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信故我在謝有順神學家馬爾洛說：“二十一世紀或者會是宗教的世紀，或者它根本就不會來臨。”這句話一度讓我感到震驚。我不是擔心這預言的應驗，而是驚異於馬爾洛那樣尖銳地指出了二十一世紀人類可能有的兩條道路：或者是回歸信仰，找到新的確信，把我們時代的創造性力量重新聚攏起來；或者是繼續在道德與信仰的廢墟上潰敗下去。這個事實已越來越明朗，達到了現代人難以迴避的地步。無所信給我們帶來的價值迷惘，精神矛盾，欲望不受約束等困境，正在侵蝕我們的內心，騰空我們的內心。有一個人對我說，我的心空得風都能吹進去，──他無意間的一句話，卻非常準確地道出了現代人的存在境遇。最終，現代人空洞的內心只好讓不斷膨脹的欲望來填充。存在的質量，存在的尊嚴，正在被欲望粉碎。這樣的局面是讓人痛心的，因為人的生存起初不是這樣的。如果虛無主義，物質主義，頹廢主義是天經地義的，那麼，活着就意味着發瘋。必須重新考慮我們割斷了與信仰傳統的聯繫之後，我們的生存是進步了還是損失了。

　　我還注意到一個現象：凡受過良好教育的現代人都羞於承認自己對文學，經濟，科技一無所知，卻會為自己對宗教信仰一竅不通而感到驕傲。再沒有一件事比這個更讓我困惑的了。很難想象，如果沒有信仰所賦予的輝煌，我們的歷史上是否會有蘇格拉底，但丁，巴赫，米開朗基羅，歌德，牛頓，斯賓諾莎，基爾凱戈爾，愛因斯坦等一大批文化英雄?是否會有偉大的俄羅斯文學？別爾嘉耶夫在他的《俄羅斯思想》一書中說：“宗教問題折磨着偉大的俄羅斯文學。”“在俄羅斯人那裡，就連那些不僅沒有東正教信仰，而且甚至開始迫害東正教會的人，在內心深處也保留着東正教形成的痕跡。”這可能不單是俄羅斯，更是整個歐美的特點。我常常在想，如果除去信仰的影響，世界文化史還有什麼輝煌可言？對於信仰這個重要且影響巨大的問題，今天我們有必要對它進行重新的追思與解釋，否則是無知的，不負責任的。要追思人類有關信與不信的歷史源流，最好的辦法是謙卑地回到聖經的《創世記》。它的每句話幾乎都是一粒種子，在聖經的各卷中，以及在人類數千年的歷史中長大並應驗。一. 根據創世記的神聖記載，早期的人類至少有過四次墮落。　　第一次是亞當的墮落，在第三章；第二次是亞當的兒子該隱的墮落，在第四章；第三次是挪亞洪水前彎曲悖謬的世代，又嫁又娶，又吃又喝，人類完全墮落成了屬肉體的人，在第六章；第四次是在挪亞洪水之後，人接受了撒旦的煽動，集體起來背叛神，在第十一章。這是人類精神頹敗的內在線索。在各次的墮落中，人類至少從三個階段落下去，到末世（The end of the world）,精神幾乎已落到了最低的地方。

　　第一階段是人從神的面光前落到自己的良心裡──從神治落到自治。最初的時候，受造而未墮落的人直接受神聖的管理，有着美好的秩序，因為在人裡面有靈（spirit），有代表最高的善的良心，它是接觸神，與神交通的內在器官；其次，人還有魂（soul），即人的位格，人的自我，是人的思想，情感，意志的總和；魂的外面是體（body），是人與物質世界往來的部分。所以，在希臘文里，人的生命有三種，一是靈生命（希臘文，zoe），表徵永遠的生命，非受造的生命，不能朽壞也不能毀壞的生命；一是心理的生命（希臘文，psuche），即思想的生命，在人的魂里；一是生物的生命（希臘文，bios），在人物質的身體裡。這是我所看到的對人生命奧秘最精確的描述。正確的情形應該是，靈引導魂，魂管理體，靈在神面前，魂在靈下面，體在魂下面。神的面光是管理的本質，我們把它稱之為神治。

　　從神治落到自治（即人的良心治）里，意味着人從一個神聖的範疇進到了一個有限的範疇，從一個依靠，被牧養的境遇進到一個自己為自己的生存負責的境遇。在此之後，人的有限性就成了人生存的繭，把人囚禁在思想的領域裡，即令左沖又突也難以突破其自身的局限。但人裡面依然有趨向無限的願望，這個願望本身就會起來審判我們，並指證我們的存在方式是有缺陷的。良心的功能就在這時發揮出來了。正是在良心的作用下，亞當與夏娃吃了善惡知識樹的果子後，就發現自己是赤身露體的，他們為此而感到羞恥。良心的定罪使人有羞恥感，它是對墮落的人的一種保護，因為它至少給人劃定了一個道德的邊界。真正可怕的是，人類在本該感到羞恥的事上卻失去了羞恥感。人與動物的重要區別就是因為人有羞恥感，有良心，而動物沒有。所以，人若能夠讓良心來治理自己，還不失為一件好事。

