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在這個時期進行戶外敬拜，很容易被政府或其他不了解的人解讀為是要參與到當下敏感的政治活動。09年11月的戶外敬拜，基本上沒有這種誤解的聲音；但這一次，特別是在一些外媒的報道中，把守望教會戶外敬拜與某種政治運動或某個人的維權活動聯繫起來的傾向十分明顯。對戶外敬拜時間的問題，我們只能說，無論是09年還是現在的戶外敬拜，時間都不是教會能夠選擇或決定的。兩次都是在有關部門使教會失去室內的聚會場所後，教會被迫做出的一種反應。因為我們不想停止教會的主日聚會；因為我們不想主動地分散聚會。
我們再次表明，守望教會進行戶外敬拜，只是出於主日想要在一起進行敬拜這個宗教性的原因，與當下的某種政治運動或某個人的維權活動沒有絲毫的關係。而造成教會與政府有關部門衝突的緣由，我們相信政府有關部門也了解，確實不是這一段時間形成的，而是數年來積累下來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甚至是正視所帶來的結果。把這個問題放在數年來一個大的歷史脈絡中，我們就可以更為清楚地看到問題之所在。
自2005年守望教會開始租用寫字樓進行主日聚會，到06年教會整合、向政府申請登記，守望教會一直試圖成為一個透明的、公開化的教會。這些是中國家庭教會在新時期發展的一種大趨勢。隨着中國社會在改革開放中的迅速發展，信教人數的增加，信眾構成中受教育比例的增加，特別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信徒在大城市中的集中，家庭教會的人數、聚會及治理形式必然會發生變化。其實，向這種公開化教會的轉型，從某個方面來說，意味着教會準備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及社會服務，準備更多地與政府有關部門溝通合作。
雖然教會作為一個信仰群體的存在並不需要政府部門的批准才可以合法存在，但作為一個社會團體，為了尊重政府與現行的社團登記制度，在不加入“三自愛國會”的前提下，守望教會於2006年7月21日，向北京海淀區政府民族宗教僑務辦公室遞交了“基督教北京守望教會籌備及成立申請材料”。但2006年8月11日，海淀區民宗僑辦公室出具了《審查意見》，以守望教會“擬任牧師未經依法登記的市宗教團體認定，沒有與本社團業務活動相適應的專職工作人員”為由，“不同意該申請”，並建議與海淀區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聯繫、接洽。隨後，教會進行了行政複議，並向國家宗教局上書，闡明教會的立場，但卻沒有得到積極回應。自此，守望教會向政府的登記以政府不批准而告一個段落。
其實，如果守望教會按照有關部門對《宗教事務條例》的解釋，把自己掛在北京市“三自愛國會”下，向政府有關部門登記的話，那麼，我們今天就不會遇到今天的聚會場所問題，守望教會可能早就進了所購置的場所之中了。但問題是，作為一個家庭教會，守望教會雖然願意向政府登記，雖然表明自己是一個徹底的自治、自傳與自養的本土教會，雖然清楚表示擁護憲法並愛這個國家，但守望教會不願意在自己的信仰立場上有所妥協；不能夠加入一個非教會性質的官方機構，即“三自愛國會”；也不認同有關部門對《宗教事務條例》中有關宗教團體就是指“三自愛國會”的解釋；這種解釋讓我們看到，政府部門仍然在執行着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宗教政策，沒有帶着面對新時期產生的新問題意識來面對家庭教會的這種新發展，不願意給家庭教會以法律意義上的“合法性”。因此我們相信，我們今天是在為自己所持守的不妥協的家庭教會的立場付出代價，為政府過時的宗教政策不能給家庭教會一個法律意義上的“合法性”付出代價。在這種背景下，家庭教會法律意義上的“合法性”問題以聚會場所的形式爆發出來。
