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條件下當代中國各宗教的走向

作者: 陳村富 日期: 2004/3/22

　　1995-96年，杭州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陳村富組織“中心”成員及部份大學生、研究生，在當地教徒和教會的支持與合作下，進行了“在現代化和市場經濟條件下，當代中國佛教、道教、基督教和民間宗教、民間信仰 的走向”的實地調查。考察的地區有浙江省的杭州、寧波、溫州、金華、嘉興等所屬的十一個縣市，覆蓋三種類型地區：城市、農村及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新興港口和城鎮。本課題是“亞聯董”(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的資助項目。所有這些調查都有統一的計劃和提綱。調查成果有可靠的數據和定量分析。遵照所在地區教會或政府主管人員的要求，調查報告不予發表，所涉人員的姓名和數據除特殊需要外不予公開。但是對方體諒我們研究人員的需要，同意我們在論文中引用有關資料。本着這個原則，我們撰寫了這份研究報告，報告所得結論代表我們的見解，與被調查人無關。這些結論是依據資料分析而來的，結論本身無任何傾向性、政治性。不同立場，不同需要的人（包括教會、學術團體或政府部門），利用這些材料發表自己的見解或進一步引申所得結論，與我們調查人員無關。

一、市場經濟浪潮衝擊下的當代佛教與道教

　　浙江省是中國沿海經濟發達地區。1949年前國民黨統治時期江浙財團在經濟上擁有舉足輕重地位。浙江省奉化縣是蔣介石故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浙江省一直是上繳國家財稅最高省市之一，在上海、遼寧、江蘇之下，北京、天津、廣東、山東等省之上。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的溫州地區躍居全國鄉鎮企業之首，全省形成了一批新興城市和港口，例如椒江、鎮海、龍港及義鳥全國小商品集市，濮院全國羊毛衫集市等。在歷史上，浙江天台縣是佛教天台宗發源地，舟山普陀山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另三處是四川峨嵋山、山西武當山、安徽九華山）。南宋以來，寧波、臨安是佛教南禪主要基地之一，衢州還是“南孔”（“北孔”為孔夫子故鄉山東曲阜）所在地。杭州的葛嶺是道教主要基地之一。所以在中國佛教、道教史上浙江都有相當地位。

　　八十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及宗教政策（主要體現是眾所周知的1982年的“十九號”文件），為各種宗教的發展創造了建國以來所沒有的寬鬆氣候。但是佛道的復甦比基督教慢，原因是第一：佛道與民間信仰糾葛不清，而民間信仰自1950年土地改革運動以來，就被當作“封建迷信”，作為反封建主義的內容之一，所以在1950-52年教堂基本維持的時期，寺廟與道觀已有不少被改作它用，作為鎮村公所，小學，或是縣鎮機關所在地，有的被拆毀，這在全國是相當普遍的。我們從調查報告及《地方志》中綜合了一組資料，對比考察1950-1956年佛、道、耶的堂點，教徒和神職人員的沉浮與升降，說明這一時期佛道遞減最多。第二：基督教有一批神職人員和教徒骨幹在1958-59，1966-76年兩大運動打擊的情況下堅持了下來。 佛道的崇拜者甚多，不過僅是“求神拜佛”而已，沒有宗教組織和統一教義，1950-52年“土改”和反封建之後急驟下降。道士、和尚大都來自農村，回家還俗者才能分到土地（甚至還有住房和“浮財”）。所以許多寺廟和道觀沒有或甚少神職人員，有的僅一、二個看守人員。即使是世界聞名的杭州靈隱寺，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來訪時，也得想方設法臨時拉一些人剃頭削髮充當和尚，應付場面。

　　八十年代初宗教復甦初期，地方政府資助佛道恢復宗教場所的經費，按平均數還大於資助教堂的數目，但是佛、道恢復的速度卻稍遜於基督教。佛道的復興主要得益於改革開放和旅遊業的興起。“天下名山佛道占”。這些名山和寺廟道觀頓時成了熙熙攘攘的“旅遊勝地”。門票，香火，奉獻驟增。海外華僑及日本、南韓、東南亞來華人員對佛道景點的捐贈超過基督教。尤其是閩、粵、浙等地華僑眾多地方，回鄉探親的華僑對教育和慈善事業多有奉獻。地方修廟建寺有相當部份來自華僑，和當地的發跡“個體戶”、“專業戶”。八十年代初農村陸續取消“人民公社”，分離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將土地使用權長期固定到個體農戶，同時允許農民發展畜牧、燒磚瓦、興辦個體家庭工業、手工業，允許個體經銷。這樣由農村首先實現了成功的改革。經濟上翻身的農民和專業戶，支持了本文第二部份說到的“民間崇拜”，以及這裡論及的佛教寺廟與道觀。1993年，繼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中國明確制定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戰略目標，正式承認市場經濟非資本主義獨家所有。這樣，全國興起了“全民經商”熱潮。市場經濟熱潮對佛道的負面影響下面會談到，這裡先說正面的作用。首先是佛道的經濟收入大為改觀，至於具體數目他們一概保密，外人不得而知。有人說歷史上任何時期的佛道也不如九十年代那麼富有。這是否屬實，本人未加考證，但是至少有相當部份的可靠性。雄厚的財力支持了寺廟道觀的修復、重建、改建或擴建，支持了佛道的研究及古蹟的保持與維護，也為佛道神職人員的來源與培養創造了物質條件。比較而言，應該說佛教比道教的景況更好些，細節方面不在此贅述。其次是同海外的交流超過基督教。佛道名寺、名山及門派發源地（例如天台宗）來往頻繁，接受捐贈也比基督教方面多。1995年12月本人參觀了廣州與汕頭之間的惠州道教勝地，香港道教方面人士資助他們重新翻建，氣勢雄偉，蔚然壯觀。