　　可惜，良心的管理規律到人類的第二代，亞當的長子該隱身上就被破壞了。創世記第四章記載，該隱殺人，說謊，態度傲慢，並不覺得羞恥，完全泯滅了良心的感覺。從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人治開始了。這是人類墮落的第二步：從自治到人治。再進一步的墮落是，從人治墮落到撒旦的煽動里。人在巴別（“巴別”為“巴比倫”一詞的希伯來文寫法，即“變亂”之意）以邦國的形式集體背叛神的主權，人這個受造之物開始以造物主自居，這是人類所犯下的最大的罪，同時，它也將人類推向了一個自身無法擺脫的困境：必須自己承擔來自生存世界的所有重壓。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當外面的壓力增大，而人類又沒有神作堅固基礎的話，他就會被壓跨，以致崩潰，這就好比我們中國古代所遺留下來的石拱橋，只能在壓力不太大的情況下站穩一時，若是現在有一輛新型的六輪大貨車裝滿貨從它上面經過，它就會倒塌一樣。`人離開神作生存基礎後，情形就好比那些舊的石拱橋，只能適合在壓力較小的境遇里生活，當現代人的生存壓力加大時，就立刻面臨崩潰的危險。它的源流從亞當的墮落就開始了。人第一次墮落，是因為人不用他的靈，不用他那固有的神聖生命的感覺，接受了蛇的試誘；第二次墮落，是因為人憑着自己的魂單獨行動，使該隱用自己的觀念敬拜神，向神獻上了沒有經過血潔淨的祭物──地里的出產，發明了宗教，並導致該隱因怒殺了他的弟弟亞伯；第三次墮落，是因為人憑自己的肉體行動，所以創世記六章三節說，“人屬乎血氣（blood）”，血氣就是肉體的本質；第四次墮落，是因為人接受了悖逆、背叛的思想，在巴別那個地方集體起來背叛神，使整個受造的族類都變質了，於是，就有後來的亞伯拉罕成為新族類的祖宗，信心的祖宗。

　　人類共謀背叛神是要作什麼呢？他們造磚，把磚燒透了，使之用來建造城與塔（創世紀11章）。這個表號非常有意義，它以寓言的方式說出了人類文化的性質。根據聖經的啟示，神的建造從未用過任何磚頭，他只用石頭，最終新耶路撒冷也是用寶石造成的。（啟示錄11：18-20）石頭與磚頭的源頭不同，石頭是神造的，磚頭是人造的。在巴別的人燒土成磚，而埃及的法老也曾用磚造積貨城（出埃及記1：11-14），這是什麼意思呢？磚的原料是地里的土，而地是為了產生生命的，造磚的意思就是為了人的建造，殺害並焚燒地里一切生命的元素。不僅如此，造磚還需要人的勞苦，這含示整個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勞苦的建造史，而建造的材料乃是被錯用的泥土──就是人類自己。錯用的材料加上人類無畏的勞苦，就產生了巴別的生活--無神的生活。除了這座無神的城，巴別的人類還建造了巴別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創世記11：4）與此相反的是，亞伯拉罕進入美地，沒有建塔，而是建了一座壇，以呼求耶和華的名。這是巴別的反面。

