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比較儒家的仁愛、基督教的聖愛和佛家的慈悲
作者﹕劉都
來源﹕http://www.geocities.com/hkrpsoc/love.html

引言
　
在開始討論之前，有必要對「儒家」這觀念作出釐清。儒家思想無可否認是一套哲學系統，它的覆蓋面包括人生、倫理道德、政治等，而且孔子認為「天」只是一套自然法則，並不是具有意志的人格天或上帝，這自然令儒家的宗教色彩大為減少。再加上儒家學者探討的課題又可被視作純粹的哲學討論亦無不可，於是有人便認為儒家不算是宗教。但在另一方面，無論是根據田立克(Paul Tillich)或涂爾幹(Emile Durkheim)對宗教的定義[1]，儒家在很大情度上又有宗教的特質。所以為方便進行討論，我會先接受儒家的確是一宗教，並把爭論不休之課題借現象學的手法先置於括號之內，存而不論。而且儒家是否宗教並非本文探討重點，熟是熟非仍待學者討論吧。另外，本文使用的進路是多方面的，有義理的、社會的、哲學的。希望能利用不同角度對儒家的仁愛、基督教的聖愛和佛家的慈悲的內容和特質進行說明、比較和借義理帶出實際社會問題加以分析。

三教理論的歷史背景
　
儒釋基是世界的主流宗教，儒家源於先秦時期中國本土，更被獨尊於漢以後。佛教起源於印度，其後傳遍整個亞洲。基督教萌芽於巴勒斯坦，發揚光大於歐洲大陸。三大宗教產生於不同的文化環境，其教義之形成及其內容都必然與當時人生存問題有緊密關係，故若能對該宗教起源的歷史背景有所了解，則定有幫我們理解其教義。孔子身處禮樂敗壞的戰國時代，他深感天下無道，社會倫理秩序蕩然無存。孔子於是提出克己服禮為「仁」的理想，透過實踐「禮」證取「仁」的最高價值，若能做到則天下歸仁。仁人達仁者便是能究天人之際的聖人，由他們任君主管理百姓則大同世界可見。

佛教的創始者釋迦生於婆羅門教當盛的印度，當時社會被分為四個階層，由最高而下分別是婆羅門、剎帝利、吠舍和首陀。印度教的社會分層給予人一種很不公平的觀念，大家雖生而為人卻被自己所屬的階層束縛一生。四個階層猶如四個世界，普遍人的生活十分困苦。釋迦看見如此境象後十分痛心，於三十五歲覺悟後週遊印度向大眾說法，授弟子以「空」義，並在生活上要對人平等行「布施」，對自己則遵守「八正道」。所謂「布施」就是財施、法施和無量施，可以說這是佛教最原始的慈悲觀念，日後的佛教學者都是以此為根基再加以詮釋和發展。

至於耶穌的歷史背景是公元一世紀被羅馬人占領下的巴勒斯坦，當時被異族統治的猶太人很希望彌賽亞能拯救他們，重新建立國家。此時耶穌的出現使很多猶太人相信上帝道成肉身為耶穌基督來拯救他們。耶穌並不像過往的彌賽亞以武力反抗羅馬人，而是以宗教力量教化民眾。他以身作則地教導追隨者不單要愛你的朋友，也要愛你的敵人；要原諒你的敵人七十個七次；別人打你的左臉，你要把右臉也給他打等等，這些都是耶穌要求人相愛的名言。若果人人都能效法基督，愛他人及上帝，那社會定會產生強大凝聚力，而猶太人就自然能擺脫羅馬人的壓迫，重建家園。縱觀三教雖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和必須正視的社會問題，但三教都不約而同以「愛」作核心教義，並以之為改革社會最根本、最終極的力量。

仁愛、聖愛和慈悲的具體內容
　
孟子認為仁心是人固有的，所謂「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了心」(孟子．盡心上)。儒家把「仁」看作一種形而上的本體，人心內的「仁」性是由天而來的。但仁和愛的關係又怎樣？有曰「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術。」[2]，可見「仁」是體，「愛」是用。那仁可被實踐的內容有什麼呢？因為仁有全德，故仁的內容很廣，有仁、義、禮、智、信、直、剛、勇、忠、恕、公。這些德目的實踐對象可以是自己、他人、萬物仍至天地，仁者要做的便是把這些德目推已及人及物。

