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酒、新皮袋
——略思聖經觀與神學思想建設
文章作者: 福建神學院 黃朝章 發布時間：2003.1.28 文章來源：本站報道

　　聖經的詮釋決定神學思想，樹立正確的聖經觀，關鍵在於好好研究聖經、歷史與神學。

耶穌的聖經觀與神學

　　在耶穌的心目中認真學習、研究、掌握聖經被看作非常重要的。《新約聖經》中記載當耶穌十二歲上耶路撒冷過節時，“他在殿裡，坐在教師中間，一面聽，一面問。凡聽見他的，都希奇他的聰明與他的應對”（路2∶46-47）。從耶穌受試探與撒旦的三次對話過程中足見耶穌對聖經的熟練與理解（太4章）。耶穌針鋒相對，引經據典戰勝魔鬼的試探。當耶穌出來傳天國福音時與法利賽人的鬥爭，我們又再次看見他引用聖經來反駁法利賽人對他的攻擊。可見耶穌對於聖經有何等的重視。可是單單學習、研究聖經還是不夠的，還要有依據聖經的神學思想作指導。我們從耶穌當年所傳的福音來分析，主要有三個方面，這三個方面是耶穌對聖經的高舉和活用。耶穌將福音歸納為：一為天國的福音即上帝的掌管。二為愛上帝與愛世人並列。三為在真實的人生經驗中將上帝的啟示彰顯出來。如何面對聖經與其處境化關係從而制定出一套符合聖經的神學思想，是當今每一位基督徒所面臨的問題。同樣地，這樣的問題也臨到耶穌身上。耶穌在他的時代，勇敢地表現出來。首先他將聖經活用起來，並且作出新的要求。事實勝於雄辯，例如：耶穌在馬太福音書關於登山寶訓的教導中在論及律法（太5∶21-48），耶穌六次提及舊約律法，說：“你們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又以他獨特的權威，六次提出更高的律法：“只是我告訴你們……”這更高的律法，就是“基督的律法”（加6∶2）。基督的律法不是承襲儀文律法的舊樣，乃是突出了心靈的新樣。它有一個新的要求：基督徒僅僅沒有違背律法的行動是不夠的，還要在心裡沒有意念。這樣，就把對誡命的要求提高了一步，從對行為的約束提高到對內心的約束。這是從根本上對付人的罪。舊約律法只能誅人的罪身惡行，而基督的律法是藉着聖靈誅人的罪心惡念。誅身是滅人的靈魂生命，誅心卻是救人的靈魂生命。故此耶穌說：“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斷不能進天國。”（太5∶20）

　　其次，我們又看到耶穌把古舊的聖經與全新的觀念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貫於其新的表現形式且富有新意。例如：耶穌在論及新與舊的比喻時說：“沒有人把新布補在舊衣服上，因為補上的反帶壞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裡，若是這樣，皮袋就裂開，酒漏出來，連皮袋也壞了。惟獨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裡，兩樣就都保全了。”（太9∶16-17，可2∶21-22，路5∶36-38）現代聖經解釋專家阿特金松在論及耶穌的聖經觀時說：“耶穌已帶進了一個完全新的時代，和老舊的猶太體制是格格不入的。律法的統治必須過去，好叫恩典暢通無阻。耶穌以一種全新的眼光，為要闡明真理的原則和屬靈的哲理；同時也說明耶穌所宣講的天國信息，必須要有新的形式表現。”由此可見，耶穌在傳講聖經、運用聖經時都以一種全新的眼光和時代的處境化及生命的問題作為他宣講天國福音的切入點。惟獨耶穌才堪稱活學活用，高舉聖經。他用歸納、辯證和處境的方式，去處理他遇見的信仰與生活的問題，從而產生了新約的神學思想。 保羅的聖經觀與神學

　　中國現代神學家趙紫宸先生曾在《聖保羅傳》的導言這樣說過：“聖保羅是基督教史乘上、主耶穌最偉大的使徒。主耶穌是基督，永生上帝之子，是立教之祖，聖保羅則是使聖教局部的、民族的範圍開拓而為世界人類的公教的先鋒。他人格中合流之會歸，他思想上開正解之端源。”保羅對教會的貢獻巨大是無人可以置疑的。他不僅為教會寫了十三封書信，而且使原來猶太教那種狹隘的民族神學思想走向世界，成為今日普世的宗教。近代的神學家莫理斯在《認識新約神學》一書中指出：“保羅是第一位把新約非神話化的人，而且保羅神學的出現說明基督教立場在第一世紀中葉之前即耶穌去世後不足二十年已經穩固地建立起來了。” 　　保羅原是一個猶太人，“第八天受割禮，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憫支派的人，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就律法說，我是法利賽人”（腓3∶5-6）。一個人的神學思想是深受其生活和文化環境影響的。保羅的神學思想和聖經觀的思想追本溯源即是與他生活、文化及所處的社會環境密切相關的。