　　巴別是巴比倫的源頭。創世紀十一章的巴別發展到啟示錄十七章，就成了大巴比倫城，傾倒了。就其寓言來說，巴比倫城好象一座墳墓，而巴別塔就是這座墳墓上的墓碑。巴別的原則建立起來之後，使人類受到了兩方面的咒詛：一是人類不能再集居一地，而被分散；二是人類的口音被變亂，不能再說同樣的言語。（創世記11：7-9）在這個被變亂的境遇里，人類之間已失去了任何統一的基礎，交流的可能，它的集大成是當下的後現代社會：文化，哲學，神學之間滿了爭論，各執一詞，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結果就是無休止地爭論和分歧下去。後現代社會的原則，就是巴別的原則：試圖在地上（世俗而平面的現實上）用磚（人類自己的勞力）建造一個通天塔（新的語言實在），來傳揚自己的名。它充滿了變亂氣質的極端發展。但起初不是這樣的。所以，許多人還想重新找回那個統一的基礎，以找回業已失落的人類的最高理想。愛因斯坦在本世紀頭十年取得了一系列理論物理的巨大成就之後，按常人看來，便再也沒有什麼新的突破了，他在接下來的幾十年時間裡，都在潛心研究一個統一理論，希望用此來包容自然界的引力場，電磁場，強核場，弱核場這四個基本場。愛因斯坦沒有實現這個看似不可能實現的目標。在他之前，十九世紀最偉大的數學物理學家麥克斯韋就提出了麥克斯韋方程，統一了光，電，磁現象。為了這個統一理論，不僅愛因斯坦，連海森堡，愛丁頓，泡里也付出了最後的研究生命，結果都是無功而返。I．M．辛格說：“現今的尋求建立統一場理論的努力真是愚不可及。”泡里乾脆厭惡地說：“神拆散了的東西，誰也不能把它們組合在一起。”他們的夢想不能實現的根本原因是，人離開神以後，由神所代表的絕對的價值觀念就在人的心中瓦解了。柏拉圖曾指出，如果沒有絕對 （absolute），個體，或稱“殊相”（The particulars） 便沒有意義。絕對是個體的依屬，只有絕對能賦以整體統一，賦以我們生命有意義。在相對主義的範疇里，我們根本無法對道德，價值，存在意義下最後判斷。在無神的境遇里，人類只剩下兩樣事物：無神的文化與生活，以及宗教。二. 宗教是由亞當的兒子該隱運用自己的魂所發明的。該隱雖然相信神，但他沒有走神的路，而是照自己的觀念來侍奉神，“該隱拿地里的出產為供物獻給耶和華。”（創世記4：3）這就是宗教。神不要人通過勞苦所得的地里的出產，而是要一個流血的祭來滿足他公義的要求，並要用祭牲皮來遮蓋墮落之人的赤裸與羞恥。亞當與夏娃吃了善惡樹的果子之後，眼睛就開了，發現自己赤身露體，就用樹葉作裙子來遮蓋自己，但這種遮蓋在神眼中是無效的，因為一個犯罪的人需要流血的祭牲來救贖，如希伯來書九章二十二節所言：“沒有流血，就沒有赦罪。”這涉及到神的公義。佛教就是在這一點上無法叫人信服，它承認人有罪，可它解決罪的方法是遺忘，而不是尋求公義者的赦免，這說到底是一種自欺，是用遺忘來賄賂自己的良心。如果沒有流血，公義的神要稱義我們這些不義的人，那就是將他自己陷於不義了。為此，到了新約時代，基督成了“神的羔羊”（約翰福音1：29），在十字架上替我們死，使他有資格成為我們的贖罪祭（Sacrifices for sin），作人與神之間的中保（mediator），這是唯一正確的救贖之路──流血。

　　該隱的兄弟亞伯接受了這條道路，將羊群中頭生的獻上，他承認流血是必需的。該隱卻自以為是，企圖用自己的方式來敬拜神，宗教從此就開始了。歷代來，幾乎所有的宗教家都是在自己的觀念里與想象的神親近，他們發明了打坐，冥思，默想，坐禪，禁慾，猜想等，就是不走取用血赦罪的路。這些人都是該隱的跟隨者。該隱可能沒有想到，他的跟隨者竟然變本加厲，不僅更改了敬拜方法，甚至連敬拜的對象也更改了──從敬拜神墮落到了敬拜偶像。他們用木頭雕的，石頭刻的，泥巴捏的像當作神；把歷史中的名人（如姜子牙，關雲長，釋迦牟尼等）當作神；甚至把一些動植物也當作神，如所謂的神龜，神樹，神蛇等。還有，伊斯蘭教把他們的宗教領袖作成像來敬拜，天主教把瑪利亞，保羅，彼得，約翰等人拿來敬拜，更正教（基督新教）的許多團體極力推崇聖經里所沒有的聖誕節，復活節，牧師制度（而不是牧師本身）等，都是走了該隱的路，使宗教里充滿了魂潛勢力的發表，而喪失了純正的神聖品格。

　　這就是人類第二次墮落的本質：開始於宗教的發明，結束於殺人。──該隱看見亞伯獻祭蒙悅納，就懷恨在心把他殺了。你相信宗教徒會殺人嗎？只要翻開歷史，我們就會發現，伊斯蘭教徒殺害了無數的基督徒，羅馬天主教殺害的真基督徒比羅馬帝國還多，所以，有一句話說，血乃是福音的種子。在羅馬教時期，英國劍橋大學有一個畢業生，信從基督但不信羅馬天主教的道理，羅馬教就派人將他抓來，預備燒死他。他們使他受了許多苦，他卻溫柔地接受了判決，照樣好好地吃飯。羅馬教的人嘲笑他說：“你的神若是真神，你經過火時就不會被燒死，你將你的手放在蠟燭上試試看。”這個劍橋的畢業生平靜地回答說：“你們的火只能把我的指頭燒掉，但這火會使我更潔淨。”當火燒到他身上時，他熱切地禱告說：“主啊，不要審問你的僕人，在你面前活着的人原沒有一個義人。”見此榮耀情形，有一個基督徒跑來抱着他說：“當我的日子來到，我也要和你一樣。”又有一個天主教神甫跑來說：“不是我把你燒死的。”他就對那位神甫說了些安慰的話，然後才死去。還有一個法國的基督徒叫但以理的，也是因不信羅馬教，被囚在監里，審判官決定在星期六行刑。有人來告訴但以理說：“他們定規要把你的四肢掛在四個城門上。”他平靜地說：“頭掛在哪裡？”那人回答說：“另掛在一個門上。”他死時，行刑的甚至不許他說一句話，他喜樂地接受了。羅馬君王迫害基督徒時還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羅馬軍團司令摩里士，接到領兵迫害基督徒的命令後，便將他的徽章交給助手，自己以同道的身份，與其餘的基督徒一同赴難就戮。這事於公元286年發生在瑞士龍河河谷，靠近密第山嶺下山崖之處。聖摩里士這個小城就因此得名。信徒為真道而殉難的事是太多了，從這幾個例子我們已經看出，宗教與真信仰之間是有天壤之別的。

