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岩聲·

“海歸”是時下網上一個熱門話題。“我為什麼海歸？”，“我為什麼不海歸？”兩軍對陣，營壘分明。相比之下，毋庸諱言，“海歸”的人顯得更加意氣風發一些。因為他們的論據都很實在，口惠實至，不需要什麼哲學來給自己撐腰；而不“海歸”者通常要把其選擇弄到形而上，甚至哲學範疇，尼采啦，老莊啦，令人讀來，總覺得他們有點言不由衷、力不從心。

這就讓我想起了一個人，利瑪竇。他的足跡正好和我們相反，我們是中國人，住在西方；他是西方人，卻住在中國，而且，一住就是２８年，一直到死，從未“海歸”。

利瑪竇為何不“海歸”？

得從１５８３年說起。對於盛世已過，開始衰落的大明帝國來說，那是個疾風起於青萍之末的年份。在東北，滿人努爾哈赤以十三副盔甲起兵；在東南，意大利人利瑪竇乘一葉扁舟抵達廣東肇慶傳教。這兩人，一個以武略，一個以文功，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深遠的影響。

“竇自最西航海入中華，仰大明天子之文德，古先王之遺教，卜室嶺表，星霜亦屢易矣，今年春時，度嶺浮江，抵於金陵，觀上國之光，沾沾自喜，以為庶幾不負此游也。遠覽未周，返棹至豫章，停舟南浦，縱目西山，玩奇挹秀，計此地為至人淵藪也，低回留之不能去。”

這是利瑪竇用文言文寫下的《交友論》的序言開頭一段，用詞典雅，章法流暢。一個外國人，飄洋過海，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着儒服，吃中國飯，說中國話，用方塊字寫文章，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用時髦的話說，完全融入中國主流／上流社會，凡二十八年，最後死在北京，葬於二里溝，距今已有三百九十四年。

讀到這兒，您或許會打斷我，說：“老江，你不要說了，利瑪竇在中國生活得很滋潤啊，當然不‘海歸’啦！”

其實，這只是表面現象。利瑪竇在中國二十八年間，並沒有合法的居留身份，隨時有可能被驅逐出境，所以總是生活在戰戰兢兢之中，就像今天在外國“黑”下來的華人。在利瑪竇那個時代，中國的國力尚屬強盛，歐洲人的洋槍洋炮也還沒有厲害到無堅不摧的地步，還不敢以武力大規模侵犯中國。葡萄牙在當時是一等海上強國，１５１１年占領馬六甲後，曾派艦隊到中國廣東沿海游弋，還窺視過廣州，但終究沒敢登陸滋事。其後一些葡萄牙海盜商人勾結倭寇騷擾粵、閩、浙海岸，屢遭明軍的嚴厲打擊。當時的明朝實行海禁，沒有皇上的特准，外國人不能進入中國。

在這種情況下，利瑪竇於１５８３年９月１０日從澳門進入廣東肇慶時，用現在的話說，實際上就是非法移民。他手裡是有一個批文，允許他在肇慶建造住所和教堂，但那是許諾給以重金才從肇慶制台衙門口的一個芝麻小吏那裡得來的。制台大人本人可能並不知道，其後大概也受了好處，於是，睜一眼閉一眼。因為沒有身份，所以利瑪竇經常為居留髮愁，每到一地，必得用禮物巴結當地行政長官，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趕走。中國是禮儀之邦，所謂禮儀，在封建社會其實就是當官的排場。給當官的送禮，如果沒有門路或者夠不上他們的排場的話，人家根本就不理睬，所以送禮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就是因為讀到了利瑪竇經常為居留而發愁的經歷，使我產生了惺惺惜惺惺之感，才把法國神父裴化行寫的《利瑪竇神父傳》上下兩冊看到底的。我們現在生活在海外的華人，誰個沒為居留髮過愁？

