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的國家憂愁

江登興

很搞笑的是，中國的個人與國家的主要關係是“憂”――憂國憂民、位卑未敢忘憂國。就是說中國人總是為天下國家而憂慮、擔心，這種擔心是很折磨人的。既然是擔心，那麼常常就是有情緒而無行動，或想行動而沒有門路。

中國人有着深厚的愛國主義傳統。岳飛的母親在他的背上刺上“精忠報國”以今天眼光看來殘忍了一些。明末豎儒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豪言壯語。“苟利國家生死已，豈因福禍避趨之”，林則徐這麼說的時候則充滿了為國捐軀的激情。

有愛國傳統當然是好事，但是中國人與國家的關係為什麼主要是憂——為國家而憂愁呢？

國家——中國人的終極信仰

首先，“天下”——國家往往成了中國人生命意義的最終依託，成為人生的終極價值所系。也就是說國家成了中國人心目中的“上帝”。一個人在尋找自己人生的終極意義時往往會把生命的價值依託在他所能見的最偉大和永恆的事物上面。由於中國人基本上是一個沒有超越性信仰，（中國人的佛教、道教在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中從來都只是替補角色，所謂“出儒入釋”，即只有在中國人參與政權的追逐失敗時，才會用佛教與道教的逍遙虛無精神來進行自我安慰，而中國人的精神在本質上是入世的，儒家的。）所以在中國人能找到的最偉大的似乎有永恆的東西就是國家。有意思的是，古代中國人的國家叫“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是，中國先祖本是有對有位格有主宰性上天的信仰的。

然而自秦始皇稱“皇帝”後，他就偷竊了上天權威，“天、地、君、親、師”，把信仰的權威、政權的權威、倫理的權威、學術的權威都集中在皇帝一個人的身上。這樣皇帝與他所代表的國家就自然成了中國人生命的最終依託，九五之尊、皇恩浩蕩，億萬小民都伏在天子腳下舔塵土去也。

由於國家成了中國人的終極追求，所以把生命的所有精力都集中在它身上是自然而然了，你看范仲淹：“居屆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我耶？”真是“為伊消得人憔悴，依帶漸寬終不悔”了！

由於作為人生終極信仰的對象必須能回答以下問題：人從哪裡來，死後到哪裡去？人活着為什麼？它必須在人痛苦的時候給予安慰，在人面對苦難的時候給予信心和勇氣，在人取得成功時仍能使人因敬畏而存謙卑的心。作為歷代中國人終極信仰的“天下國家”顯然無法解決以上問題。這是中國人在面對國家時“憂”的第一個原因。

在有超越信仰的國家，人們對生命的意義，為什麼而活着一目了然――為了榮耀上帝。人們不論被國家接納，還是被國家遺忘在草野荒郊，甚至被國家所流放他的心中仍然有平安，因為誰也奪不去他對天空的仰望，誰也奪不去自己心中對上蒼的信靠、盼望和熱愛。而在傳統的中國就不同了，一個人只要不被國家所接納，那麼就等於定判了他的死刑，因此中國人的“憂國”首先是擔憂自己不被國家所接納。

愛國無門

中國人面對國家時憂慮的第二個原因是愛國無門的憂慮。代表了中國人最高精神的儒家思想的最高人生理想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種“修、齊、治、平”不僅反應了傳統中國人的最高理想是“天下國家”，而且說明了實現“天下國家”的理想的門路只有一條――參與到政權中去。傳統中國人這種以參與政權為最終目的的人生追求從來不事先追問政權本身是否會合理合法，也不省察自己參與其中是否能有利於實現公平正義，因此在“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候，親戚貪妄之類悉為廟廊宰”的時代，參與到政權中去的書生首先要放棄自己人格的獨立，把自己出賣給專制主義的皇上。

然而過去的書生們憂愁的並不是因為自己參與國家政權而失去了人格的獨立,成了專制主義的幫凶。他們憂慮的是皇上和政權不接納自己，說得好聽是“報國無門”，說得不好聽是“想做奴隸而不可得”。