　　現代化與世俗化相伴而行。市場經濟同時帶來急功近利和一個時期的“道德沉淪”。這樣，社會現代化和市場經濟又給剛剛復興了的佛道帶來令純正的神職人員頭痛的下列負面影響：

　　1、佛道聖地一概成了旅遊勝地。人們大都不為朝聖而來，雖有不少虔誠的香客，然而他們是花錢買香火來同神作交易的：求菩薩助我發財升官，功名成就，錄取入名牌大學，生個兒子，娶個好老婆，嫁個好丈夫，……等等。某某寺某某菩薩專司生育，不少年輕夫婦虔誠跪拜的目的是保佑他倆生個男的，千萬別生個女的。果真生個男的，來年格外酬謝。倘若是個女的，那就對不起了。

　　2、本來是靈修場所，如今是鬧市、餐飲業、服裝、香火、工藝品的銷售點，充塞廟門外空地。兜售香火和偽劣產品的男男女女，一見外地遊客就蜂湧而上。這些景點愈有名氣就愈失去靈氣。在泛濫瀰漫的銅臭味的間隙中領略佛性實在要有相當的涵養。

　　3、杭州XX寺一張門票八元五角人民幣，進廟又是八元，為1991年的三倍，1981年三十一倍（當時是五角錢）。香袋上蓋個章三元，香火蠟燭十元幾十元不等。更有些寺廟道觀為華僑或有錢人念一場經，做一次道場由對方提供高額資助（順便提一句基督教是不會專門為富人做一場彌撒的）。有的寺廟發生經濟糾葛，因收益不均，甚至發生和尚貪污打架的事。

　　4、提倡一對夫妻只生一胎之後，經濟發達地區都不願自己子女出家，子女自身也極少有出家的念頭。有一批神廟靠外來和尚、尼姑、道士和道姑等外來戶，當中僅少部分是虔誠信徒，相當一批人以此作謀生職業，賺了錢就回家娶嫁，生兒育女。 閩浙交界有個神廟，古代以聖水稱奇，58年及文革中有被逼婚嫁者，如今卻有自覺自為者。

　　以上決非個別現象，是有相當的典型性。當然不是一概如此，有的寺廟、道觀經濟上還相當困難；有的和尚、居士、道士、道姑潛心向佛、向道。不僅是老一代，還有年輕一代的一些神職人員，立志終身奉獻。調查中有兩份報告，其一是寧波市一寺廟和尚的論述，謂世俗化和市場經濟不影響他們的靈性的提高；其二是溫嶺市一個區的報告，論述佛道占主要影響的地區，佛道對文化有顯著影響，呈現某種“亞文化”現象。 所提供的論據，都有一定道理，值得進一步觀察。

　　從已有調查資料看，佛道二教的走向有幾點值得注意：

　　1、佛道的水準在市場經濟和世俗化生活影響下會有所降低，相當一個時期內難有數十年如一日，潛心修煉的高超法師和道士。

　　2、佛道的研究在佛門道觀外的研究機構會有長足的發展。從1980-1996年大陸關於宗教類的文章目錄可以看出，這類研究論文和著作成倍增長。典籍的整理和研究這幾年也有顯著發展。北京圖書館館長、中國哲學史和佛教史知學者任繼愈教授主持的《大藏經》標點，幾個人耗費十多年已全部完工並全部出版。全國的道教研究中心，卿希泰教授主持（已退休）的四川大學道教研究所作了大量的資料整理工作。任繼愈主編的《中國道教史》及《中國佛教史》前三卷已出版，這些是前所未有的。

