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中國教會的大復興——神在中國的手之一
作者: 我也信主
發表日期: 2004-04-07 15:14:13
解放前中國教會的大復興——神在中國的手之一
(編者按:此稿據一錄音文件整理出來,無從考證裡面提到的一些人的準確名字,故有些只按發音打出。另外因為時間匆忙,沒有很好校對,錯誤在所難免,敬請原諒!)
解放前的大復興
問:首先我們希望了解1949年前後整個中國教會的情況.。教會中哪些是合神心意的,哪些是不合神心意的?後來為什麼神容許我們的教會,如一些弟兄姊妹所說的——被神自己拆毀?拆毀到沒有一塊石頭落在另一塊石頭上?舊約裡面以色列人曾經有背擄的經歷,相信我們的教會在那一段時期也處於背擄的境地,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被擄?
老弟兄答:弟兄問的問題非常重要,因為雖然恩典時代和律法時代不同,但是我們的神做事的原則是一樣的,在律法時代也有恩典,在恩典時代更是恩典。
當時中國教會有幾種情形,一種是屬地、屬世的教會,我們在這裡不涉及。
在20世紀初的二三十年代,中國教會有一個大的復興,如宋尚傑博士就是當時被神興起的一個僕人,他一共為主工作了差不多 15年,在中國教會裡面打下了很好的基礎。神也興起賈玉銘老牧師,他在神學方面服侍主多年,今天好多活躍在國內外教會牧場上的重要神的僕人,都是賈玉銘牧師培養起來的,如滕近輝、陳終道等。
還有幾位以倪柝聲弟兄為主,在何受恩教士的帶領之下,以上海為重點,人們稱他們為小群,他們自己也稱自己為小群。小群即聚會處對國內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現在他們對國內教會影響不是很大,在國外,據我所知,在加拿大、北美、香港、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影響比較大,國內只在浙江一帶影響比較大。
在北方最重要的,就是敬奠瀛弟兄,他建立了耶穌家庭,山東馬莊是他們的根據地,聖靈在那個階段帶領他們,採取討飯傳福音的方式,不帶錢袋,不穿兩件衣服,完全是照着主耶穌兩個、兩個地差遣門徒去傳福音的方式去做。他們餓了就去要飯,吃飽了就繼續傳,所以當時這個教會傳了很多。
在北京就是王明道先生,王明道先生不僅影響了北京,影響的乃是整個中國。
到了40年代,神又興起了一批弟兄姊妹。在山東濰坊,耶穌家庭這一支,興起來的是西北靈工團,他們就徒步走到了烏魯木齊、喀什都是徒步的,從喀什到的阿克蘇,就是坐了解放軍的卡車。還有一批就是內地會在甘肅蘭州興起的西北布道團,他們看準的是從新疆到耶路撒冷的這條路線。神也真是與他們同在。
到1949時年,戴德生弟兄特別是內地會的工作面非常的廣,一直深入到中國內地的各個地方,最寶貴的就是深入到了中國的少數民族地區,如雲南,譬如說一些苗寨,傣族,常常是整個整個寨子的人信主,他們不僅傳了福音,而且為他們的方言發明文字,然後把新約聖經譯成他們的文字,所以他們傳福音的質量很好。有的寨子唱詩,雖然沒有伴奏,都是合唱,但是水平相當的高,這都是內地會的教師的功勞,他們確實傳得很紮實。
那個時候就有很多弟兄姊妹準備把福音傳到西藏,聖公會裡一些愛主的弟兄姊妹就把聖經翻譯成藏文,所以解放以後進藏部隊的幹部有些就是先到聖公會購買藏文聖經來學習藏語。我們用的合和本也是清朝末年,很多愛主的弟兄姊妹努力的結果。
也就是說,鴉片戰爭以後,基督教可以在五個通商口岸自由傳教,所以有人認為基督教是靠着帝國主義的大炮進入中國的,其實在鴉片戰爭之前基督教早就傳入中國,只不過沒有鴉片戰爭以後傳得好,我個人認為基督教真正地傳入中國,還是通過戴德生和他的同工們,這些真正愛主的人開始的。
傳教士走過的上層路線
