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程
一、生命的起源
在生命起源問題上,創造論和進化論的觀點截然不同。創造的模式認為從原始到高級的各種生物都是由大能的神各按其類造出來的;生命只能源於生命,各種生命皆來自永生的神。但進化模式卻認為生命是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由無機物變成有機物,由有機物演化出氨基酸、蛋白質,最後演化為最簡單的單細胞生物,產生了生命。和宇宙的起源一樣,生命的起源已經完成,超出了科學研究的範疇,無法直接用科學方法闡明,我們從幾個方面來比較一下這兩種模式的合理性。米勒的實驗1953年,生物學界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James Watson和Francis Crick發現了去氧核醣核酸(DNA)的雙螺旋結構,揭開了生物遺傳的秘密。另一件事是米勒(StanleyL.Miller)從無機物中製造了氨基酸等重要的生命所必須的物質,被認為是支持生命由無機物逐漸進化而來的“無生源論”的重要科學證據。米勒當時是芝加哥大學的研究生。他模擬人們認為的在生命出現以前的原始地面氣層的成份,在一個燒瓶中加入氫氣、甲烷和氨等還原性氣體和水蒸氣。將燒瓶密閉後插入兩支電極,通電後可以產生電火花。七天後,他從燒瓶中收集到一些有機物,其中竟有幾種氨基酸!他的實驗結果轟動了科學界。因為蛋白質是由氨基酸組成的;按恩格斯的說法,“蛋白質是生命存在的形式”,有了蛋白質,生命的產生就指日可待了。因此,米勒的實驗所揭示的也許就是生命從無機物起源過程中的重要一步,證明生命是進化論而來的。
四十年來,米勒和其他人用類似的實驗方法,利用不同的能源,如紫外光、高溫、震動波等,又從還原性氣體中獲得了更多種類的氨基酸、葡萄醣、核醣、核酸所含的幾種鹼基等生物體內含有的重要有機物。然而米勒的實驗並不像當時許多人預想的那樣,拉開了創造生命的序幕。相反,對米勒的實驗的意義,人們提出愈來愈多的質疑。比如,關於反應物的濃度問題。米勒實驗中所加入的反應物(各種還原性氣體)的濃度遠遠高於原始氣層中這些氣體的實際濃度。反應物濃度低,則這種由無機物生成有機物的合成反應就難於進行,或者一旦合成後立即又會分解。有人指出,按米勒和他的同事們所假設的原始氣層環境計算,米勒實驗中製成最多的甘氨酸的分解速度比合成速度快,因此在原始大氣層中形成的甘氨酸的97%在抵達地面之前就分解了,剩下的少量甘氨酸要擴散到三十英尺深的深海中才不致被紫外光破壞。再則,有人推算,米勒實驗中的電火花在兩天內提供的能量相當於原始地球表面四千萬年所接受的能量的總合。也就是說,米勒在燒瓶中觀察到的化學反應,在實際原始氣層中是難於發生的。李志航在《科學對基督教的挑戰》一書中說,“怪不得連從事此項研究的Brooks與Shaw兩人都得承認:‘這些實驗宣稱是無生物的合成結果,實際上卻是藉著有高度智慧與活生生的人精心設計而成功的。’”堅持進化論觀點的美國國家科學院在一本1984年出版的書內也坦承道:“我們能不能有一天研究出導致生命來源的化學進化過程?這個問題可能沒有答案。就算一個活細胞在實驗室里製造出來,仍不能證明自然界在數十億年前採用同樣的步驟。”
然而,米勒實驗遇到的最嚴重挑戰卻是關於原始大氣層的性質問題。長期以來人們認為原始大氣是還原性的,沒有氧氣存在。由無機物合成胺基酸等的實驗也是在無氧狀態下進行的。如果有氧氣存在,這種合成作用或者不能發生,或者分解作用超過合成作用。近一、二十年來關於原始岩石及太空研究的資料指出,地球的大氣層中不一定含有大量的甲烷、氨氣等還原性氣體,而且有含氧的可能性。特別值得指出的是,無人駕駛的海盜號(Viking)太空船在火星登陸後發現,火星沒有生物存在,但火星卻有氧化性的氣層。因而地球的原始氣層中含氧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雖然對於大氣中含多少氧氣才能完全阻止氨基酸等有機物的形成,尚無定論,若地球的原始大氣層中確實含有氧氣的話,米勒等人的實驗的意義就當完全重估了。