　　3、種種跡象表明，佛門道觀會更進一步向世俗生活靠攏，並同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民間信仰融合。杭州靈隱寺最後一個殿叫藥師殿，專伺醫藥康健，還未峻工就有不少香客。浙江平陽縣的城隍廟據說同京城相通，故稱“京城隍”，耗資一百多萬重建。城隍廟本為民間信仰系統，非佛道所屬，如今，民間信仰為了取得主管部門審批認可，需要佛道名稱；佛道為了獲得更大影響和支持，也需要同民間信仰匯合，因而，那裡同時成為道教聖地，有早晚功課，節日禮法誦經。特別是道教，市場經濟條件下，更向民間信仰發展。居守道觀者還不如深入民間做道場的道士收入高，平陽縣調查材料表明，全真道士從1949年的九十名，下降到1996年的三十四名，其中乾道十九名，坤道十五名。而活動於世俗居家的正一道士，同一時期卻從二百多名發展到三百七十三名。

　　4、佛道二教同氣功、養生術有密切關係。由於原有醫療保障體系過時，醫藥費昂貴驟漲，退休人員隊伍大增，佛道之中的養生、保健和氣功內涵得到了扭曲性的發展，似乎佛道二教的精華就是養生之術。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佛道二教的宗教內涵和靈修削弱；對二教的研究轉到學者手中；二教所含修身養性的功能被世俗化，用於治病和保健；佛道二教都需要向民間信仰靠攏。

二、民間信仰蔓延，新興宗教暗流層出不窮

　　八十年代以來基督教獲得顯著發展。外人不知，發展最快的其實是有幾千年傳統根基的民間信仰。原有的民間宗教歷來受阻，難以復興。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近幾年各色新興小教、小派出現發展勢頭。基督教在未來的發展中不可避免地要同民間信仰，新興宗教碰面，同它們爭奪信徒和發展空間。

　　遠古時期，主要是有文字可循的殷周時代，廣泛流行的原始宗教，其表現形式是自然崇拜。日月星辰江河湖海都有相應的神靈，諸如雷公電母、海龍王、河神、海妖等。多年老樹、怪異植物、動物精靈也在崇拜之列。當時有“上帝”、“天帝”、“帝”的觀念，很可惜後來沒有像希臘人一樣，經由哲學家色諾芬尼、柏拉圖等提煉出理性化的，排斥自然崇拜的一神觀念，恰恰相反，在自然崇拜的同時形成了偶像崇拜。一方面將自然現象人格化，想象為人格神，另方面，又將凡人神聖化，以至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高超技藝者（如木匠魯班）等都被奉若神明。同原始部落向家庭、村社、國家過渡同步，從圖騰崇拜發展到家神（灶公、床神），村社之神（土地廟、城隍廟）及社稷之神。遠古時代的“天”、“天帝”，演變為王朝私有的保護神，皇帝成了“天子”，這同基督教的“天父”及道成肉身的“聖子”截然相反。反偶像崇拜的“唯一神”之路被皇室的“政治神”（象徵王朝的“天”與世俗之王“天子”）堵塞了。漢朝（西漢與東漢）時，黃老之術向道教發展，同時佛教傳入中國，經由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成為中國化的佛教。佛、道二教同中國傳統的多神崇拜有更多的共融點，佛、道為了自身的存在與發展也有意識地向民間信仰靠攏，將偶像神如關公納入佛教的羅漢之列（即伽蘭羅漢），或將沾上邊緣的人納入道教神位系列。 這樣流傳至今的民間信仰就成了以遠古的神靈崇拜為主，滲染佛道成份的信仰體系。這種神靈崇拜的外化形式就是神祠，到處修廟建寺。其次是不設神廟、不雕神像的異物崇拜，如江河、古樹、山洞，乃至家室、床櫃等物品都可成為崇拜對象。由於民間信仰同封建迷信糾纏不清，同巫婆、神漢、算命、看相等方術並行，因此1950-52年及“文革”中又成為被消滅對象。不過畢竟有幾千年根基，在八十年代宗教寬鬆的條件下，民間信仰和祖先崇拜用不着像基督教、佛教、道教那樣有組織的自上而下的努力，就自發地復興蔓延了。九十年代，政府確定建設市場經濟體制之後，令人驚異的是民間信仰和祖先崇拜發展速度最快，即使是基督教發展較快的浙江、河南、廣東、福建，其規模和速度也是大大超過基督教。在調查中，我們按不同類型地區作了統計，1992-96年修建寺廟的數量超過同一縣市教堂的數目，少則二十多倍，多則一百多倍。換言之這個縣建一百個寺廟，同一時期才建幾個教堂或堂點。至於修墳，差距更大，少則幾百倍，幾乎是“一個蘿蔔一個坑”，死一個就修一個墳。市區火葬地方，也有相當部份修墳。鑑於數字無法公布，這裡僅就公開透露的數據，略表一二。

