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生活在海外的華人基督徒，自然非常關心中國和中國基督教的發展，關心中國基督徒的生活，非常希望得到真實全面的信息。幾年前回國，也曾參加過國內教會的崇拜，並和傳道人有過交談，但是很不深入，很不全面，心中有很多疑問沒有得到解答。最近讀到王志勇牧師答美國加爾文大學教授何樂禮先生的訪談錄，突然感到眼前一亮，我覺得這是我看到過的對中國教會歷史和現狀最全面深入的論述，值得一讀。

神愛世人，神也愛中國人！感謝神的恩典，在我們的同胞中興起了像王志勇牧師這樣信仰純正、知識淵博、眼光敏銳並有着強烈使命感的新型傳道人。在這個訪談中，他講了自己的信主見證，談到了自己對中國教會現狀以及中國宗教政策的深入分析和反思。和許多人的看法相反，王志勇牧師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了信心，因為他相信神愛中國人，神要救中國人。當很多人對中國的前途感到悲觀，認為中國一條腿的改革已經陷入困境，難以為繼，中國的社會問題積重難返的時候，王志勇牧師告訴我們，中國仍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國度。黑夜已深，白晝將近。他所憧憬的未來的中國，乃是“自由教會”與“聖潔國家”結合的新生的神州。

“願上帝憐憫我們，賜福於我們，用臉光照我們，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萬國得知你的救恩”（詩67：1－2）。

 可愛的中國、光明的未來

－中國與中國教會訪談錄：王志勇牧師答美國加爾文大學教授何樂禮先生―

中國是可愛的，不僅因為中國是我們中國人的故土，更因為中國也是屬於上帝的；

中國的未來是光明的，不僅因為這是我們的願望和祈禱，更因為中國的未來是在上帝的手中。

英國宣教士戴德生曾說：“假使我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使我有千條生命，絕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

我們祖祖輩輩生長在中國的人怎能不愛這塊古老的土地呢？！怎能不為她憂心、為她禱告、為她祈福呢？！

中國這片曾經傾灑了無數聖徒鮮血，無數仁人眼淚，無數志士辛勞的故土，因着上帝的祝福，必將盛開自由與和平之花！

編者按：基督徒如何看待目前的中國和中國教會？目前的中國和中國教會到底處於什麼狀況？有的人主張中國正在和平崛起，中國教會正在經歷偉大的復興；也有的人說中國正在面對經濟、政治和道德崩潰的危局，甚至有可能走向拉丁美洲式的壞資本主義。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三日，美國加爾文大學東亞語言系教授何樂禮先生，就中國和中國教會的有關情況，採訪了正在美國加爾文神學院進修學習的王志勇牧師，現整理如下，希望能夠幫助國內外關注中國和中國教會現狀的朋友了解中國和中國教會的狀況。

透析中國社會的問題必須用聖經啟示的真理的來觀測，明白中國教會的問題必須從中國具體的處境來考慮。可惜，大多數國外宣教士和觀察家無法從根本上體察中國具體的處境；而中國大多數傳道人因為閱歷和資源有限，對聖經缺乏整全的認識，對中國的政治處境缺乏深入的思考，因此無法對中國和中國教會提出比較全面的看法。惟願上帝在中國興起更多的傳道人，既在聖經真道上有充分的裝備，同時又像當初以色列歷史上以薩迦支派的二百個族長一樣“通達時務”（代上12：32），成為合乎上帝心意的時代工人。其實，中國幾千年所所盛行的就是各種形式的人本主義。不管是儒教、道教，還是佛教，都是以人為本的理論和說教。從聖經的其啟示來看，人本主義本身就是行不通的：“他們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較自己，乃是不通達的”（林後10：12）。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與中國一部分知識分子一拍即合，根本原因這一就是馬克思主義本身也是人本主義的一種形式，其核心無非就是把馬克思等有限罪人一時的意見無限誇大，上升為所謂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真理，這本身就是對人這種受造物的崇拜，乃是偶像崇拜的變種。所以，歷史上實行馬克思主義的國家，不管是蘇聯、羅馬尼亞、中國，還是柬埔寨、北朝鮮、古巴等地，普遍出現個人崇拜、個人專權的問題，這並不是偶然的。正如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一樣，人本主義最後所導致的不僅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種藉助政權使暴力合法化的強權政治，也會必然導致“槍桿子裡面出真理”這種以暴力取代真理的強權哲學。

