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ABC神學”——如何消除中文世界的混合主義

謝選駿

（原載“第八屆北美華人基督教與其他宗教學者學術研討會”論文，2003年6月6日至9日，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

2002年6月7日至10日在賓夕法尼亞州費城召開的“第七屆北美華人基督教與其他宗教學者學術研討會”上，筆者曾經提出《“ABC神學”--中國古代自發地產生過基督教？》一文，意在揭示中文世界正在發生的宗教混合現象，即在A、B、C等不同宗教的不同神明之間進行互換，通過張冠李戴途徑，指鹿為馬，從而達到改變原有信仰內涵的目的。其背景，可能是某些傳統宗教為了保住地盤（“普世化”）和新興宗教為了擴大地盤（“惟我獨尊”），而採取的“方便法門”這一古已有之的傳教方式。

但是，這種方法是不合《聖經》的。按照耶穌在《馬可福音》（12:17）所說的“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處理我們精神現象的相應態度也是：“文化歸文化，啟示歸啟示”。聖經意義的啟示就是神學家們所說的“特殊啟示”，而聖經意義的文化就是所謂“普遍啟示”，其內涵包括宗教迷信、科學藝術、人文主義世界觀等所有“人類的發明創造”。

據我們理解，啟示是自上而下，來自神的透露，通過體驗而起作用，凡人有耳不見得能聽，有眼不見得能看；文化是自下而上，來自人的創造，通過經驗而起作用，凡人有耳就能聽，有眼就能看。啟示與文化既有如此明顯的界限，當不致混同。

然而人是通過文化（如人的語言）去理解啟示（神的旨意），以建立信仰的，所以在人的信仰中不得不經過文化的橋梁。儘管啟示與文化之間具有本質的鴻溝：信仰的對象應是神的啟示而不是人的文化（否則就變成人本主義和科學實驗了），儘管信仰常常通過文化橋梁去接近啟示的內涵。如此看來，啟示與文化的分別，實為精神現象的重中之重。而基督教，也正是在啟示與文化的緊張關係中，不斷書寫著自己的歷史的；因為基督教本身並不是啟示，而是人對啟示的理解和實踐--所以基督教文化與聖經啟示不能等同起來。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聖經啟示是純一的，而基督教內部卻充滿了歧異與紛爭。

至於具體到中國處境，我們怎樣理解啟示（特殊啟示）與文化（“普遍啟示”）的關係呢？怎樣看待這一關係下的基督教呢？

一，老子豈曾化胡？

最近整理國故，翻書至《列子仲尼篇》，看到以下一段奇文：“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

這裡明明是用道家的方式在替佛家傳道，結果有的福音朋友卻大喜過望，將此解釋為“孔子已經在‘預表’耶穌基督的奇蹟”了。然而，這位“西方聖人”有十字架上的寶血嗎？如果沒有，那麼這段奇文為什麼不是在“預表佛陀”呢？為什麼不是在“預表偉大光榮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西方真理”的“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呢？可能受到此說影響，近代歐美人士在“脫基督教”的過程中竟然熱衷與傳播所謂“耶穌學習佛法”說，以為自己改宗佛教進行張目。而早在十九世紀所謂“存在主義”哲學（Existentialism）的先驅那裡，已經深受佛教影響，如叔本華（Arthor Schopenhauer，1788－1860）所示；西方主流思想甚至漸漸受到波斯拜火教與印度教等複雜的東方宗教的影響，如尼采（Friedrieh Nietzsche，1844－1900）所示。再如存在主義的一對核心概念“存在”與“本質”，十分接近佛教的核心概念“色”與“空”；不能排除有可能是從後者移譯過來的。

其實，只要稍具中國古代文史知識的人便不難明白：《列子》乃是一部成於魏晉時代的偽書，其中除了“古代神話”的思想資料外，其餘有關先秦的文史哲內容都被學術界定論為指桑說槐，極不可靠。而魏晉時代是佛教大熾之時，上述文字實為典型的“老子化胡”宣傳。

何謂“老子化胡”說？

原來，佛教東漢時代傳入中國後，逐漸主導中國社會的思想，有不甘心大權旁落、“外來的和尚會念經的”的士人，乃根據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上有關記載，宣傳說是老子出陝西函谷關西去，大概經過西域轉入印度，沿著佛教東漸的路線預先逆行，教化了悉達多（即佛教創始人，姓瞿曇Gautama，名悉達多Siddhartha，主前565年-483年，死後被弟子尊稱為“釋迦牟尼”），所以是老子教化了印度西域的胡人（老子化胡）。（原文：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到了現代中國，由於基督教在華傳播成績斐然，蒸蒸日上，勢力漸漸超過佛教，於是一些好事者不免效法“老子化胡說”以為傳教的方便法門。正如謝選駿在《“ABC神學”--中國古代自發地產生過基督教？》一文曾經指出的，ABC神學家們指說《老子》書中包含了預表耶穌基督的啟示內容，甚至說《老子》中“大道泛兮，其可左右”“會聯想起我們自己的浸禮”！他們甚至十分形象地用“碗”作比喻，說老子的道與耶穌的道，都是中空的、虛己的，同樣具有“神真正的本性”。（BrantPelphrey：《碗的默想：與東方基督教之虛己基督論》，《基督教文化評論》4，175－191頁，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還有的學者提出，儒家天道思想里的“天”與“上帝”，和基督教如保羅《以弗所書》中的上帝可以對觀；甚至得出結論說《詩經》中的天是“造物主”、《書經》中的上帝是“歷史的主”，進而言之，這兩儒經都具有了基督教的“屬靈性”！不僅如此，學者們還在《易經》、《禮記》、《春秋》中“發現”了“三一真神的教義”！（任炎林：《儒家的天道思想與保羅《以弗所書》中的上帝教義的比較》，《基督教文化評論》1，152－－179頁，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老子》誠然談“道”，但老子的道有十字架上的血嗎？如果沒有，那麼這“道”為什麼不是道教的“道”呢？為什麼不是混合真理與謬誤的道的“道”呢？

二，基督徒的信仰是要“分別為聖”

同樣是一個“神”字，但是不同的人賦予的內容不盡相同。同樣是一個“道”字，但是不同的時空其所指可以千差萬別。所以信仰的關鍵在於“分別為聖”，方能不失本意與真道。

就以希臘人的邏各斯（logos）來說，在人文主義的文獻學者看來，主前三百年，斯多噶學派(StoicSchool)將其發展，認為logos是天命、神、宇宙理性(Logoscosmos)，而宇宙又是有理性的，它的中心是宙斯神(Zeus)！人的生命有兩種成份，一是看得見的，屬肉體的；一是看不見的，屬心靈的，哲學的目的就是追求那屬於心靈的邏各斯。主前一世紀猶太哲學家斐洛將此邏各斯與《舊約》“神的話”結合起來，以logos為上帝與創造間的媒介，人心也通過它來認識上帝。到了新約《約翰福音》，這邏各斯就成了“道成肉身”的“道”。約翰用斐洛的觀點解釋了神的本質與耶穌的來源。

然而，基督徒不能這麼看問題，否則豈不是把聖經的上帝和希臘神話的主神混為一談了？聖經的上帝不是暴君也不是偶像，並不強迫人們追隨他，而是給人們選擇的自由，所以決志信他的人應該用心靈和誠實敬拜他。然而畢竟，聖經的上帝是不喜歡和別神和光同塵的，上帝厭惡人們把他看做巴力、宙斯或是老子的象、山海經的神。“萬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們卻永永遠遠奉耶和華我們神的名而行。”（《彌迦書》4：5）“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愛，直到千代。（《出埃及記》20：5－6）這裡的界限很清楚，沒有可供ABC神學家利用的模糊之處。

