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憶岱年先生

張岱年先生，是我心中永遠的師長。

上一次見到岱年先生是九七年夏，我從美國回國探親。那時先生已經八十八歲了，但還像我十多年前第一次見到他時那樣：頭腦非常清楚，胃口也很好，一邊大口地吃着紅燒牛肉和炒海參，一邊還說很香、很香，只是聽力差多了。他開玩笑說，現在得對我大聲疾呼了。

與先生別後，心中總惦記着一件事，九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是先生九十大壽，願上帝保佑先生平安。

我是在大學學習中國哲學史時,才知道了先生的大名，等到多次細讀了先生的大作─〈中國哲學大綱〉之後，我不得不同意曹聚仁先生的評價，"宇同（即張岱年）先生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其成就不在馮友蘭先生之下。"我那時以為，先生寫這將近六十萬字大部頭時,一定是老先生了，後來才知道，先生完成這部立身之作時年僅二十八歲，尚不到而立之年，時為一九三七。

親眼見到先生時，先生已經快八十歲了。那是八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我在中央黨校理論部讀研究生，導師劉宏章邀請他的老師張岱年先生講課。先生拄着拐杖走進了教室，穿的中山裝已經洗舊了，是藍色的，提着不知是哪一個會議發的一個布包包，白色藍色相間。他說話有時有點口吃，像一個慈祥的老爺爺，沒有一點名流的派頭。若不是劉老師介紹，我怎麼也不會信這就是北大的名教授、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泰斗。

課後，按照劉老師的囑託，我和范鵬同學負責整理張先生的講課錄音。

整理先生的講課稿非常容易，記下來就是了。正如先生行文喜歡簡練一樣，他講課也簡練，沒廢話。當時我氣盛，在整理的過程中，沒有徵求先生的意見，就自作主張地在他的稿子上增添了幾句話，當然也有根據，是他早年寫的〈中國哲學大綱〉。

稿子整理好了以後，我和范鵬騎了二十多分鐘的自行車,從頤和園後面的中央黨校,到了先生的家.師母給我們開的門,並說請進,請進.

我們把稿子交給了張先生,他看後微笑着說了兩句話，"加的好。加的好。謝謝。謝謝。"

我們告別時，先生站起來，要送我們倆。我們擔當不起，忙說:先生不要送了.

先生重複地說："要送。要送。"

先生送我們到了樓梯口，還舉起右手連連跟我們說："再見。再見。"

以後每次告別先生，先生都要送，都要說"再見、再見。"

這一聲"再見"，使我成了張先生的私淑弟子。

已經過了十多年，我還忘不了第一次見到先生書房時的感受，用兩個字就可以形容：震驚。先生住在中觀園四十八樓第二層，兩個臥房一個小書房，此外在別處還有一間小平房，放書。先生的書房小到了轉不開身的地步，他見我和范鵬來了，就先站起來，把椅子轉過來，再坐下。我們兩人一個坐在靠着牆的舊沙發上,一個坐到了書桌旁邊的椅子上,坐下後，誰也動不了了，因為腿根本就伸不開。我怎麼也無法相信這位學術泰斗的居住環境如此寒酸，而這還是在北大，還是在文革已經結束了十多年。但先生似乎對此已經無所謂了，或者無可奈何了，他只想抓緊有限的時光，多寫幾本書、幾篇文章。

與先生熟悉後，我曾問先生為什麼不給這書房起個什麼名號。

先生笑了，說，你看這能叫什麼呢？想了想又說，叫蝸牛居吧。但緊接着又說：蝸牛居，不雅，不能這麼叫。現在我想，先生大概還是有些怕，怕起了這麼個名字，傳出去
了人家會說他發牢騷。

不久後我給先生送稿費，又進了他的"蝸牛居"。先生說這份稿費他不能收下，因為是我和范鵬整理的，所以，我們一定要收下。我們怎能收！但先生堅持必須收下，至少要收下一半。

我們別不過先生，只好全收下了。我握在手中的不是幾十元錢，而是一個仁厚的長者對後生學子的一顆愛心。

先生淡泊於利，也淡泊於名。他的文集中的每一本書、每一篇文章，都是他自己一個字一個字地寫出來的。他擔任主編、和別人合寫的書，他一概不收入自己的文集。他的弟子按照他的思想和他一起寫的文章，他也不收入自己的文集。他的看法很簡單，"那不是我寫的。"