佛教所講的慈悲除了在布施思想中展現，也在《大智度論》中曰﹕「大慈與一切眾生樂，大悲拔一切眾生苦。大慈以喜因緣與眾生，大悲以離苦因緣與眾生。」慈意即對人好，給人以快樂﹔悲意即對人同情，解除人的痛苦。而佛教只講慈悲而不講「愛」是否一種缺失呢？個人認為不是，因為慈悲與愛可謂異名而同實，兩者皆以犠牲一己之私成就他人的福果。佛家不以「愛」一字只是因為愛在佛經中多解為占有，與欲望之事扯上關係，為免引人誤會故以「慈」、「悲」道之。
　
至於基督教的聖愛，英文為(agape)。Apage本指早期基督教的團契聚餐，此儀式發源於耶路撒冷，表顯基督徒友愛之情(徒二42-46)。後來神學家們將之擴充，使聖愛(agape)既有神人的互動關係也可作人倫的指引。前者指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無條件為人的罪被針十架，是上帝對人的無私之愛(selfless love)、是啟示的高峰。後者指人實行上帝的旨意，組成休戚與共的信仰群體。不過無論怎樣，人之所以實行聖愛都是上帝的恩典，這與儒家把仁，佛教將慈悲的根源內在於人的心性迥然不同。

仁愛、聖愛和慈悲的功效
　
上文扼要地交代了三者的內容，現在嘗試比較「假設三教的信徒都已將己方的理想發揮得淋漓盡致」，那這三個「最高境界」比較之下會有何洞見呢？首先，儒家追求仁之實現是「天人合一」。孟子認為發揮人的本性，亦即發揮仁之全德就可接通天道。故有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則事天的名句。朱子也認為人心可與天地之心相接，仁者的心已經與天地萬物混然為一。仁者加上適當時機便可成為君主，達到參天地之化育從而建立大同世界的理想。另外，儒家的仁之最高境界並不停於完美的人倫社會，朱子認為「以己及物」也是仁的表現。仁愛的對象是由親及疏地實踐，最後推廣至天地萬物，仍仁愛的終極理想。
　
至於佛教，佛教是一個型態上比較超越現世的宗教，雖然佛教主張修行者在人世進行宗教修煉，但其最終的價值是追求超越的彼岸，也就是「涅盤」。個人認為慈悲心在世俗社會的種種功效都不過是追求涅盤過程中的「副產品」。慈悲心的擴充/實現是使人有愛物之心，因為山川草木皆有佛性，一草一木都是潛在的佛陀，所以佛教的慈悲觀不單可達致人倫社會的融洽也能成就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這與儒家仁觀的後果有異曲同工之妙。另外，佛教的理想人格是效法菩薩，使理智和情感都達成圓滿境地。若人人皆能像菩薩般渡己渡人，那麼眾生同達涅盤境界，人世間的種種苦痛煩惱、顛倒妄想自然消除，這便是慈悲的最高境界。

基督教的聖愛的終極價值同樣也是在一個超越的境界獲得的，那就是「天國」。人透過認罪悔改、守戒命、盡心盡意盡力愛主，同時也要愛人如己便能實現聖愛的真實性。在神人關係的具體功效上而言，人向神懺悔並全然接受基督無私的愛，神人關係得到複合，從而人能進入天國。在個人而言，人借着耶穌基督之死(外力拯救)從而得到解脫，人可有得到永生的可能性，聖愛滿足人內心深處害怕孤獨、希望被愛的需求。最後從社會層面着眼，如果一個信仰社群共同遵守一些宗教上的道德律，那就會增加其凝聚力[3]。加上聖愛的實踐方法之一是在教會內分享見證，那信徒的互相分享可以把主體間的主觀(Intersubjective)轉化為客觀(Objective)，從而信得更堅定。
　
總結三教的仁愛觀，就道德理想的境界之高而言，個人認為三者不分上下。就其可行性論之，我認為基督教比較可取。因為人的劣根性之一便是惰性，儒佛的境界雖高，但要求人依賴一己之力則難免有點過份樂觀。雖然不可否認人性有美善光輝之處，不過若從歷史回顧人類的所為，似乎人性的陰暗面常常統領人的意治。放眼中西古今，在芸芸眾生中又有幾個孔子、釋迦和耶穌呢？我並非說儒佛二家的仁及慈悲不能實踐，可能若我們能做到仁及慈悲要求的三份之一就已經十分「高境界」了，但我要強調的是「單單依靠」人自身之力去成就另外的三份之二的要求就未免有點高張。學者韋政通就批評儒家「我欲斯而斯仁至矣」這種想法是嚴重地影響到對人不欲仁、不能實踐仁等艱困情境和複雜因素的認識。所以在中國的人格世界中，就缺乏像西方聖徒、印度僧人，對精神生活的戰鬥性和罪惡性有豐富經驗的那種人物。[4]畢竟宗教是存在於活生生的生活之中，而不是純粹抽空的樂觀理論。