聖經明確宣告人多勢眾不能冒充真理，上帝喜歡的是先知以利亞式的分別為聖：“亞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眾人和先知都上迦密山。以利亞前來對眾民說，你們心持兩意要到幾時呢。若耶和華是神，就當順從耶和華。若巴力是神，就當順從巴力。眾民一言不答。以利亞對眾民說，作耶和華先知的只剩下我一個人。巴力的先知卻有四百五十個人。”（王上18：21--23）最後這四百五十個先知去了哪裡？

“於是，耶和華降下火來，燒盡燔祭，木柴，石頭，塵土，又燒乾溝里的水。眾民看見了，就俯伏在地，說，耶和華是神。耶和華是神。以利亞對他們說，拿住巴力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脫。眾人就拿住他們。以利亞帶他們到基順河邊，在那裡殺了他們。”（王上18:38－40）因為耶和華“在以色列人中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與巴力親嘴的。”（王上19:18）所以《彌迦書》中的先知說，“萬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們卻永永遠遠奉耶和華我們上帝的名而行。”（《彌迦書》4：5）可見，“奉耶和華的名”（以及新約中“奉耶穌基督的名”）與拒絕別神和偶像是同樣重要的。這就是信仰者與文化人的分水嶺，是敬拜上帝和敬拜偶像的分別。而神的啟示就在聖經中：《約翰福音》就此總結說：“律法本是借著摩西傳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1:17）而操持ABC神學的混合主義者，卻是企圖通過張冠李戴、指鹿為馬來左右逢源的。正如聖經早就指出的“他們又懼怕耶和華，又事奉自己的神，從何邦遷移，就隨何邦的風俗。他們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風俗去行，不專心敬畏耶和華，不全守自己的規矩，”（《列王記下》17：33－34）因為他們要兩面討好，企圖抹煞新舊約聖經是啟示的唯一來源這一信心關鍵。

三，以色列人的文化同樣具有罪性

早期的以色列人雖然領受了啟示，具有了選民的身份，但是他們同時也有文化，其文化同樣具有罪性。例如偶像崇拜其實就是其祖先文化“在大河那邊”的特性。早期的先知以利亞集中批判偶像崇拜的罪惡，後來的先知則警告社會的非正義和道德崩潰將會毀滅國家。在主前八世紀，先知運動產生了四個典型--阿摩司、何西阿、以賽亞和彌迦。他們斥責社會的非正義，強調上帝的公平、公義，上帝喜悅善良、慈愛，不喜愛祭物；上帝要求人們“止住作惡、學習行善、解救受欺壓者、給孤兒伸冤、為寡婦辯屈”。先知們要求那些沉淪在崇拜偶像的文化中的人們，返回上帝的啟示。

古代以色列人不是文盲，不是一窮二白的革命叫花子，相反，他們是帶著豐厚而複雜的異教文化的傳統，進入啟示的信仰的。據《創世記》第十二章記載：“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後來亞伯蘭又漸漸遷往迦南去。”結果亞伯蘭下到埃及，卻讓妻子撒萊冒充妹妹，被帶進法老的宮去。亞伯蘭的這種做法是典型的“吉普賽式”的，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亞伯蘭是生在文化中，然後才接受啟示的。

正如《希伯來書》所說：“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哪裡去。”（11：8）而從文化到信仰，也是有一個過程的，因為信仰狀態就是活在啟示的光明中：“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你們的列祖，就是亞伯拉罕和拿鶴的父親他拉，住在大河那邊事奉別神，我將你們的祖宗亞伯拉罕從大河那邊帶來，領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孫眾多，把以撒賜給他。”（《約書亞記》24:2）只是在過程終了之後，亞伯蘭才成為信心之父，保羅說“這義是本於信以致於信”（《羅馬書》1：17）的。

正因為上帝是憑藉信心召選追隨者，而不是憑藉血氣，所以聖經說“神能從這些石頭中，給亞伯拉罕興起子孫來。”（馬太福音3:9/路加福音3:8）但是人們的血氣卻迫使人常常靠著血氣喜樂和自義，而不是單單靠著聖靈。其實呢，上帝的信徒是“憑著應許作兒女，如同以撒一樣。當時那按著血氣生的，逼迫了那按著聖靈生的。現在也是這樣。然而經上是怎麼說的呢？是說，把使女和她兒子趕出去，因為使女的兒子，不可與自主婦人的兒子一同承受產業。弟兄們，這樣看來，我們不是使女的兒女，乃是自主婦人的兒女了。（《加拉太書》4：28－31）在《聖經》看來，新約時代的基督徒已經因為信心而取代了舊約時代的以色列人成為神的選民；而相比之下，棄絕上帝、殺害基督的猶太人，已經在新約時代淪為使女的兒子，只有遭到趕出去的命運了。

“不錯。他們（猶太人）因為不信，所以被折下來。你（基督徒）因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懼怕。”（《羅馬書》11：20）

不僅異教徒、無神論者、敵基督的猶太人，會犯這樣的“血統論”錯誤，基督徒也不能全然免俗。所以保羅警告說，“不錯。他們（猶太人）因為不信，所以被折下來。你（基督徒）因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懼怕。”（《羅馬書》11：20）如果憑藉血統論，舊約時代以色列人的文化同樣具有罪性，甚至拜偶像，這在聖經中是一目了然的。下面我們還可以從新約時代使女的兒子（猶太人）所發展起來的敵基督的“拉比猶太教”走過的歷程，揭示文化代替啟示會產生怎樣的惡果。

四，兩個律：啟示的律與文化的律

在肉體領域，人們受到兩個律的交叉作用的支配，正如使徒保羅在《羅馬書》中說的：“我們原曉得律法是屬乎靈的，但我是屬乎肉體的，是已經賣給罪了。……若我所作的，是我所不願意的，我就應承律法是善的。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因為按著我裡面的意思。我是喜歡神的律。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這樣看來，我以內心順服神的律。我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7:14－25）

在精神領域，人們也受到相似的兩個律的交叉作用的支配，那就是啟示的律與文化的律。例如從敵基督的猶太人的沉淪過程，可以看出若用文化來冒充啟示，將怎樣導向靈魂的滅亡。

人們常有一種誤解，以為基督教起源於猶太教。其實基督教和猶太教共同起源於舊約信仰，基督教沿著新約方向發展，猶太教沿著《塔木德》（Talmud）的方向發展：

例如，猶太教徒必須恪守《塔木德》所列的613條戒律，就像遵守聖經一樣。顯然，他們把文化升格為啟示，是典型的偶像崇拜。這些戒律中，有訓戒248條、禁戒365條，內容覆蓋每日生活的各個方面。由此可見，偶像崇拜不一定是“形象崇拜”，拜觀念，拜教條，拜天壇里的牌位，總之拜文化，就都可以視為拜偶像。

猶太教特別重視的不是宗教信仰而是日常行為，因此《塔木德》的實際影響蓋過了聖經。

主後七十年，羅馬政府攻占耶路撒冷後，從治安考慮，驅逐猶太人出城。猶太人四散各地，原有的摩西律法在實行中發生困難。尤其主後一三五年科爾·科赫巴起義失敗後，再無重建聖殿和祭司集團的可能，結果形成“拉比猶太教”。其特點是重視律法的闡釋而不注重教義和傳教；在宗教律法和世俗律法關繫上，則承認世俗律法在社會生活的重要地位。為了讓文化擠入啟示，拉比們甚至編造謊言說，上帝在西奈山賜予摩西兩部《托拉》（Torah，指摩西五經即律法），一部“成文的托拉”，還有一部“口頭的妥拉”，而後者“是一部更大的教義書”。