因為沒有合法居留，利瑪竇不得不經常逐居留地而遷徙。漂泊途中，他面臨過數次生命危險。一次是在贛江，風大翻船。利瑪竇記敘道：“我們沉入江底，我的腳已經碰到了沙子，只能祈求我主保佑，也感到能死在這次旅途中無比快慰。忽然，發現手底下有一束纜繩，趕緊抓住，拼命掙扎出水面，當然已經喝了一肚子水。接着，我跨上一段漂浮着的木頭，同時也抓住散落在其他漂浮物中間的我的文具匣和衣箱加以利用，水流把底朝天的船沖了過來，我使勁爬了上去；接着，在人們的幫助下，我同許多人一起劃到了岸邊。”

中國是文明古國，有自己的宗教，釋道儒。利瑪竇在中國傳播基督教，採取的策略是排佛貶道補儒，因而就經常和駐地附近的道佛兩家僧侶發生衝突，有一次差點兒送命。那是利瑪竇在韶州傳教的時候，住所附近有座寺廟，裡面的和尚論教說不過利瑪竇，就挑動老百姓手執火把、梭鏢、斧頭，乘夜攻打教會。利瑪竇和教友們抵擋不過，只好跳窗逃命，跳窗時利瑪竇葳了腳，很長時間後才痊癒。這種事件並不是孤立的，利瑪竇在寫給上級的信中這樣寫道：“敵人對我們的居留地仍然恐懼萬分，千方百計要把我們趕出他統治的王國。我覺得，沒有一年不發生事端，甚至有重大危險的，往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他傳教團寫的報告都是建樹，收穫的果實，而我們只能講述煩惱和行善受阻。”

別看在利瑪竇傳教順利時期，整日裡高朋滿座，門前車水馬龍，其實他內心深處是很寂寞的。利瑪竇寫道：“我們在這個國家，就像是自願流放，不僅遠離我們的親人：父母、兄弟和親戚，而且遠離基督教民族和我們的祖國。所到之處，我們經常十幾、二十年見不到一個歐洲人。”我想，我們每一個生活在外國的人，對於這種因為長期不能和與自己同文同種的人交流而產生的寂寞，都會有刻骨銘心的體會的。

利瑪竇筆下的“遠離”不是我們今天的概念。他的“遠離”比今天的月球和火星還要遙遠，可以說是生離死別。那個時候從中國往歐洲寫信，要等待數年才能接到回信。例如一個友人在１５９３年寫給利瑪竇的一封信里說收到了他寫於１５８６年的信，而利瑪竇要等到１５９５年才收到這位友人寫於１５９３年的信。也就是說，這兩封信的一來一往，費時竟達九年！

路途這樣遙遠，時間這樣長久，為了保險起見，利瑪竇每次寫信都寫成雙份，分別從葡屬印度（第一條路線）和菲律賓列島（第二條路線）發送。可是，這些書簡許多還是在途中丟失，或者由於疏忽，或者由於海難，或者由於海盜，尤其是英國海盜，他們特別嫉恨從印度回程的滿載船隻。以至於，在給他父親的一封信中，利瑪竇這樣寫道：“聽母親說她常上我們的教堂，不知道您是否也是這樣。我看您靠攏上帝的時刻來到了，所剩時日已經不多了，願上帝保佑我們都重逢於天堂！我不知道，這封信您將在哪裡收到，是在天上，還是在地下。”

路途實在太遙遠了，時間太長久了，危險太大了，旅費或許太昂貴了－－當時的教士應該是沒有工資的。我想我們或許已經比較接近問題的答案了：利瑪竇不“海歸”，是他不能。

可是，古人說，有志者事竟成，ｖｏｕｌｏｉｒ，ｃ’ｅｓｔｐｏｕｖｏｉｒ。利瑪竇如果鐵了心要走的話，誰也攔不住他。海路難，總還有絲綢之路，可以“路歸”呀。利瑪竇不“海歸”，可能還是因為他不是那麼願意，或者說不忍心半途而廢。