因為以前傳教重點往往放在了宮廷,希望能得到掌權者的信主,然後才能傳。這些想依靠人用人的方法都失敗了。如清朝乾隆年間的利瑪竇,他有一個說法認為儒家是中國的主導思想,好多外族侵入中國,都被漢族同化了,例如清朝的滿族就是完全被儒家思想同化了,清朝仍然是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所以利瑪竇就看準這個,他就一頭扎進皇帝的懷裡頭。投身皇帝的勢力範圍當中,同時擔任清朝的官。他有一句話:“我們要學儒。”也就是說要學習儒家的思想。另外要“化儒”,把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融解在一塊。然後再“勝儒”,他相信基督教思想是比儒家思想更高的。也就是說他認為在中國傳福音要分成三步,首先就是“學儒”,其次“化儒”,最後是“勝儒”。這其中一個主要的出發點是為了促使大批的中國知識分子接受基督信仰。所以以後就給不能給祖宗燒紙不能拜祖宗牌位,不能下跪,就是因為這個矛盾很厲害,所以皇帝很生氣,把傳教士基本上全趕走了。
因為在人民群眾中他們沒有建立好根基,他們走的是上層路線,知識分子路線,以權力為中心,這一方面與主的腳蹤不一樣。主當時的情況大家應該都很熟悉,當時民間有很多兄弟姊妹真正信耶穌,但是教會上層,猶太教上層、希律王、祭司長、文士和法利賽人等掌權的基本上都是站在耶穌的對立面。走上層路線和聖靈的工作方式也是不一樣,當然也有許多法利賽人信主,但對不起,在保羅傳教的一生里,教內保羅受到的反對主要是來自法利賽人,在教外保羅受到的主要逼迫更是來自猶太教的法利賽人。這是一個很明顯的情況。這也是我們很需要注意的,在使徒行傳前13章是彼得的腳蹤,13章以後是保羅的腳蹤。但13章以後,猶太教範圍當中他們雖然信了主,成為耶穌的門徒了,但是他們在思想上跟不上保羅腳蹤的那些人,都一致墮落在啟示錄2章3章里,給士每拿教會中提到他們乃是撒旦一會的人,在非拉鐵非教會的信中也提到他們。所以這一點對我們很重要,注意他們這些人在猶太教裡面都是上層人物,他們是坐在摩西位上的人,在律法上他們是有權威的,但在這一方面他們的自義一直沒有改掉,有些人脫掉了,有一些人沒有脫掉,沒有脫掉自義的人在最後一直被主斥責為撒旦一會的人。他們的自義不但攔阻了主對他們的使用,也攔阻了真正為主傳揚福音的保羅等神的器皿的工作。但我們也這是感謝主,雖然撒旦借着這些人對保羅進行攔阻,卻是幸虧有這些難處,使得加拉太教會、哥林多教會,這些保羅親自建立的教會,其中有很多人反對他,這個反對使我們通過保羅屬靈的橫斷面,窺見保羅裡面許多寶貴的東西,所以保羅在哥林多後書6章到12章里,寫了很多原本是他不願意說的話,他說他作為愚昧人說了很多愚昧的話。但這在他看為愚昧的話,我們看為寶貴,這些話是保羅在主面前很多的領受,為了維護他神給他使徒的身份職責,他就不得不說一些他自己獨特的經歷,比如他在三層天上受啟示的經歷。他用這些特殊的經歷阻止那些懷疑他的小羊。因為如果這些人懷疑他使徒的職分,那麼他所傳的真理有關的重要信息,就不容易被人們接受。
那麼怎樣和我們今天中國的情況結合在一塊看呢?也就是說我們要走傳福音的路,要在這個時代遵守神的旨意,我們要把我們的重點放在哪裡?現在有好多人特別重視知識分子的工作和掌權者的工作,並且把眼睛一直仰望在這兩點上。我自己覺得這兩點都不太正確,我主要從兩個方面來說。因為這是以往從景教一直到漢朝,他們錯就錯在,他們走的都不是耶穌的道路,不是走耶穌遣派門徒傳福音的道路,他們沒有重視聖經上的話:“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廢棄聰明人的聰明。”當然,我不是說我們就要輕視知識分子的工作,因為什麼人都有自己的弱點。哥林多前書1章,從18節到最後都在宣講這個道理:“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神的大能。就如經上所記:‘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廢棄聰明人的聰明。’智慧人在哪裡?文士在哪裡?這世上的辯士在哪裡?神豈不是叫這世上的智慧變成愚拙嗎?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神,神就樂意用人所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這就是神的智慧了。