　　1996年上半年浙江省發起“拆除非法修建寺廟和教堂”，“搬遷三沿兩側 墳基”的“專項治理”工作。《人民日報》刊登表揚性的五篇評論 ，《浙江日報》、《光明日報》、《錢江晚報》、《經濟日報》等有所報導，現把這些報導集中起來，介紹如下：

　　1996年上半年三個月左右時間，全省共清理墳基二十五萬七千多座，清理非法建造的寺廟一萬七千九百多處。僅蕭山北幹山就遷走五萬座墳。寧波市有一處最大的?充占地五百三十二平方米。中國人還有人未死先建墳的風俗，即所謂“壽穴”、“壽墳”。台州小五金個體戶王、林夫婦的“壽墳”，占地三百平方米，十八名工匠花了四個月建成，內有涼亭、靈堂、廂房、彩書圍牆，號稱“台州第一墳”。還有青田一座墳，耗資幾十萬，占地三百平方米，還建有傳達室，裝有國際長途電話 。近十多年新建墳基到底有多少？今年6月21日《浙江日報》頭版頭條報導了溫州市情：沿鐵路、公路、風景區、開發區兩側（即所謂“三沿兩側”）已拆除墳基共五萬餘座，至六月底“全市將累計拆除二十萬座椅子墳的墳圈，並深埋復蓋綠化”。非“三沿兩側”地方的墳圈還有多少？誰也說不清。至於近幾年新建寺廟，《光明日報》6月2日頭版報導說：“非法建造的小廟小庵和香火點等有十三萬多處”。《經濟日報》4月10日第二版報導：黃巖區有六百多座，路橋區有二百二十多座，最大的耗資一百多萬元。餘杭市一個多月就清理了二百六十座。參與修廟拜神活動的不僅是老百姓，還有相當多的生意人和幹部（參看1996年5月5日《錢江晚報》：《是餐館還是佛堂》，1996年4月15日《報刊文摘》第四版：《神州大量公車上山燒香拜佛》）。由此觀之，基督教的發展是無可比擬的。經濟富裕的溫州，1995年9月本人前往參觀時，天主教堂地區下沉嚴重尚無錢解危，新教教堂號稱大修投入也不過七、八十萬。而平陽縣錢倉鎮的城隍廟，耗資一百多萬，一根柱子就認捐三萬。兩相比較可以看出，中國傳統的宗教觀念還牢牢地占據了主要地位。

　　民間信仰的蔓延和發展與佛、道、耶不同，有下列幾個特點：

　　1、分散性，自發性：如同潘多拉葫蘆，一打開瓶蓋，上界神仙，下界鬼妖精靈，外加巫婆、神漢、算命、看相、測字等，一涌而出。它不像佛、道、耶。1979年中央有關部門發了三個文件，同時召開了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面開始鬆動，下面還反應不過來，有的抱觀望、懷疑態度；有的教堂、寺廟找不到下放勞動，轉行從業的神職人員。當然還有另方面原因，即政府有計劃地逐個審批開放寺廟和教堂，即所謂“成熟一個，開放一個”。

　　2、普遍性。民間信仰及祖先崇拜，遍布全國城鄉各地，無處不有。佛、道、耶則不同。尤其是基督教，這個村鎮有眾多教徒，鄰近村鎮甚至一個也沒有，有的真是“針插不進，水撥不入”，就是傳不開。

　　3、強烈的功利心，甚至是令人厭惡的市儈味。且看如今各地的私家商店、飯館，相當多的人供奉“財神”，有的供“觀世音”。結婚日子要選在“8”、“18”、“28”與“發”財之“發”諧音。房號、車牌、電話號碼……都追求“8”字。擁有吉利數“888”的號碼可以幾萬元的高價出售。

　　祖先崇拜方面，也有上述三個特點。經濟發達地區，還尋求豪華壯觀的墳墓造型。溫州一帶有幾樣東西全國聞名，其中之一就是墳墓。沿江沿路的山坡，可看到一片片“白點”。細看之，原來是椅子形混凝土墓，有的精雕細刻，上有色彩花紋；有的修成數房大廈狀；有的宛如古色宅院。墳內“廳房”、“大院”傭有各種雕塑型的家俱，電器和交通工具。生前有所嗜好者，還別出心裁為之雕塑諸如麻將、煙管、茶壺等器具和各色菜餚。

　　求神拜佛，敬奉祖宗都有燒香跪拜祈禱的儀式。從祈禱內容可以窺見參拜者人生追求、神靈觀念及關於神——人關係的理解。一場祈禱就像是一場神人交易。是否還願答謝，答謝是否豐厚，就看是否滿足了祈求人的要求。祈禱人以宗法關係作指導，只求個人，家族的利益，甚至還有求神、求祖先保佑他賭博贏，走私順利，或替他報仇，加害他人。