在北京的兩年很快就過去了。八七年夏，我要畢業了。有一天，先生突然打來電話，約我和范鵬去飯店吃飯，說是為我們倆人餞行。那時我正因為研究生班內的某些事情傷肝火，以為太不公道了。但就在此時聽到了先生清清楚楚所說的那兩個字："餞行"，我很感動。心想，無論在京城的這兩年遭遇了什麼，遇到了先生這樣的一個人，值得了；無論自己這一生學到了什麼，有先生這樣的一個仁者作我的老師，值得了。

一轉眼，快十二年了，我一直忘不了先生。又一轉眼，我在美國生活也快八年了。這八年多來，當我懷念我的祖國時，我的祖國的概念中包含了我的先生，正是在像岱年先生這樣的一個個中國文人的生命中，我撫摸着祖國的心臟。

和先生接觸幾次後，我發現先生同許多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學者有很大的不同。這不同是什麼呢？我仔細地閱讀了先生的書籍和文章後我發現，原來先生是以一個哲學家的眼光來看中國哲學史的，先生首先是一個有自己的哲學思想的哲學家，然後才是一個有獨特的研究角度和方法的中國哲學史史家。

我為這樣的發現而興奮不已。我不相信先生在從三七年到四八年的這十一年間，思想上是一片空白。

一次去山西,偶爾從山西出版社出的一套學者小傳中，我看到了先生在清華園解放前曾寫下了若干哲學手稿。在我的再三懇求下，先生拿出了他四十年前寫下的哲學論稿的手抄本，讓我讀了。那些手抄本都是仔細裝釘好的，有黃色的封面，文章是當年先生求人一字一字抄的，字很漂亮。把這些手抄本捧在懷裡，我突然體會到了什麼叫如獲至寶。

這些論稿寫於四十年代，還沒有完成。四八年清華大學解放後，慢慢地，先生知道了自己的思想是不合時宜的，於是，五三年秋，先生求人把它們謄清後，就鎖到了箱子裡，這一鎖，就是三十多年。三十年來，我是它們的第二個讀者。後來先生告訴我，他沒想到他能親眼看到自己的哲學論稿問世。我知道，不是他不想，乃是不敢想。在那個特殊的時代，除了一個人的思想外，其他人有自己的思想，那是罪過。

再三地閱讀了先生的手稿後，我興奮不已，好像在精神的王國中發現了一個新大陸。原來，從三十年代起，中國就有這麼一個唯物主義的哲學家，批評當時"多數講馬克思主義的人，對於馬克思主義以外的學說，不問內容，不加分別，一概藐視，一概抹殺。"主張將"唯物、理想、解析綜合為一"，即將唯物論、唯心論和分析哲學綜合起來。他提出了這個主張，並按照這個方向在中國哲學中進行了一次富有成果的綜合創造。先生的思想被鎖在箱子裡三十多年，這實在是思想貧乏的中國思想界之不幸。因為早在一九三六年，孫道聲就著文將張的哲學思想概括為"解析法的新唯物論。"

八七年的那個春天，我一再勸說先生把他的手稿公諸於世，張先生聽後猶豫了，說還是等待身後再發表吧。先生是不可能不想自己的思想公諸於世的，他幾次和我說，你說他們會發表這些東西嗎？又自嘲自己的思想是"奇談怪論"。

我似乎明白但又不盡明白，先生已經是快八十的老人，還怕什麼！是先生太謹慎了？還是太膽小了？是生來就如此，還是多年挨整被整怕了？反正情況就是那樣，先生的確怕。後來，在我和劉鄂培等幾個弟子的反覆勸說下，先生終於下決心把書稿交齊魯出版社出版。只是堅決拒絕使用原來的書名─〈天人五論〉，擔心別人會說他太狂了。於是，為手稿取了個新名字，叫〈真與善的探索〉。

看到先生的過分小心和那麼多的擔心，我感到好笑更感到悲哀和憤怒：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真是太悽慘了。當清華大學在劉鄂培先生的主持下將張先生多年的著作和論文匯集出版時，先生堅持書名只能用〈張岱年文集〉，不能用〈張岱年選集〉，生怕用了選集會觸犯聖諱。他明知這是一個很荒唐的事。但還是堅持不能用選集，怕惹禍。我笑先生心有餘悸，先生說，是啊。是啊。可有人老拿着鞭子啊，有什麼辦法。