可惜上千年以來，中國教會一直沒有系統地牢固地建立起能夠與人本主義抗衡的合乎聖經的神本主義神學體系。長期以來，基督教在中國並沒有像佛教一樣成為一種強有力的主流文化。有些傲慢的外國宣教士根本不重視中國文化，甚至不學習中國語言，當然也談不上大量地譯介基督教神學書籍，更談不上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地轉化了。很多本土傳道人既不鑽研中國傳統文化，又未深入研究基督教神學，或者是反神學，反傳統，對自己的經歷大講特講，或者是鸚鵡學舌，簡單地重複一些海外教會膚淺的信息。因此，長期以來，基督教在中國文化的更新中並沒有光與鹽的積極作用，更沒有在中國社會歷次轉型中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當然，之所以如此，還涉及中國文化內在的因素，以及中國教會本身存在的問題。在中國文化中，歷來是政權在上，宗教在下，基督教不過是受制的宗教之一，西方式的“政教分離”在中國歷代以來根本就不存在，在共產黨一黨專政之下更是如此。在中國歷史上，基督教有四次來華。第一次是主後635年景教進入中國，景教來自聶斯托里派，本身就是基督教的旁門，在基督論上有問題，在宣教策略上走的是混合主義，而且中國信徒在整個教會內始終沒有擔任過重要的職務，停留在“胡教”的階段。第二次發生在元朝，歷史上被稱為也里可溫教，既有景教的殘餘，也有羅馬天主教的因素。主要的信奉者並非漢人，而是當時統治漢人的蒙古人、色目人及其他外來的少數民族，因此，基督教被視為是外來的統治階層的宗教。第三次是明清天主教，這一階段天主教宣教士皆仰賴中國皇帝的支持，主要在士大夫中間周旋，基督教並沒有深入民間，到康熙、雍正禁教，天主教在中國一時就變得氣息奄奄，日薄西山，無法發揮正常的功能了。第四次乃是基督教改革宗宣教士馬禮遜與1807年開始宣教中國一直到中國共產黨占領中國，宣教士被迫撤離。這一次基督教登陸中國恰恰遭遇兩大不幸，一是正直西方列強迅速崛起，中國衰微，內憂外患的時期。這種特殊的歷史處境，使基督教的宣教與帝國主義的炮艦政策掛在一起，給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結帶來了陰影。二是從十九世紀開始，新派神學開始侵蝕基督教，也直接影響到前往中國的宣教士。所以，這一時期，宣教士中重視純正教義的人不多，多的是所謂的超宗派的宣教士，教義性的譯介和教導不多，更談不上建立系統的既合乎聖經，又針對中國處境的神學體系了。林榮洪先生總結說：“一般晚清傳教士的信息，都是偏重個人得救和品德修養，並且傾向出世思想。”（林榮洪：《中國神學五十年：1900－1949》，中國神學研究院，1998年，76頁）其實，這種傾向一直延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甚至直到今天。所以，當教會面對不信者在政治上的壓迫和思想上的欺騙時，中國教會並沒有神學上的裝備、組織上的建造和靈命上的預備，教會的牧者紛紛跌倒，基督教迅速被不信者控制、操縱。官方三自教會從一開始就是中國專制政權的附庸，對內壓制真正堅持真道的人，對外欺騙國際輿論。因着上帝的憐憫，地下家庭教會迅速崛起，成為中國教會的主流。很多家庭教會固然堅持主耶穌基督在教會中的主權，為主作了美好的見證，一些家庭教會的帶領人也成為宗教上的持異見者，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但是，由於缺乏基本的人文教育和純正的神學教導，各種異端一直困擾大部分以農村為基地的家庭教會，使他們無法在中國社會中發揮在真理方面的帶頭作用，更無法在學術研究、神學教育和宣教外展方面在國際社會中立足，只能是國外基督教會幫助的對象、國際正義輿論同情的對象。