根據這種混淆視聽的神學，“口頭的妥拉”論開始把相關評論系統化。主後一七五年才完成了第一部口頭托拉的版本，二00-二一0年成書，稱為《密什那》（Mishnah，希伯來語音譯，源自其詞根Mishnah意為“重複”，《密什那》意為“通過重複學習或教導”）。它實際上比新約（福音書和使徒書信）形成還晚。

五世紀下半葉，拉比們又編著《革馬拉》（Gemara，是阿拉米語音譯，意為“補全”、“完成”，表示它補全《密什那》的遺漏部分並加以完成），包含大量與《密什那》原文沒有直接聯繫的材料。包括律法詮釋、倫理格言、布道文稿、歷史記述和神話故事等。構成《塔木德》的後半部和釋義部分，主要用阿拉米文寫成。它和《密什那》合成《塔木德》，在成書上左右並列，但後世也單稱《革馬拉》為《塔木德》。

難怪有人評論說，《塔木德》像是一個裝滿了亂七八糟東西的柜子，一個沒有索引的零散張頁的百科全書。敵基督的猶太拉比們互相之間無法取得一致，但他們的觀點卻被認為同樣有著某種神聖不可侵犯性，這是多麼荒唐啊。

即使業已背離聖經信仰的猶太教徒們也不得不承認：“《塔木德》就是教導大家遵從大多數人的意願。”結果反過來論證了猶太教徒的誣衊“凡是《聖經·舊約》中律法顯得過於簡潔和散亂的地方，如關於安息日的律法，在《塔木德》中都給出了詳盡的解釋，並匯集在一篇里。不然的話，要理解這些律法是不可能的。”結果當然是舊約信仰演變成了猶太教，《塔木德》具有了高於《舊約》的“解決爭議問題的權威性”。即使這樣，讓所有猶太社團接受《塔木德》、認可文化高於啟示這一謬誤，還是經過了好幾百年過程。

正是在《塔木德》以文化冒充啟示、讓信仰服從文化這一錯誤示範下，十二世紀西班牙就出現了一個號稱“第二摩西”的猶太神學家摩西·邁蒙尼德（MosesMaimonides公元1135～1204）；十八世紀又出現了一個號稱“第三摩西”德國猶太人摩西·門德爾松（MosesMendelssohnl729～1786）。這些假“摩西”的文化活動，結果造成猶太教本身分裂為正統派、保守派及改革派。其間對猶太律法與風俗如飲食誡命的解釋及遵守，歧路亡羊也就是必然的了。

這種以文化來代替啟示的“發展”，與聖經所啟示的真理的永恆性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是“沉淪”，導向靈魂的滅亡：

“我向一切聽見這書上預言的作見證，若有人在這預言上加添什麼，神必將寫在這書上的災禍加在他身上。這書上的預言，若有人刪去什麼，神必從這書上所寫的生命樹，和聖城，刪去他的分。”（《啟示錄》22:18－19）

敵基督的猶太人把自己的文藝創作拿來冒充“托拉”律法，並且捧為“更大的教義書”，就構成了《啟示錄》所指控的那種“有人在這預言上加添什麼”的褻神行為，結果神的應許真是絲毫不爽，從那以後“神必將寫在這書上的災禍加在他身上”。照此看來，現在可以回答什麼是啟示與文化的分別了：《聖經》上有的，就是啟示；《聖經》上沒有的，就是文化--哪怕是“基督教文化”如聖誕節禮俗者，只要它不在聖經上，就不能構成上帝的啟示。

基督徒所信的，是啟示而不是文化，即使是“基督教文化”，也不同於啟示，何況各民族的異教文化和人道主義的科學理論呢。如果誰拿文化來冒充啟示，神豈不要將“寫在這書上的災禍加在他身上”？同樣，如果誰把啟示貶為文化，“神必從這書上所寫的生命樹，和聖城，刪去他的分”。這裡沒有“ABC神學”可以推行混合主義的餘地。

還有一個與文化類似的現象，就是釋經學問題。釋經活動只是信徒們對聖經的理解，而不等於聖經本身。釋經活動就好像是所有可以到達聖經的地圖的總集，但這幅地圖本身並不是聖經，也並不表示必然到達聖經。與“條條大路通羅馬”同時發生的，是很多行人很可能在道路之間迷失了。因此釋經活動本身雖然具有信仰性質，但不能因此就把釋經活動的結果（釋義內容）變成了聖經的擴充（如猶太教徒把律法擴大為《塔木德》的傳說故事）。釋經活動其實是可能發生人為錯誤的文化行為，儘管具有信仰性質，卻同時具有片面性和即時性（所以不同教派或不同經師的釋義經常不同，但是聖經卻是整全的和永恆的）；如果神化了釋經學，就無異擴大了《聖經》，而且使早已完成的聖經啟示重新打開，可以加入任何東西，這樣一來，信仰豈不亂了套？各種假先知、假基督豈不趁機起來“弘揚法術”？而所謂“文化基督徒”，豈不可以名正言順地以文化來替代啟示，以釋經來代替聖經？

五，聖經啟示不是文化，聖經歷史乃是見證

出埃及，過紅海，降瑪哪，處女生子，耶穌復活升天坐在上帝的右邊審判活人死人……這不是人文主義和科學主義意義上的物質的歷史；而是上帝啟示的領受者們的信心的歷史，是上帝選民的經典見證。如果有人認為“聖經歷史”只是某個民族或是人群的歷史，那豈不把神的啟示貶低為人的文化了？從任何角度看，“聖經歷史”都不宜理解為“以色列民族的歷史”，而是神借著某種歷史在說話。正如《使徒行傳》不是使徒們的個人傳記，甚至《福音書》上對拿撒勒人耶穌的記載，也絕非單純的人物傳記。所以不少學者企圖從福音書歸納出一本“耶穌傳”來的努力，無一不歸於失敗。如此看來，不論新約還是舊約的聖經歷史，都是先知和使徒所記錄的上帝啟示，即，在聖靈感動下的先知和使徒們為上帝所作的見證。所以聖經歷史才擁有大量的關鍵性的超自然的奇蹟，但是卻缺乏基本的世俗性的編年史式的敘事結構。許多人誤解只有新約如此，其實舊約也完全不同於編年史，因為其核心不是科學的客觀歷史的記錄，而是信仰的神跡啟示的記錄。

在見證不等於歷史的意義上，耶穌曾經有一段話，儘管被人忽視，但卻是深刻的啟示：“法利賽人聚集的時候，耶穌問他們說，論到基督，你們的意見如何？他是誰的子孫呢？他們回答說，是大衛的子孫。耶穌說，這樣，大衛被聖靈感動，怎麼還稱他為主。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把你仇敵，放在你的腳下。大衛既稱他為主，他怎麼又是大衛的子孫呢？他們沒有一個人能回答一言。從那日以後，也沒有人敢再問他什麼。”（《馬太福音》22:41-46；）另外《馬可福音》12:35－37以及《路加福音》12:35－44，也都記載同樣的內容，可見“大衛既稱他為主，他怎麼又是大衛的子孫呢”，不是孤立的記載。