得到了先生的哲學論稿後，我花了將近兩年的時間，藏身於圖書館中，查閱了先生從三十年代起發表的絕大多數哲學論文、著作，還有手稿，寫出了─〈綜合與創造─論張岱年的哲學思想〉一書。當我最初的幾篇論文寫出後，我曾請先生過目。先生總是說；"很好。很好。"除了個別的錯字外，先生從不改動我的文稿，特別是在我對其學術成就和哲學思想的評價方面，先生從來不改一字。他只是反覆叮囑我，不要評價那麼高，高了就名不符實了。

我想先生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他非常高興地感到"吾道不孤"，有人評析他的思想；另一方面他又深知樹大招風，擔心別人會給他扣上一頂辯證唯物主義的"異端"的帽子。好在時代終究不同了，公開批判先生的哲學思想的文章沒有了。但先生還是很謹慎，他堅持的唯一的修改意見就是：書的付標題不能叫論張岱年的哲學，要叫論張岱年的哲學思想。

〈綜合與創造─論張岱年的哲學思想〉一書出版後,我送了一些給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同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雜誌工作的著名學者龐朴來信說:"季同先生聞道(辯證唯物)最早,治學最勤,坎坷最大,生計最苦,在同輩人中,也最少為人知.今得足下悉心闡揚,非唯先生之福,亦讀者之喜,學界之盛舉也"。

令我非常欣慰的是,張先生在總結他一生的經歷和思想的"八十自述"這本小書中,說"近幾年來,有幾位及門學友對於我的哲學思想頗感興趣,寫了一些評述的文章,可以說是我的知音"，被先生視為知音的,首先就是他最得意的入門弟子程宜山君.緊接着先生就寫到，"1986年我應劉宏章同志之邀,到中央黨校為研究班講課,聽課的有范學德同志,對於我的議論很感興趣,他借去我的全部存稿,寫了許多篇論述我的見解的文章,進行深入的分析評述,1988年集我一書,題目是(綜合與創造--論張岱年的哲學思想),是關於我的思想的專著,由劉鄂培同志寫了序文."先生如此厚愛,令我十分感動，而我讀到這個小書時,人已經去美國多年了.

在研究張先生哲學思想的過程中，我深深地佩服先生學術修養的深厚。自己過去一直以為先生的國學功底深厚，但接觸後才知道先生對西方哲學特別是西方分析哲學有很深的了解。先生告訴我，在四九年前，他讀英文的哲學原著比讀中文的多。我在圖書館的舊報刊中也發現，早在三十年代中期，先生就向國人介紹過了維也納的哲學。

先生告訴我，大學時代，當時西方分析哲學最新的哲學著作一出來後，他的哥哥申府先生就向他推薦，他就一本接一本地讀了。

別看張先生是一位難得的大學教授,但他當年上大學時,卻不是循規守矩的好學生，他當時考上了清華大學，而那時清華大學的學校當局居然對學生的軍事訓練，先生實在手不了了,讀了幾個月，就退學了。

後來到北京師範大學讀書，張先生不僅不喜歡聽課，也常常不去聽課，只是一個人鑽進哲學書籍中苦讀、深思、明辨，並為此而廢寢，而忘時,就因為他老缺課,所以他還多─念了一年。
到了五十年代初期，張先生知道自己無法再按照他自己的思路講授哲學理論了，從此後，他就不再接觸英文哲學原著了。

文化大革命時，先生被命令搬到一個只有一間半大的小房子，他不敢抗命。為了搬家，他不得不賣掉四平板車的舊書。我猜，這些舊書中一定有許多英文書。不過，我還沒問過先生，下一次回國得記着點。

在研究張先生思想中，先生告訴我，中文所翻譯的羅素的"感覺材料"一語，不準確，應當翻譯為"感相"，"唯物論"、"主觀唯心主義"和"客觀唯心主義"應分別譯為"物本論"、"心本論"和"理本論"，等等。從先生的學養中，我明白了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哲學為什麼可能出現一次短暫的繁榮，因為那時的學人首先是個讀書人，讀線裝書，也讀西洋書。

