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神學如此簡明地表達出來：））

下邊是他的見證：

ZT：信仰自傳:“本於信，以致於信”

－王志勇－

禱告：全能的上帝啊，若不是你差派你的愛子為我們贖罪，若不是你差派聖靈使我們從罪惡過犯的死地中活過來，我們無論對地上的幸福和天上的永福，都沒有任何的盼望。你呼召我們，乃是讓我們在主十字架的旗幟下從事一個長期的爭戰。懇求地祈求你親自地引導我們，讓我們對你的慈愛永不懷疑，勇敢地面對各樣的逼迫和患難，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直到我們藉着唯一的救主耶穌基督，得享那天上的榮耀。阿們。

基督對我們的呼召就是“舍己”，加爾文的名言是“看無自己”，筆者為什麼初出茅廬，就為自己樹碑立傳呢？使徒保羅在為真道辯護的時候，也曾經提到自己肉體的出身（腓3:4－6）。我自己在認罪悔改，蒙召信主之後，在短短八年的時間內，一邊學習，一邊事奉，先後在北京、天津、上海、廣州、海南、山西、山東、湖南、江蘇、浙江、遼寧、河北、河南、香港、俄羅斯、英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證道、講學，上帝在律法與福音的平衡上賜給我特別的恩典和託付。在這期間，除了來自外部仇敵的各種壓力和逼迫之外，先後兩次被所在的團契帶領人拒絕，遭遇諸多人的誤會。因此，決心簡述自己的信仰歷程，作為一個見證，目的就在於顯明上帝在我身上特別的恩典，堵住仇敵的口，使聖徒得到鼓勵，真道得以廣傳。此情此心，神人共鑒。

一．上帝的預備

“諸山未曾生出，地與世界你未曾造成，從亙古到永遠，你是上帝”（詩90:2）。

中國是一個落後的農民大國，中國農民一直處在專制的壓迫之下，生活在社會的最低層，是各種形式的橫徵暴斂的對象。筆者於1966年出生在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那時正是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的時候。所以，我深知鄉村農民的痛苦，後來靠上大學，脫離農村之後，仍然始終深深地意識到自己是農民的孩子。信主之後，在農村宣教，使農民得享上帝的慈愛，得享基督真理的光照，也一直是我的負擔之一。

因痛感社會不平，飽受社會欺凌，遂在高中畢業填報志願的時候，立志專攻法律，為使中國走向民主與法治國家作出貢獻。1985年考入中國政法大學，學習期間深刻地意識到法律本身的蒼白無力。法律只不過是一種工具性的東西，正如中國古人所言“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本身既無法使個人向善，更無法使整個社會臻達公平，而且法律本身也需要終極性的價值憑依，邪惡的法律本身就是立法者對人公開的掠奪。因此，理想幻滅，經歷了深刻的信仰危機。於是，遍覽群書，尋求安身立命與治國安邦之路。後來，蒙恩之後，研讀上帝的律法，倍感“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耶和華的法度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華的訓詞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華的命令清潔，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華的道理解經，存到永遠，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義。”（詩19:7－10）作為一個法學研究者、工作者，和蒙恩得救的人，我確實敢於向人這樣求問：“哪一大國有這樣公義的律例、典章……呢？”（申4:8）

那時，我自己就開始在圖書館裡接觸奧地利經濟學派熊彼特與哈耶克的自由經濟理論和保守主義政治思想。給我們最大震憾的是哈耶克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這本書當時是禁書，屬於內部參考之列。在這本書中，哈耶克深刻地剖析了以國民政府為中心的中央計劃經濟是如何導致全面專制，通向奴役之路的。在計劃經濟中，國家所扮演的是救世主彌賽亞的角色，試圖通過計劃和政策來對社會進行全面的系統的調控，從而在較短的時間內達成經濟的快速增長。然而，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國民政府也不過是由有限的人組成，哪怕是所謂的專家和精英，他們對於控制人心的變化、市場的起伏和資源的流通，也是一籌莫展。這些主張中央集權、精英治國的人，最初掌握權力的時候也許是提刀而立，躊躇滿志，但最終則是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從理想主義者蛻化、墮落為人人喊打的獨夫民賊。因為他們本身所從事的本來就是他們無法達成的事，他們忽略了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從他們的“造物主”那邊被賦予了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這種全能政府的模式不過是一種烏托邦式的幻想，是二十世紀人類的集體性癔病。所以，哈耶克在二十世紀中期，就預言了共產主義極權體系的崩潰。今天，在中國年輕一代崇尚自由、民主的知識分子中，哈耶克保守性的自由主義思想成為他們政治理想的柱石。上帝在他奇妙的護理中，使我在大學求學的時候就洞悉了人本主義中央極權的愚拙。後來，我信主之後，在鑽研基督教神學的時候，深受改革宗神學家范泰爾前提論與其學生路斯德尼所提倡的神律論的影響，而路斯德尼在社會、經濟和法律領域中所推崇的也是奧地利經濟學派，哈耶克則是其中的魁首，這更使我驚嘆上帝護理的奇妙。

