬歲”，有人打她，問：你怎麼也跟着喊呢？另一次是在勞改中她穿了雙解放鞋，紅衛兵卻覺得她不配。

郭燦輝是1965年北京礦業附中四班的班長。他向老師李煌果道歉是在2009年7月11日下午4點。在六七個同學的陪同下，原本不善言辭的他，面對李煌果和她的家人，用了5分鐘，明確複述了自己當年的過錯。

實際上，他和李煌果老師早在1970年代就已經達成和解。1974年從雲南插隊回京時他就已經拜會過李煌果老師。當時李煌果跟他開玩笑，你還真有本事啊，當年把我揪起來，跟中央部委的領導陸定一（時任中宣部部長）一起被批鬥。1980年代末的一次聚會中，有同學目睹他跟李老師相鄰坐着談笑風生。

但在同學張大中他們看來，和老師鄰座、“談笑風生”是一回事，正式而莊重地向老師道歉，是另外一回事。尤其是在這些往日的紅衛兵自己有了兒孫之後。他們開始醞釀道歉行動。

張大中等學生們在聚會中談及老師的現狀異常難過，當年的紅衛兵中當中有人打過老師，有人沒有，但他們逐漸接受了一個共識：“哪怕下跪磕頭，也要承認錯誤。”2009年的那一天，複述完自己的過錯後，郭燦輝分別兩次向李煌果老師及其家人三次深鞠躬。老師坐在那裡，臉上沒有表情。2001年，70歲的李煌果被確診為抑鬱症，伴隨着嚴重的幻覺，對着明亮窗戶叫喊着“窗戶里進來人了。要斗我”。

近幾年來的老年痴呆症尤其明顯，不能吃飯不能說話，意識也陷入混亂。他是否知道有人謝罪，一時無法求證。到了晚上，有人去探望她，李煌果能偶爾叫出其中一兩個的名字。她的意識好像清醒些了。她的愛人單忠健在身邊告訴她，下午你的學生來看你們了，來道歉了。李煌果點了點頭。

不能因為當年的社會環境，就否認自己的過錯

或許因為記憶廣闊，老人們的視線不僅僅停留在懺悔的個人層面上。關秋蘭說，賬不能算在孩子們頭上，道歉固然好，不道歉也應有所反思，“我相信孩子們的良知，這也符合儒家倫常”。

1996年，時值“文革”三十年，一批學生到關秀蘭家探望，買菜吃飯。席間一個穿着軍裝的學生，畢恭畢敬把關秋蘭從客廳請到臥室，扶她坐下。這位軍官學生承認曾打過她，以一個筆直的軍禮道歉。關很詫異，她記得當時的回答是：“我記不得了。”

回到客廳她對同學們說：“你們也是受害者。過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在她的心目中，做飯吃飯本身就意味着友好。抹去風塵人心如鏡，客廳里充滿了靜默。

關秋蘭已經81歲了，耳背，說話聲音很大。跟所有的老人一樣，這位昔日北大附中的老師不願意提及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批鬥，只是淡淡地說：“十年啊，根本沒有安穩過”。

“文革”中留下的“怕”，幾乎不再是一種內心感受，而是作為一種生理症候在倖存者的後來的日子裡潛伏了下來。同為“文革”中被批鬥女老師的李煌果表現不同。

恐怖記憶並沒有從她的記憶中抹去，反而令它們愈加清晰。幾年之前她的身體每況愈下，言語和意識正逐漸遠離她的身體。病中也或在夢中，她會被帶到過去，緊跟着一陣“不要打我”的尖叫聲猛醒。

李煌果的孩子不在國內，昔日的學生張大中和王鳳慧也參與到了照顧李煌果老師的行列當中。幾年之前，已是耄耋之年的李老師突然發燒，被送到了北醫三院的急診室。王鳳慧接到電話後，迅速趕到了老人的身邊。CT檢查之後，老人被送到了旁邊精神科醫院——北醫六院。王鳳慧看到，老人激烈地反抗，始終不願意住在窗戶上有欄杆和門上有鎖的精神科病房中。

郭燦輝的懺悔無法改變李煌果老人的痴呆，但對李的愛人單忠健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天，讓他非常欣慰。“終於等來了這一天，李在“文革”中受到了很深的傷害”。單忠健把這次道歉看成是一個班級的反思和社會的進步。

進屋道歉之時，單忠健甚至勸阻了郭燦輝，一些同學也攔着。但郭仍然堅持當面道歉：“不能因為年齡小或者社會環境，就否認自己過去的過錯。錯了就是錯了。”他甚至第一次對本報記者提及當年對李煌果老師全部兩次傷害的細節：剃頭，從家裡揪出來跪10厘米寬的板凳並毆打。這些事情他從未對家人和朋友提及。“這是地道