DNA的形成退一步說,既使米勒等人的實驗確實在原始大氣中實際發生過,也就是說,假定氨基酸等能在原始大氣中由無機物產生,這離生命的起源仍然還有遙遠的距離。生命有許多特點,最主要的是要有新陳代謝(Metabolism)和繁衍後代(Reproduction)的能力。
這兩種能力都來自於DNA的功能。生物的新陳代謝是由基因調控的,而基因則是DNA的片斷。除少數原核生物(主要是植物病毒)靠RNA繁殖外,絕大部分生物都由DNA的複製實現繁殖的。所以,要產生生命,首先要產生DNA(或RNA)。最簡單的生物噬菌體(專門吃細菌的病毒)就主要是由一個外殼和內含的DNA分子組成的。但DNA的自然形成面臨著兩大難關。
DNA本身並不複雜,是由四種不同的核酸相聯而形成的長鏈。複雜是DNA分子中這幾種核酸排列的順序(Sequence)。DNA正是藉著這四種核酸的不同排列順序產生了不同的基因並由此產生不同的生物及其他生命所必須的化合物。像我在第一章提到的那樣,這四種核酸在DNA分子中不同排列組合的可能性之巨大,遠遠超出人們的想像。然而這些巨大的排列組合的可能性中,只有一種可能性是可以產生第一個生命的。自然產生這一正確組合的可能性之小就不難明了了。梁斐生在《真金不怕洪爐火》一書中引用過1967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愛根博士(ManfredEigen)的演講中所說的話:“一個含有221個核酸的分子,其複雜程度的數學量等於這些核酸所能形成的不同排列的總和一共是4(4的221次方)或者是10(10的133次方)”,而“10個這樣的分子就足以充滿整個宇宙”!這10次隨機組合之中,只有一次組合是可以產生第一個生命的。這是什麽意思呢?如果讓這10個分子隨機組合,而組合的速率為每秒一萬次(10),假設宇宙的年齡為三百億年(10秒),那麽,從宇宙形成到現在,一共可以產生的組合方式是10次(10x10x10),還不足以產生一個有正確核酸排列組合序列的DNA分子!根據美國太空總署的資料,最簡單而“有生命”的蛋白質分子至少含有四百個氨基酸。也就是說,需要至少由一千二百個核酸組成的DNA分子使該蛋白質能夠產生。人們在最簡單的原核生物中看到的DNA分子,含有幾千個,而不是221核酸。可見,無論宇宙的年齡有多長,“進化”速率有多快,單靠隨機組合而產生第一個生命所必須的DNA分子的可能性幾乎等於零。其次,DNA分子形成時,需要一種叫DNA聚合的蛋白質,把一個個的核酸連接起來成為DNA分子。
但我們知道,是一種蛋白質,要在DNA鏈上的基因的指控下才能合成。像“先有蛋還是先有雞”的問題一樣,在第一個生命產生之際是先有DNA分子呢還是先有這種DNA形成時所必須的蛋白質(DNA聚合)呢?答案是,必須兩者同時形成,缺一不可。憑機遇單是形成DNA分子已幾乎無可能,更何況,還要靠機遇同時形成DNA聚合。如果一定要用進化的、隨機產生的觀點來解釋第一個DNA分子的形成,未免過於牽強了。
化石的證據如果生命真是從無機物逐漸進化而產生的,然後由簡單到複雜,由低級到高級不斷進化的話,化石中一定可以找到這種進化的證據。可是化石的證據對進化論的觀點是非常不利的。在地質和古生物學界,把寒武紀早期(約5.7億年前)作為“隱生宇”和“顯生宇”的分界。因為在寒武紀之前的地層幾乎找不到生物的化石,而寒武紀早期,幾十個門(Phylum)的動物的化石突然同時出現,被稱之為“寒武紀生命大爆炸”。這是進化論無法解釋的。