……弟兄們哪,可見你們蒙召的,按着肉體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的也不多。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強壯的羞愧。神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有的,為廢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氣的,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如經上所記:‘誇口的,當指着主誇口。’”所以神直在做一件事情,叫沒有一個人可以因着自己的學問自誇,因着自己的條件自誇,因着自己的有自誇。
福音在中國底層的紮根
我自己就是一個知識分子,但還是求神憐憫。以前我在上海和弟兄姊妹交通,在大城市裡蒙神揀選的神重用的僕人很少。賈玉銘老牧師、王明道先生都不是來自上海、北京、廣州等大城市。上海的弟兄姊妹說:“不然,我們還有一個趙世光。”是的,趙世光的確是上海人,但他現在在哪呢?他做了丟人的事,他用聖經販賣毒品,把聖經挖空了,在裡面裝了毒品,被人發現後就消失了。他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事情呢?就是因為他從小在上海長大這個環境造成的,他就可以受引誘,他出身的環境成為了他的一個破口。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不能同意我的看法,求神憐憫我。的確,神興起的合神心意的僕人不是沒有大知識分子,也有,但不多。因為他們自義的地方太多,攔阻了聖靈的工作。
141年傳福音的結果是4萬萬五千萬連真帶假的,包括那些吃基督教飯的男女青年會加在一起才70萬。真正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恐怕就40多萬那樣。可是從79年落實政策到90年十年內,基督教的人數一下猛增到8000萬,這些人中大知識分子很少、教授很少,絕大多數在農村。有的人就說,基督教的形勢就好像是“農村包圍城市”,當然這是一種很屬世的說法。但是,確實真正不看自己的性命為寶貴,天天在神州大地上為傳福音四處奔波的,而且一傳就有神跡奇事出現的,不是大知識分子,不是那些大學畢業的,中國教會發展最迅猛的地方是山東一塊、河南一塊,河南到安徽,及浙江特別是溫州,聖靈興起的工作很強。在南方,廣州及福州郊區的地方都有神的工作,山西也很好。感謝主,在這裡面,農民占絕大多數,沒有知識的占絕大多數,但神跡奇事一直隨着他們,聖靈興起的工作很強。我們以往總是把目光放在大知識分子身上,現在仍然有好多人把重點放在掌權的人和知識分子身上。但是知識分子只有完全謙卑下來,在神面前蒙光照,在神面前把自己所有的當作沒有,做一個虛心的人,憐憫貧窮的人。如果自己不死透,神根本不會用他們。倘若不如此,那麼恐怕你的學問越大,將來攔阻神的工作就越厲害。我和一個姊妹交通,她問我的工作重點在哪?我說我很快又要到鄉下去,她說她的工作對象主要是加瑪列的門下,我說加瑪列門下的墮落入撒旦一會的人特別多,這是聖經上的客觀事實。所以世上什麼人總是以為自己“有”呢?世上什麼人總是把人引到自面前而不是引到神的面前呢?就是那些有大學問的人,學問很大,能力很大,神也大大使用了他們己,但到了一個階段神就用不動他們。就是因為他們把自己看得太大。