　　關於民間宗教和新興宗教，我們僅簡略作評介。從秦漢至當代，民間宗教，如太平道、五斗米道、彌勒教、明教、白蓮教，總是同秘密結社，圖謀造反纏聯在一起，所以歷來遭受禁止和取締。如今留有個別教派以氣功院、修煉場等形式活動，如浙江的羅教。從明朝時的無為教，演化為清朝時的齋教——殷祖教——姚祖教——檀香教、圓通教。圓通教會參與反洋務運動，現在僅個別地方尚有影響：如浙江蒼南縣。八十年代中期龍港南郊XX共一千一百戶，信圓通教有二百多戶，XXX村二百六十多戶，信圓通教五十多戶。這幾年商品經濟侵入這些地方，年輕人卷進經商浪潮。圓通教內也分化為兩派：一派固守傳統，“清清靜靜做道場”；另一派敲鑼打鼓，招來法事生意。

　　目前值得注意的是新興宗教，這是個世界性浪潮。據統計，日本的新興宗教大大小小不下一百六十個。有的已傳入俄羅斯。是否秘密傳入中國，尚無資料。但是印度教、瑜珈功（不僅是氣功，而且也是一教派）這幾年已經在中國傳播了。我們“中心”出於研究的需要，先後兩人去調查過，品嘗過他們用印度香料做的食品。從目前的活動看，僅限於宗教上的目的，參與人大都為了健身需要，以後的發展難以料定。需要加以防範的是同民間巫術相關的異門邪教。這些人為的是愚弄百姓，騙取錢財，甚至觸犯法律。安徽大別山一個邪教頭目利用宗教姦污少女，有據可查者不下十八個，現已被取締。有的假借基督降臨，宣揚末日將至，叫人大哭三天三夜。對這些邪教的取締，老百姓拍手稱快。有的人誤將對這些宗教敗類的取締看作限制宗教信仰，破壞人權的證據，實在不聰明，反誤了自身聲譽。

三、機遇與挑戰同在——市場經濟處境下的基督教

　　由於歷史上的原因，說到處境化，人們自然想到大陸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共產黨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對基督教的影響。對於現代化和市場經濟給基督教的傳播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卻缺乏研究，情況若明若暗，不甚了了。因此我們想提供些典型資料，然後作些分析。

　　下面是商品經濟衝擊下兩個截然相反的事例：

　　1、中國有一批傳統的天主教教徒集中地，例如福建東部的長樂、福鼎，浙江衢縣的麻蓬村，陝西關中地區，河北獻縣，山西的洪洞縣及太原附近的六合村。像麻蓬村、直坪村、六合村，全村都是天主教徒。浙江省麻蓬村，杭州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兩次派人去調查過，現以此為樣本介紹之：

　　麻蓬村地處浙西衢縣的一個偏遠山村，二百年前鄰省江西一批天主教徒到此避難，住蓬種麻，周圍百姓稱之“麻蓬”。歷來以農業為謀生手段，然而卻有一批世代相傳的，頗具神學造詣的信徒，那裡有自己的靈修場所。十九世紀末，成了浙江天主教人才基地，為當地教區、杭州教區、寧波教區等輸送了十多位神父。 法國籍的幾位遣使會傳教士曾到那裡幫他們開辦學校，杭州教區辦的《我存》雜誌發表了介紹文章，稱之為“產生聖召之地” 。應該說，它是配得上這個稱號的。1958-59年和1966-76年兩次“消滅宗教運動”都未能將它摧毀。八十年代初恢復公開的宗教生活後，加入了浙江省天主教愛國會。全村僅十一個共產黨員是非教徒，據說，因為黨章規定黨員不得入教，各村要有一個黨支部和村公所，所以他們只好不參加教會的某些公開活動，實際上也還是教徒。麻蓬邊上有個直坪村，在麻蓬教徒和神父的影響下，百分之九十的村民入天主教。1996年“中心”派人去調查時，兩村有正式登記教徒三千五百多人、兩個神父、五個神學生，有相當正規的神學課程，這在一偏遠山村又在中國大陸處境下，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老一代的神父和教徒同我們的調查人談話時卻是讚美過去，不滿現在，對將來憂心忡忡，原因有三：

　　（1）這個村過去僅種糧食和少許甘蔗和芋麻，過着封閉式的自然經濟生活。八十年代中期，政府號召農民走富裕發家之路。本村改種大量甘橘和其它山區出口產品。全村卷進了市場經濟，一批能幹的年輕人從事經銷，有的還做起別的生意。乾淨的，清一色的天主教之村受到了“瑪門”（金錢）的挑戰。有的忙於賺錢，正常的禮拜延誤了，甚至外出不歸了，老神父見狀直搖頭，而年輕人卻認為他們保守。