另外，對於中國基督徒而言，特別需要注意的是：中國教會不能脫身中國具體的歷史處境，一味渲染自己受迫害的情況，必須曉得在中國遭受專制荼毒，人權毫無保障的不僅是基督徒，還包括其他各種信仰背景的社會大眾，甚至那些運用權力欺壓人的人最終也是受害者。特別是很多家庭教會的傳道人，提起共產黨就咬牙切齒；一說三自會就橫眉冷對。這方面固然有可以理解的歷史性原因，但作為基督徒，作為中國基督徒，我們的仇敵並不是“屬血氣的”（弗6：12），也就是說，中國基督教會所對付的不是共產黨，不是國民黨，不是民進黨，不是三自會，而是自身的罪。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我們在行為上仍然有不合乎上帝心意的具體的罪，而是我們並沒有竭盡全力全方位地學習、宣講、活出上帝的真道來。只有達到這樣的認識，中國教會才能把自己提升到更高的屬靈層面，教會才能發出超黨派、超政治、超宗派的聲音：“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太4：17）。福音所針對的是每一個人！每一個人都當悔改，不管其政治背景如何。而且基督徒不僅不應對任何人、任何政黨恨之入骨，而且也不能有任何優越的感覺：“這卻怎麼樣呢？我們比他們強嗎？決不是的！因我們已經證明：猶太人和希臘人都在罪惡之下。就如經上所記：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羅3：9－10）。基督徒只有站在這樣的立場上，才能夠不煽動對政黨的仇恨，對民族的仇恨，對個人的仇恨，才能在中國這個仇恨充斥、暴力充斥、報復充斥的文化中，傳講上帝在基督里所預備的恩惠的福音、和好的信息。當然，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在原則和立場上，基督徒必須旗幟鮮明地表明自己的態度，對於違背上帝旨意的犯罪，不管是來自國家的，還說來自教會的，基督徒都要勇於面對。

當然，此處所反映的是王志勇牧師個人的看法，不代表任何教會和機構，但他的看法確實有獨特的令人深思之處。王志勇先生作為受過高等教育的律師，同時作為中國家庭教會的牧師，既有在異教中多年修行的經歷，又有在中國大陸歸正、牧會和教導的經驗，還有在牛津大學、中國神學研究院、加爾文神學院等國內外學術和教會機構學習、研究、訪問、講學的經驗。因此，他不同於那些只講文化與學術，對教會生活不關心、不參與的所謂的“文化基督徒”，也不同於那些只管靈不靈，不管真不真的吃餅得飽的基督徒，在今日中國和中國大陸教會中確實具有獨特的代表性。他所代表的新一代中國家庭教會的傳道人，既不同於以王明道為代表，為基督教信仰而把牢底坐穿的中國老一代傳道人，也不同於徐永澤為代表，信仰立場受爭議的一代傳道人。他所代表的是一群新一代中國傳道人，這些傳道人主要生活在城市之中，都受過各種形式的高等教育，甚至有在歐美留學或考察訪問的經驗，主要在城市中宣教牧會，並且都受過一定形式的神學訓練，有一定的神學基礎。通過門徒培訓和文字事工，他們的服事也開始影響到周圍的城市和農村。他們中間很多人曾經甚至仍然擔任律師、大學教師、出版社編輯等高級職稱。他們既不無端地仇視國家的權威和法律，也不懼怕、屈服，而是根據聖經的原則予以尊重，同時在信仰立場上絕不妥協，堅持主耶穌基督在教會中的主權，絕不接受世俗政府對教會的轄制。他們在中國城市教會中迅速崛起，越來越成為中國教會的中堅力量。這是研究中國和中國教會的人士不可不重視的新現象。

王志勇牧師談話的角度如下：（1）從一個基督教信徒的角度充滿感恩地分享了自己歸正的經歷；（2）從一個基督教學者的立場力求客觀地說明了中國和中國教會目前的真實處境；（3）從一個基督教律師的角度具體地解釋了中國和中國教會的政治與法律進展；（4）從一個基督教牧師的角度以牧者的心腸表明了對中國教會現狀的憂慮；（5）從一個基督教神學家的角度闡明了中國和中國教會的思想和神學處境；（6）從一個基督教國際主義者的角度為中外教會在福音事業上的合作提出了忠告；（7）從一個基督教愛國主義者的角度充滿信心地展望中國和中國教會的未來。當然，中國如此之大，中國和中國教會的問題非常複雜，這一《問答》遠遠不能囊括中國和中國教會所面對的問題，即使所涉及到的問題也不會完全窮盡，但王志勇牧師從基督教世界觀的角度觀察、分析中國和中國教會所面對的問題，確實做出了一定的有益的嘗試。願上帝憐憫，使用這一《問答》，感動更多的人，使更多的人能夠認識到他在基督里豐盛的恩典，認識到上帝對中國的旨意，為中國思考，為中國祈禱，為中國行動。                                      ――恩典