08年守望教會在華傑大廈聚會期間，由於教會的公開聚會，信徒人數增加，引起海淀區宗教部門的關注。借着整頓奧運會前的安全，北京海淀區宗教與公安多個部門於5月11日衝擊了守望的主日聚會，試圖取消教會在那裡的聚會。雖然當時政府部門沒有達到取締的目的，但一年多以後，09年10月，有關部門終於通過各種手段脅迫房東就範而成功地將守望教會從華傑大廈趕了出來。由此導致了09年11月守望教會在戶外的兩次敬拜。
在09年11月戶外敬拜期間，教會曾向北京市民宗委上交了致政府意見書，明確提出通過場所備案的方式解決教會聚會場所問題，但北京市宗教部門除了讓守望教會在“三自愛國會”名義上解決場所問題外，對教會的建議沒有給予任何積極的回應。第二次戶外敬拜後，在問題沒有什麼實質性解決的情況下，教會帶領層相信了有關政府人員代表政府表達的允許守望教會回到室內進行敬拜的承諾，相信了給政府留出時間就能夠解決場所問題的願望，而於11月15日的主日重新回到室內敬拜。
雖然教會在此期間歷經艱難，時常需要不斷地更換聚會地點，但我們始終在獨自承擔着這種需要不斷變換聚會場所的不便。我們希望能夠通過購置自己的聚會場所，更好地解決主日敬拜的場所問題。但2009年12月22日，當教會全額支付了大恆科技大廈二層的房款後，卻由於政府部門的介入，開發商始終拒絕交付房屋的鑰匙，卻無法給出任何的理由。從政府有關部門的介入可以看出，有關部門還是不願意守望教會能夠在室內有一個穩定的聚會，不願相信教會在室內的穩定聚會有利於社會的和諧穩定。
這樣，教會一方面支付了二千七百萬的房款卻無法使用本當屬於教會的場所，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支付高額的租金租用臨時聚會的場所。2009年底至2011年初這期間，教會獨自承擔了所有由於場所問題所帶來的聚會的不便，一等就是一年三個月的時間過去；其結果是，不僅進入教會所購置的場所看不到任何的希望，教會租用新的臨時場所也開始遇到問題。
由於教會所使用的“老故事餐吧”不能夠容納參加教會主日敬拜的人數，同時也因為運營方所承擔的可以理解的壓力，教會曾分別於2010年5月、8月、以及這次2011年3月三次試圖更換聚會的場所，但這三次都由於政府有關部門的介入，而讓教會即使在與酒店方簽了正式的合同，也還是無法使用所租用的地方。我們認為，如果其中的某一次介入是偶然的話，連續三次的干涉使守望教會無法有室內的聚會場所，已經是有意地要失信於09年11月向教會的口頭承諾，定意要把教會與政府間在場所問題上的衝突在這個敏感的時期再次顯明出來。
在經歷了這一系列的事情後，我們認為，再像09年11月那種口頭地許可某個臨時聚會場所，這種方式已經不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式，只能是把問題積壓在這裡，帶來對政府更大的信任危機，造成日後解決上的更大難度。教會這次的戶外敬拜，並不是有意地要與政府對抗。教會一方面是在實踐我們信仰中不要停止聚會的要求，同時也在等待與政府一起解決問題。這次教會尋求一個更為正式的憑證，或者進入到所購置的場所，其實都是在期待有一個政府部門能夠站出來，與教會一同面對這新的政教關係的局面，作出一個其可以承擔責任的決定，比如教會聚會場所的備案。我們相信，如果政府部門願意，一定會有神所賜的智慧與魄力來解決這樣的問題；只要政府部門願意，一定會與教會一起找到合適的解決問題的途徑。雖然使教會在此時失去聚會場所並非我們的選擇，但我們還是願意把這次的衝突看作是一個解決實際問題的契機，而不再像上次那樣簡單地滑過，把問題留待以後解決。
解決問題的主動權一直在政府部門的手中。如果政府部門有誠意，帶着服務信教公民、為信教公民解決困難的心，那麼當下的這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並且政府部門也會因此看到，只要教會有一個有保證的聚會場所，特別是自己所購置的場所，教會就會像09年11月一樣馬上回到室內進行主日的敬拜；由此關於教會有任何政治動機的所有猜測都會不攻自破。
願神幫助守望教會，也使用政府部門，使戶外敬拜的問題儘早得到解決。
北京守望教會
2011年4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