　　在保羅的神學思想中，有兩個中心主題 “因信稱義”和“活在基督里”。前者強調上帝的恩典和人的接受或相信，“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弗2∶8）。“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着”（加2∶20）。保羅對耶穌的認識完全鑄就在他的思想和行為中。在他的著作中充分宣揚耶穌新的上帝觀和道德觀、社會觀。在他著作中，他儘管不太強調耶穌的生平，但他生活卻再次展現耶穌的生平。在解釋聖經方面，他脫離猶太人的傳統觀念和文本注釋的單一模式，而代之以時代的亮光去傳遞上帝的啟示。例如：“愛人不可虛假，惡要厭惡……不要志氣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為聰明……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羅12∶9-18）無論如何保羅的聖經觀與神學給當時的人們一個全新的面貌，使猶太派基督徒無法接受。我個人的感受是：首先保羅的信仰及神學思想在“因信稱義”問題上，使外邦基督徒不需行割禮，守安息日，守律法和規條的要求，一切乃是恩典和相信，因信與上帝建立合宜的關係。其次，保羅突破猶太派文化的小圈子，將基督教希臘化、普世性。其三，兼容並收希臘的文化，植入其中。廢除因循守舊，使基督教福音得到發展，使之結出碩果，為福音開闢新的土地，保羅不愧為早期教會中偉大的神學家。

教父的聖經觀和神學思想

　　教父是古代基督教著述家的泛稱，意為教會父老。他們的著作大都對後世基督教教義和神學有較深的影響，被尊為教會傳統之重要組成部分，是研究基督教史和神學思想史的重要依據。由於古代教會歷史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因國家、民族、文化、政治、宗教等不相同的背景，故產生了東西方教父之稱（可分為東派的希臘教父和西派的拉丁教父），雖然他們之間存在着一些派別的不同，但是他們的著作在基督教教義和神學體系的發展中形成了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按着傳統教會的分類法：凡在尼西亞會議（325AD）之前後的教父，他們被稱為“尼西亞前教父”和“尼西亞後教父”。由於教父們時代的不同，以及文化、社會、所面對的環境之不同，因而他們的聖經觀和神學思想也隨之不同。前教父的著作中有大量的為基督教進行辯解的“護教文”出現，構成護教文的內容主要有三方面：其一為闡述基督教教義中耶穌基督的福音真理，其二，批駁異端邪教的攻擊論點。其三，為基督教受到迫害鳴不平，公開要求羅馬帝國政府公正、公平地對待基督教。然而尼西亞後教父的文化水平和理論深度都高於前教父。因為此時的基督教已成為羅馬帝國國教，很自然地，有許多的官方人員和比較多的高等的知識分子加入到教會中來，使教會在理論研究上和文化層次上明顯比前教父的隊伍壯大和理論水平提高。特別是在聖經觀和神學思想方面，前教父和後教父之間有着明顯的不同。因為教會成為國教後，這些後教父們的精力已不在護教著作，而是集中於斥責異端和立正統教義和神學。“三一論”、“基督論”等“教義神學”的基本命題和正統教義，通過不斷的思考、調整和爭論，最終得以形成和確立。

　　從前後教父著作之不同，我們看出，古代教會在聖經觀和神學思想上是需要因時、地的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不同和教會發展過程中自身需要的不同，做一些必要的調整，只要從積極的角度去研究聖經和維護聖經的權威，這樣的聖經觀和神學思想既符合基督教的傳統，也利於教會的發展。 　　總之，為了辦好中國教會開展神學思想建設，是效法主耶穌的榜樣，敢於面對歷史和現實，勇於創新。接納新的文化、新的思想、新的事物、新的辦法，在聖靈的引導下自覺地調整神學思想，使基督教教義能揚其精華棄其糟粕，保存其生命力。“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裡，若是這樣，皮袋就裂開，酒漏出來，連皮袋也壞了。惟獨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裡，兩樣就都保全了。”（太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