 一．個人歸正四階段

何：歡迎你們來到美國！我想就中國和中國教會的情況，向你們提一些問題，請你們回答。我們要把有關的材料剪輯成電影，使我們加爾文大學的學生可以從不同方面了解中國。

王：謝謝何先生能夠為我們提供這樣的機會，謝謝你關心中國和中國教會，我知道你想儘量全面、客觀地把中國和中國教會的情況介紹給加爾文大學的學生，當然願意儘自己的力量。我所介紹的一些情況和分析，可能與一般中國人或美國人所介紹、美國人所了解的並不一致，我想關鍵還是本着心靈和誠實說話，實事求是，儘管每個人所站的角度不同，得出來的結論可能有所不同。

何：謝謝你這樣坦然相告。我想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你是如何成為基督徒的？

王：我成為基督徒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實際上，從任何一個方面來看，我都不可能成為基督徒，我自己做夢也沒有想過自己會成為基督徒，而且得蒙上帝特別的呼召，參加教會的聖工和侍奉。我自己信主的歷程可以分為四個階段，一是不知不覺的泛神論階段，二是被人灌輸的無神論階段，三是尋求信仰的探索階段，四是歸信基督教階段。

（1）泛神論階段：但我從記事以來，確實一直關注與宗教相關的問題。我出生於1966年，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就在那一年開始。雖然成長在共產主義無神論的紅旗下，但在我很小的時候，我母親和鄰舍就給我講過很多鬼神的故事，就像蒲松嶺在《聊齋治異》中所記錄的故事一樣。他們講得都是繪聲繪色，讓人相信確有鬼神。另外，逢年過節的時候，我母親都要祭拜天地鬼神祖宗，還為我拜了一個“乾媽”，就是鄉村碾場用的碌碡！我自己也不知不覺地接受了這種泛神論的信仰，從小就很怕各種各樣的鬼。後來才曉得，其實鬼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裝神弄鬼的人！

（2）無神論階段：說是“無神論”階段，其實並不是沒有“神”！當時的毛澤東主席就是我們心目中的“神”！我從1973上小學就開始接受共產主義教育，成為一名“紅小兵”。如今記得當時所學的語文課本上的第一句話就是“毛主席萬歲！萬萬歲！”所學的第一首歌就是《東方紅》――“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當1976年毛澤東去世的時候，我們幾乎都不敢相信，毛澤東還會死嗎？是不是有人造謠？可見當時對毛澤東的迷信崇拜到了何等地步！毛澤東雖然死了，文化大革命的殘酷和荒謬也逐漸暴露出來，但馬克思主義的殭屍仍然壓在中國人民的頭上，中國人仍然被迫接受無神論教育。這種無神論教育一直持續到高中階段。我自己總是提醒自己是個唯物主義者，接受的是唯物主義的教育。但在少年的夢囈和青春的嚮往中，總是把愛情和理想之置於超越任何物質的層次，那時最喜歡的名詩就是匈牙利革命詩人裴多菲的名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其實，後來經過研究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鄧小平等所謂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當時所追求的最高價值也是自由，革命不過是獲得自由的手段。可惜，他們的無神論、暴力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破壞了道德的根基，不僅不能使人得自由，反倒使人喪失了起碼的道德意識和社會常識，使得人性變得更加異化、扭曲，甚至使人變成了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另外，自己也常常在深邃的星空下，油然想起千古疑問：“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是誰創造了這一切呢？為什麼世界是這個樣式呢？這井然有序的一切難道真是出於偶然的進化嗎？雖然多年接受無神論的灌輸，但無神論始終沒有給我確信。把一切都歸於物質本源的唯物辯證法始終是無神論教育動用政治壓力硬扣在身上的殼子，隨着自我獨立意識的覺醒，這層殼子越來越令人厭惡反感，卻又擺脫不了。