　　神學則是另一種宗教，思想中的宗教，它思考神，但沒有敬拜神的實際；宗教是集體化的行為，神學則是個人化的行為。神學是關於神的學問，在神學裡，神不是無限地，有位格地存在，而是成了一個詞，一套法則，一套觀念。宗教里還有相信的成分，神學的起點更多的卻是懷疑。著名神學家巴特，就至死都持着“高等批判”（Higher critical）的見解看聖經（這是十九世紀自由神學家的普遍見解），所以，他認為聖經有許多錯誤的地方。巴特的立場在神學家中很有代表性──他們所相信的都是對信仰的信仰，而不是對某些事實的信仰。他們不賦予“神”這個詞有任何實際內容。就如哲學家海德格爾，使用“諸神”一詞，這是對聖經所說的“獨一全智的神”的一種牴觸。

　　新正統派最傑出的神學家蒂利希受海德格爾的影響，把神學發展為一個複雜的思想系統，至終他用“存有”一詞來代替神，除了無窮的思辯外，他的著作不會給我們帶來任何安慰。1965年，蒂利希臨死前，有人問他：“你禱告嗎？”他回答說：“不，我只冥想。”至終，蒂利希在痛苦中死去。還有一些神學家接受了歌德的泛神論的思想，把自然當作神。這種將神的造物人格化的方式，把人類對神的敬拜下降到了對神的造物的敬拜。信仰成了拜偶像。這就是神學的大限：不是相信神，而是猜想神，論證神的存在。論證神是以自己的理性為基礎的，而有限的理性，怎能推理出無限的神呢？巴特在自己的晚年得出一個結論說：人不可能把握神，理解神，人不僅找不到神，也不尋找神；人尋找神的努力都是徒勞的。巴特否認人可以找到神，也就否認了神所給人的高貴地位，否認了他自己的信仰。巴特是沒有盼望的人。還有一個法籍猶太神學家西蒙娜·薇依，也是一個矛盾而痛苦的人。她在《重負與神恩》一書中說：“神存在，神不存在。問題究竟在哪裡？我完全確知，有一位神存在，因為我完全確知，我的愛不是一種欺騙。但我也完全確知，沒有一位神存在，因為我完全確知，沒有任何與我在說出神之名時我自己能在觀念上設定的存在相同的確實的東西存在。”這位被稱作當代帕斯卡爾的著名女神學家，在這樣的表述中是極其痛苦的：她的良心告訴她有一位神存在，可她的思想又說沒有一位神存在。她一生就在這種矛盾中生活，所以，她作為一位基督徒，臨死前還拒絕受洗，拒絕加入教會，就是因為懷疑與不確信，使她對神失去了甜美的享受。

　　薇依的經歷，被另外一位女神學家索勒發展成為一種奇特的神學思想：無神地信仰神是可能的。它與“神死”神學（“God is dead”theology） 一樣聳人聽聞。神學發展到這個地步，成了“無神學”，實在是讓人感到意外，這表明人類的思只會遠離神，如同伊甸園裡那棵知識善惡樹所代表的那樣：知識使人不再依靠神，而是向神獨立。許多人記住了尼采所說的“神死了”這句話，卻忘記了他最後發瘋的結局。我相信尼采的發瘋不是偶然的。

　　宗教家們滿足於一些複雜的敬拜儀式，神學家們則滿足於在猜想中建立自己的思想系統，這二者都是人里魂的活動，有儀文與知識，惟獨缺乏生命的實際。它所帶來的結果是，將神森嚴化，這與聖經中“道成肉身”的原則是相違背的。到最後，他們只好猜想神，猜想到末了，無神思想就出現了。

三. 人類之所以會發展出文化，乃是因為人類失去了神。　　原初那位創造人的神本來是人的保護，供應，娛樂，盼望，他是一切。人類失去了神，就失去了一切。這樣，就不得不發明了自己的文化，來代替這一切。文化說到底是神的代替品。關於這一點，我們還是要回到人類的始祖身上，看看一切是怎樣發展出來的。