神的救恩是臨到所有的人的,十二個使徒中不是所有的都是加利力漁夫,也有一個是稅厲,還有主特別揀選的掃羅也是上層人士。可是掃羅有一個特點,他特別認真,他認為耶穌在律法面前竟敢自稱為神,他就抓住這些跟着耶穌走的人不放,他認為這就是異端,一定要清除到底,他下決心一定要把基督教教會撲滅不可。對這樣的人神有辦法,主就要用他,掃羅完全可以算是博士,所以一旦這些人其中被神抓住,神一樣要重用他們。所以,有一批弟兄姊妹,他們做學生工作是神的感動。但看見聖靈大量動工的,是在廣大的勞動群眾當中,這一點又是不能不承認的。現在好多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到那些窮鄉僻壤傳福音的,幾乎都不是那些白領也不是那些大學生,還是那些被神興起的勞動群眾,他們很少考慮自己的肉體享受的問題,只要主需要,吃多大苦都要往主指示的那裡去。最早到拉薩傳福音的就是四個農村的弟兄,他們不顧一切就往前衝,我們知道在哪就給他們寄錢,沒錢了就給當地的藏民做工,做些擠奶、牧羊之類的活,只要別人給他們飯吃。一有了錢了就趕緊繼續往前跑。我不是不重視大學生和白領工作,而是要重視聖經上的話。應當把他們帶到神的裡面,成為一個虛心的人,因為人若以為自己知道什麼,就是不知道什麼,他所當知道的還是不知道。知識使人自高自大,唯有愛心能夠造就人。
對於他們重點還是要在靈里打基礎,生命上打基礎,每人都當建立好和神密友的關係,沒有這個關係就不行。我們看約伯的那幾個朋友,他們都是當時的博士呀,神要摧毀的就是他們的自義,他們並不是拿他們別的東西來與主辯論,他們拿的就是自己的義來和神辯論,約伯認為自己沒罪,不知道為什麼要受這樣的災。他們需要破碎的就是這些東西。不是說不可做,只要是聖靈的感動和神的旨意就去做。但要從他們中興起合用的器皿,那必須經過神很厲害的對付才行。沒有神厲害的對付,這些人總以為自己很好。
解放前拿着美金傳道,大多數都是傳了幾十個教友後就開始建教堂,在當地開始過起一個“西國的生活”,或者說盡力達到西國的生活標準。我自己就享用過這樣的生活。也就是說如此這般傳福音,傳了141年,才傳了幾十萬人。79年落實政策以後,90年金陵神學院向來訪國外友人透露中國有8000萬基督徒,其中在禮拜堂的是700萬,外面的是7000多萬。這就使我們來反思,以往教會的工作哪些地方是正確的哪些是錯的?錯的我們要引以為戒。凡是經不起火的考驗都要被拆毀。
學生歸主運動及其教訓
1946年開始,特別是淪陷區,日本一投降,神就興起了一個學生歸主運動,一下子許多大學就興起了很多學生團契。北京也成立了福音聚會處。當時,一下子基督徒數目就增加到250多萬,但後來,特別是經過一個肅反運動,差不多百分之90都放棄了信仰。他們放棄信仰的原因大都有兩個,一是我們不能不顧人民於水深火熱中,而把自己關在家裡堅持信仰。另外就是他們都親眼目睹了國民黨統治後期的腐敗與慘無人道。而解放軍的優良作風與國民黨軍隊完全相反。解放軍進入蘇州的時候,下着雨,解放軍戰士都躺在街上,為了不擾民。
當時人心所向就是共產黨,特別在知識分子當中。他們也對共產黨建立的新中國充滿了希望。很多人都是帶着一顆愛國、愛人民的赤誠之心放棄了信仰。除了出國的,肅反運動之後絕大多數人廢棄了信仰,而這些人後來重新歸主的不到三分之一。可見,當時放棄信仰的確不僅僅是人的軟弱的問題,是整個社會歷史背景的客觀的大問題。當時客觀上環境的大變化,新舊社會對比的衝擊,對我們這些知識分子影響很大。面對烈士的光環我們這些基督徒覺得自己很渺小。人家不要天上的榮耀,只要人民的解放,我們很自卑。《可愛的中國》我看後幾乎放棄信仰。
那時人家說到祖國的未來,說:“我們中間的黨團員哪,我們並沒有給你們留下一下袖珍的新耶路撒冷,我們只給你們留下一個九百六十萬平公里,一窮二白的中國。你們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在上面畫自己最美的圖畫。”
那時北京一些大學的基督教團契,一經過思想改造,一掃而光。
如果一個人對神的經歷不夠,沒有建立起很好的生命,與神的關係沒有建立好,這不僅僅是真理的問題。真理誰都知道,但根本的作用是你和神的關係,你是不是天天坐在主面前聽主講道的人,我幾十年總結出來的。唯有上好的福分,沒有人能奪去。馬大的福分能被人奪去,社會突變革命前後形成的鮮明的對比、加上種種客觀的壓力再加上教會內部的腐敗出現,使許多弟兄姊妹原來很愛主信仰一下就被摧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