詹腓力博士(Dr.PhillipE.Johnson)在他的《審判達爾文》(DarwinonTrial)一書中指出:“化石記錄問題之中給達爾文主義者最頭痛的難處是‘寒武紀大爆炸’(CambrianExplosion)。大約在六億年之前,幾乎所有動物的‘門’(Phylum)同時在地層中出現,完全沒有達爾文主義者必須的祖先的痕跡。正如道斯所說,‘這些動物化石就好像有人故意放進去的一樣,完全沒有進化的歷史可以追尋。’”達爾文在世時還沒有證據顯示寒武紀之前有任何生物存在。他在《物種起源》中承認‘這現象目前仍未能解釋,而且的確可以用來作為有力的證據打擊我現在要討論的觀點。’達爾文又說,如果我的學說是確鑿的話,‘寒武紀之前的世界必定充滿各種活物。’”但古生物學研究的結果正與達爾文所預期的相反。本世紀以來在加拿大哥倫比亞省發現的伯基斯(BurgessShaleofBritishColumbia)動物群,澳大利亞弗林斯德山脈發現的埃迪卡拉(Ediacarans)動物群和1984年在中國雲南省昆明市附近的澂江縣發現的澄江化石生物群,都進一步證實,在寒武紀,大量的動物門類同時突然出現,展示了地球上生命的形式的爆炸性的突變,無進化痕跡可尋。雖然古生物學家在古老的岩石中(被認為在三十億年以前)找到一些原核生物(如細菌、藍綠藻等)的化石。但它們與寒武紀突然出現的複雜的真動物之間無任何進化過程。
進化論者的推測是,寒武紀動物群的祖先可能是軟體動物,很難形成化石。但這種推論是站不住腳的。在伯基斯頁岩中有很多軟體動物的化石。在澄江化石群中,許多動物的軟體組織如胃腸、口腔、神經等都保存完好,清晰可辨。
1995年四月在中國南京召開了“寒武紀生命演化大爆炸、環境和資源國際討論會”。與會者高度評價了我國澄江化石生物群的研究成果。更令人驚喜的是,《人民日報》(海外版)於1995年5月25日發表了紐惟恭的題為〈澄江化石生物群研究成為矚目〉的詳論文章,公然寫道:“近十年來,該所(指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筆者注)對澄江化石生物群進行了系統的綜合性研究,採集了成千上萬的珍貴化石標本,發表了許多重要論文,引起全球古生物學界的轟動。研究表明:寒武紀生命‘大爆炸’是全球生命演化史上突發性重大事件,現代生命的多樣性起源於此,又經過幾次重大突變演化而成。對其進行深入研究,可能對傳統的進化論是個動搖。”
當我正撰寫這一文章時,《人民日報》(海外版)在1995年7月19日又發表了另一篇署名為丁邦傑的詳論文章,標題十分鮮明:《向進化論挑戰的澄江化石》!文中說,“十九世紀,英國科學家達爾文創立了著名的生物進化論。其中一個核心論點便是:生物物種是逐漸變異的。但是,經科學家長期研究發現距今5.3億年的寒武紀早期,地球的生命存在形式突然出現了從單樣性到多樣性的飛躍。於是,‘寒武紀生命大爆炸’的命題被提出來了,只是由於種種原因,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裡,這一命題難以被充分認識。”是的,多年來,達爾文的進化論在中國被視為不容質疑的科學真理。今天這種“闖禁區”的文章能在中國最權威的報紙《人民日報》登載出來,意義深遠。這說明,一批誠實、嚴肅的科學家基於研究結果,已開始衝破各種思想束縛,勇敢地向不符合客觀事實的權威理論挑戰。我相信,這僅僅是開始。我彷佛已聽到達爾文進化論的葬禮的鐘聲。
二、論戰的實質
如果達爾文的進化論從一開始就面臨著生命起源、化石證據、中間環節、自然選擇……等許多的困難,為什麽進化論卻能衝破西方有神論的強大思想體系,破土而出並能被廣泛接受呢?如果達爾文主義真像前面所分析的那樣四面楚歌,為什麽多數國家的教科書裡仍教授進化論而不講授神創論呢?這是很多人的疑問,也曾使我頗為困惑。很多人以為,達爾文的進化論能如此迅速地風靡全世界,想必在學術上有獨到之處,有充分的科學依據。這種疑惑是源於一種誤解,以為進化論和創造論之爭是學術之爭,以為是科學上的新發現才使人們由創造論轉向進化論的。其實,進化論與創造論之爭不是學術之爭,而是哲學、信仰、世界觀之爭。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需要簡略地回顧一下現代科學的發展歷程。