　　（2）過去這個村只有小學，村民僅外出接受神學教育，如今，農家孩子小學畢業後外出讀初中，有的繼續升學，接受近代教育。外面呆久了，見識多了，回鄉一看，就看不慣，有的實際上放棄了原來的信仰，而村裡有的老教徒卻認為“出外學壞了”。

　　（3）現代化和市場經濟開闊了山村教徒的眼界，溝通了山村和市鎮，鄰村的聯擊。鄰近龍游縣的“呼喊派”地下傳教人，開化縣的“山野派”（野外聚集做禮拜的自由傳教人及信徒）也串到衢縣石渠鎮（麻蓬所在鄉鎮），一些年輕人不滿老一代的講經釋道傳統和禮儀，開始轉向自由傳教。這樣大一統的天主教村開始動搖了。

　　2、讀一下馬克思•韋伯（Max Weber）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似乎當今中國某些地方的天主教徒碰到了十八世紀法國、德國一樣的問題，缺乏韋伯說的新教倫理的“天職”觀念。但是並非一概如此，在浙江的新興城市和港口卻是另一番景象。且象溫州蒼南縣龍港鎮的一派生機，欣欣向榮的景象吧！

　　浙江溫州人被稱為“中國的猶太人”。溫州人遍布全國，還有本事在北京建了一個“浙江村”。西歐各國的中餐館幾乎都是溫州及青田一帶人開設的。溫州市的小商品生產和經銷在八十年代初就譽滿中華。許多改革的創舉是他們自己首創的。溫州地區所屬瑞安、樂清、平陽、蒼南、永嘉、甌海、泰順是全國天主教、基督新教發展最快、最多地區之一。那裡的農民修建了不少教堂或家庭堂點。杭大基督教研究中心選擇了溫州鹿城（即現溫州市區）與浙北山區安吉縣作了對比調查。兩個取樣地區教堂發放了相等的三百份問卷，回收分別為溫州市區二百四十份。安吉縣城一百九十份（山區文盲多，連封閉式問卷也不會填）。問卷欄目有：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受洗時間、婚姻狀況、家庭收入、每年的奉獻等三十個問題。由於教徒中有的人有思想顧慮不敢填，有的是文盲填不了又未請人替填，所以回收率不理想，但多少說明些問題。在經濟收入和奉獻方面，經濟發展快的溫州等於山區農業為主的縣的水平的二十多倍。經濟發展快的溫州，不論天主教徒、新教教徒，他們的觀念還非落後山區教徒所能比擬的。下面就以全國第一個農業城——龍港為例說明之。