另外，迄今仍然給我深刻印象的一本書，就是德國社會學者馬克斯·韋伯所著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現代中國人所熟悉的另外一位社會學家卡爾·馬克思，始終強調的是物質決定精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資本積累是通過充滿血腥的掠奪達成的。然而在韋伯的書中，則揭示了基督教清教徒倫理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決定性影響。清教徒強調上帝的預定和揀選，所以他們工作起來大有動力。他們把工作視為上帝的呼召，視為人的天職，所以在工作中積極探索，追求卓越。他們把自己視為上帝的管家，所以克勤克儉，從不浪費，這才有資本的積累。像目前中國社會所流行的“坑蒙拐騙偷，吃喝嫖賭抽”，嚴重地破壞了商品經濟正常發展所需要的道德與人文環境，是不會促成經濟的長期而穩定的發展的。這本書深深地打開了我的視野，使我認識到基督教清教徒倫理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關係，也增強了我對基督教的好感和好奇。後來，在歸信主耶穌之後，上帝引導我注重以上帝律法為標準的基督教倫理學，我所喜歡閱讀的也是清教徒的書籍，他們所倡導的“純正的教義，敬虔的生活”也成為我的座右銘。上帝的恩典真是奇妙，在我們不認識他的時候，他們就已經認識我們，預備我們了。

當然，我大部分的時間還是探討信仰的問題，所以大學時期三分之二的時間都用在了閱讀哲學和宗教典籍上。那時也曾閱讀過聖經，中文英文都閱讀過，當時只是覺得是一本很好的宗教經典，並沒有真正的看見，更沒有悔改的意識。1986年開始接觸屬於西方新時代主義運動中堅之一的“奎師那知覺運動”（Krishina Counciousness movement），從此開始了長達十年的印度教修習，學習印度吠檀多“即一即異”哲學，並參與其經典的中文翻譯，直到1996年歸信基督為止。十年苦苦修行，研習異教哲學，增加了我對異教的敏感性，後來信主之後在靈恩派教會中服事，目睹某些極端的靈恩派說方言、唱靈歌、跳靈舞等種種異教的作法，就深自警醒，詳細考察聖經，研讀神學書籍，就快快地擺脫出來，這也是上帝奇妙恩典的保守和帶領。

一九八九年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轉折點。中國學界對八九學運給中國文化與思想的造成的衝擊到現在還缺乏充分的認識。對於我自己而言，八九學運使我更加深思個人的信仰和中國的命運。那時，我正在北京上學，血氣方剛，積極投入和平的遊行示威，至今頭上仍然留有警察非法毒打的標記。六四前後的血腥使我心中積聚了大量的苦毒，後來我母親告訴我，六四之後我的眼神都改變了，有一種可怕的成分在內。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目睹各樣人性的敗壞，暴力的血腥，使我在政治上突破性地清醒過來。信主之後，遇到一位曾經參加學運後來信主的摯友，談及他的體會，他說，如果他不是因着主的恩典悔改信主，就很有可能成了“恐怖分子”！我自己也深有同感。在中國歷史上，之所以經常爆發大規模的暴力革命，發生殘酷的政治性報復事件，就是因為缺乏來自上帝的愛，從而導致以暴易暴，以惡勝惡，冤冤相報的惡性循環。政治運動並不是按理性的邏輯進行的，那時雖然不知道聖經上所說的屬靈的黑暗權勢的存在，但確實深深感受到聖經上所說的“黑暗遮蓋大地，幽暗遮蓋萬民”的悽慘處境（賽60:2）。經過當局審查，我在學運中並沒有過分的舉止，平常又有誠實好學之名，所以還是順利地畢業，回山東參加工作。

