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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信了耶穌！

劉永川

2004年4月27日

當知道我成了一名基督徒後，很多朋友問我為什麼。以前一致覺得這是個人信仰的私事，不願回答。但還是不斷被人問，今天就乾脆寫下來，與大家分享。

我開始接觸基督教會，可能與很多人一樣，是覺得好奇。當時還是在斯坦福大學當學生，去了幾次教會的活動，發現基督徒個個都很善良，待人很好。走進教會，心裡感到踏實、平靜和喜樂。同時，也覺得有信仰的人，大多有奉獻精神，有愛心。從此以後，大概正是這種對心靈平靜的嚮往，加上自己比較喜歡有奉獻精神、有愛心的人群，就不斷會去參加一些教會活動。但不經常去，也還不信，只算是保持了一種聯繫。

真正比較多地了解基督教和教會，還是在 2002 年後至今的一段。可能是這段時間我家庭生活比較穩定，我太太她每周都去教會，並有了許多教會的朋友，她促使我對個人信仰作了強化的學習和思考。這期間，我讀了許多基督教得書籍、文章和錄像，看了電影“耶穌受難記”，還看了一些道家的書，並借出差去斯里南卡考查了佛教。用這兩年多，我認真思考了一下自己的信仰思路。

在美國這種自由社會，許多人可能都是在生活和工作穩定後，開始思考人生的方向和信仰。而我因生長的年代和環境，從小就被供給了一種共產主義烏托邦的信仰，那時這是唯一的選擇。我出生在江西省井崗山的大隴鄉，就是當年毛澤東的紅色根據地所在地。記得我讀中學時，我家房子隔一條小路就是一片小草坪，草坪邊的牌子上寫道“這是毛澤東當年讀書，並觀看袁文才部隊操練的地方”。當時，我每天早上都會把我家養的鵝趕到這草坪來吃草，也坐在石頭上看書。記得我還幾次寫過以“學習毛澤東”為題的作文。

當年相信毛澤東的，也幾乎近似是一群宗教信徒。他們相信，人類經過“原始社會”、 “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就可進入“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社會”。他們也相信，經過“鬥私批修”的修養，人可變得無私，並可促進社會早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聽說在“50年代”，這種信仰也有“顯靈”，當時的社會風氣很好，可惜我沒經歷。我當時也很相信會有“共產主義社會”的未來，也相信人可經過學習和修養，可使自己成為一個“更高尚的人”、“有理想的人”，從而能過“有意義的一生”。我當時也把毛澤東當神了。記得小時第一次聽說江青是毛澤東的太太時，心裡還很難過，覺得毛澤東就不應該像凡人一樣有太太和孩子。

中國在“文革”的後期，尤其在毛澤東去世後，人們經歷的是一個對毛澤東從懷疑到否定的過程。我成長過程中所經歷的其實更多的還是這個“從懷疑到否定的過程”，當時的學生大都不信毛澤東了，而轉向相信理性和科學，認為科學和理性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一切唯科學、以實證為標準。而此時的北京中央，也是全力推崇“實踐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80年代初， 我在“西北工業大學”學習“航空發動機製造工藝”，因為對事愛追根問底，讀了許多數學和哲學的書籍，結果發現科學和理性其實不可能解決一切問題。數理邏輯就有證明，在任何一個邏輯系統中，都能找出一個命題，該邏輯系統沒法證明此命題是對還是錯。而對於社會發展的研究，科學和數學更有它們的局限。

不過，我當時還是相信科學和理性的無限威力，認為人們所需要的只是不斷從一個理性體系跳躍到另一個更高級的理性體系。我認為問題可能在於社會科學和政府部門的人對科學了解太少，在於數學理論沒有發展出適合社會研究的方法和體系。為此，我還寫了一篇哲學論文發表。也是順應這個思路，我考到北京大學社會學系讀碩士，之後又到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讀博士。在社會科學內，我屬於強調實證研究，強調數據、科學模型和定量決策的流派。北京大學社會學系讀碩士時，我曾為國家體改做了許多社會調查。現在，我還為幾所大學教授社會科學的實證研究方法。這麼多年的研究和體會，我發現，如果社會科學和政府部門的人對科學了解多一些，如果數學理論能多發展一些適合社會研究的方法，確實有所幫助，但對社會發展和運作的影響還是非常有限。