現代科學的發展第五章已談到,在中古時代,亞里斯多德的理性主義雄踞西方科學界、思想界。至於亞里斯多德的宇宙觀,周功和牧師在《基督教科學觀》一書中是這樣描述的:“至於宇宙論,亞里斯多德的看法是宇宙乃由五十五個同心圓球所構成。最中心的圓球是地球,向外依次為水、氣、火以及天上星體的圓球。……每個圓球都有靈性,神在最外圈的圓球以外,而產生轉動。這樣的轉動是此圓球對神的吸引的一種反應,帶動整個宇宙各圓球的轉動。如此,神就是使圓球旋轉的終極因。”中古天主教會受亞里斯多德的影響,認為聖經中的神是宇宙的終極因與第一因,同時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由於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努力,日心說被確立,而且揭開了以觀察、實驗為主要手段的現代科學的序幕。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但與此同時,人們在拋棄亞里斯多德的地心說的同時,把神是宇宙的終極因與第一因的觀點也拋棄了。雖然在現代科學發展初期湧現出以牛頓為代表的一大批傑出的基督徒科學家,在現代科學發展的過程中,反對超然因素,只站在純粹自然的立場觀察,描述自然的自然主義(或人文主義)的世界觀逐漸在科學界占據優勢。牛頓時代,人們都相信神是宇宙萬物和人的創造者。到達爾文時代,神的創造受到懷疑,生物的來源就變成空白。因此企圖用物理、化學的自然方法來解釋生命之源的各種假說就應運而生。
達爾文並不是進化論的第一位倡導者。在他以前,進化的思想已經出現了。進化思想的產生是對神的信仰衰落的結果。池迪克博士(DonaldE.Chittick)在他的新著《針鋒相對—創造·進化論戰的根源》(TheControversy:RootsoftheCreation—EvolutionConflict)中指出:“達爾文曾經歷信仰崩潰。有人或以為達爾文是經過多年研究,才接受了進化論。其實,在對信仰的信心減退的時候,他對進化論的信心才建立起來。進化論被用以彌補否定“創造”後遺留下來的空缺。
並不是進化論有什麽吸引人的地方,能把科學事實解釋得更加合理。進化論只是人摒棄‘創造’後,用作彌補空缺的代替品而已。”達爾文推出進化論的過程正是如此。
達爾文的三大難題前文已經談到,達爾文在發表《物種起源》時就面對著幾個極為嚴重的困難。第一是化石的難題:寒武紀生命大爆炸和化石中過渡型生物的化石罕見。他本人也承認化石的證據是“最明顯的反對我的進化論的最大理由。”他也坦白地說對此“我不能提供滿意的答案”,“自然界好像故意隱藏證據,不讓我們發現過渡性的中間型。”第二是進化所需要的漫長時間。他提出的自然選擇假說主張連續、漸進的變化。與達爾文同時代的英國著名物理學家開爾文(W.Thomson,LordKelvin)用物理學計算地球的年齡只有一千五到三千萬年,不足以令進化論成立,令達爾文很惱火。但開爾文用物理定律所得的結論,達爾文又無從反駁,故他稱開爾文為“討厭的幽靈”。同時,儘管化石的記錄支持地球突變或災變的假說,但達爾文仍接受了與化石證據不符的賴爾的均變假說,因為這不僅與他的連續、漸變的進化假說相似,而且可以提供進化所需要的漫長歷史時期。第三,創造的證據比比皆是,眼睛就是一個好例子。達爾文承認眼睛不可能由自然選擇形成,以致於他發表《物種起源》之後,他一想到眼睛仍感到害怕。我個人十分欣賞達爾文這種坦誠的態度,絲毫不隱瞞自己的困惑、煩惱和驚駭。正是從他本人的內心表白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達爾文進化論產生的過程:憑著無神的、要用純自然的方法闡明生命起源的信心和決心,基於少量的觀察,提出進化假說,然後選擇性地尋找支持其假說的證據,對不利的證據全然不顧。也就是說,達爾文的進化論主要是源於信仰而非來自充分的科學依據。