唯一沒有這段記載的《約翰福音》，則另有一段進一步的表述，以說明耶穌基督不僅是大衛的主，也是猶太人的祖宗亞伯拉罕所仰望的。所以耶穌對猶太人說“你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歡歡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見了，就快樂。猶太人說，你還沒有五十歲，豈見過亞伯拉罕呢？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還沒有亞伯拉罕，就有了我。”（《約翰福音》8:56－58）耶穌基督說“你們的祖宗”，而不說“我們的祖宗”，其中的寓意深刻而明白，即，耶穌基督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猶太人！不僅因為猶太人具有罪性而耶穌基督完全沒有罪性，還因為“猶太人”這個人群稱謂不可能是一個比“耶穌基督”這個神性稱謂更大的概念，所以“猶太人”如何包括“耶穌基督”呢？同時，耶穌的上述福音自稱也清楚宣告了：聖經啟示不是某個民族的文化、聖經歷史乃是上帝選民的見證。

而基督徒就是主從萬邦中分別出來的選民。對於基督徒來說，要像提燈的童女一樣時刻儆醒，裝備好油料，專心等候主人，不要瞻前顧後，讓人造的文化侵蝕了信仰之燈，漏空了信仰之油。

對於時刻儆醒的中國基督徒來說，聖經上有關“面酵與麵團”的啟示具有特別的現實意義。在此，不妨認為，面酵相當於人造的文化，麵團相當於我們自己的信仰。而可怕的正是“一點面酵能使全團都發起來。"（《加拉太書》5:9）在使徒書信中，上面這句話是特別用引號圈起來的，可見是啟示的關鍵點。讓我們順著這個關鍵，去體會主在新舊約中有關的一系列啟示：

“凡獻給耶和華的素祭都不可有酵，因為你們不可燒一點酵，一點蜜當作火祭獻給耶和華。”（《利未記》2:11）“烤的時候不可攙酵。這是從所獻給我（上帝）的火祭中賜給他們的分，是至聖的，和贖罪祭並贖愆祭一樣。”（《利未記》6:17）“他若為感謝獻上，就要用調油的無酵餅和抹油的無酵薄餅，並用油調勻細麵作的餅，與感謝祭一同獻上。”（《利未記》7：12）“這時，有幾萬人聚集，甚至彼此踐踏，耶穌開講，先對門徒說，你們要防備法利賽人的酵，就是假冒為善。”（《路加福音》12:1）“耶穌囑咐他們說，你們要謹慎，防備法利賽人的酵，和希律的酵。（《馬可福音》8:15）

上面的道理對所有民族都是一樣的。如猶太人的祖先也曾是拜偶像的，信別神的；歐洲人的祖先也曾是拜偶像的，行巫術的；和我們中國人的祖先一樣。但重要的不是我們祖宗的文化，而是我們自己是否還沉湎在前人的文化里，並企圖文過飾非，用形形色色的別神來冒充唯一的真神。曾經逼迫基督徒的猶太人掃羅在服從了基督成為使徒保羅後，論到舊我與文化的危害時說：

“你們這自誇是不好的。豈不知一點面酵能使全團發起來嗎？你們既是無酵的面，應當把舊酵除淨，好使你們成為新團。因為我們逾越節的羔羊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所以，我們守這節不可用舊酵，也不可用惡毒，邪惡的酵，只用誠實真正的無酵餅。（《哥林多前書》5：6－8）是的，我們逾越節的羔羊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我們為什麼還要人造的文化來混同基督的獻祭呢？捫心自問如此混合真偽的“信仰”，是否對得起十字架上流血的基督？

在使徒保羅看來，這種混合主義的破壞性後果非同尋常，所以他緊接上面一段發出了呼籲說：

“所以，我們守這節（基督被殺獻祭的逾越節）不可用舊酵，也不可用惡毒，邪惡的酵，只用誠實真正的無酵餅。我先前寫信給你們說，不可與淫亂的人相交。此話不是指這世上一概行淫亂的，或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這樣，你們除非離開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寫信給你們說，若有稱為弟兄，是行淫亂的，或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罵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這樣的人不可與他相交。就是與他吃飯都不可。因為審判教外的人與我何干。教內的人豈不是你們審判的嗎？至於外人有神審判他們。你們應當把那惡人從你們中間趕出去。”（《哥林多前書》5:9－13）可見對於基督徒來說，清楚知道啟示與文化的分別，是至關重要到了能否得救的關鍵地步。如果我們錯認了道路、真理、生命，那麼在靈性的迷亂中，ABC神學所造就的，很可能不是“中國特色的基督教”，而是某種類似於“基督教化的儒佛道教”的某種新興宗教（就像“老子化胡說”不是促進了佛教的傳播，而是刺激了“佛教化的道教”的興起）。而ABC神學本身，由於它採取了混合主義的路線，所以即使它不是著力在“中國本色”上媚俗媚雅、尋求賣點，而是嚴肅得像所謂“拉比猶太教”那樣把民族文化中的陳腐習慣和傳統宗教鞣進神學理論--如用甲骨文來曲解聖經，用四書五經諸子百家甚至道教來曲解聖經，用中國歷史人物故事來曲解聖經--那也只能產生“中國式的猶太教”而根本產生不了任何意義的基督教神學的。

最後，我們借用猶太教講解《聖經·舊約》的《哈加達》（Haggadah）（包括各種傳奇、逸事、歷史、民俗故事和敘述性的布道兩部分）故事，來說明猶太教以文化代替啟示的錯誤，這也是對我們中國基督徒的警醒：

有一次皇帝對約書亞·本·哈南亞說：“我想看看你的上帝。”後者回答：“你不能看到他。”“但是，”皇帝說，“我一定要見到他。”到夏至時，約書亞讓皇帝臉朝著太陽，對他說：“抬頭看它！”皇帝回答說：“我不能。”約書亞說：“如果在太陽里有一個上帝的僕人，你不往上看，那你怎麼能想象出在他之上的神聖呢？”

實際上，人的眼睛是無法看清太陽的；到達人身的太陽光，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太陽光，也就是人能夠承受的那些部分。這體現出上帝的愛。正如《四福音書》最後一句話說的：“耶穌所行的事還有許多，若是一一的都寫出來，我想，所寫的書，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這些隱秘的福音，可能就像是那些沒有到達我們的陽光，是上帝出於愛而有意隱秘起來的，含意也許接近不讓過強的陽光照耀我們。君不見南極上空的幾個臭氧層破洞，因為泄露了過多的陽光，已經讓世界惶惶不可終日了？難道我們需要破壞“信仰領域的臭氧層”？而且是運用ABC神學的偽信仰、偽科學、偽歷史方法？

六，ABC神學的一個典型例子

《“ABC神學”--中國古代自發地產生過基督教？》一文發表以後，筆者在某個網頁看到楊愛程弟兄（或是姊妹）的一篇回應文章《對〈神州〉批評的幾點思考》，其大意是否認ABC神學的存在。為了說明ABC神學不是出於我們自己的誤解、想像或是“上綱上線”，特再提出ABC神學的一個典型例子以資說明。

前些日子看到一部洋洋二十多萬字的大書《上帝與中國古人》（王敬之著，中國神學出版社），分為二十二章，作者又名王生忠，一九九九年十月曾在北美某著名傳教刊物上發表《從民主到主民》一文，宣傳“儒家的經典《四書五經》有著大量的對上帝的信仰的記載。《詩經》中有許多的贊天頌歌。《易經》的開篇也用了大量的篇幅來讚美被稱為‘天’或‘乾元’的上帝，指明人的幸福根基於上帝的賜福。《書經》《立政》篇甚至記載有：‘古時的人，例如夏代的人，他們的大夫們都能十分和睦融洽，他們呼籲傑出的人才能率領大家一起：尊上帝。’”但是作者在《上帝與中國古人》中還是明確批評了“普世教會合一運動”，因此看來好像是持有反對混合主義的立場的：“普世教會合一運動也在各國大勢推行，不少合一是建立在所謂‘信仰上的互相尊重’的基礎上的。基督教與其他宗教之間也開始了對話。其實，這種合一是沒有聖經依據的。……真正的合一是真道上的合一，各人的信仰固然應該寬容，但唯有在基督里的真理才是教會合一的合法基礎。也只有這個基石才是穩固與長久的。”（《第十二章造物者的詩篇》）