不過先生也對我坦誠地談到了自己在治學中的不足，他說，我對佛學沒有深入的研究。這可能是受先生的情感所影響的。先生自青年時代起，就深深地看到了佛學的流弊，國民由於沉溺於談佛之中而國民性懦弱。多年以來，先生一直弘揚一種剛健有為的人生觀。他認為最能代表中華文化精華的思想就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他為自己立下這樣的座右銘："直道而行"。

但天底下真的有正道嗎？人若定意"直道而行"，他面臨的是什麼！

一九五七年那個蕭瑟的涼秋，先生遭受了平生第一次大厄運，成了北京大學哲學系第一個被揪出來的右派，只能說是"揪"出來的，因為張先生一生篤信辯證唯物主義,如何是右?但說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了，你想不是都不行，因為上面已經把你緊緊抓住了，且不放，且窮追，且深挖，且組織群眾群起而攻之，且往死里打，直到讓你自己一遍又一遍地承認自己是階級敵人，被打得好,直到把你狠狠地扔到階級敵人的行列中，再宣布你遺臭萬年，永世不得翻身。

被打成右派，此乃先生平生第一之奇恥大辱。先生對我說，我當時真誠地擁護"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笑先生的真誠其實是天真。先生點頭稱是。

先生雖然在思想的王國中可以縱橫古今中外，但對政治卻一竅不通。聽到領導號召給黨組織提意見，還很感動，覺得黨這麼信任群眾,要是再不對黨交心,就對不起黨了.於是,他就真的就提了.

時間,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

地點,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的工會小組會.

他提了不到十五分鐘的意見.

其實他真的不該提意見.因為不久前,當他去探望他的前輩熊十力老先生時,熊老先生就誠懇地告戒他千萬不要說什麼話,你要是一不注意,別人就會把屎盆子扣到你頭上.

但張先生認為自己相信唯物論,擁護社會主義,不會有問題的.更重要的是,他的確被黨組織那麼誠摯的請提意見的懇求感動了,他就提了不到十五分鐘的意見.

我就提了不到十五分鐘的意見，先生幾次一字一句的告訴我。

他的意見如下:

三反五反,我都積極參加了,但覺得有一些問題.清華搞三反運動,一些老教授,如馮友蘭先生,潘光旦先生,檢查了三次才通過,未免傷了知識分子的感情.

肅反運動時,系裡開了批判王錦第的批判會,後來又宣布,據調查,王錦第的問題早在解放初期就已經交待了,沒有新的問題.為什麼不先調查後討論呢?不先調查,卻先開批判會,這不合適.

接下來,張先生又盛讚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的英明.

張先生講話慢，若是稍微講快點講，那十五分鐘的話不到十分鐘就能講完。為了這十五分鐘的意見，先生戴上了右派帽子五年，被打入另冊─不在人民的偉大行列之中達二十二年之久。按五年來算，那是每三分鐘的話，要用一年的時間來贖罪！按二十二年來算，那是每一分鐘的話，要用近一年半的時間來贖罪！

最使先生傷心的是，一些人深文周納，給他加上了許多莫須有的罪名，連他所寫的〈中國哲學大綱〉都成了"徹頭徹尾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荒謬絕頂的壞書"，他想安靜地作研究成了企圖在學術界"給舊王朝留一塊蔣管區"。這些人中，有的是他昔日的同事，朋友，甚至是學生，過去見面這些人都口口聲聲地稱他為先生，如今卻給他帶上了一頂頂置他於死地的大帽子。

這真像那本古老的聖書所斷言的那樣：人心比萬物都詭詐，誰能猜透呢？

許多過去見面打了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招呼的熟人，現在見到先生的身影都遠遠避開了，好像逃避瘟疫一樣。實在無法迴避了，他們就好像沒看見先生這個人似的，連白眼都不肯送一個。那已不是眼中無人能形容的了，簡直就是眼中無物。此時的張岱年先生其實是連一個物也不如的。

幸喜堂堂的北大仍然還有那麼幾個堂堂正正的人，維繫著北大學人的良心。金岳霖、朱謙之、唐□諸位先生與岱年先生相遇時，仍然以常禮相待，就是說還敢於打個招呼。先生的老朋友張恆壽、潘炳皋、王維誠、孫楷第還能與他保持友誼。而熊十力、周禮全先生知道他受誣告後竟敢來安慰岱年先生，那就已經不是冒天下之大而不諱所能形容的了。那是天地間、那是北大這個中國的學術殿堂所殘留的一絲浩然正氣！有了這一點正氣，半個世紀後回首北大的學術良心，人才有了一聲嘆息：北大啊，在那個黑白顛倒的年代，你畢竟沒有天良喪盡！

