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忙了幾個星期，現聖誕已過，即將 out of 2012，謹以此文紀念戊申閏年12月21日。

社花 （原版回憶錄，真人真事，供參考。請尊重著作權，不要轉載。）

我們下鄉知青偶爾也到公社集中開會，叫做辦“學習班”。知青們破天荒第一次選出社花就是下鄉是年冬辦學習班的時候。那天我們生產隊的地崽大呼小叫從外面進來，激動萬分說﹕“我們公社新分來一個三中妹崽，長得好險啊！”長得“險”就是說長得漂亮。

在鄉下的一群城市寡公子看來，再沒有什麼比長得險的女人更有吸引了。我們雀躍歡騰，跟着地崽去“洗眼睛”。“洗眼睛”也是知青間的黑話，是開眼界或滋潤眼睛的意思。 “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聲好象明媚的春光……”一群十六七歲的女生小母雞一樣呱呱歡叫着走出食堂，根據“險”的特徵，蠢豬也可以一眼看出地崽講誰。那姑娘個兒高挑，娉娉婷婷，頭上青絲梳成俗稱“一塊瓦”的短髮，黑白分明的眸子，顧盼生輝。沒有一個男生膽敢上前搭訕。一股明艷逼得使我們偷偷往後退縮，竟然至於一鬨而散了。

據後來分到我們隊的那人的同學小陳說，那姑娘叫海君，是上海人，跟着父母一塊來到桂林支邊，家裡是資本家，好象過去蠻有錢的。小陳還說，海君學習好，能歌善舞，唱起江南小調軟得倒人，老師曾說推薦她去考歌舞團呢。聽了介紹，我總覺得有個千金小姐的倩影在眼前晃來晃去。地崽更摩拳擦掌建議﹕哪天我們到海君隊裡去耍。

不久就到了農曆年，隊裡放了春假。田野還沒開耕，滿山遍野都是紅花草。我們三個知青冒着料峭的春寒，跋山涉水，逶迤來到海君落戶的村子。正巧她們隊裡也不出工，海君身上一領碎花襖，足下一雙黑布鞋，正在看書。見了我們，便放下手上那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招呼客人。她禮數周到，落落大方，不很熱情，也看不出厭嫌，倒顯得我們有點木訥了。環顧四周，還算得几淨窗明，沒有我們那兒寒磣。沒多久，和她下在一起的女生回來了，那人小時害病，盲了右眼，有個外號叫“獨眼龍”。當時還沒有照顧殘疾的政策，也挨趕下鄉了。海君見她進了屋，交班一樣說要去記工員那兒掛工分，揚長走了。我們丟了魂似的，有一句沒一句地閒聊，一直等到晌午，她連一個影兒也沒有。大家趕了半天山路，肚子唱起歌來，縱然不舍，還得告辭。這時獨眼龍才問客殺雞，邀我們留下吃飯，我們哪敢戀棧，踉蹌而出。地崽罵罵咧咧說﹕“這個妖精，看着花兒一樣，恁地小氣。”而後跟着小陳跑到同村男同學那兒哄飯，小陳開口巴結，“老同學，我大老遠跑來看您來了。”老同學狐疑地說﹕“你來看我？老實說，你去了海君那兒沒有？”沒有法子，我們祗好承認去了。老同學料事如神般大笑說﹕“你們要是先來找我，我就勸你們不要去了。自我們下到這兒，村里就不曾安寧過。知青成群結隊來找她，全是男的，沒有女的。海君天天給他們煮飯，開始吃肉，其後吃菜，後來菜也沒有了就吃豆腐乳，聽說現在是連米都吃光了。沒臉沒皮的，象群蝗蟲。”

海君自到公社，就成了男知青永久的話題。地崽選她做社花的提議大家一致接受了，她的優勢很明顯。我聽說她身高一米六八，體重五十五公斤，家裡是印刷廠的，有一個已經工作了的哥哥。我們喜歡談論她怎麼怎麼“險”，但揚善也不隱惡，也笑她看着象個運動員，挑擔還挑不了八十斤，有回感冒，刮得滿頭痧。小陳從獨眼龍那兒還搞到個內部消息，說她白帶多。我們結結巴巴地問﹕“什麼叫白帶多？”小陳一愣，說﹕“白帶多就是白帶多。”

那年夏天，海君就出事了。一天有三個同學從桂林騎車來看她，支書對知青你來我往早已看不慣了，就帶着民兵上門盤查，問了半天也沒問出什麼頭緒來。臨走支書看到三部單車，心裡酸酸的便問單車哪兒來的。三個人異口同聲說是家裡的。支書說，那好，你們打證明來領。三個人爭辯了一下，支書翻臉了說﹕再喊老子就抓起你！三個人走後，支書就用大隊的拖拉機把單車拉到鎮派出所。