專制的皇權社會是一個農業社會。士農工商，作農民太辛苦，太普通，工商一般被人看不起，追求當官，成為“士”當然就成了知識分子的終極追求，而要成為“士”只有科舉一途，但科舉錄取的比便是如此之小，成功之概率往往很小，而且在競爭者之間往往是互相排斥，你上我就得下，你死我才能活（中國人的五行相生相剋的思想也反應了傳統社會利益競爭中的排他性），所以中國人在爭取參與到政權去的過程中總是抱着極大的心理壓力，“憂”也就在所難免了。

我自己在少年時以當“主席”——像毛主席老人家一樣為理想，時刻想到有一天因為自己“為人民服務”的壯舉受到鄧小平的接見，而又常常憂慮沒有機會到北京去，參與到國家權力機關去，這種思維與古代書生“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是否有一致性呢？我上高一時表兄說：“要當官就要學馬列、學哲學、學政治學。”我的一個師兄曾經擲地有聲地說：“就是要當大官！”我們的動機多麼不純，多麼不“紅”又不“專”啊，憂國之“憂”很多進修是憂愁自己無法當大官，坐大轎。

值得注意的是一個國家的大多數民眾以追求政權為最高到理想，以參與政權為主要途徑是十分危險的，它往往走向社會對抗因為國家肯定滿足不了這麼大的官本位需求。而一個以當官為人生最高理想的人如果無法實現這個理想，對於他等於是一個致命的打擊，打擊到了他的存在意義這一層面，因此他就會走向社會的對抗，通過起義、暴動來實現自己當官的目的，歷史上很多起義軍領袖都是落第書生就說明了這一點，從李自成、黃巢、李岩到洪秀全，乃至孫中山也晨給李鴻章上書被拒絕後走向革命的。

那麼我還要問的是當代追求民主的知識分子朋友們，如果所追求的思維本質沒有超越以權力為最高人生目標一途，沒有擺脫官本位的思維，那麼他們還是與他們所反對的不分伯仲。只不過由獨斷權力的“家天下”變成分享權力而已——雖然這種分享權力打着“民主”或者“憲政”的旗號。

本來歷史上的中國就是一個官本位的國家，政權占據了絕大多數的社會資源，而民族的精英又削尖腦袋要鑽進國家機器中，使專制政權的毒瘤越來越膨脹，這些精英知識分子追求當官的過程也是他們放棄個性，放棄創新精神與活力的過程。很少有知識分子因為有堅定的信仰的支撐，腳踏實地去“求真、求善”，從事學術真理的探討，從事科學技術的研究，從事生產的發展、從事商業的進步、從事航海的開拓，如西方歷史上所有的。因此中國人要當官，求功利而不成功，西方文明為了信仰不求功利而成功，這是中西方的重要差別。

烏托邦的憂愁

中國人在面對國家時憂愁的第三個原因是中國知識分子心中總有一個烏托邦的大同理想，而現實總是與這個烏托邦理想有巨大的差距。孔子就是一個烏托邦主義者，他的社會理想就是復古，回復到“三皇五帝”時代：“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是一個已經逝去的黃金時代，也許是一個根本就沒有存在過的黃金時代。而孔子達到這一大同社會的手段是“真已復禮”，恢復用禮，這也是一套死去的社會規範，所以老子說：“夫禮者，百害之首也！”

20世紀下半葉的中國社會被洋烏托邦又折騰了一回，不過這一次與孔子不同的是，它對黃金時代的允諾指向未來。我們小時候老師上政治課，說那個黃金時代實現的時候用黃金來蓋廁所也沒有人去偷！酷斃了！

但孔子與20世紀洋烏托邦的共同點太多了，都有對現實的強烈不滿和批判，都有大一統的思維――把一切統一到一套意識形態底下，都有高度的道德理想。然而社會是多彩多姿，甚至在多彩多姿中還是充滿罪惡的，面對多彩的社會，知識分子總是憂愁，心頭總是過不去，就像我在讀高中時一個思想活躍的老師說出了較開放的話時，我總是用馬列主義憤怒地當眾批評他。而文革時的童謠：“我們都是木頭人，不話說話不許動，看誰立場最堅定”則更能說明問題。專制主義者最怕的是局面活躍起來，百花開放起來，怕一切跑着他所定的規矩之外，一切跑到他的控制之外，而大一統的烏托邦就是專制主義的思想基礎。
就這個問題，今天我想補充從一個基督徒的立場說的題外話，那就是基督教從來都不相信這個世界會有一天變得絕對完美，因為如耶穌基督所說的“我的國不在地上！”所以基督教天然是反烏托邦的，不管是孔夫子的烏托邦還是20世紀的洋烏托邦，或者是將來可能出現的打着民主憲政或什麼旗號的烏托邦。