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最大不同在於它的研究對象是人，任何一項決策的作出和執行也必須由人來完成。人總是有局限，也有利益和喜好。管理社會，不可能象管機器那樣，用數學模型算出答案，再交給工程師去執行就好。中國在80年代後期，很多人都看到了實證的局限，開始轉向更高層的理性，從制度上找答案。現代社會運作最好的還是西方的“民主”體系。因此，我也和許多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樣，認為 “科學和理性”還要再加上民主，就可解決中國的所有問題了。

我出國到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讀博士以後全力於研究和學習實證研究方法論，本來與中國的改革離得已很遠了。但也許是上帝的安排，我意外地又被放回到了中國人追求民主的浪潮中。1989年4月，我的導師休假，也放我假。為了收集論文資料，我在4月10日回到北京，正好遇上了1989年4月15日開始的學生民主運動，親身感受了學生的奉獻精神和對民主自由的真誠追求。起初，我還認為學生與政府應該能有好的對話，學生的民主和愛國熱情，也一定能通過開明領導的寬容，而轉化為民主建立的動力。在北大和人大，我都曾勸學生要有所控制，要有理、有利、有節，與政府合作而逐步推進民主。等到6月的坦克開進北京城殺人時，我就對當時的政府徹底失望了。

1989年7月底，當時在美國的4萬多中國留學生以各校推選代表、公開竟選的方式成立了 “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 我被選為主席。為此，我全力奉獻了一年，並與許多學自聯的優秀幹部們一起創建了一個還不錯的民主機制，使學自聯順利運行了很多年。相對而言，學自聯也確實比其它許多組織都運行的好些，做了許多貢獻。為此，我們也受到了許多讚揚。我和幾位朋友都曾將此驕傲地歸於學自聯內部的民主制度和學自聯成員的較高教育水平，並由此推論，中國需要的就是民主和教育。

可後來幾年，“學自聯”卻好像成了是我背上的一個十字架。就因為我是“全美學自聯”的首屆主席，中國政府一直不許我回國。而在美國，在一些華人聚會上，卻常有人問我，為何“學自聯”的許多骨幹都回去當了“愛國華僑”，那麼擁護政府。為何當時有8萬“學自聯”成員拿了6、4綠卡，當時拿綠卡時說是因為這些人回國會受迫害，是因為這8萬人要為中國民主奮鬥，現在這8萬綠卡大軍在哪？

我開始還會為“學自聯”、為8萬綠卡辯護一下。後來，自已也被事實給弄糊塗了。有一天，我去問一位美國研究民主的泰斗，他回答說，如果是他，也無法抗拒誘惑。我後來又去問了一位很資深的美國政治家，他也給了我同樣回答。那時，我好像突然醒悟，人、每一個人原來都是如此地軟弱、自私和貪婪，科學、理性、民主、教育也無法改變這一切，無法改變人的本性。這時，我豁然開朗，我想，我10多年不能回國，也許正是神的安排，他讓我免受誘惑而保持認真思考，他要我過一種充滿愛和充滿奉獻的喜樂生活。

也許正是神的安排，2001年初，我又回到了教會的生活，開始讀聖經。今年看電影 “耶穌受難記”時，看到那些鞭打耶穌的人的奸笑和殘忍，我覺得那很熟悉，他們代表的就是人、是每一個人的本性表現，是每一個我們所熟悉的人的本性表現。如果把我們許多人放到那個場景里去，不管他/她受了多高的教育，不管他/她有多聰明，他/她都可能會是那個鞭打耶穌的人，一個邊打還邊笑的人。科學和理性可使人聰明，教育可使人更文明，民主可規範人們的利益衝突，但都無法改變人的本性，無法解除人的罪惡。

我們人類可慶幸的是，造物主並沒有放棄我們，他用耶穌的血為我們恕罪。我相信，科學、教育和民主都無法解除人類的罪惡，唯有我主耶穌可為我們恕罪。而美國之所以強大，也正是因為美國是以基督精神建國的。科學、教育和民主制度在美國的完善，也只是因為有了耶穌的帶領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