理論雖然如此，但在具體論述方面，作者還是顯然在推動基督教與古代中國宗教哲學的“合一”，而不僅僅是“對話”了。下面，我們就通過有關摘錄，來看看此書是如何通過基督教與古代中國宗教哲學的“合一”式的解釋，來造成了ABC神學的。

（原載“第八屆北美華人基督教與其他宗教學者學術研討會”論文，2003年6月6日至9日，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

附錄《上帝與中國古人》 （王敬之著）

第一章聖經對中國的奇妙預言 　　或許您會問，既然上帝對秦地上的中國人有著如此的愛心，甚至選用希伯來的先知來預言有關這個遙遠國家的命運；那麼，這位深愛中國的上帝在過去的年代是否直接向中國人傳達過他的旨意呢？上帝是否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興起過他的先知，如同在以色列興起先知一樣？中國古代的明哲是否能向現代的國人傳言，領他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呢？”中國歷史對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第二章重新認識中國古代的先知先覺 　　中國古代的先知們也可能是受了上帝聖靈的默化感動，“先”於人“知”“道”而領受“天命”，將其所“先知”之道傳給其他的百姓。但這並不是說，他們所寫的一切都是聖靈所默示，因為他們的作品並未收入《聖經》之中。然而我們卻相信，那普照凡生在世上之人的真光，也曾光照中國的先知們，立他們作他們時代的光。中國的經典中有不少記載，直接以“上帝說”開頭，表明上帝在古時，並沒有忽視中國古人，而確實與我們的先祖有過交通與引導。基督教界雖有人因偏狹，而盲目否定這一史實。可幸的是，“上帝比我們的心大”，他是寬宏的，“他並不偏待人。”（約一3∶21；徒10∶34）……看明了先知及其使命，接下來要回答是的，中國的先知都有些什麼人？由於史料的缺乏，我們無法給出全部的古代先知名錄。但有一些卻是廣為人知的。比方說被尊為萬世師表的中國古代聖人孔子（公元前551-前479）。他自稱是學效先王之道（堯舜所傳的聖人之道），孔子收集整理了大批的上古時的詩書史料，自謂“述而不作”。他一生設帳授徒，弟子三千，賢人七十。孔子是古代聖人之道之集大成者，古代偉大的教育家和歷史學家，又是傳統儒家思想的開創者。儒家雖不稱為教，但其思想對中國以及東南亞儒家文化圈的影響之深，則是有目共睹的史實和現實。…… 　　東晉文學家、訓詁學家郭璞（276-324）對其中的生命之樹，就寫下了這樣的文字。“萬物暫見，人生如寄，不死之樹壽蔽天地。”“赤泉駐年，神木養命，稟此遐齡，悠悠無竟”（《郭璞贊》）人“摘生命樹上的果子吃，就永遠活著。”（創3∶22），豈不就是“不死之樹”“神木養命”？將來得贖之民所居住的聖城新耶路撒冷的“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從上帝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結十二樣果子，每月都結果子；樹上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啟22∶1-2）。那生命水豈不就象郭璞詩中所說的駐年的“赤泉”？那些“可得權柄到生命樹那裡，也能從門進城”（啟22∶14）的人，豈不是“稟此遐齡，悠悠無竟”？…… 　　與孔子同時代而稍長於孔子的老子（生卒不詳），今天被認為是中國道家思想與道教的開山鼻祖。他給後人留下了一部既簡明又包羅萬象的《道德經》五千言。或許他的教導與信息歷代以來一直被人誤解，被神秘的迷霧所籠罩，使其中的灼灼的亮光未能射入人心？被中國人奉為“亞聖”，在孔府廟中地位僅次於孔子的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其生平事跡也與孔子老子一樣不詳，他也為後人留下了一部充滿智慧與教誨的《孟子》被收入《四書》之中，與《五經》並列，成了中國讀書人的必讀經書，並被列於宋以後的科舉考試的必試內容。還有一些比上述三位早又倍受三聖尊重與仰慕的上古時期的君王與聖人，如堯舜、文王周公等，都應列於中國的先知與智慧人之列。 　　有趣的是，孔子之前中國的古人，均稱從天領受的道為聖人之道。孔孟之後，為道者雖稱所承繼的為孔孟之道，其實也就是聖人之道。中國的歷史上有一個道統。雖然時代變遷，而這個道統卻不改變。論到這個千年延綿傳承的道，唐代大詩人大文豪韓愈在他所寫的《原道》中說:“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按照韓愈的說法，孟子之前的先知們所傳的都是同一個道。孟子之後這個道開始在中國傳偏了。可是要找到千古傳承的道的來龍去脈，真正的解開這個千古薪火相傳的聖道，就有必要回到中國上古的歷史的起點。中國的歷史分為傳說的歷史與“信史”兩部分。“三皇五帝”中的堯舜就屬於傳說的歷史部分。而中國的信史始於公元前2205年所建立的中國第一個朝代“夏”。中國人在此之後的歷史均有著可信的史料保存至今。我們不禁要問∶為何沒有早於公元2205年的記載呢？或許夏真是中國歷史的開始也未可知？有沒有別的有關世界歷史的可信記載可以幫助解決這個幾千來撲朔迷離歷史懸謎呢? 　　據《書經》記載，堯舜曾向“上帝”獻祭。“上帝”是對至高主宰者的敬稱。中國人的上帝與希伯來人所說的上帝，其創造主的身分以及其聖德與本性的方方面面都一一對應，難分彼此。更值得注意的是兩者的發音也極其相近。希伯來人稱“全能者”為El Shaddai；用漢語中保存古音最完好的廣東話讀“上帝”一詞，與希伯來Shaddai相差無幾！這難道又只是一種巧合？ 　　堯舜二帝，及孟子提到的伊尹等，都是當時的有德之人，他們或許就是中國最早的“聖人”。他們的話常被後世的聖人所引用。我們將在本書中發現，他們所教導的道理正與《聖經》如出一轍。不僅如此，我們還將發現，中國古代的聖人所作的一些預言也與《聖經》中的一些最奇妙的預言不謀而合。雖然不是每個預言都如《聖經》中的預言那樣準確無誤，但卻無疑地向世人證明∶