三十年後，當我翻閱當年的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哲學研究、新建設及其北大校內的一份通訊時，我震驚了。我為北大感到深深的恥辱。我發現，當年公開點名批判張岱年的反動言論的袞袞諸公，竟然是如今我仰慕的一個個大名鼎鼎的學者。北大，這個中國學術的聖殿，和當年其他的藏污納垢之地一樣，居然有這麼多令人羞辱的靈魂。而這樣的靈魂，竟還充當青年學子的導師。生而為人,他們何至如此地大義滅親、滅長、滅友、滅師！不，他們滅的是道！他們滅的是師道！他們滅的是人道！

我知道，那是一個良心與真理同時泯滅的特殊時代，一些人失足，只是由於懦弱。自己若不去批判人，就會被人批判。當然也不乏那樣的人，他們踏著弱小者的身體，用無辜者的鮮血來染紅自己對在上者的紅心、忠心。不過，我想知道的是，風息雨過後，這些人的良心甦醒了沒有，就是說，他們是否懺悔了？至少，對自己深深地傷害過的人說一聲道歉。

我問先生，有人跟你道歉了嗎?

先生說有一個人。

也就只有這一個人。

在參入編輯〈張岱年文集〉時，我建議在匯集先生五十年代發表的那些論文時，仿照魯迅先生，在文集的後面編一個附錄，把當年批判他的那些文章包括對先生進行人身攻擊的文章匯集一起，立此存照。

先生不同意，說過去的事，算了。

我問先生當年他是怎麼樣熬過來的。先生說他曾想過以死抗爭，但死也不容易。死了就成了"自絕於人民"，孩子還小，妻子又沒有工作。活著不被當成人，死也成不了屈死的鬼，只有在患難中煎熬、忍耐，任人踐踏。

先生從少年時代起就喜歡孟子，這時，他常常默誦孟子的話語。孟子高標的大丈夫之浩然正氣，給了他在絕境中活下來的勇氣。但是，痛苦與恥辱畢竟是真實的、實在的，深夜裡，先生常不能入睡。獨自一人，面對著弱妻幼子、長夜孤燈。斗室之內，他起而行，坐而思，卻始終無法排不出心中的那一份孤獨、憤慨和悲蒼，只有一個人默默地背誦三國中的一句古詩："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

好一個"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

先生的確有由"自知"而來的一份自信與傲骨。雖然他昔日的同事與學生寫了那麼多文章批判他，但是，他不僅一篇也不讀，連看一眼都不屑。北大的小報已經送到門口了，老伴已經讀了，但他還是不讀，一個字也不讀！

二十多年後，我把這些奇文收集在一起了，問先生有沒有興趣看一看，至少知道是誰寫的.
先生只說了兩個字："不看。"

我想起了魯迅的一句名言：最高的輕蔑是無言，甚至連瞧都不瞧他一眼。

從五七年到七七年，張岱年先生在學術研究上是一片空白。我為此而感到痛苦和憤慨，不是為先生一人，而是為我們中華民族，為我們的中華文化。先生寫中國哲學大綱時，年僅二十六歲，只用了兩年的時間，就寫成了近六十萬字的大作。而後的七八年間，又將其獨特的哲學思想簡要地寫成〈天人五論〉。從而達到了他思想的最高峰。他從開始學術研究初始就弘揚唯物論，渴望創造一概致廣大而盡精微的新唯物論，復興中國哲學。

四九年以後,岱年先生雖然知道自己的"新唯物論"是要被看作"奇談怪論"的，但他多少還抱了些幻想，以為自己可以傳揚唯物論了，唯物論可以在新社會中有一個大的發展了。但現實很快地就把先生置於阿 Q 那樣可悲的地位：研究唯物論，你配嗎？

不配!