利瑪竇生於１５５２年１０月６日，意大利馬爾凱省馬切拉塔城。父親是一個藥店老闆。利瑪竇自小就不顧父親的反對，決心獻身基督，進入本城的耶穌會學校學習。十六歲到羅馬學習法律，同時在耶穌會主辦的學校繼續學習哲學和神學，師從著名數學家學習天算。十五、十六世紀正值新航路開闢、地理大發現的世紀，各基督教團體也急欲使亞洲等地區成為新興的“福音”之地，因此組團招募人員到遠東傳教，利瑪竇自願加入耶穌會前往印度傳教。１５７７年５月１８日離開羅馬前往葡萄牙。次年３月２９日，離開葡萄牙里斯本，９月１３日抵達印度果阿。１５８２年８月７日抵達澳門並且開始學習中文。１５８３年９月１０日抵達肇慶，從此，再也沒有離開過中國。

利瑪竇是把傳播基督福音當作畢生的事業的，他在中國傳教走的是上層路線，取得了在當時的羅馬教廷看來是非凡的成績。利瑪竇生前被任命為中國區耶穌會會長，死後他的像被刻在了梵蒂岡聖徒長廊的巨石上。利瑪竇傳教的最終目標是走近皇上，使皇上受洗，從而帶領整個中華帝國皈依基督，就像公元３２３年君士坦丁大帝登位後皈依基督，然後整個羅馬帝國都皈依基督那樣。１６１０年５月９日，利瑪竇臥於病榻之上，生命只剩下兩天，已經開始出現譫妄了，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中國已皈依我主，皇上受了洗。”

然而，皇上沒有受洗。皇上只是喜歡利瑪竇獻上的自鳴鐘，還有利瑪竇親手繪製的世界地圖。皇上得了精神抑鬱症，躲在後宮裡，不問朝政，連皇家的儒學廷筵都厭煩了。但是，皇上卻沒忘記頒旨把傳教士全部驅逐出境（實際上只有一部分教士被趕了出去，另一些被解往澳門，還有一些躲了起來）。那是利瑪竇去世八年之後，萬曆四十六年間的事情。

清康熙四十四年和五十八年，因為“禮儀之爭”，兩次驅逐羅馬教皇使團，重申傳教必須遵從“利瑪竇規矩”，後來又御筆硃批：“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

清雍正元年，詔令嚴禁傳教，西洋人除在京者外，概遣赴澳門，天主堂改為公所。

清乾隆年間繼續禁教。

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擁有一技之長的傳教士退出曆局，標誌着自利瑪竇開始的歷時二百年五十五年的中西文化和平交流的終結。西學被整個社會（包括帝王在內）置於被遺忘的角落。遺忘得如此乾淨，以至於像林則徐這樣開明的朝廷重臣對洋人使用刀叉吃飯還會感到驚奇。

兩年以後，爆發了鴉片戰爭，中國戰敗割地，被迫開放通商口岸。教士們跟在西方列強的炮艦後面趾高氣揚地重返中國。這回，是他們把“利瑪竇規矩”置於腦後勺了，從而在許多地方激化了和老百姓的矛盾。

清光緒二十六年，義和團在太上皇－－皇上的皇上—的默許下，並得清軍的配合，圍攻教堂，殺戳教士和教民。其後的八國聯軍武裝干涉，給中國帶來深重的災難。

其實，在中國這樣一個和歐洲同樣廣闊的國土上，即使皇上受了洗，又能怎樣？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一統神州天下的蔣介石－－中國事實上的一代皇上—不是受了洗嗎？又如何呢？中國沒有皈依“我主”，而是在３０年後皈依了另一個“泰西大儒”－－馬克思。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共產黨取締了一切西方教會，因為“一切宗教都是鴉片”。以至於到了２１世紀的今天，像北京市政府批准新建兩座天主教堂這樣的事情，仍然是重要的新聞。