基督教信仰使我們看透這個世界，但是又努力參與這個世界的建設。基督教信仰使我們不反對一切追求慈愛公義和聖潔的事物，關乎慈愛者從希望工程直到鄉村建設還有關心艾滋病人。關乎公義者比如民主與憲政所追求的公平與正義。只不過我們反對以民主憲政為偶像，以為有了民主與憲政就能包治百病。我們已經說過，理性是好的，但僅有理性是不夠的；我們還要說民主與憲政是好的，但僅有民主與憲政是不夠的，而且如果以為民主與憲政是包治大清帝國百病的，好這樣的民主與憲政則是壞的。

我們在討論問題時可能需要先界定一些邊界。比如如果有人說基督教是包治百病的，那就錯了。就像民主與憲政能治百病的錯一樣。今日中國知識分子中有一種聲調，說基督教能帶來民主憲政；教會裡面有一種看法，認為基督教能夠救中國，這兩種觀點都不正確。基督教能有利於民主憲政，這是歷史的事實，但是基督教並不追求民主憲政，我主耶穌基督的福音單單關注罪人靈魂的得救，而人得救後有利於民主與自由，那並不是基督教的初衷，只是副產品。如果為了民主憲政而追求基督教，那麼根本無法真正找到基督教所關心的救贖。同樣，基督教的福音所要關心的也不應當是整體的中國，而應是中國的每一個具體的人。

要讓中國基督教化，作為一個基督徒，我卻要說：這永遠是一個只輸不贏的努力！上帝的救贖只臨到他永恆旨意中所揀選的人，他從來不應許說要救贖某個民族所有的人。何況，基督教化了又怎麼樣？今日那些基督教化的國家也許有基督教的文化，然而那裡的人對上帝的虔誠卻正在走下坡路。

太把自己當回事了

中國知識分子面對國家時憂愁的第四個原因是對民眾的不相信和對自己的過高估計。他們總是把民眾看作阿斗，把自己當成諸葛亮。

美國人的建國理想中有一個基本點：想念民眾憑自己的理性能夠實現自我管理。而作為現代文明主流正脈的自由主義的基本點即是：被給予人充分自由、尊嚴、權利的個人能實現個體利益的最大化，進而實現社會總體利益的最大化。然而中國的歷史中充滿了對民眾的不信任，官員們開口閉口“刁民”，賢達的孫中山者也主張中國要經軍政、訓政才能入憲政。而毛澤東對苦難的中國民眾確實充滿了同情，然而這種同情卻包含了對他們自我管理、自我發展能力的擔心，他在青少年時候說：“君子當存慈悲之心以濟小也……與之共濟聖域”，就是在他眼中民眾一群“小”是要“君子”去挽救的。而在毛澤東的晚年，在天安門城樓上面對人山人海狂呼萬歲的民眾時，他對身邊的斯諾說，你別看這些人在這裡叫萬歲，不知道他們背後會搞些什麼名堂呢？毛澤東確實是深通中國國民性的，然而信用的建立必須從一方伸出手去說：“我相信你”並露出真誠的微笑開始，否則永遠都是兩面三刀，笑裡藏刀，當面一套背後一套，會上不說，會後亂說。信任別人的最高典範是耶穌基督，聖經上說“只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就替我們死，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耶穌相信我們相信到我們把他釘十字架的時候，他還把自己交在世界的罪人手裡，相信有一天我們會被他的愛感化過來。信任，不僅是對別人的相信，而且是自信，正如耶穌所表現的，他說：“沒有人奪我的命去，我有權柄舍了也有權柄取回來。”他不僅相信十字架下的罪人，而且相信自己有能力把他們迴轉過來。