痛苦地掙扎了幾年後，張先生承認了這一點。於是，他就放棄了二十多年來對哲學理論的不倦探索，只研究中國哲學史了。再於是，他就連研究中國哲學史也不配了，被分配去注釋中國哲學史資料，那還是為了在生活上給他一條出路。連再於是的年月中,他就只配寫檢討了.整整三十年間，先生不再有也不敢有獨創性的哲學思想研究。等到再有了學術研究的少許自由後，先生已經是七十歲的老翁了，垂垂老矣。

此後這二十多年來，先生一直在作最後的一搏，在他的研究中有許多思想的閃光，但是，他已經無力完成他未竟的天人新論了，這是先生平生最遺憾的一件事。有一次先生在書房中對我說："〈天人新論〉完不成了，永遠也完不成了。"先生說這番話時，語調平靜，但那平靜的語調後有多少悲哀和憤慨，只有天知道！

先生的弟子中，程宜山君好學深思，對先生的思想深知其意。程君立志承繼先生的衣缽，發揮、擴充先生的思想。先生對程君也抱有厚望。不幸的是程君英年早逝，累死了，這使先生非常悲痛。

自先生視我為私淑弟子之後,對我多加指導,我雖然深知自己學養非常不夠,但也渴望能闡發先生的思想,與先生合著一部(文化綜合創造論)的提綱已經擬就,但風雲突變,並且我又從此離開祖國,於是,這個夢想就實現不了了.深愧先生教悔之恩.

來美多年後,,我信了耶穌,我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先生,但又怕先生傷心.九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先生來信說:"人總要有信仰,或有哲學信仰,或有宗教信仰,如果沒有信仰,便會覺得生活無意義了.你信仰基督教,這也是由你的生活你的境遇決定的.有信仰就好."

先生少年，英氣勃發，我不得一見。及相見時，先生已是一仁慈厚道的長者、老先生了。其後閱讀先生五十多年中寫就的論文和著作，我漸漸地發現，先生變了，三、四十年代著書立論時的直抒己意，無所顧忌的狂放之氣象已經不見了，他也不得不戴著鎖鏈跳舞了，並且，漸漸地也習慣於戴著一、兩根鎖鏈在跳舞，自然，這也就很難在哲學思想上有大的突破性的建樹了。

先生老了。

雖然先生老了,但張岱年畢竟是張岱年，他雖然不敢暢所欲言了，但仍執著著做人的那一份骨氣，即使在面臨困境的時候，他依然挺直了脊梁骨。

先生本來是有條件"紅"起來的。

五十年代初期，國內思想文化界的批判運動一個接一個，只要抓住一個大家都痛打的"落水狗"，寫幾篇大批判的文章，先生就有可能憑藉好風，直入青雲。但是，先生不批胡適，不批梁漱溟，連馮友蘭也不批。領導上已經向他提議了，但他保持沉默，就像沒聽到似的。如此這般，就不能被領導只看作是不識抬舉了，而是在政治上沒有與地主資產階級劃清界限。

馮友蘭先生與岱年先生是親戚，多年交往甚密，但哲學思想卻相距甚遠。先生二十四歲那年（一九三三年）就著文批評了馮先生"理在事先"的唯心論。但他在解放後卻不肯批馮，也從沒有把馮的唯心論同國民黨、同地主資產階級聯繫起來。先生既然不去痛擊所謂的國民黨的幫凶、地主資產階級的代表，他就只能被當作地主資產階級的代表而被人痛擊，這是那個時代的情與理。

在"批林批孔"這場政治運動中，先生被派去為"工農兵學員"講解孔子的思想資料。先生雖不敢對於一些有意曲解孔子思想的觀點提出反駁，但絕不曲學阿世，只是老老實實地講解他所了解的孔子思想資料，仍然是一個不識時務。

有一次，我和張先生聊天，有感於先生的學術生命被糟踏了二十多年，我問先生，他是否後悔。又問，一九四八年北平解放前，先生明明知道自己的思想不會容於當世，為什麼沒有離開大陸？去台灣，或歐美？先生沒有直接回答，他講了金岳霖老先生的一個故事，七二年金先生聽到美國總統訪華的消息時說，我們中國人民真的站起來了。中國人民站起來，這就是先生心中揮不去的對中國人民的深情。

八七年離開北京之前,我請先生給我寫幾個字,作為我人生的座右銘,先生於是寫了兩句話相贈:一句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另一句是"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當我想到張先生這麼多年來走過的人生之路時,我突然明白了,這不就是先生的心靈寫照嗎?

寫於1998年深秋，芝加哥北郊
修改於2002年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