為何進化論成為“科學真理”?池迪克指出:“科學的新發現並不會叫人改投進化論,反而是人對哲理和神學的取向,能叫人否定創造,由一個世界觀跳進另一個完全相反的世界觀。”“今日,許多人仍未察覺進化論的本質,不認識它屬於哲學過於科學範疇。人們先是思想變了,才接受達爾文主義。人們需要一種自然主義的律,解釋生命之源,才能逃避超自然的創造論,達爾文主義恰巧能填補這個空缺。”所以,《物種起源》問世時,解放神學家們表現出比科學家更大的熱情。進化論、黑格爾的辯證法和細胞學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形成的三大科學基礎。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清楚地說明進化論與信仰的關係:“現在我們以進化的概念來看宇宙,再也沒有空間容納一位創造者或統治者了。”(《馬克思、恩格斯論宗教》)美國是以基督教思想立國的國家。但美國對神的信仰近幾十年來在急劇衰退中。寇爾森博士(CharlesColson)在《當代基督教與政治》(KingdomsinConflict)一書中尖銳地指出:“基督教信仰一直是美國民主政體的道德基礎。近至1954年,最高法院還毅然決然地拒絕國家宗教中立化的主張。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O.Douglas)這樣說:‘我們是一個有宗教信仰的人民,我們政體的創設是基於天地間有最高主宰的大前題。’想不到短短幾年之後,法院卻出爾反爾,否決了在學校準許禱告之案。不能在課堂正式祈禱固然不能阻止我們隨時隨地禱告,但這提案卻反應了社會的傾向:在國事上,基於宗教信仰的價值觀逐漸消失了。在美國政壇上,這個決定是一個很大的震撼,是一個足以引發斷層的地震。”“至七十年代,傳統的猶太教與基督教所共有的價值觀被忽視的情況有增無減。在政壇上、國事上,宗教被視為落伍甚至是妨礙。最高法院的決策越來越趨向無信仰,甚至公然敵對宗教,1973年的墮胎合法化就是一個反教的高峰。”和法院一樣,美國國家科學院現在仍堅持自然主義的哲學觀,致力於“用純自然的過程來解釋一切現象。”科學被視為認識真理的唯一途徑。達爾文的進化論又被人披上科學的外衣。因此,堅持進化論,教授進化論變成一種有“科學水準”的時尚。因為進化論與學術界流行的自然主義世界觀十分投合,科學家和解放神學家來不及對進化論作徹底的了解和縝密的審視便全盤地接受了它,而且以各種權威的方式向大眾傳播進化論,使人們以為,在課堂教授的,寫在書上的進化論一定是真理。其實不然。在我的學生時代,不僅進化論被當作神聖不可侵犯的科學,而且
學校的課程設置也直接為政治所左右。我上大學時,中國仍與蘇聯親密,課堂上只能講授米丘林和李森科的遺傳學,而孟德爾和摩爾根的遺傳學則被冠以“唯心、反動”,一棍子打死。後來中蘇關係出現裂痕,李森科的劣跡被揭露,孟德爾的遺傳學才得以登上大雅之堂,並立即得到學生們的認同。所以,進化論被寫入教科書並不是說明進化論是真理。
我們一般人所持的進化論觀點主要是從老師那裡聽來、教科書上看來的,並未對進化論的立論依據作過深入考證。試問,在今天仍相信進化論的人中,有多少人讀過達爾文《物種起源》的原文版呢?就我所知,認真把《物種起源》的中譯本從頭到尾讀過一遍的人也不多。
一般人是如此,研究進化論的專業人士的狀況又如何呢?彼得遜(ColinPatterson)是英國自然博物館的資深古生物學家。該館出版的進化論簡介就是他的手筆。1981年他在美國自然博物館作了一次演講。