　　該隱錯獻祭並殺了他的兄弟亞伯以後，就被趕逐離開了神的面，耶和華說，“你必流離飄蕩在地上”。該隱恐懼了，說：“我的刑法太重，過於我所能當的。你如今趕逐我離開這地，以致不見你面；我必流離飄蕩在地上，凡遇見我的必殺我。” （創世記4：13-14） 為此顫慄的該隱，離開神之後的第一件事是建築一座城，以諾城， 人類最早的無神文化就是在這座城裡起頭的。建築城可以說是該隱繼宗教之後的第二樣發明。在古代，城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護自己，該隱因自稱“凡遇見我的必殺我”，失去了神作他的保護，就需要城來保護他。該隱還給他的兒子與他的城取了同一個名字：以諾。──這似乎在說，該隱將城當作他的兒子，他愛城像愛他的兒子一樣。這是很有意思的。

　　該隱的後代中有一個叫拉麥的，更把該隱所起頭的無神文化進一步擴展到生活的其他領域。拉麥是人類的第七代，是第一個發明一夫多妻制的人，他娶了兩個妻子。（創世記4：19）他第一個妻子叫亞大，原文的意思是“裝飾”，說出她是一個愛裝飾自己的人，以悅人眼目，可見情慾的思想到拉麥和亞大身上已是非常明顯；拉麥還誇口說他殺了一個壯年人，又殺了一個少年人，可見暴力在當時也非常普遍。這一切事都發生在該隱所造的以諾城，或者說，這就是最早的無神境遇中的城市生活。

　　拉麥的第一個妻子生了兩個兒子，雅八與猶八。雅八就是住賬棚牧養牲畜之人的祖師，猶八是一切彈琴吹簫之人的祖師。（創世記4：20-21） 畜牧是為了謀生，因為地不再為墮落之人效力，故雅八需要游牧。而猶八彈琴吹簫的目的是為了娛樂，因為人失去了神作他們的快樂。猶八這名字在原文裡就是“快樂之聲”或“歡騰”的意思，這指明，沒有娛樂，他就無法再歡騰了。這就是拉麥的家庭，由情慾，裝飾，娛樂三樣事物所組成，它幾乎就是現代家庭的一個小影。看來，離開神之後的家庭生活的原則，自古皆然，無非是情慾，裝飾，娛樂而已。

　　拉麥還有另一個兒子，叫土八該隱，他是打造各樣銅鐵利器的。（創世記4：22）意思是說，他發明了武器，以防衛自己。至此，我們看見，該隱之後，下列幾樣事物在人類生活中占據了重要位置：城為了生存，游牧為了維持生活，音樂為了自娛，武器為了防衛。我們可以把這四樣事物稱之為是無神文化的總和。人類發明了無神文化，沒想到這種文化帶來的結局卻是情慾，淫亂，漂流，兇殺，戰爭。看來，人類要在這種無神的境遇中生存下去是困難的。所以，就連一些無神論者也承認，許多時候，宗教信仰能夠有效地看守人那放縱的靈魂。尤其是現代人，光靠外面的法律約束是遠遠不夠的，最重要的是，他的內心要有一個看守者，那就是他所信的。

　　其實人類的本性就說出他需要有一個信仰，需要有一個盼望，也需要有一位更大的牧者的牧養。人類本身不是終極存在，他的有限表明他還必須追索更高的價值與意義。正是這個緣故，導致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所區別的只不過是真信仰還是偽信仰而已。我們走到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圖騰，寺廟，教堂，以及各種複雜的敬拜儀式，都是層出不窮的，它並沒有因現代社會的發展而消失。這決非是偶然的。正是因為人類內心有這個需要，外面才有神所代表的信仰來滿足人類的這個需要，這就好比人類有解渴的需要，外面就一定有水來滿足人一樣。現代人的空虛感，失落感日盛一日的原因，就是因為他的內心本應由神來充滿的那一部分被騰空了，以致沒有了盼望，也沒有了歸宿感，像該隱一樣，流離飄蕩在這地上。