縱觀近現代中國之歷史，從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康有為的戊戌變法，李鴻章的洋務運動，清朝末年的君主立憲，孫中山的民主革命，共產黨的暴力革命，毛澤東的文化革命，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在百年中國啟蒙與救亡的旋律中，始終沒有解決一個“權威”與“標準”的問題。不管是毛澤東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時間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還是鄧小平“不管黑貓白貓花花貓，捉住老鼠是好貓”，“摸着石頭過河”等，所試圖解決的都是一個權威與標準的問題。政治不是我個人的呼召，但政治和社會問題始終是我的一個關注點。“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一直是中國士林傳統的憂患意識和責任感。後來信主之後，對於靈恩派那種天天“打魔鬼”，對於一般福音派那種“信耶穌，升天堂”，對社會問題規避三舍的作法，我始終不滿意。後來讀趙中輝老先生翻譯的改革宗神學家巴文克的《基督教神學》，頓時被改革宗那種源自聖經的恢宏的神學架構所吸引，就由此起行，繼續探索，深深地為高舉上帝主權，把上帝的話語應用到方方面面的改革宗精神所吸引。一次在山西講授《基督教神學十論》，因為我反覆強調改革宗神學的這一突出特徵，就有同學善意地稱我是“方方面面”，這也是上帝給我的恩典和尊榮。我從改革宗護教學家范泰爾之前提論護教學著作中學到：惟獨聖經所啟示的自有永有的上帝才是唯一的權威，惟獨上帝所啟示的自證內證的聖經才是唯一的標準。中國的命運在上帝的手中，上帝作工的方式是聖靈的更新，基督徒不要試圖以革命的方式從事社會的變革，而是完全相信上帝的大能，身體力行，以身作則，作光作鹽，遵行上帝的話語，藉着上帝的恩典就會逐漸替代那些不忠不義的人，“因為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惡人的道路卻必滅亡。”（詩1:6）我自認是范泰爾先生的學生，雖然我與這位上帝興起的改革宗神學大師並無一面之交，但我確確實實為他所闡明的改革宗神學和前提論護教學所折服。後來閱讀、翻譯他的著述《普通恩典與傳福音》、《護教學》、《為信仰辯護》等，更是靈犀相通，定志把范泰爾的作品和思想介紹給國內的弟兄姊妹，願上帝保守。

1989年到1991年，我在山東老家一個外貿公司上班。在這期間，主要發生了兩件事情。一是我父親因為我在六四期間的經歷而坐臥不寧，受到驚嚇，得了癌症，於1991年5月去世，這是最讓我傷痛的。我父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民，曾經當過國民黨的兵，也曾經在共產黨的海軍服役，還擔任過共產黨政府的鄉村幹部，並在三反五反中被冤枉，受批鬥，後來雖然平反昭雪，卻因失望而對生活失去了積極進取的盼望和勇氣，從此抽煙、喝酒，一生潦倒。但他很愛我，一直無條件地支持我在困苦的條件下完成學業。我一生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傳福音給他，相信上帝在最終審判的時候必然給每個人公平的答覆。另一件事情就是認識我的愛妻朱素雲（信主後，我給她一個新名字，“朱恩典”，她確實是上帝惠賜我的恩典。）我當時是一無所有，她愛慕我好學，就接受我的求婚。在老家那些枯寂的日子裡，她帶給我着諸多的慰藉和鼓勵。我們在1991年10月結婚，迄今算來已經是十年的夫妻生活了。我在不認識主的時候，一意孤行，剛愎自用，給她帶去很多苦楚。信主之前，我們的婚姻漸趨死亡。信主之後，靠着主的恩典，我們的婚姻得益逐漸重建，如今我們一同服侍上帝，享受上帝所賜給我們的愛情，共同完成上帝給我們的託付。上帝不僅使我自己從過犯罪惡的死亡中死里復活，也使我們的婚姻死里復活，並且我家三個姐姐和一個妹妹全家也都在我信主之後，先後蒙恩信主，上帝的恩典是何等地浩大啊！