第三章華夏文明寶庫 　　從孔子敘述中可以得知，《周易》裡面深藏著不少關於上天所啟示的道理，不然人何以因讀易而可知天命呢？以易的博大精深，不是一兩篇文字可以窮盡的。我們將僅摘取《易經》中較具代表性的語錄，來研究這部古經對人類認識上帝以及上天所賦與的人生使命的指歸。……另外，我們知道《聖經》為一部上帝親自啟示的經典。人們讀《聖經》也是為了知天命而行天命即行上帝的旨意。而且《聖經》是對上帝旨意的完全的啟示。兩經既同樣啟示上天的道理，我們還將發現，藉著《聖經》所發出的亮光可以幫助我們更好的理解《易經》。我們甚至可以作一個結論，不懂《聖經》的人不能真正讀懂《易經》。…… 《道德經》分為《道篇》與《德篇》，縱觀全書，其所論及多而深者乃聖道與聖人，儼然一部中國的古代的《傳道書》。…… 　　另一部是《孝經》。《孝經》曾位列六經之位，無論是上流社會還是平民百姓，一般都以《孝經》教子育人。觀其全文不過千八百字，可其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之大，實不在任何上述經書之下。文明世界，惟神州中華有此一部《孝經》世代相傳。不僅如此，後人郭居敬更是選出二十四位孝敬父母的模範，作為中華兒女學習效法的榜樣。這就是民間所說的二十四孝∶虞舜、漢文帝、曾三、閔損、仲由、董永、郯子、江革、陸續、唐夫人、吳猛、玉詳、郭臣、楊香、朱壽昌、瘦黔婁、老萊子、蔡順、黃香、姜詩、王裹、丁蘭、孟宗、黃庭堅。《孝經》乃對上帝所親立的“十誡”第五誡之闡發細說，中國社會蒙上帝之賜福，數千年國立不破，實為遵守此命而蒙上帝應許之福使然。關於“十誡”我們後文將有專門介紹。這裡就不詳說了。希伯來人雖有十誡明文，可言行不一，雖為上帝特選作為聖言的保存者，可是其信誠卻遠不如中國先人。以色列屢遭滅國之災，有辱上天所託；偌大個中國卻蒙福至今，其中孝之理大矣！順從與不順從，乃是禍福的關鍵。

第四章孔孟二聖的驚世預言 　　《孟子盡心章句》最後一段，也是《孟子》全書最後一段∶原文：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我們先來看第一句的前半句∶“由堯舜至於湯，五百餘歲”。舜在禹登帝王之位之前去世。而禹是建國公元前2205年前後中國第一朝夏朝的第一位帝王。根據歷史年代，殷商第一位帝王湯王卒於1753年。湯王去世之前五百年，則為公元前2253年。而這個年代正與堯舜在中國歷史上發揮影響的年代相吻合。考慮到《聖經》所記載的巴別塔的年代，大約是在公元前2247年這個因素。《聖經》上說到耶和華上帝“使眾人分散在全地上”（創11∶9）；中國史書對此卻無記載。我們若相信《聖經》的話，就能看出，中國人也必從此而來。公元前2253年前後，應該正是中華祖先從當時的美索不達米亞兩河流域的巴別塔（今伊拉克境內）所在地，由西向東大舉遷徙到中國境內的時候。對於這一遷徙，中國古經並無記載。…… 　　我們在這裡看到了一幅孟子所描述的“聖道”薪火相傳的美妙圖景。湯是這個鏈環中的關鍵性的第一環。夏朝的最後一位帝王桀，親女色，疑直臣，荒淫無度，濫殺忠良。湯會合諸侯，起兵滅桀，取而代之，夏滅商立。這就是歷史上所謂的“湯武革命”。孔子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周易·革第四十九》）。湯王是一位聖明的君王，堯舜之道在湯身上得以發揚光大，普照天下。湯在位十三年崩，即公元前1753年。到湯時堯舜早已作古，故湯之於聖道乃聽人傳說而得。這裡同時告訴我們，早期的聖道是囗頭相傳的，並無文字記錄。…… 　　中國帝王年譜上雖無文王之名，可他卻是周朝真正的開國元勛。《詩經》上卻充滿了對文王的讚揚。例如《皇矣》。……“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這裡所說的禹就是民間傳說的大禹治水的那位治水英雄，中國夏朝的第一位帝王。皋陶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是輔佐舜和禹兩位帝王的兩朝重臣。說是大臣，其地位卻又異常的特殊，常常教導舜和禹。（見《尚書·皋陶謨》）與《聖經》中的先知地位極為相似。他們與舜和禹生活在同一時代，故得親自見到並曉得堯舜之道。…… 　　我們因此更有理由相信，聖經中的上帝就是中國古人所敬拜的上帝！我們因此更應該感謝上帝，在中國的先知之中，為華夏的子孫留下了尋找並確認那位要來臨之聖王的預言！使“我們可以靠著他得救。”讓我們進一步在歷史的長河中尋索，看這位在中國興起先知，發出預言的上帝，藉著華夏的先聖，為了使中國人認識他，還留下了何等寶貴的記載。

第五章中國古人所敬拜的皇天上帝 　　在我們進一步研究之前，必須首先認識中國人所認識的最初的上帝。當中國的祖先在公元前2247年左右告別巴別塔，由美索不達米亞的兩河流域從西向東，邁進中國大地時，我們發現當時的中華祖先所敬拜的，正是《聖經》中所說到的義人挪亞和他兒子閃的上帝。傳說中的“五帝”中最後二位分別是堯和舜。這二位先帝的一直以聖王的美名而流傳了下來。《書經·舜典》中記載舜帝“肆類於上帝。”從這兩則短短的描述之中，可以看出堯和舜都是敬拜真神上帝的。在前一章我們提到中國上古社會所傳習的聖人之道，也是自堯舜開始。中國最古老的《書經》的第一篇就是《堯典篇》。…… 　　令人驚訝的是，湯所遭的五個大旱荒年，恰與古埃及所遭的七個荒年中第二年年尾相應！都發生在公元前1766年！兩地發生的七年大旱同時發生同時結束。中國商湯救旱，恰好證明遍滿天下的七個荒年的《聖經》記載，是準確無誤的。而《聖經》的記載也證實了中國關於商湯救旱的歷史記載。兩者相遇在公元前1766年！這一記載，向中國人提供了另一個獨特的證據，《聖經》是真實可信的。…… 　　從年代比較表上，細心的讀者，還能看出另一個發生在同一時期的同樣驚人的歷史事件∶即以色列人在摩西率領下的出埃及，並在約書亞的領導之下於公元前1401年最終安居迦南，與中國人在盤庚率領下在公元前1400年完成歷史性的遷都與朝代的更名。盤庚所給遷都的答案，竟與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原因一樣無二。都是要恢復祖先們對上帝的德行而這種德行，乃是以敬畏上帝為根本特色的。那位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耶和華上帝，與指示盤庚遷都的上帝，乃是同一位至高的真神。可見，中國人所認識的天，正與聖經中所說的天父相同，而古人所說的上帝，正是聖子耶穌基督。千百年來，那位帶領中國先民的上帝，正是神人共體的人子耶穌基督！ 　　從古經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先秦的時代實際是以上帝（基督）為中心的時代。這一點從近代出土的各種殷商祭祀文物與其上的銘文上可得證實。受命的君王被稱為“天子”，表現了人與上帝的父子一般的親密關係。“天子”的名字並不是帝王的專稱，每一個順從天命的人，都是天之嬌子，都是上帝所生的“天子”！我們發現上帝在先秦的時代，使用先知先覺們傳講天道，甚至還直接與他們用言語進行交通（如與文王）。秦王焚書之禍，雖然使他們所傳講的一些寶貴的話語被焚，但真理的亮光卻沒有被大火所滅。那位使天地流轉運行的上帝，仍是天地的主宰。太陽仍然每天升起，月亮照樣徹夜透灑清輝。上帝會讓那些在神州大地的“天子們”被扣在黑暗之中嗎？中國的先知先覺之中有沒有受到天道更深刻的啟示呢？