至於佛教的慈悲同樣也過份依靠信仰者的自律，而且只以通過在世間行慈悲作為修煉的手段，那在一定情度上是不道德的。另外，慈悲的其中一種表現是不執着自我主體，不強調個人權利，進而了悟由身自至世間的所有均沒有自性(即常注不變的本質)，這需要一種很高層次的認知能力。這造成了宗教上的智能歧視。佛教雖說眾生皆可成佛，但智障人士又如何能成佛？如何說智障人士之所以智障而不能成佛皆因他們前世「業力」不好，那豈不是把原因訴諸於一個不可知的人/物嗎？看來由行慈悲、忘自我，來證取涅盤所引出的問題仍有待佛教學者的進一步詮釋。

三教人生觀的後現代意義
　
宗教必須有時代性，如果一個宗教的教義不能對其身處的時代背景中的種種問題給予合適的響應，那這宗教的下場很可能就是被淘汰。所以在不同時代問什麼宗教是最可取的，可以得到不同的答案。啟蒙運動展開後，人類進入了「現代社會」，但兩次世界大戰及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所面對的問題(例如經濟低潮的循環、資源短缺、環境問題、道德水平低落、心靈空虛、家庭與社群瓦解、社會非人性化等等)終結了人類對理性的無限崇拜。可以說今天的社會已經進入了所謂後現代時期。這種以反傳統、反文化、反道德理性、不重生產重消費、反固有語言結構的思潮無疑對儒耶佛三大宗教所提出的終極人倫主張構成重大考驗。

但是面對轉變正好也是讓宗教作出調整的契機。儒家的仁愛今時今日宗教間的合作是無可抗拒的，例如儒家的仁愛觀可針對家庭與社群瓦解之問題，因為重新強調人倫的價值可使人明白家庭的重要性。儒佛二教對萬物的仁心和慈悲心，使人不再自以為是，學會與自然和平共處，故可作環保問題的出路。佛教的慈悲和基督教聖愛所強調的創造性的愛(creative love)可為解決心靈空虛、人心互相封閉、世俗功利的藥方。古典經濟學(例如Adam Smith)認為資本主義把人的自私心發揮，可以推動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但獲得經濟發展之代價就是人與人間的不信任和猜忌，每個人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都紛紛築起一道道的心牆。慈悲創造性的愛強調先付出愛，不因為被愛的對象有什麼內在價值，而是相信愛的付出終有日可以從性質上改變被愛的人[5]，這正是今天社會急切需要的。在二十一世紀，儒耶佛三教在面對全球化的大趨勢下，作為一個高級的宗教已經不能安然躲在自己過往的文化傳統中，反之要適應全球的新氣候，主動面對新問題和異文化帶來的衝擊。更強要的是，宗教間需要互相對話(敘事式)和合作，絕非不斷指摘別的宗教是邪說、是魔鬼的作為！從以上幾個例子可見，儒耶佛的仁愛、聖愛和慈悲對當今社會問題的響應剛好互為補足、更充分地解釋我們的經驗、提供一個更有說服力的世界圖畫。

總結
只要宗教一天仍然作為某種為社會「服務」的意識形態，那它就需要不斷地更新自己以求與社會同步。仁愛、聖愛和慈悲的共通之處就是將一己之私轉化作貢獻「群體」的力量，三教作為世界今天的影響巨大的主流宗教，其「群體」觀念必須突破小眾的「自己人」思想，使高尚的貢獻精神不再囿於己方的宗教圈子之內，從而真正造福萬民，否則只會導致己身教義陷於自我推翻的困局。

[1] 何強星主編，陳慎慶着，〈宗教〉，《社會學探論 : 理論與香港本土研究》，香港︰學峰文化事業公司，1999，頁71。
[2] 《朱子論仁下》。
[3] 何強星主編，陳慎慶着，〈宗教〉，《社會學探論 : 理論與香港本土研究》，香港︰學峰文化事業公司，1999，頁72。
[4] 韋政通，《中國文化概論》二版，台北︰水牛，1991，頁137。
[5] 這思想很類似Alan Richard提出的Moral Influence 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