　　中國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以河南浙江二省最為突出，而浙江又以溫州為典範。溫州市區即過去的鹿城，原先並不是基督教中心地，中心地應該說在平陽縣。平陽縣是1958年“消滅宗教”全國試點縣。1981年原平陽縣以鰲江為界劃分為平陽、蒼南兩個縣。江南三個區（宜山、錢庫、金鄉）劃入蒼南縣、鰲江入海口有一片平地叫方岩下，居民以打魚為生。過去很窮，當地民謠說：“方岩下，方岩下，只見人走過，不見人留下。”八十年代初改革開放初期，方岩下和下埠兩個碼頭逐步發展成為海產品集散地。1984年4月正式設置龍港鎮。當時只有五個小漁村，共五點二平方公里，六千五百人。1986年擴大至七點二平方公里，1992年擴大為五十八平方公里，人口達十三萬五千。其中城區七萬多，百分之九十都是來自農村，原來是農民。1986年6月新華社電訊首次用了“農民城龍港在溫州崛起”的標題，從此，龍港獲得“全國第一個農民城”的稱號。溫州一帶自本世紀初以來有善於經商的傳統。八十年代初農村取消了原來的人民公社，實行了“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村中老人和部份婦女承擔農業勞動，男人和一些婦女轉向家庭工業，手工業和商業。取集在龍港的居民主要是原來農村的個體戶、專業戶，這些人成了新型的企業主和商人，主要從事紡織和小商品生產，產品銷往全國二十八個省市。龍港利用鰲江海上交通便利還發展了同香港及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的貿易。1994年開始，開通了溫州至香港、溫州至全國各大城市的航班。這樣，龍港又躍進一步，成了全國的商業經銷點，有五千多名專業經銷隊伍活躍於全國各地。1994年這個鎮的工農業總產值就達十七億一千萬元人民幣。其中國有企業和縣屬集體經濟僅占百分之五至六，其餘都是私人經濟。其中有相當一部份商人和企業主是教徒。本人於1995年9月前往調查，同“中心”成員平陽縣方志辦公室主任林順道一起走訪了龍港天主教堂和新教教堂。這裡的教徒來自周圍各個縣市，通行五種語言：普通話（國語）、閩南話、溫州話、蠻話、金鄉話（明代中州語言，明初守將信國公湯和及士兵後裔）。位於市鎮中心的河底高天主堂，建於1932年。1956年後被移作村公所和生產隊倉庫，1980年收回。1995年9月我們去訪問時已面目一新。這個堂的信徒就有一千三百戶，百分之七十五是原來的農民，如今大都是商人和小業主。因為教徒日增，過去的食堂改建為禮堂。同時靠教徒們奉獻又買了三畝地準備再建教堂和其它設施。龍港南郊的黃頭塗天主堂，清末約1905年始建，1958年成了白沙公社所在地，1992年收回，現有五百戶教徒。還有一個天主堂我們未去參觀，聽他們介紹也有四百戶左右教徒。這樣，龍港共有三個天主堂，教徒二千二百戶左右。每戶至少有一個正式受洗登記大冊的教徒。其他成員有的受洗，有的未受洗。市區正式教徒是一千六百多人，郊區他們僅有一個估計數，大約一千五百人左右 ，大陸天主教的教徒，1949年前比新教徒多，如今遠遠低於新教徒數量。其原因，他們自己認為是因為要求嚴格，不濫發展，我覺得這是一個原因，但至少還有兩個原因：其一因天主教是政教合一，隸屬於梵蒂岡，而梵岡至今未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1949年以來，雙方磨擦較多。1949年後遭到比新教更大的打擊；其二是他們自己比較正統，在自身的改革方面有待研究。然而龍港的天主教（還有幾個地方）卻很有魄力和活力，他們有教長一名（八十二歲），神父三名，四人都很注重培養新生力量。1995年派往上海佘山神學院的男修生兩名，女修生三名。1996年又派一名修生，另四名在選拔之中。為了擴大影響，他們根據中國在家庭內辦喪事的特點，尊重教徒願望，到教徒家去開追思會。在講道方面，他們根據龍港從事工商活動的教徒比例高的特點，也作了改革，而不像有的山村講道人鄙視做生意的教徒。為了吸收青年入教，1995年還搞了一個“青年福傳會”，因不合政府關於社團登記的條件，後改為“福傳學習會”，參加者為青年教友。非教徒青年也歡迎參加。形式靈活多樣，青年教友自行組織，自行安排，既有類似查經班的活動，又練唱體現基督教內容的歌曲。
龍港的基督新教比天主教發展更快，也更有特色。如今龍港有十二個教堂，其中市區四個，郊區八個。市區在冊教徒人數六千八百人。郊區不詳，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堂是我們去訪問過的主恩堂。

　　主恩堂是新教各派的合一教會。1984年前只有一些漁民教徒，屬於聚會處。1985年5月份的第二個主日，從鄉下遷到龍港的十三戶自立會教徒及近二十戶內地會教徒，在信徒家中開始了第一個聯合禮拜。1986年合一教會信徒增至三百多戶，同年他們用五萬元人民幣買了一個簡易廠房。1990年全靠教徒奉獻動手建堂，同年12月8日全國三自會主席、政協副主席丁光訓主教訪問龍港，題名主恩堂，意為“龍港教會見證了主恩典的豐富”。教堂有四層，第二層教堂有一千八百個座位，一樓還有餐廳、會議室。1995年我們去調查時，已有近四千教徒。

　　這些教徒八年、十年前是農民，如今是老闆、職員、企業股東、經理、經銷員。令人敬仰的是他們不分教派，而且思路開闊，很在本事，香港剛上市的新式服務，兩天后龍港也就有了。在主恩堂能買到台灣、香港出版的講道集，神學論著及音像製品。經銷人姓孫，是蒼南縣家用電器批發公司老闆，兼教堂書刊組負責人。十盒錄音帶才四十五元，比空白帶還便宜十五元，他說“我買的多，虧的就愈多，但是對主的奉獻就更大，我很樂意。”這些昔日的農民教徒，如今具備了新式的民主觀念。他們主持教堂，實行民主管理，堅持民主辦教。且看1994年主恩堂建堂後第三屆大會情況。

　　第三屆大會實行信徒代表制和無記名差額選舉。先以街巷為選區，每三十名教徒選一名代表，共選出一百二十九名（129X30=3870，就是說至少有三千八百七十名受洗教徒）。然後又推選出六十九名候選人，用無記名方式舉行差額選舉，選出三十七名，組成第三屆堂務委員會。三十七名委員中選出執事十三人，堂務常委十五名（可兼職）。最後從常委中選出主任一名，副主任三名，會計、出納各一名。三十七名堂務委員會平均年齡才四十多歲。而許多教堂的堂務會是任命的，平均年齡六十多歲，用他們的話說“我們使教會避免了‘教霸’現象和專橫獨斷的‘法老’制度”。所以，這樣的教會，教徒們都喜愛，凝聚力很強，大家樂於奉獻，積極參與。