1991年我考入北京大學法律學系學習，專業是法律哲學，方向是比較法，導師是我一直比較景仰的沈宗靈先生。在北大三年期間，一是完成自己的學習和研究，另外主要就是繼續修習印度教，同時繼續自己的心路歷程，研讀各派哲學和儒教、道教、佛教、基督教的一些典籍。那時，北大已經成立了宗教學系，經常邀請國外的專家舉辦基督教文化講座。如今記得比較清楚的就是新加坡三一神學院鍾志邦教授講授新派神學家蒂里希《信仰的動力》一書，把宗教界定為“終極關懷”，完全不提聖經的無謬性和主耶穌的死里復活等基要信仰。所以，在上帝奇妙的護理中，我在沒有信主的時候，就開始接觸新派神學了。後來信主之後，讀改革宗神學家梅欽的力作《新派神學與基督教》，對新派神學的毒害更有深刻的認識。

1994年碩士畢業，本來已經以高分考取社科院民法專業博士，但見到社科院負責招生的人施行種種刁難，欲行勒索之事，深深意識到中國當代學術界的敗壞，就憤然而回山東老家，潛心從事印度教經典的翻譯工作。後來，在上帝的奇妙引導下，歸向既注重生命的敬虔，又注重學術的卓越的改革宗神學，心志上對真理的追求得到了極大的滿足。加爾文先生對信仰的界定是：信仰就是對上帝的慈愛的認識和確信。加爾文指出：“知識好比是靈魂的嚮導和統治者，而意志無時不尊重知識的權威和判斷”（《基督教要義》，第1卷，第15章，第7節）。范泰爾以前提論為利器，揭穿了人本主義學術的虛浮，使我的心大得滿足。惟獨建立在上帝在聖經中的無謬啟示基礎上的哲學和神學，才能稱得上是真正的學術。任何自以為是、以人為本的思想都不過是異教的自我崇拜而已。“他們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較自己，乃是不通達的”（林後10:12）。

我在1993年取得律師資格，1995年在翻譯之餘在當地律師事務所掛牌執業。1996年在北京與人合夥開辦律師事務所。中間經辦過經濟、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參與商業談判，法庭辯護等。以前只是在理論上研究法律，律師業務的實踐使我對中國法律界的運作有了第一手的認識。我在法律方面所受的訓練，所從事的研究與實踐，使我深深地認識到人本主義的法律的虛幻性和欺騙性，根本不存在“中立性”的法律，中國共產黨對法律的傳統定義就是“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是施行階級專政的工具”。法律失去了上帝律法的約束，本身就是“非法”、“無法”，是強者藉助權力對弱者的公開的欺凌和掠奪。所以，後來閱讀改革宗神學家路斯德尼的名作《聖經律法論》，使我茅塞頓開，對人本主義法律深惡痛絕，對上帝的律法嘆為觀止。我心中暗暗在上帝面前許願，既然已經在耶穌基督里，靠着上帝的恩典得了生命，要畢生致力於研究、遵行上帝“那全備使人自由之律法”（雅1:25），傳講“上帝恩惠的福音”（徒20:24），行事為人與蒙召的恩相稱。我對基督教會內部的反律主義思潮有特別的負擔，力言“反知識”、“反律法”是危害中國教會的兩大毒瘤，我自己對此就有深刻的經歷和體會。大部分人反對上帝的律法是因為無知，但也有一部分人刻意反對上帝的律法，“這不法的人來，是照撒但的運動”（帖後2:9）。撒但在伊甸園中就慫恿夏娃違背上帝的律法，在曠野中也曾藉助外邦的先知巴蘭為異教的君王出謀劃策，就是引誘以色列人違背上帝的律法，與外邦女子行姦淫之事，遂使律法的咒詛自動降臨到他們的身上。今天這反律主義的“巴蘭的教訓”（啟2:14）在基督教會中肆無忌憚地發動，使上帝的選民倒閉在曠野。願上帝興起更多的人，“守上帝誡命，為耶穌作見證”（啟1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