（3）尋求信仰的探索階段：1985年，我開始到北京中國政法大學讀書，專業是國際經濟法。這時候，人生意義的問題空前地擺在了自己面前，所謂的共產主義理想已經成了昔日黃花，文化大革命的夢魘和有關的反思已經使人從根本上懷疑共產主義的合理性，改革開放的政策又使人看到所謂的歐美國家並不是腐朽的時刻就要滅亡的怪物。相反，在高舉“賽先生”和“德先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文化大革命這樣盲目崇拜個人，大規模踐踏人權的醜陋現象卻發生在二十世紀的中國！這怎能不使一向以具有先知性憂患意識的中國知識分子深深地思索呢？對於共產主義的殘酷，我自己和許多中國人一樣，不需要別人用理論來說服我們，別人再欺騙我們也欺騙不了。我自己的一個哥哥死於饑荒，我的外婆也是死於饑荒。我從小總是羨慕別人有外婆疼愛，常常向母親問起外婆的事，母親總是向我講起那辛酸的往事，無數的人被摧殘，無數的人活活餓死。這些慘劇不是發生在暗無天日的舊中國，而是發生在馬克思主義的紅旗下！農民喪失了土地，喪失了房屋，喪失了遷徙的自由，甚至連乞討的權利都喪失了，只能在家裡等着餓死，外出逃荒就是“盲流”，就要被攔截，被遣返，甚至被關閉到集中營里勞動改造！中國現代農民所受的待遇實在連古代的奴隸也不如。奴隸是別人的財產，還有人從財產的角度珍惜。而中國農民則一直是暴君們隨意殘害的對象，是他們各種怪誕念頭的犧牲品。在共產黨掌管中國之後，農民更是淪落到社會最底層，成為任意切割的魚肉，在社會地位上淪為等外的賤民。這是中國歷史上不曾出現的既空前怪誕，又空前殘忍的現象，在世界歷史上恐怕也只有共產極權國家才能創造出這樣的歷史來。因此，共產主義隨着文化大革命的曝光和反思就已經在中國死去了，除了那些別有用心的野心家和被欺騙蒙蔽的人之外，再也沒有人主張共產主義是顛撲不破，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了。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到底人生的意義何在？到底真理的標準是什麼？在這個階段，我如饑似渴地閱讀各樣書籍，參加各種講座，研習宗教典籍。那時候最時興的就是“氣功熱”，形形色色的大師粉墨登場，聲稱自己得了超自然的能力。我對修習“氣功”的人表示尊重，這是他們個人的自由，同時修習“氣功”也表明他們也是有精神追求的人，這總比那些終日昏昏噩噩，以吃飽了為滿足的人要強，更勝過那些仗着手中權力欺壓別人，並以玩人害人自樂的害人精。但我一直反對各種形式的“氣功”，從一開始就認為“氣功”是騙人的，表面上講練功，實際上背後各有自己的一套宗教理念，最後必然會發展成各式各樣的會道門，製造出各種各樣的新教主來！

偶然的機會，使我認識了到中國傳播印度教的宣教士。我本來就對東方神秘主義想往已久，因此很快就投入印度吠檀多神秘宗教的研究和修行，成為在二十世紀現代中國第一批修習印度教的奉獻者，並參與把印度教的經典翻譯為中文。吠檀多宗教哲學中“不一不異”、“即一即異”的哲理精神，和通過各種“瑜珈”而與至高存在達到神秘契合一的宗教修習占據了我大部分時間，中間又經歷了六四運動的洗禮，使我對中國現實政治更加失望、厭倦，同時也刺激我思想“自由”這一概念背後的宗教理念。若是沒有對上帝的信仰和敬畏，若是不以上帝的啟示為標準，“自由”不過是人人都可利用的旗幟，最終占上風的仍然是赤裸裸的暴力！一邊修習印度教，一邊反思中國問題，中間在北京大學攻讀法哲學三年，接觸各路高手，彼此切磋，這樣一晃就到了1996年。