以利瑪竇之偉大，或許對這一切早有預感，因為他說過，在中國“有三大教派，每一教派又分為九派。誰都可任選其中之一，正因為學說太多，誰也不真正屬於任一教派。這就說明何以他們沒有拯救靈魂的觀念，或者，即使稍有考慮，也是模模糊糊，使人覺得對於今生之人是極不重要的事情。實際上，這種偶像崇拜很像萊恩湖三首蟒怪，斬去一頭，又生三頭。”

“現今最普遍的看法是：三教（釋，道，儒）合一，一個人可以同時屬於三教。這就是自以為最智者的看法。在這一點上，他們既是自欺，也奇特的欺人。他們設想，宗教方面越多樣化，對國家就越有利。適得其反，因為，自稱信奉一切宗教，結果是無所信奉，既然對任一宗教都不真誠執着。就因為這個緣故，一部分人天真無邪地承認無宗教信仰，另一部分人因虛偽的輕信而自欺，而全民的絕大多數人就浸沉於無神論。”

我猜想，利瑪竇為傳教而鞠躬盡瘁，身為會長處理各種煩不勝煩的雜事的同時，心底里一定是有着深切的悲哀的。當他預感到大限來臨的時候，一再地說：“我的神父們，我考慮主要用什麼辦法在中國人中間推進基督教信仰，發現最好莫過於我死去！”

他的願望實現了，他徹底皈依了中國的土地，萬曆皇帝特別恩準的一塊墳塋地，北京二里溝，一個太監的私人地產。墓地雖小，意義巨大。因為利瑪竇終於得到了皇上的承認，承認他在中國二十八年的居留為合法。朝廷討論的時候，有大臣反對，說是沒有先例，從來沒有一個外國人曾經得到這樣的承認。內閣大學士（相當於宰相）葉向高答道：“自古來華洋人中，其道德學問，有一如利子乎？毋論其它事，即譯《幾何原本》一書，便宜賜葬地矣。”

為什麼？因為，從《幾何原本》裡，明清兩代最有創見的士大夫發現的，不僅僅是勾股定理的證明或者如何計算圓的面積，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國本民族哲學最大的缺點，即思維方式。正如梁啓超後在評論１９１７年以前中國三百年學術史時所說：“綜合準確而清晰，心智得以飄忽自如，徐緩由此真理達至彼真理；完整展開學說，至為嚴謹，無疏漏，亦無頓挫。或有飛翔於高空之數學家以為此一著作（《幾何原本》）過於鄙陋，但簡單明了恰是其所長：人人均可得識。”

我們終於到達了問題的答案的核心：好奇心。

我相信，從根本上講，不是不能“海歸”，也不是耶穌會會長的帽子，而是好奇心使得利瑪竇能在中國盤桓終生，一如他自己在《交友論》序言中所寫的那樣：“計此地為至人淵藪也，低回留之不能去。”一語成讖，他終於沒有去。

利瑪竇是那種既有大聰明，也有小聰明，而且兩種聰明都達極致的人。他喜歡思辨，喜歡形而上，而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到處都有喜歡這兩樣東西的士大夫。他和他們爭辯，整日整夜地爭辯；他把士大夫們的論點、論據寫在牌子上，編上號，然後一個一個地駁斥；他讓士大夫們終於明白了西方邏輯學三段論的威力。他的手極巧，可以製作出精美的地球儀、天球儀、日晷、三稜鏡、自鳴鐘，繪製世界地圖—而且將中國置於中央。順便說一句，“地球”這個詞源於利瑪竇繪製的世界地圖。他就是以這些東西叩開了朝廷命臣的大門的，從而得以延續居留。利瑪竇的記性極好，任給一些毫無次序的漢字，他只須看上一遍，就能倒背如流。利瑪竇在中國傳教的轉折點是南昌。在那裡，他出版了西方人寫的第一部漢語著作，《交友論》。許多人到他寓所聽傳教，更多的人慕名前去討教過目不忘的本領—為了中舉。

