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與思：研習經典與認識自己

倪梁康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15）這裡的“學”，在我看來就是對經典的解讀、詮釋與參照。所謂“學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指經典的研習者。因此，經典的研究，可以說是構成了我們一生所求之半部。

當然，這裡所錄孔子語錄的前半句乃是告誡學人，不要只是一味地研究經典，而不進行自己的審思。“思”乃是我們獲取生活智慧之途徑的另外半部，且不說是大半還是小半。無思之學不僅無益，而且有害。在這點上，它與孟子所說的“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孟子》盡心下，3）是一致的。孟子指的“書”，應當是《尚書》。但若再擴大一下，也就可以指所有的經典。據此，正確的“學－思”的關係就既有不可偏廢於“單純的學”的這一面，也有不可執迷於“單純的思”的另一面。可以將它們稱之為經典研習的“有益”與“有害”：在審思中研習經典，叫做“有益”，單純地研究經典，則是“有害”。後面我們還會看到，尼采也在相同的意義上把將這個問題稱作“歷史對生活的益與弊”。

但古人為何要說：只學習經典而不進行自己的思考就會迷罔而無所得，而只進行自己的沉思卻不學習經典便會徒使精神疲殆呢？這首先意味着：我們究竟為何以及究竟如何來研習經典？這個問題實際上與歷史學家所面臨的“我們為何以及如何學習歷史？”的問題是一致的，只是歷史學家的問題要更寬泛些，因為經典只是歷史的一個部分，即流傳下來的傑出的歷史文本部分，或者說較為中性地說，經典是具有代表性的歷史文本部分。經典就是精典。

至於為何研習經典，孔子說的“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為政，11），可能是對學習歷史——當然也就包括經典——之功用問題的最簡潔明了的回答。更為細緻一些的回答還可以在威廉·封·洪堡那裡找到。他認為對經典的研究有質料與形式兩方面的用處：從質料上看，它可以為其他的科學研究提供材料。而形式上的用處又可進一步分為兩層：一層是對經典本身的考察——洪堡將它稱作“美學的用處”，另一層是將經典作為那個時代的作品來考察，作為那個時代的原創者的作品來考察——這可以說是“歷史學的用處”（“論古代研究、尤其是古希臘研究”）。

這裡所說的“用處”，幾乎都與人文科學有關，無論是教育學、還是美學或歷史學。的確，自然科學家基本上無須關注經典，哪怕是各自學科內的經典。即便關注，也只須以業餘愛好的方式。例如，化學家對化學經典文獻和化學史的關注，數學家對數學經典文獻和數學史的關注等等，與化學的研究與試驗、數學的演算與論證沒有直接的關係。柏拉圖把存在看作是“無歷史的”，海德格爾把“在存在問題的理解中的第一哲學步驟”看作是“不敘述歷史”。這都是出於哲學之為嚴格科學的立場。我們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科學不敘述歷史。真理是不會發生、消失的。即使我們談論科學本身的歷史，那也不是指科學研究對象的歷史，而只是科學行為發生亦即科學活動的歷史。經典至多只是——用洪堡的話來說——在為這些尋求真理的科學本身提供一些輔助材料，給它們以方向上的啟示，激發靈感的產生，以及如此等等。經典並不提供真理本身。從這個角度來看，《莊子》中的輪扁將經典（聖人之言）稱作“古人之糟粕”（外篇·天道第十三），確有其自己的道理。

但在人文科學方面，經典以及歷史卻是舉足輕重的。對它們的研究，幾乎構成人文學術的全部核心。無論如何，對於維柯的“新科學”和狄爾泰的“精神科學”來說，情況就是如此，它們都是一定意義上的“歷史科學”。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於：人本身是有歷史的。人不只是生物，而且還是歷史的生物。尼采曾說，動物才是非歷史地活着的。動物不僅忘了想說什麼，甚至也忘了想說本身，所以只能沉默不語。但人卻是帶着記憶在生活。我們可以把這裡的“生活”理解為孔子的“思”，即對當下生活的審思，同時把“記憶”理解為孔子所說的“學”，即對過去歷史的利用。如今這個基本關係在尼采那裡表現為：“在生活的主宰下用三重方式利用過去：紀念的、懷古的和批判的方式”（“論歷史對生活的益與弊”）。它們並不對應於洪堡所列出的三重用途。可見歷史的用處是多種多樣的。而且經典和歷史的意義看起來也只是在於有用。至少對於尼采來說是如此，他的觀點非常直白：“只有在歷史服務於生活的前提下，我們才服務於歷史。”他無意躋身於“知識花園中的疲乏的閒人”之行列。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似乎可以說，尼采——當然還有孔子——是實用的歷史學家，而非無用的哲學家。

但我在這裡並不想糾纏在歷史與哲學的對立問題中，而是仍要回到如何研習經典或如何利用歷史的問題上來。既然孔子所說的“學”以及尼采所說的“對歷史的利用” 是無可質疑的必需，那麼我們如何來理解他們所說的“學而思”中的“思”或者“在生活的主宰下利用歷史”中的“生活主宰”呢？

尼采以古希臘人為例來說明歷史對生活的益與弊：希臘人在一段時間裡處在喪失自己的危險中，因為他們的文化曾是一大堆外來文化、主要是東方文化的混雜，他們幾乎為這些傳統所窒息，幾乎要撞死在“歷史”的岩石上。但希臘人最終聽取了阿波羅的意見：“認識你自己”，從而不斷地反思他們自身的真正的需要，最後重又把握了自己，成為將來諸多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並非像尼采所說的所有文化）的祖先和楷模，而沒有長時間地背負自己的遺產，甘當東方文化的追隨者。在這個意義上，希臘人對歷史的利用正是“在生活的主宰下”進行的。

這樣，孔子的“思”在尼采那裡便獲得了一個可能的解釋：“反思”(Zurücksinnen)，即認識你自己：反思什麼是自己真正的需要，什麼是自己虛假的需要。尼采的原話是：“一個人必須通過‘反思’自己的真正需要來整理好自己內心的那堆混雜(Chaos)。”如今將這句話翻譯成“論語”便意味着：“學而思則不罔，思而學則不殆”。

據此，孔子學－思之論所表明的，在我看來就是在研習經典與認識自己之間的微妙關係。

轉自：經典與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