他詳細地比較了創造論與進化論,認為兩者主要是靠信心才能接受。演講中他向在座的專家們嚴肅地提出問題。他說:“你們能告訴我進化論裡面有哪一條、任何一條……是你確實知道、完全無誤的真理呢?我曾問過自然博物館地質部的人員,我所得到的唯一答案是完全的靜默。我又問芝加哥大學進化形態學講座的聽眾,內中有一群著名的進化論學者。等了很久還是一片沉寂。最後有一個人說:‘我確知的只有一件—就是在高中課程中不應該教進化論。’”(轉引自詹腓力《審判達爾文》21頁)我同意社會理論學家克斯脫(IrvingKristol)的看法,如果慎重聲明進化論不過是綜合各家不同學說、建立在不同假設上的理論,而非不可質疑、完全可靠的事實的話,進化論作為一種科學假說在學校教授是無可厚非的。
可是,先入為主的思想很容易被人誤認為絕對真理而固守。去年我到一所大學訪問並作了一個福音短講。聚會結束前有一段自由交談。一位博士生走近我問道:“你相信進化論嗎?”我回答說:“我過去相信,現在不信了。”不想他的反應極為強烈、率直:“你連進化論都不相信,我們就沒有什麽好談的了。”說完後就走開了。我不禁一陣吁噓:他是學物理的,對進化論有多少了解呢?為什麽對進化論有如此強烈的信心以致不屑與不信者交談呢?從他身上我彷佛看到了信主以前的我。我默默地為他禱告良久。
當我們明白了創造與進化之爭的實質不是學術之爭,乃是兩套哲學、信仰系統之爭後,如果你現在仍相信進化論,也望存一顆開放的心,認真地把創造論、進化論作一番比較,以便重估自己的觀點。只有虛心聽取不同觀點並作深入思考,我們才能不斷修正自己的思想體系,使之一步一步地逼近真理。
三、基督徒的看法
基督徒對生物起源的看法大體說有三種。第一種叫做權威創造論,第二種叫神導進化論,第三叫做微進化論。(*編注)三種看法持權威創造論觀點的基督徒完全按字面解釋聖經,認為宇宙萬物是神在六日內創造的,一日是二十四小時;全然反對任何進化的觀點。他們認為宇宙很年輕,地質的變動乃是挪亞時代的洪水所致。
美國莫瑞士博士(HenryM.Morris)所著的《科學創造論》(ScientificCreationism)可謂其代表著。在這本書中,從科學的角度論證進化論面對的困難,提出許多地球年輕的證據。比如說,有人測定地磁場正在衰減之中,其衰期為一千四百年。也就是說,地球的磁場在一千四百年前要比今天強兩倍,二千八百年前強四倍。以此類推,七千年前的強度就是現在的三十二倍。如果地球的歷史有一萬年,地磁場的強度就等於一個磁星,更不用說幾十萬年前了。科學家們對現代火山的研究也表明岩石的形成比預想的要快得多。
神導進化論相信神,又相信進化論,認為各類生物和人是神用進化的方式創造的,相信地球歷史遠久。
微進化論則介於上面兩種觀點之間,不像權威創造論那樣拘泥字義,又不全然接受神導進化論的合成進化論。他們相信神所創造的生物的祖先確經過某些有限、微小的進化過程才演變為今日的種類。他們用“一日千年說”來統一聖經的記載和關於地球年齡長久的說法。
勿勉強用科學解釋聖經我本人認為,權威創造論和微進化論有很多相同之處,即相信聖經的記載是完全真實無誤的。而神導進化論的最大弱點正在於與聖經的記載不吻合。聖經中明明說神是“各從其類”造的各種生物,是按自己的形像、用塵土造的人類祖先亞當,用亞當的一根肋骨造的夏娃(《創世記》第一章)。如果人是神用進化方式造的,那創世記的記載就只能是一個故事或隱喻,這會引起信仰上一連串的問題。這正如潘柏滔在《進化論—科學與聖經衝突嗎?》所指出的那樣:“神導進化論者需要向一個不信的世代證實人是按神的形像造的,同時他們也相信人有原罪,但他們不接受創世記頭數章的歷史性,而同意進化論所言人仍是經天演過程進化而來的。
他們把創世記當作隱喻和詩章,這種解釋法大大削弱了上述兩個基要真理的立場。他們既然否定第一個亞當的歷史性,那麽成為「末後亞當」的耶穌在十字架上釘死的歷史意義,不也就變得暗昧不明了嗎?”