如果說是馬可·波羅第一次讓西方人知道了中國的存在，那麼是利瑪竇第一次讓西方人認識了中國：它的制度，它的文化，它的智慧，它的人民。利瑪竇將《論語》、《孟子》、《中庸》、《大學》等儒家經典譯成拉丁文，傳往西方。臨終前幾個月，寫完了《札記》，其中除了記敘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活動以外，還以大量的篇幅記錄了中華帝國當時的地理、物產、風俗、民情。利瑪竇的紀錄比徐霞客還要早五十年。１６１６年，《札記》出版，在西方思想界引起一場革命。

利瑪竇的好奇心在中國一定得到了極大的滿足，不然的話，他寫不出前面所引的《交友論》裡那樣滿懷激情和信心的序言。從１５９５年起，十五年間，利瑪竇寫下２２本中文書籍，與徐光啟合譯了《幾何原本》和《測量法義》，與李之藻合譯了《同文算指》。可以這麼說，現代科學在中國的發展始自利瑪竇；現代漢語語言學和語文學的源頭也在利瑪竇。

利瑪竇對於我們自詡為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有他自己的看法：“我們可以說，只有數學才得以研究，而中國所知有限的數學還沒有基礎，因為他們是得之於阿拉伯人的，而且只有皇帝的數學家才傳之子孫；他們勉強才懂得預報日月蝕，預報還有許多錯誤。他們都致力於觀測星象，其實根本不可靠，甚至完全謬誤。他們不知物理學和形而上學，也不知辯證法（利瑪竇當時沒有讀過墨子）；至於醫學，那主要還是採集草藥和經驗處方；民法極不發達，司法全憑法庭一時的興致。所以，他們的學術無非是寫一篇典雅華麗的文章，勉強相當於我們的人文科學或修辭學，甚至不等於使用論證或以辯證法為前提的修辭學。”

正是在這樣一個文化傳統深厚，但是思想觀念停滯不前，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民族裡，利瑪竇找到了他最喜歡做的事情－－文化交流，他在１７世紀的中國撒下了文藝復興的無數種子。史學家們說，利瑪竇做這些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傳教。是的，但一定不全是。因為我沒法想象，一個外國人，可以經年累月，枯燈苦坐，皓首窮經，鑽研“之乎者也”。中國的讀書人，有功名可以博取，有官爵可以仰望，有十萬雪花銀可以覬覦，有如此多的好處，尚且需要頭懸梁、錐刺股；而一個不能參加科舉，不能入仕的外國人，－－－他一定是喜歡做這樣的事情。

《利瑪竇神父傳》裡沒有隻字片語提到利瑪竇在中國２８年裡都吃些什麼，也沒記載有麵包師跟着他到處遷徙。他肯定沒有那條件，所以我猜想，他只能入鄉隨俗，走到哪裡吃到哪裡。二十八年吃下來，利瑪竇的食譜一定相當南北混雜，他喜歡吃的可能有生猛海鮮、爆炒牛河、元宵、桂花蓮子羹、糍粑、陽春麵、餃子、包子、饅頭、粉皮、灌腸、炸醬麵。二十八年住下來，他一定喜歡上了睡火炕，穿長袍，拱手作揖……當然，也有他不喜歡的，例如北京的風沙，頻繁的戰亂和災禍。

因為，中國有他這麼多喜歡和不喜歡的東西，所以，利瑪竇不“海歸”。

本文資料來源：

《利瑪竇神父傳》，裴化行（法國神父），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８年
《基督教與明末儒學》，孫尚揚，東方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先秦儒學》，錢遜，１９９１年
《萬曆十五年》，黃仁宇，中華書局，１９８２年
以及一些網上找來的文章，恕不能在此一一列舉

□　寄自比利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