第六章破譯道的奧秘 　　老子與聖經中的一個人物，耶穌基督的先鋒施洗約翰，好有一比。…… 　　《聖經》中所說的耶和華，就是“自有永有”（“I AM”）的意思。是取法於自我，以我為法的自有永有的自在體。“道法自然”，是說“道”以自己為法的依歸。“道法自然”與“自有永有”都是“自在的立法者”。…… 　　我們在這裡嘗試著在《聖經》的光照下，提出一種解釋。上帝（道）乃為一，任何一位上帝均可代表其他二位，任何二位上帝也可代表三位上帝。三位上帝一起創造萬物，即“三生萬物”。

第七章浩然之氣 　　回到孟子所說的浩然道義之氣，我們看出唯一符合邏輯又與此氣之卓然性相一致的答案就是∶此氣乃為一種異乎尋常的“神氣”--上帝的聖靈！細心的讀者可以從中看出，孟子在這裡不經意地談到了三位真神道（聖父上帝），（聖子上帝），浩然之氣（聖靈上帝）。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聖靈為三一真神中的一位上帝。那麼，除了我們上面所引的兩段經文之外，《聖經》中是否還有其他的經文用氣來指代聖靈呢？聖經》另有一處論到耶穌和他的門徒∶“（耶穌）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一囗氣，說∶‘你們受聖靈。’”（約20：22）。可見，《聖經》中的確用“氣”來指代聖靈。…… 　　在甲骨文中“氣”的寫法為“三”。這三很有意思，它不僅象徵著飄忽的氣，而且說不定就代表著三一真神中的三位上帝；因為聖靈乃是三位真神的代表。孔子所作的《易經·說卦傳》開篇就說，從前聖人創作《易》，暗中得到神明的幫助，以“三”代表天。這也是一個有趣的表徵。中國人稱上帝為天，神明啟示用三代表天。這中間的奧秘，只有在聖經中才能看得分明。…… 　　“天生玄鳥，降而生商。”《詩經·玄鳥》……“聖靈降臨在他身上，形狀仿佛鴿子！”那從天而降的玄鳥，那位使湯王順從上帝，敬畏天命的玄鳥，不是聖靈又會是誰呢？！原來那位奧妙的聖靈早已在神州中華作救人的工作，對於現代的中國人，聖靈更是藉著福音向我們心裡說話，要為我們生一顆重生順從的心。願我們都向他敞開心門，讓聖靈進入我們心中。

第八章《易經》中的救贖大計 中國人雖不幸失去了許多古時的寶典，但可幸的是，上古的大道所失喪的禮樂，聖人之道，都完整而且更全面的記載在《聖經》裡了。……

第九章孔子的未竟之願 　　孔子辛勤的耕種與不倦的教誨，為中國乃至世界所留下的豐富的精神文化遺產。他的著作雖不是《聖經》，沒有道明完全的使人得救之道，然而，“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也都是有益的。我們似有理由相信，孔子所“述”的很多教誨，在很大程度上，正如孔子自己所意識到的一樣，也是受聖靈（出於天）感動，乃為“上帝所默示的”！這樣的分析使我們看出孔子這裡所說的道與神乃是指著耶穌基督而言。…… 　　孔子編輯整理《書經》、《詩經》、《易經》又作《繫辭》《說卦》等同載於《周易》之中。他深知先聖們所認識的上帝是怎樣的一位上帝。上帝是創造主，是人類福樂的根源，上帝的命令沒有差錯，上帝公平公義，仁愛如慈父，關切如良醫。孔子也知道先王們對上帝所存的恭敬的態度。雖然到了孔子的時代，祭祀上帝的禮，就是所謂的郊社之禮已經失傳，但孔子對上帝仍存著十分恭敬和忠誠的態度。孔子一生雖然沒有宗教的外表，卻有宗教之實。這比那些只有宗教的外表，而無敬虔的內心的假冒偽善的偽君子不知高明多少。孔子不是簡單的承認有“天”的存在，而是尊神論者，敬神論者。

第十章中國古人所嚮往的聖人 　　毫無疑問，耶穌基督就是孔子想要見到的那位聖人！因為他不僅應驗了所有希伯來先知對他的預言，而且惟有他應驗了中國古代先知對那位要來的聖人的預言。或許有人會問，在耶穌降生之前就有福音傳到中國，這怎麼可能？還是約翰的那段經文“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地上的人。”（約1∶9）。作外邦人的使徒的保羅也曾就這個問題自問自答。“但我說，人沒有聽見嗎？誠然是聽見了。他們的聲音傳遍天下，他們的言語傳到地極。”(羅10∶18)所不同的是，古時傳給中國先祖們的福音，乃是隱藏的。而十字架之後福音的奧秘才得解開。“這奧秘在以前的世代沒有叫人知道，”乃是“永古隱藏不言的奧秘”，但“如今借著聖靈啟示他的聖使徒和先知”（弗3∶5；羅16∶25）而將這奧秘解開了，“就是基督在你們心裡成了有榮耀的盼望”。（西1∶27）…… 　　或許最美妙的中文字就是“義”。在甲骨文中，“義”字可分解為羊像一件衣裳遮蔽在我身上，而“我”則是一隻拿著利刃的手。是我的罪殺死了身為上帝之子的聖人，是聖人用他的死遮蔽我的罪將我失喪的義重新培植在我身上。…… 　　耶穌在世從不與人相爭，卻是“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將他升為至高，又賜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囗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上帝。”（腓2∶8-11）。這豈不是“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嗎！

第十一章聖人之死 　　中國人歷來重孝道，中國四千年的歷史延綿不斷的這個事實本身，就述說著上帝對中國的賜福。在上帝所頒布的十誡之中，論到愛人方面的第一條誡命就是“當孝敬父母”。中國的歷史見證著上帝應許的真實與可信。誰知道上帝將這個重孝道的國家保存至今不是要在這末後的日子給世界提供一個孝順的榜樣呢？就是那些所謂基督教國家，那些提倡“女士優先”的國家，有哪個不會在“尊老愛幼”“長者優先”的神州中華面前汗顏呢？…… 　　老子所說的榮與辱不僅關繫到聖人個人的榮辱，更廣含一切生在世上之人的榮辱。聖人知道，惟有甘守天下之辱，才能使天下共榮。耶穌甘受其辱正是看到了這一點，也正是為著這一點。

第十二章造物者的詩篇 　　我們在中國的古經中，沒有找到成文的十條誡命，但是卻發現古代的聖王知道有上帝的律法存在，並且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懂得十誡律法的神聖原則；懂得政府的治理必依法律，而且法為天授。…… 中華民族得以延續至今，為上帝所保存，誰知道不是要在這彎曲背道的末世給世界作一個榜樣呢？就是那些所謂的基督教國家，在實行上帝所命定的孝道上，豈不也都要在被他們稱為“異教”的中國面前臉紅嗎？…… 十誡中其餘的五條，就是在現代中國社會的法律中也都有所體現，更不用說古代先聖的教誨了。…… 上帝的律法乃是上帝用來保護他的子民的高牆，猶如中國古代的長城。…… 　　中國的古人雖然失去了完整的“造物者的詩篇”，但他們卻清楚的意識到那崇高的標準是不可降低的。

第十三章玄妙之道 孔子與耶穌的教訓乃是出於同一個泉源。“因為愛是從上帝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並且認識上帝。”（約一4∶7）孔子和耶穌分別從不同的方面論及“最妙的道”，都是以“神道設教”，都是“述而不作”，所傳達的都是上帝的教誨，並不在乎在兩者中分出個高低上下。

第十四章天之道與人之道 　　《中庸》中的“誠”或“至誠”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因此“人之道”，也就迎刃而解了。簡而言之，人之道，就是獲得基督，讓基督住在心裡或住在基督里。