這幾種觀點中,關於地球的年齡和人類的年齡是一個基本分歧。按同位素測年法,地球有四十億年左右的歷史,而人、猿分手大約在七千萬年左右,文明人(以用火為標誌)也有一百萬年的歷史。
神導進化論和微進化論基本接受這一看法。但權威創造論相信地球年輕,人類的歷史也僅有一萬到幾萬年。我個人相信聖經的說法,生物是神各從其類造的,而不是進化來的。雖然微小的進化,如從野生到馴養所引起的變化,育種學家培育的動、植物新品種等,可能發生,但難以超過“種”的水平,因而不可能導致進化的發生。至於地球和人類的年齡,是年輕還是年老,我持開放的態度,因為聖經沒有明確記載。我等候更多的證據。我不主張用現有的科學結果勉強地去解釋聖經。因為科學的發現總是相對的和不斷變化的,而聖經所教導的是終極真理。我相信聖經和大自然是神用以啟示人類的兩本書,決不會彼此相悖。我們需要做的是,堅信聖經,耐心等候更多的科學發現,正像關於宇宙起源和生命起源的新發現一樣。□作者來自北京,在美國獲哲學博士,現於威州醫學院從事醫學研究。本文摘自作者明年即將出版的新書中〈創造論與進化論〉一章的部分。
編註:本文所描述的三種對生物起源的看法,與本期11-13頁〈有神論的創造觀〉一文所用的名稱稍有不同。此處所說的「權威創造論」,即該文的「新近創造論」;「微進化論」即該文的「漸近進化論」。
主要參考文獻潘柏滔著,《進化論—科學與聖經衝突嗎?》,更新傳道會,台北,1987。
梁斐生著,《真金不怕洪爐火》,加拿大福音證主協會,1992。
李志航著,《科學對基督教的挑戰》,雅歌出版社,台北,1993。
PhillipE.Johnson,《DarwinonTrial》(錢錕等譯,《審判達爾文》)中信出版社,美國,1994。
DonaldE.Chittick,《TheControversy:RootsoftheCreation-EvolutionConflict》(曾文斌譯,《針鋒相對—創造·進化論戰的根源》,天道書樓,香港,1993。
HenryM.Morris,《ScientificCreationism》(韓偉等譯,《科學創造論》,更新傳道會,台北,1991。
周功和著,《基督教科學觀》,中華福音神學院,台北,1993。
IanT.Taylor,《IntheMindsofMen—DarwinandtheNewWorldOrder》,TEEPublishing,Toronto,1984。
Charles Darwin,《TheOriginofSpecies》,NewAmericanLibrary,NewYork,1958。
Charles Colson,《Kingdomsin Conflict》(陳詠譯,《當代基督教與政治》),校園書房,台北,1992。
張郁嵐著,《到底有沒有神?》,台灣福音書房,台北,1993。
原載於《海外校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