一天來了輛吉普把海君“請”走了。來人明說﹕今天來請，是因為那天繳去的三輛車子，有一輛是贓車。當晚審訊，她紅着臉交待﹕“他們三個同學騎車來隊裡玩，我對他們騎什麼車子並不清楚。”

所長眯起眼睛噴出口煙﹕“你真的就那麼乾淨？”“我？”海君大驚失色了﹕“我？我有什麼啊？”所長彈了彈煙灰﹕“一，你那裡發現失車，你這是窩贓啊。二，那麼多男人來找你，你要坦白自己的作風問題。”海君聽了紫漲了臉，大聲抗言﹕“我根本就不知道那部車子是偷來的。要講我有不有作風問題，可以去醫院做檢查。”接着就爆發了情緒化的爭吵。

第二天海君挨游了街。她被五花大綁，兩條上臂扎在身後，隔着一件夏衣，一對奶子古里古怪地嚮往奓着。街民看到，海君頸上一左一右墜着兩隻穿了洞、開了口的鞋子，象牽狗一樣被拉了出來。後背掛了個牌子，寫着﹕偷車賊，爛麻包。兩隻小臂勉強可以活動，一手拎面鑼，一手拿只槌。警察要她走一段敲下鑼，再喊“我是偷車賊，我是爛麻包”。可是她眼睛哭腫了，嗓子哭啞了，發起音來很好笑。

那天鎮上炸了圩，人們奔走相告，萬人空巷。她頭上那“一塊瓦”已經剪爛了，蓋不住俊秀的臉，那個部位最叫群眾來氣。它媽的，老子在農村種田又黑又瘦，你們長得有模有樣、白白嫩嫩，還不是家裡當着官兒。小伙子火氣最大﹕娘賣麻披，城牆上頭拉尿——好高的眼。沒想到吧，你狐狸精也有今天，哈哈！

海君被拖到哪裡都被人群密密匝匝圍着，僅在行走的方向留下一條縫隙。民眾罵她，數說她，向她吐口水，扔石子。走到牲畜欄一帶，一個農民大吼﹕打死你這個賣X婆！說着朝着她的屁股狠狠來了一腳。兩個婦女應聲撲過去掐她的臉。有個後生號召﹕剝下婊子的衣服！馬上有人撕開了她的衣領，觀眾高聲叫好。原來，本地過去有將不貞婦女扒衣示眾的習俗。警察看到勢頭不對，就牽她回去了。

這些事情我們祗是聽說，當日上街賣過小雞的婦女隊長告訴我們時還連連搖頭﹕“可惜了，那妹子看着好能幹啊，估不到是那種人。”“能幹”是鄉談，意思和“險”差不多，語多惋惜。

事情太蹊蹺了，翌日我們自告奮勇上街挑化肥。到了鎮派出所，那平時戒備森嚴的大門敞開着，鎮民往來有如過江之鯽。進去的鬼頭鬼腦，出來的笑逐顏開。我們好不容易擠了進去，在充作牢房的柵欄後面，一個年輕女人三分象人七分象鬼坐在牆腳一爿稻草上面。參差的黑髮蓋着埋在臂彎的腦袋，雙手抱膝，光着兩隻腳。我們熟悉的黑布鞋東一隻、西一隻散落在旁邊。

出了大門，我們把認識的小警察拉到一邊呱唧﹕“海君這是怎麼回事？”小警察撐大嗓門附耳說﹕“不好講得。海軍成了空軍啦。白天對她還算客氣的，夜裡審她，她不承認。我們把她兩手一索子綁起。繩子很長，繞過屋梁垂下來。又問，她還嘴強。我們一拉索子，她就站立起來，高舉雙臂，直繃繃象條冰棍。她不駁嘴了，可是不答話。我們再收緊索子，她雙腳就離了地，一隻鞋也掉了下來。這時她衣服往上抽，褲子往下褪，肚子雪白象豆腐。所長薅起一根棍子，問一句，厾一下。她叫起來象殺豬一樣，招認睡過。順手甩了兩個耳巴，就坦白睡了六七個。一耳光打出三個，這婊子養的！”講到這裡，小警察哈哈大笑起來。