的恥辱”，在北京魏公村的一家咖啡館，他終於敞開心扉。

作為一個老紅衛兵，郭燦輝1966年底聲明脫離紅衛兵組織，至今未加入過任何組織。他會想起“文革”還未開始時，經歷過反右並被開除黨籍的李煌果老師，曾經單獨找他談話，建議他不要狂熱。

11月3日的郭燦輝懊悔不已：“如果當時聽了李老師的，就不會犯那麼多的錯。”

“孩子們寫得多好啊”

10月31日晚，程璧拿着放大鏡在沙發上一遍遍地看着申小珂他們的來信：“孩子們寫得多好啊。”

道歉信被發到校友網上後，一石激起千層浪，大家紛紛回帖。學生們也會把它們打印出來，送到不會上網的程璧老師手上。秋冬之際的晚上，程璧一邊手拿放大鏡反覆朗誦它們，一邊慨嘆：“向那個年代所有死於迫害的人鞠躬致哀，向所有不放棄追求堅強地熬過整治迫害的前輩鞠躬致敬。”讀到這樣的字句，她會放下放大鏡舒緩情緒，像在批改初中生的作文：小學三年五班，男：小珂和胡濱大哥的信代表了我們的心聲。希望程書記能看到我們愧疚，也幻想莫校長的在天之靈能理解我們的懺悔。我們不想把責任推給別人，只想在自己的心靈淨化過程中找到一點民族的良知。

小四三班的一個後來也成為老師的同學寫道：在我當了老師以後，我才明白當師長的含義……小珂學長的道歉信是我們一代人心裡的隱痛。

初一一班的一個女生這樣寫：你們信中的話語觸動了我心中最柔軟的地方……每個人都需要認真反思。這一頁歷史不可能就這樣不清不楚地翻過去了。

初一二班一個男生身在美國。他打算迅速行動：“爭取回北京參加紀念活動，一定當面向校領導和老師們道歉。”

接到自己學生的道歉信後，程璧非常感動，“應該讓孩子們知道我是怎麼想的”。不到一周之後。她寫了回信。在信中，她寫道：“我認為，你們也是受害者。那時不懂事的孩子跟着起鬨；懂事的孩子也有壓力，怕跟不上形勢，怕犯錯誤。”

現在回頭看看，當初被紅色洪流裹挾了整個理性和情感的，“想跟上形勢”的，不只是申小珂他們這些“紅小兵”。當年同樣遭受迫害的關秋蘭老師，在勞改期間恰逢毛主席像章發行的第一天，一個初一的孩子堅持不賣給她。關很惱火地說，你如果不賣給我，我就把像章扎到肉里。而後一個高三孩子賣給了她。

但人性和良知仍然在那個喧囂的年代，保存於民間。收到道歉信後，程璧跟申小珂一起吃過兩次飯。申小珂告訴程璧老師，當年他之所以不打老師的原因在於，他家就住在北京服裝廠旁邊，夜半的哭喊聲經常驚醒他的母親田綠萍。因為他母親告訴他，絕對不能打人。

同樣溫暖人心的片段，也發生在關秋蘭的“文革”歷程里。1970年代，關的一個已上大學的學生冒着生命危險，晚上偷偷回來看她。在她沒有完全“解放”之前，一位女同學找到她，向她道歉說，“我爸媽跟我說，你絕對不是一個壞人”。

晚上偷偷約會沒有“解放”的“反動分子”，這在當時是有巨大風險的。關秋蘭一直內疚於一件事，當時學校一個叫李潔的教務員在日軍占領北平時，曾和一日本商人結婚。因為怕李潔的“問題”會連累他們，所以一直不敢和李潔說話。

當年的北大附中的主體為軍隊、幹部子弟和知識分子的子弟，關秋蘭班上工農子弟不足10人。同樣的情形也在程璧所在的北京外國語學校，周總理批示“從小培養，打好基礎”後，1965年，五千多人報名者中僅招錄四百多。近半個世紀過去，兩位老師仍沿用“孩子”二字而今直呼已年逾六十的學生們，“孩子們都很優秀。”

在過去痛苦的煎熬中，關秋蘭開始尋求內心的解脫。“我是怎麼想通的？”她會這樣反問我們：“我是華僑，沒有為新中國出過力，回歸即已在祖國的溫暖懷抱中，從高中到大學到工作。比起當初的革命者，我算老幾啊。”她說自己這樣就想通了。

郭燦輝的一位女同學總結說：“都是不明真相的歷史參與者，一個人能承擔多大的歷史責任呢？”她把道歉歸結為個人的道德而非其他層面：“心裡有罪，不會安寧。

這是一個人最起碼的道德水準。也是為了後代負責。六十歲左右的人都活着呢。”

她援引那句“哀而動人”的口號來評價身邊的致歉：從前做牛馬，現在要做人。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