第十五章《新易全書》 古今的學者，對《易》的註疏解講可謂汗牛充棟，琳琅滿目，令人應接不暇。梁啓超在論及易之根本時說：“學易的人，最要緊卻在一個悔字。悔必思變，變則通，通則久，故雖遇凶咎，結果可以無咎。所以孔子說，假年學易，可以無大過。”可見變是悔的結果。有所思而有所悔，有所悔而有所變。通過變而與天合一，得天之佑。天人合一，“悔”是關鍵。…… 《聖經》是一部教導人悔改變易的真正意義上的《易經》，每一頁都滿載著使人變化更新的能力。

第十六章大學之道 古代的中國，有靈異的光芒從中國的古經中放出，光照上帝在神州大地的中華兒女；而在今天，從《聖經》裡所發出的“大光”，卻要將上帝的旨意（天命）的完全啟示，賜給現代的中國人。在《聖經》中深藏著寶中之寶，謎中之謎。真正的求學之道，必始於此。…… 　　即使在今天，中國古聖的教誨對於一個欲在《聖經》中尋找真知識的人，仍有著無量的教益。

第十七章天人感應 　　中國古代經書雖然對於禱告沒有深入的記載與教導，民間卻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認識，認為天與人是相通的，天能干預人事，人的行為也能感應上天。有所謂“天人感應”“心誠則靈”之說。…… 《詩經》中反覆提說：“上帝臨汝”，我們時時刻刻有一位監察我們的上帝。“他醫好傷心的人，裹好他們的傷處。”（詩147:3）上帝與每一個人的關係都非常清楚，非常完美，好象在全世界上，他就為那一個人捨去了愛子似的。

第十八章生死之謎

　　漢字中的“命”字既可表示“命令”，同時也是“生命”的意思。古經中常用“命”字來指代“天命”。這一字之中，表現了順命而生的道理。一切生命與能力都在上帝的命令之中。上帝創造天地之初所做的就是發出命令。諸天藉耶和華的命而造，萬象藉他口中的氣而成。因為他說有，就有，命立，就立。（詩33：6，9）…… 　　中國古經中的這些記述，與《聖經》關於死亡的教訓如此相近，幾近同出一轍了。……

第十九章天行有常 　　可是，我們怎麼可以確定，這“反覆其道，七日來復”中所說的七日，就一定是聖經中所說的七日的第七日之聖安息日呢？僅憑一段經文便作結論，似乎不能令人置信。而且我們仍然不能完好的理解孔子所作的注。我們相信，當孔子寫下這些話時，必與老子一樣，對自己寫下的話未必有真正的了解，而很可能是在“靈感”中寫下的。也許正是這一原因，孔子才堅持說自己是“述而不作”，說自己是傳述真理與天道的器皿，而不是真道的發明者。孔子對周易作傳是實，不真正懂得自已受感之下所寫的傳必也是實。不然，孔門之中必有將其要意傳給後人的。可是察考《論語》也罷，《孟子》也罷，都得不到多少這方面的記載。受聖靈啟示的人，對所啟示的異象或信息不理解，這種現象在《聖經》中也是常有的事。但以理先知就不明白自己所見到的“到二千三百日，聖所就必潔淨”的異象。…… 　　現在，我們可以更好的理解孔子對《復》卦的三句評語了。孔子說“天生德於我”，一切的美善都是從主上帝而來，而主耶穌基督就是安息日（復）的主，這豈不是“復，德之本也”麼？

第二十章郊社之禮 　　今天的北京仍保存著古代帝王向天祈禱的殿，就是現在的北京天壇公園。天壇始建於公元1420年。數百年來，一直是皇帝向天祈禱的聖地。孫中山創建民國時，中止了天壇的敬天之禮。中國歷史上長達四千多年的郊祭，就到止結束了。…… 　　中國歷史上有文字記載的祭天大典，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205年之前的堯舜二帝。《書經·舜典》篇有，舜“肆類於上帝。”記載了舜向上帝獻祭的史實。孔子在所編的《禮記》一書中，也多次提到“郊祭”。…… 　　郊祭為何必須在京外舉行？中國的經典沒有予以說明。然而，我們若在《聖經》的光照下，對中國古老的像形文字進行仔細的研究，或許可以解開這個千古之謎。…… 　　地上第一次犧牲祭祀，就是在伊甸園外進行的。亞當和夏娃所進行的祭禮是直接從上帝那裡領受來的。人類的始祖，因為背叛上帝而不配繼續留在榮美的伊甸園中，他們在偷吃禁果之後，失去了樂園。“於是把他趕出去了。又在伊甸園的東邊安設基路伯，和四面轉動發火焰的劍，要把守生命樹的道路。”（創3∶24）…… 　　中國古老的像形文字之中，有一道“門”，形像地描述了伊甸園的門；那裡有一道攔杆“閒”，攔阻通向生命樹（“木”）的道路。上帝將生命樹的道路攔阻，這樣他們便不會成為永遠的罪人。這一個“閒”字，多麼有意思啊！而且，上帝榮耀的閃現（“閃”），也是在伊甸園之門，我們在這裡再次看到象徵上帝榮耀的“火”，出現在“門”旁。在後來的年代裡，上帝對他的百姓說∶“我要在那裡與你相會，又要從法鮭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間，和你說我所要吩咐你傳給以色列人的一切事。”（出25∶22）…… 　　我們多次提到過《書經》中有關舜向上帝獻祭的記錄。這裡又通過對《聖經》與漢字的分析，看明孔子所說的“郊祭”，實始於伊甸園外的祭祀。……

第二十一章時候已到 　　論語中就有“子不語怪力亂神”的記載。孔子敬天愛人，但不直接談“有神”與“無神”的問題。我們現在所知的持“無神論”觀點較為有名的有漢朝的王充（27-97）與范縝（450-510）。王充在《論死》篇中反覆論證，“人死不能為鬼，無知，不能語言，”且“不能害人。”范縝則發表《神滅論》來反對佛教輪迴觀與因果報應之說。後來，梁武帝宣布佛教為國教，范縝仍堅持自己的信仰，隻身與六十餘名王公朝貴及僧侶辯論，不為所屈；提出“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無神論”（死者無知覺）乃是符合《聖經》的真理，而“有神論”（死者有知覺）正是撒但第一個大欺騙的繼續！

第二十二章大同世界 　　“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禮記·禮運》）自從亞當夏娃因犯罪而被逐出伊甸園之後，人類就一直渴望回到上帝為人類所預備的美好的家鄉。參天大樹、鮮花美景、花香遍野；有清澈的活水從生命水的河源源不斷的流淌。有各種美味的果子，包括生命樹上的果子，四季常在。是啊，這就是人類所失去的，那曾與天使與上帝親密交誼的人間樂園。現今的世界是非不辯黑白顛倒，誰不嚮往一個更美的世界呢？上帝將永生的願望放置在每個人心裡（《傳道書》3∶11）。想像力有限的人類尚且渴望一個充滿福樂的理想家園，上帝更是渴望將這美園賜給他所造所愛的人。…… 　　太平天國是中國第一次有基督教意味的運動。由於當時傳入中國的新教與天主教，都不再遵守上帝的誡命，而守著人的遺傳，在星期日禮拜，與太平軍民按聖經所守的安息日不同；再加上，而洪秀全的信仰與實踐之中，揉入了一些富於中國特色的理想，他對天國的認識受到了太平盛世與大同思想的影響。因此，外國基督教界與在這些教派手中接受教義的中國基督徒，都不承認太平天國的信徒為基督徒。而事實上，在相當程度上，太平天國是中國第一個“自傳、自養、自治”的三自教會。（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