（4）歸信基督教階段：我於1996年4月決志信主，同年10月受洗，1997年蒙教會呼召進入全職侍奉。其實，在此之前，我就已經讀過聖經，鑽研基督教神學，甚至在北京大學旁聽過一些神學課程，也和一些信基督教的朋友談論，甚至到教堂里聽道，和牧師辯論，但這不過是我自己感興趣，還談不到信仰的層面。在十年修習印度教的過程中，我深深地意識到無法靠自己的修行克服罪的問題，那些所謂的“大師”也不過是普普通通的罪人而已，他們刻意為自己編織某種神聖的光環，讓人頂禮膜拜，不過是自欺欺人。但我仍然沉溺於罪中之樂，靠自己的一點小聰明不時尋找、製造、利用機會，使自己能夠在煩惱的人生中間得到補償，尋些樂子。不作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人生，成為安慰自己的口號。但罪中之樂，並不是真正的快樂。欲望得到滿足，剩下的就是空虛的無聊；欲望得不到滿足，剩下的就是煩惱的等待。以欲望為中心的生活，始終充滿了無聊和煩惱。

1996年，我和朋友在北京開辦律師事務所。有一次，客戶都是基督徒。在北京五星級賓館凱賓斯吉飯店裡談完了生意，大家一起喝茶聊天，幾位基督徒徵求我的意見之後，開始向我講解他們信主的見證，然後問我是否願意接受主耶穌為自己的救主。當時，我就一口答應下來，閉上眼睛，跟着人作了認罪悔改並接受主耶穌的禱告，就這樣莫名其妙地成了“基督徒”！我真不知道我是怎樣成為基督徒的，但我知道是上帝在我的生命中動工，使我不僅認識到自身的罪，認識到自己在罪中的無能和絕望，並且認識到獨一的救主耶穌基督，使我從此在心靈上得到了徹底的釋放：不是靠自己，不是靠自己的行為，惟獨信靠上帝為我們所預備的救主耶穌基督，在他裡面有完全的安息。一開始，很多人懷疑我是否真的信主，像這樣一位名牌院校畢業的年輕有為的律師，他既不缺乏工作的機會，一時也沒有需要醫治的疾病，難道他會需要主耶穌嗎？上帝是信實的，他絕不會放棄他自己的工作。他使我越來越恨惡罪，靠着上帝的恩典不斷對付自身的罪，追求聖潔的生活。但是，因我為自身的軟弱和敗壞，還是常常被罪勝過。這使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基督徒得救是靠上帝的恩典，得蒙保守也完全是靠上帝的恩典。另外，信主之後，我也走過一段彎路。因為帶領我們信主的是一對靈恩派的夫妻，所以我們一直跟隨他們學習並參加教會的侍奉，就這樣在靈恩派教會中侍奉了將近三年的時間。後來上帝按他自己的美意把我呼召到改革宗的旌旗之下，使我在他面前確實得着了滿足的喜樂。這使得我越來越認識到自身的不可信，世上教會的有限性，更加信靠獨一可信的救主耶穌基督，正如《海德堡教理問答》第一問所告白的那樣：“我無論是生是死，身體靈魂絕非己有，而是屬於我信實的救主耶穌基督。他用寶血補償了我一切的罪債，並且救我脫離了魔鬼一切的權勢；因此，他保守我，若非天父允許，我的頭髮一根也不會掉下；他叫萬事互相效力，使我得救。故此，他藉聖靈也使我有永生的確信，並且使我從此以後甘心樂意為他而活。”

二．新中國教會發展四階段

何：作為基督徒，在今日的中國你能夠自由地信奉基督教嗎？

王：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不能簡單地用“有”或“沒有”這樣的字詞來回答。我們還是需要結合一定的歷史背景來做一些具體的分析。我們不能脫離中國社會總體狀況來談論基督教會，基督教會既然處身中國社會中，必然與中國社會風雨同沐，不可能孤立存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信奉無神論的中國共產黨開始執掌國家政權。從此，基督教會在中國的發展大體上經歷了四個階段，首先是改造階段，其次是消滅階段，第三控制階段，第四是引導階段，接下來的第五個階段就是開放階段。這些階段也是與中國社會在共產黨執政以來所經歷的階段類似。