所以專制是出於專制者對於別人的不信任，而這種不信任的根源是由於自己的不自信。民主，那是心靈的強者們玩的遊戲——我信任你，因為我自信；我信任你，即使你有背叛我的可能我還是信任你，因為即使你背叛了我，我還是愛你。即使你背叛了我，我相信你的靈魂是上帝所造的，你的裡面存在着極大的善的可能，因為這善的可能，又因為我所信仰的上帝樂於實現這善的可能所以我信任你。又因為這善的可能目前在危機中，因為世人都是罪人，所以我雖然信仰你，但我們不玩哥們義氣，讓我們來一點契約和制度建設。

由長期專制主義導致的蒙昧，國民品質確有堪憂之處，知識分子面對這一切時，不應該用大一統的教條去壓制，把他們圈在土地上、工廠里，如我們在“一大二公”時所做的，而是要學習放手，學習相信他們，建立雙方的信用。中國知識分子的啟蒙努力至今已近百年了，這一啟蒙如無最廣泛的民眾的參與斷不能成功，而至今知識界與民眾仍在互不通氣中，學者們把筆仗打得炮火轟鳴，民眾都無動於衷，有一個基本的原因恐怕是我們要改變我們在啟蒙中的導師的自高自大，（啟蒙二字即有對民眾的輕看，他們是蒙昧，要我們去開啟），但也不要滑向民粹主義對勞動大眾的漫目崇拜，而是改用朋友對話方式，用引導的方式使他們走向自立自強。如晏陽初說的“不是拯救，而是發揚”，這來自基督教的精神，因為耶穌基督說：“從今以後我不再稱你們是僕人，乃稱你們為朋友。”一切的新秩序如無民眾心甘情願的參與，無民眾在自願自立基礎上的創新都無法建立和發展起來。
正是由於知識對民眾的不信任，才導致知識分子太把自己當一回事了，總是以挽救者自居。時至20世紀90年代，我接觸過的中國民間思想家中還有這樣的典型例子，還陷在“小民乃阿斗，要本先生扶”的悲劇思維中不能自拔。由於以拯救者自居，使知識分子向總是以自己為自是最正確的，以為自己是變革的主宰。我少年時曾為毛澤東的幾句詩與話深深激動：“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山河大地，一無可峙，而可峙惟我；橫盡豎盡一無可求，而可求惟在今。”所以我那時總是以自己將是一切事變的主宰自居並陷入深深的憂愁。毛澤東詩云：“獨令我來何濟世！”“名世於今五百年，諸公碌碌皆余子。”這種濟世熱忱的孤獨的結果自然是：“無端散出一天愁”！

我們需要一種超越的信仰，在信仰的引領下獲得自信、獨立和尊嚴，然而坦然面對國家，即不是為了追求官本位的權力而也賣自己的尊嚴，更不因為不被權力所接納而憂愁失落甚至走向暴力的對抗。我們也不必把大量的精力花在無謂的“憂國憂民”——通宵達旦地擔憂也是於事無補的，我們要從小事做起，從不說假話，不隨地吐痰，從幫助鄰居的孩子做起，學習承擔公民的職責——如果已經有履行公民職責的機會的話，如果還沒有，那麼就溫和而堅定地慢慢爭取，也不搞什麼血書和跪諫。我們還要從增加社會能提供的個人實現機會開始，只有多元化的社會才能為民眾提供多渠道參與，多種自我實現的可能。我們還要這種多元化中追求公平與正義，讓正氣得以增長，讓違法逐步減少，使好行為得到好結果，使惡行得到壞結果。最重要的，我們要放下導師的架子，學習面對民眾時的謙卑。在華盛頓將軍結束對一些州長的演說，從總司令的位置上退下來時，在結束對一些州長的演說，及從總司令位置退下時，他說：“我不斷乞禱，上帝將使你們、整個國家和對國家的治理在他的仁慈的庇護下；他將培養國民的從屬精神，使其服從於政府，擁有兄弟般的情感，彼此相愛，愛整個國民，特別是愛在田野勞動的兄弟們。最後，他將特別樂意驅使我們公正、憐憫、自助、謙卑、胸懷博大，這是上帝自己的品質；沒有謙卑，我們就不能希望建設一個快樂的國家。”斯邁爾斯評論說：“多麼簡單，真實而優美的語言。”對此我只能說“是的，我們要向華盛世頓學習。”

2001．5．18

（感謝作者惠寄，版權歸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