　　這個境遇到二十世紀就更加嚴峻了。那些最早由一批敏感的思想家、藝術家所體驗到的精神困惑，存在難題，如卡夫卡所體驗到的變異與絕望，弗洛伊德所體驗到的性受挫的思想，基爾凱戈爾所體驗到的理性使人悲觀，非理性給人帶來快樂的人生經驗等，也就是那些構成現代人基本思想形態的東西，到二十世紀中葉（或許還更早）已經變得非常普遍，為大多數人所接受並實踐。它還迅速匯聚成一股強有力的思潮，經由文學，藝術，電影，哲學，神學，以及各種大眾媒介，根植在越來越多人的意識里，給人們一個價值已經死亡的強烈印象。一旦推開了傳統價值觀的約束，現代人就變得肆無忌憚起來，有些人公然跑到街上宣揚說，人生沒有意義；有些人以頹廢為美德；更有些人否認了在理性的範疇里可以找到意義後，起而追隨赫胥黎亞爾達士的思想，把藥物當作自己新的理想與宗教。這個思想在六十年代的美國風靡一時，那些崇尚藥物的世界烏托邦主義者都有一個夢想：只要人人都吸食藥物，現代世界的種種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因此，他們中間的一些人曾建議在城市的飲用水中加入迷幻藥，以把每個人都提升到天堂的境界，後來興起的嬉皮士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種觀點。有一本叫《利雷，六十年代的瘋狂與我》的書，記述了心理學家利雷所說過的許多在當時有代表性的話，其中有兩句說，“心智要死去，這是你唯一的目標，別無其他”，“藥物就是這新宗教的聖禮”。這樣的文字叫人不寒而慄。隨着這一思想就自然發展出了性解放、吸毒等生活方式，它是人類生活中黑暗的一幕。

　　吸毒，性解放，頹廢的生活，不會是我們新的信仰，它恰恰是反信仰的事物。而那個在現代人的生活中越來越隱匿的真正的信仰問題依舊在折磨着我們，這是我們所無法抹殺的。就像現代的社會生活繞了一個大圈仿佛又回到了腐敗的古羅馬一樣，我相信，解決問題的辦法繞了一圈之後，最終也要回到信仰上來，因為人類的精神是一道流，有起源也有終結。它的終結點在哪裡呢？在神的審判。這是真確無疑的。許多人都把信神看作迷信，把無神思想看作是科學的代表，持這種觀點的人，恰恰不了解科學，甚至可以說是蔑視科學的，因為現代科學革命正是以聖經為基礎的。可以這樣說，沒有聖經就不會有現代科學的輝煌，就像沒有馬丁·路德就不會有巴赫的音樂一樣。這一點，就連非基督徒科學家懷特海、奧朋哈瑪也承認是這樣，並在他們的論著中強調近代科學是由基督教世界觀發展出來的。1925年，懷特海以《科學與近代世界》為題在哈佛大學演講時說，基督教是科學之母，他的理由是，“中古時代的人持定神的理性”，所以早期的科學家抱有一個“絕對的信念，相信每一件事情，無論如何細微，都可追本溯源，尋出其中的前因後果，以制定其基本原則。如果沒有這個信念，科學家所耗驚人努力，也是徒然了。”懷特海對科學發展根源的洞察可謂一針見血。英國的丹皮爾在他的《科學史》上冊中也說：“正如羅馬法的存在使得秩序的理想在整個混亂的時代和中世紀得以維持不墜一樣，經驗哲學也維持了理性的崇高地位，斷言神和宇宙是人的心靈所能把握，甚至部分理解的。這樣，它就為科學鋪平了道路，因為科學必須假定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曾經有歷史學家作過這樣的權威統計，他們在過去的三個世紀中，選出三百位最偉大，具有重大發明的大科學家，對他們加以考查後，就他們的信仰問題得出以下結論：一、沒有辦法查考他們信不信神的有三十八位（不作統計）；二、不信神的有二十位，占8%；三、信有神的有二百四十二位，占92%，這類科學家包括哥白尼，伽利略，牛頓，開普勒，笛卡兒，法拉第，馬斯威爾，伏特，歐姆，安培，愛迪生，馬可尼，巴斯德，愛因斯坦等；四、在這些相信神的科學家中，除了少數幾位信仰猶太教外，其他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基督徒。1927年諾貝爾獎獲得者，原子能專家康普頓博士，1946年發表了一篇論文，轉登在上海科學文摘中，他說：“從此以後，我們應當按照和平的王──耶穌基督──在二千年前對我們的訓言，學習愛護同胞。……”哲學家盧梭說：“蘇格拉底的生死，是博士的生死；基督的生死，卻是神的生死啊！”培根說：“神從來沒有製造奇蹟來說服無神論，神平常的工作就足以說服無神論了。”愛因斯坦也說：“我不相信神會跟宇宙玩擲骰子的遊戲”，“我想知道神如何創造了這個世界”，他甚至還說過一句更驚人的話：“在評論一個物理理論時，我常問自己：如果我是神，我會不會這樣來安排宇宙？”這讓人想起玻爾的勸告：“我們的責任不是規定神如何安排這個世界。”也是基於信仰的緣故，大科學家牛頓中年以後幾乎放棄科學研究，轉而研究聖經。許多的人指責牛頓這樣做是在浪費時間，可他們根本沒有想到，牛頓和其他科學家若不以聖經為基礎，他們就無從獲得智慧與信心去認識宇宙內在的規律。