　　在教徒的積極參與下，主恩堂還建立了信徒代表會，在教徒代表會協同下堂務委員會成立了十二個堂務建設小組，這就是：堂務組、教務組、財務組、宣傳組、聖樂組、音像組、電工組、探訪組、專刊組、接待組、電工組、探訪組、書刊組、接待組、門衛組、環衛組。這十二組都是信徒代表、堂務委員和一些熱心信徒義務參與的。在這些信徒中，有不少是辦企業的能人。他們的廠家、公司被評為縣、市先進企業。本屆堂務委員會主席姓楊，就是楊港塑膠工藝製品廠廠長，作為企業家代表當選為縣政協委員。

　　需要補述一句的是，在這個新型農民城中，農村原有的民間信仰大為淡化了。龍港的佛、道、民間信仰勢力還不如基督教。相反，鰲江北面平陽縣有一個叫錢倉鎮，是古老的閩浙交通要道，歷史上有戰略地位。這裡有座錢倉山，不到兩公里長，竟然有十多個寺廟。那裡還有一個“私廟”就是家庭建的廟，供外人敬拜收錢。

　　上面我們介紹了在同樣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兩種不同回應，兩種不同結果。這裡沒有政府干預，沒有任何外辦介入，完全是教會自己自作自為的，類似兩種典型，浙江省別的地方，全國其它省份也可看到，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龍港是很值得研究的。北京、上海許多部門、單位乃至國務院宗教事務管理局，全國人代會原委員長萬里都到那裡參觀過。從龍港我們可以看到，同其它宗教不同，基督教有很強的適應性，基督教適應了西方近代工業社會的發展。在中國走向現代化，走向世界過程中，基督教是能同步發展的，關鍵是有龍港教會、教徒那種胸懷，那種氣魄實地去做，“向着標杆直跑！”（腓力比書，3：14）

　　中國決心走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的道路，這不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發展的一個轉折，而且是至今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大轉折、大飛躍、大進步。近代歐洲及古希臘的雅典的飛速發展，究其根源是古今兩次商品經濟的發展。 中國自殷周以來，雖然有過簡單商品生產，明清時代的松江、寧波和泉州，還有相當於歐洲同一時期的商品經濟，但是始終處於受封建王朝支配的地位，占絕對優勢的是封閉的自然經濟。本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的農業合作社和人民公社，雖然掛上社會主義的招牌，然而它是排斥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的。八十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和商品經濟打破了地域的界限，開闊了人們的眼界，改變了人們的觀念。人們對“外來文化”、“外來宗教”的偏執、排斥、歧視或冷漠、迷惑逐步為寬容、容納、理解或支持所代替。這是八十年代以來基督教傳播和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中國共產黨發布十九號文件，為宗教的發展提供一個寬鬆的環境，固然這是一個重要原因，但是商品經濟帶來的上述變化也是一個原因，這點人們往往不易覺察到。我們在調查中發現，過去來自親屬、朋友、鄰居對自己入教的壓力，歧視、冷漠、反對、限制、現在大為削弱，甚至沒有了。即使是地方官員也不像八十年代之前，更不像過去的族長、豪紳那樣排斥和打擊入教者。可以預料，隨着時間的推移，中國幾千年遺留下來的傳統文化和觀念將發生巨大的變化。對基督教而言，明清時代乃至民國初年的傳教障礙有的自行消失（如祭祖尊孔），有的將不成為主要障礙（如各種宗教之間的互相排斥，互不相容）。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為基督教的傳播創造了空前有利的條件。不僅是信息傳播、人員來往、眼界開闊、文化素質提高，更重要的是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帶來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革新及人們的精神面貌、價值準則和思想觀念的變化。同時，在調查中我們已看到新的苗頭：現代化和市場經濟必然帶來社會的世俗化，世俗化必然像西方已經出現的那樣淡化宗教。這是今後基督教傳播中必將碰到的新障礙。研究基督教如何適應中國情況，實現本土化、處境化，必須研究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帶來的中國社會、中國歷史的這一轉折性的變化。機遇與困難同在。這就向中國的基督教會和教徒提出新挑戰。基督教有很強的適應性。它依靠自身的改革和努力，適應了古羅馬、中世紀和現當代社會。它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取得了顯著的業績。在東方雖有長足的進展，但是遠不盡神意和人意。基督教在東方，特別是在中國有沒有增長的極限？構成增長之極限的因素是什麼？回應和對策又是什麼？人們拭目以待。
　　　　　　　　　　　　　　　　　　　　　　 原文發表於維真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