秋天，海君的哥哥幫她聯繫了五通的一個大隊，要她轉點。公社管知青的佘書記拒不簽字，說﹕“你犯了錯誤拍拍屁股走人，剩下的知青還怎麼教育？”公社用她作反面教員儆戒我們這些知青。罪名有三個之多﹕一，偷盜單車。二，作風問題。三，唱黃色歌曲，看蘇修的反動小說。第三條使我馬上想起她唱過《喀秋莎》和讀過保爾和冬尼亞的愛情故事。

又快過年了，那天海君來隊裡找小陳，給他從桂州捎了東西來。地崽簡直受寵若驚，我們有塊臘肉，每次炒菜用來煉油，他把我們那塊抹鍋肉炒進菜鍋，而後恭恭敬敬搛到海君碗裡。海君始終不發一語，真是一人向隅，滿座愀然，連小陳都不敢上前惹她。客人要走了，我們送到村口。海君攔住我們﹕“人言可畏，你們都回去！”我們止住腳步，看着那纖細的身影一腳高一腳低走進夜暮。

春天，公社同意海君轉點了，原因也很奇特。一晚，支書把海君叫到大隊部訓話，一進門就把大門閂了。他假惺惺問她生活苦不苦，勞動累不累，還殷勤地問她有什麼困難。突然那傢伙有如餓狼一樣猛撲過來，把女知青壓在身下。說時遲那時快，海君狠命一口咬去，差不多將他的耳朵咬了下來。趁支書用手捂住血淋淋的半邊臉，海君一溜煙跑到公社去了。不久她就轉去了五通，書記這時改口了﹕“知識青年，可教育的麼，你這樣對待她，怎麼還好硬攔住人家？”

海君走後，我們這一屆的老知青，就不大談女人了。沒有多久，小陳回了趟桂林，就說海君嫁給了五通馬車社一個鄉里人。她心力交悴的哥哥又跑了一趟五通，勸其退婚，結果無功而返。新人在土胚房子拜堂，後面棚子還栓了一匹馬，滿地腥臊。她的同學和上海親友，一個也沒有到場。我和地崽懷疑小陳騙人，因為上海姑娘都很高傲，是怎麼也不至於下嫁一個鄉間車把勢的。

後來獨眼龍因殘返城，地崽進了當地化肥廠，小陳做了工農兵學員。過了幾年，我也回城了。那天我踩着單車趕上班，看到一隊馬車，很不協調地在卡車和巴士旁行進，車上堆滿麻袋，尾部還吊着氈子鍋盤一類用品，倒象是遷徙的吉普賽部落。車夫都是黑不溜秋的漢子，他們縮頭縮腦抱着根鞭子。偶而也甩出兩桿子，去鞭笞不肯下力的瘦馬。我一輛一輛超過馬車，突然發現有輛車上的貨物居然活動起來。原來這車載運的麻包上面，竟然還坐着一個女人。而且唬我一跳的是，這人分明就是海君。那女人面容憔悴，頭髮疙里疙瘩，懷裡奶着個嬰兒，一個已經可以讀幼稚園的男孩坐在旁邊吮手指。她臉朝這邊，目光穿越我聚焦在身後的遠方，仿佛我是透明的。我剛要喊她，轉念一想，這麼多年了，你認得她，她認不得你，這種邂逅勢必有一場難堪。這是我最後一次看到那個女人。

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粉碎四人幫以後，國家變化很大。一九七七年恢復科舉。我僥倖一試，不意考上師範，幾年寒窗，畢業分到中學教高一。第一天走進課室，看着那些剛剛發育的女孩子，怎麼個個都象海君？因為工作忙，我和朋友們就往來日疏了。祗有地崽寫來一封信，抱怨老三屆怎麼怎麼虧，恭賀我乘上了末班車。才教了兩年，在北美的外公申請我辦移民，我就帶着新婚的妻子來到這裡。洋插隊確也不容易，但在一個老知青眼中，那根本算不了什麼。我很快就買了房子，買了車子，帶着太太和兩個歡蹦亂跳的兒子，搬到西區去了。

知青比較戀舊，地崽和小陳經常回村去玩。找當年的後生喝喝酒，看看種過的自留地和使用過的犁耙。醫家說這是一種情結。而我，則老愛談海君的遭遇。同胞都勸我不要老盯着人生的陰暗，老外還一口咬死說那不過是我的小說編造，甚至有人懷疑我是否暗戀着她。現在，“聯誼會”準備出一個《我們那個年代》的集子，我心血來潮，不由伸紙援筆。倘若海君在世，一定想不到一個她不再記得的知青，自不量力，正伏案描寫人們早遺忘了的她四十餘年前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