　　中國科學一直不發達的原因，就在於中國人沒有自己的終極信仰，沒有認識一位有理性，有思想，有位格的神，雖然中國人很早便對物質世界就有深入的了解，但因着信仰上的致命缺乏，以致一直無法形成系統的科學理論，而只有一些非常具體的發明，如造紙術，指南針，印刷術，火藥等所謂的四大發明。李約瑟在《大滴定》一書中，解釋何以中國的科學不能發展成熟的原因時精闢地指出：“他們沒有信心說出人能夠揭開大自然規律的真相，因為他們不肯定一位比人更有理性的神，已經將這個規律安排好，使人能夠了解。”所以，中國有許多心靈手巧的技能家，卻沒有大的理論物理學家。西方科學界有一句名言說：“沒有宗教的科學是跛足的。”反觀中國的科學史，我們就會發現的確如此。比如，鄭和七次下西洋所率領的船隻，在當時是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可在增進地理知識和科學發現的成就上說，遠遠不如幾乎是同一時間的哥倫布、麥哲倫所作的環球航行。其原因在於，鄭和根本就沒有想到地球是否球形的問題，他也沒有帶什麼有價值的科學假設出去，所得着的東西自然就很少了；而哥倫布、麥哲倫卻相信聖經《約伯記》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就預言的地球是圓的，“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神將大地懸在虛空”，這樣的相信是他們的航行取得成功的決定因素。至此，我們已經清楚，信仰和科學之間並沒有任何牴觸，它們之間乃是一。我要很強地指出，現代社會的混亂是從這裡開始失落的，它的挽回也必須從這裡開始。

四.宗教，神學，無神的文化，以不科學的態度盲目反對聖經，頹廢的生活，等等，這些事物在現代社會的混雜，使我們仿佛看到了一個巨大的巴別城在我們的時代擴張，許多人都過着一種在巴別的生活。巴別出自邦國，是沿着咒詛的路線發展的，它的直接結果是拜偶像。據歷史記載，巴別國的第一個君王，古實的兒子寧錄開始帶進許多拜偶像的事。這種偶像的崇拜延續到了我們這個時代。拜偶像的結局就是死亡，因為它完全背離了人類的本性與源頭。人正確的源頭應該是高貴的，神聖的，有榮耀的光輝的，而不是服在偶像的勢力之下。創世紀明言，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着他的樣式造的，這表明聖經給了人一個最高貴的地位──有神的形象與樣式。它比文藝復興時期的“大衛像”所代表的人要高貴多了。

　　人的本源是什麼太重要了，達爾文的進化論之所以讓人感到厭倦，就是因為他把一個高貴的人降低到了完全物質、屬肉體的層面來考慮。而他自己一旦無法解釋其中的一些關鍵問題時，就用漫長的時間因素，及那個所謂的“突變”理論來搪塞過去，這是非常可疑的。按照熱學第二定律，從宇宙的混沌狀態不僅不能產生有序狀態，隨着時間的流逝，有序程度不會升高反而還會降低。在生物的發展過程中也是如此，每一次的“突變”只會使物種退化，而不會使物種往更高級的種類進化。許多人不相信創造論，寧願相信進化論，可他們忘記了一個根本疑問：單單由於漫長的時間加上偶然因素，人怎麼可能從“非人”變化成為人？讓良心來回答這個問題。

　　如果人是從“非人”變化來的，那死亡在人身上就不會成為一個問題，因為“非人”是不關心自己的死的，而人只要一天活着，他就一天無法擺脫死亡的恐懼。我不願意輕易就讓死亡把我消滅掉。一個思想過，痛苦過，愛過，恨過的人，有一天要在死亡中被了結，這是可怕的。死把人類的所有生存意義都註銷了，活着還有什麼價值呢？“若死人不復活，我們就吃吃喝喝吧！因為明天要死了。”（哥林多前書15：32）那些所謂不怕死的人，其實都是一介莽夫而已。真正關心存在的思想家，藝術家，文學家，無不都在與死亡作堅決的鬥爭。即使像川端康成，海明威，海子這樣的自殺作家，也是說出他們被死亡的控告勝過了。

　　死亡來自兩個方面。一是人對自己失去了信心，信心的瓦解使人喪失了活命的指望。當人被痛苦，恐懼，絕望所充滿時，實際上也就是被死亡的陰影所充滿。人從意氣風發的文藝復興時期落到了當下悲觀絕望的後現代主義的境遇中，表明人已非常脆弱。正確的理性，神聖的價值，遭到了嘲弄，它是現代人喪失信心的根源。失信帶來失語。現代人在這種失語的境遇里，要麼是沉默，要麼是聒噪，這二者都是無意義之象徵。無意義的結果就帶來死亡。

　　另一方面，死亡還來自這世代的邪惡。這是一個彎曲的世代，不信的世代，像挪亞那個世代一樣，人類只關心吃，喝，嫁娶，一切以肉體的欲望為中心，這令我想起古羅馬帝國衰敗的原因，就是因為墮落，宴樂，狂熱；我還想起古代的以色列，當全國遠離神，違背聖經誡命的時候，先知耶利米起來大聲呼喊，死亡將臨到這城！耶利米所說的死亡，是指整個文化，社會，意義的死亡。現代社會經過了一段漫長的路途之後，仿佛又回到了衰敗時期的古代。

　　創世記五章里十代的人，前後有九代人都死了。死亡是人類墮落後最終的結局。有沒有道路可以逃避這死亡呢？在十代人的記載中，我們發現有一代人成功地逃避了死亡：以諾與神同行，並沒有死。以諾是第一個被提（snatch）的人，被提是一條唯一能夠躲避死亡的路，它意味着與神相遇。我們這些有限的人一旦與無限相遇，人性一旦與神性相遇，死亡就被遏制在那裡了。被提的條件是與神同行，相信神。“以諾因着信被接去，不至於見死。”（希伯來書11：5）信是什麼意思呢？根據希伯來書十一章一節說：“信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未見之事的確據。”六節又說，信就是信神是（Believe that God is）。 有意思的是，“耶和華”這名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我就是那我是的”，或稱“強有力者起誓約束自己”，啟示錄又稱他為“今是，昔是，以後永是者”。只有確立了他這個偉大的“是”（“是”了，也就“在”了，“有”了）之後，人這個有限存在的“在”才可能得着真正的確認。

　　人作為一個存在者，他會意識到其自身可能不存在的那種情況，這就有了矛盾，它同時也構成了人的存在性危機，這一危機最終就以煩惱的形式來瓦解人的存在。煩惱大概有三種形式：對於命運和死亡的煩惱，對於空虛和無意義的煩惱，對於內疚和為罪自責的煩惱。精神分析學家將這一切煩惱都解釋為病理性的，這是對煩惱的膚淺解釋。如果是病理性的煩惱，它就可以通過環境與人際關係的變更來消解，但事實上有一種本源的，存在論上的危機是無處不在的，只要這種危機存在，人就不可能作出自我肯定，不可能獲得生存的新動力。只有尋求一位無限的，有理性的，有位格的存在者的幫助，人才有希望從現在的絕望境遇里實現真正的向上一躍。

　　人的盡頭神的起頭。但我們在此強調自我的失敗，強調在信中得拯救，並不是在此重提一種存在主義式的人道主義。薩特的人道主義是無神論的。他說：“人的本質就是他的存在。”這是一句讓人絕望的話，它的意思是，除非人能使自己成為所要成為的人，否則他就沒有本質可言。為此，許多存在主義者都認為存在並沒有註定的本質，他必須在行動中選擇。如果是這樣的話，人的本質就成了一種社會性的存在，他的本質就必須由社會的制度和經濟狀況來決定，這樣的人還有什麼本質可言？人應該是有本質的。只是，這個本質要獲得終極意義的話，它就不能由人自身來給出。人不是最高存在，他的存在是依靠性的，其意義必須由一個比人更高的存在（無限的神）來肯定，本質從神而來。人的全部悲劇就是失去了這個無限者作依靠，失去了中心，最終只能以自我為中心，人要自己高興，自己幸福，自己為自己的痛苦與絕望負責，它越出了人這種有限存在所能給出的範疇。自我不能自我生存。

　　唯獨神是自己生存者，信神是真正的終極關懷。許多人都使用了“終極”一詞，但並不是每個人都知道自己所追求的終極是什麼。多數的人把終極解釋成了一套法則或一套觀念，裡面沒有任何實際。這不是終極關懷。終極關懷就是終極相信。可是，我相信的對象是什麼？我怎樣才能相信？相信的對立面是罪，罪就帶來刑罰，這就產生了一個嚴重的問題：有罪的人怎麼去見公義的神？就像一個罪犯怎麼才能去見公義的法官？唯一的辦法就是徹底解決罪的問題。罪不解決，就沒有真正的終極關懷，頂多有一種趨向終極的猜想。

　　不要把終極關懷和任何有限象徵或有限象徵的總和等同起來。民族理想，自然崇拜，以及佛教和伊斯蘭教的那種人性的擴大，都只是中間價值系統，裡面並沒有神性，也沒有無限。它們只是把有限的實在提升到終極的地位，使之具有一種虛偽的高度。只有那位“今是，昔是，以後永是者”才是人類與萬物的存在依據。相信他，存在就獲得終極意義，在意義里就找不到死亡。

　　“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裡？死啊！你的毒鈎在哪裡？”（哥林多前書15：55）這樣的追問告訴我們，信仰在折磨着我們，它的答案只能是──我信故我在。

　　1998年1月19日　 信仰之門 版權作者所有，文中觀點不代表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