（1）統戰路線與改造階段：這一階段是共產黨在多黨合作的架構內穩固政權的階段。共產黨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以一黨的政策逐漸代替國家的法律。教會處於被分化和改造的階段。這一階段從1949中共建國開始至1958年人民公社運動開始，法律標記是1949年9 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臨時性憲法文件，此文件確定“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主義”。在近現代憲法歷史上，“專政”一詞第一次堂而皇之地進入“憲法”之中，使本來限制國家權力的憲法成為國家權力無線膨脹的遮羞布。在這一階段，共產黨堅持進化論，認為“基督教是帝國主義麻醉殖民地人民的鴉片”（列寧），把宗教問題作為“政治問題”來處理。共產黨通過安插在教會內的地下黨員和一部分被招安的教牧人員，發動“三自革新運動”，發表《基督教宣言》，沒收基督教教產，控制神學教育和基督教出版事業，成立“三自會”（“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的簡稱），家庭聚會增多，真教會開始轉入地下。

（2）強硬路線與消滅階段：這一階段是共產黨在毛澤東領導下走向全面專制的時期；共產黨全面執掌政權，開始以政治運動為手段消除黨內外異己勢力。教會表面上處於被瓦解和消滅的階段。這一階段從1958年人民公社運動開始到1978年鄧小平執政。這個時期人民的財產被剝奪，教堂被關閉，神職人員或是被殺死，或是被監禁，或是被招安，聖經被焚燒，生命隨時面臨危險，更不用是宗教崇拜的自由了。在這段時期內，不僅基督徒喪失了敬拜的自由，全國人民都淪為暴政的奴隸，甚至連國家主席劉少奇也被秘密迫害致死。。在這一階段，參加“三自會”的那些教牧人員也成為受打擊的對象，溫州鄭大同先生稱之為“打狗腿子”，因為他們已經失去了利用價值。當然，中國不是鐵板一塊，基督徒仍然在各處秘密集會傳道，真教會在迫害中繼續發展。

（3）溫和路線與控制階段：這一階段是共產黨在鄧小平領導下走向威權統治的時期。這一階段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鄧小平的領導地位至1982年中共十二屆全國代表大會。鄧小平先生以“實事求是”等“非意識形態化”的策略瓦解了共產黨內部以馬克思主義正統自居的左派思想，開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可惜走的仍然是清朝末年“洋務運動”的老路，甚至遠遠落後於當時的“立憲運動”。此時，對於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鄧小平先生所面臨的選擇是：一是公開放棄，如後來俄羅斯和東歐所作的那樣；二是繼續堅持，如北朝鮮金正日政權所作的那樣；三是擱置意識形態之爭，集中精力恢復次序，發展經濟。鄧小平走的是第三條路線。這一時期，受共產黨統戰部和宗教事務局監督和指揮的“三自會”重新開始活動，一些三自會的教牧人員得到所謂的“平反”，一些教堂重新對外開放。1982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印發第十九號文件《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規定：“關於基督徒在家裡聚會，舉行宗教活動，原則上不應允許，但也不要硬性制止，而應經過愛國宗教人員進行工作，說服信教群眾，另作適當安排。”可見，家庭教會在某種程度上也得到了寬容。

在這一階段，胡耀邦先生與趙紫陽先生先後執政。他們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最富有人性和體恤民眾，銳意政治和經濟改革的國家領導人，可惜“出師未捷身先縛，常使英雄淚滿襟”！在他們執政階段，是中國解放以來少有的溫和時期，那時人民開始享有空前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也包括宗教自由。後來，江澤民上台執政，開始嚴厲打擊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組織。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江澤民在很長時間內仍在不同程度上處於鄧小平等共產黨元老監督、引導之下，即使他掌握大權之後也沒有開歷史倒車的能力和權威，改革開放已經是大勢所趨，無人能夠抵擋。因此，他所執行的仍然是相對溫和的路線，注重健全法制體系，試圖用法律手段來管理宗教問題，這一時期的宗教問題成為“法律問題”，政府經常運用所謂的“法律手段”對基督教進行控制或打擊。但是，在一個沒有新聞自由和司法公正的社會中，政治的考慮往往勝過對法制的尊重，個人意志往往凌駕於民眾之上，所謂的“法律手段”常常成為官僚手中打擊報復的工具。這一時期，“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都處於復興時期，教會相對享有敬拜的自由。

（4）憲政路線與開放階段：胡錦濤先生、溫家寶先生上台執政後，走親民路線，高舉憲法大旗，甚至提出以法治黨的主張。胡錦濤先生提出：“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三民”論點，在國內外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當然，最重要的是承認“權為民所有、官為民所選”，否則整個權力體系仍然缺乏建立在民意和選舉基礎上的合法性。胡錦濤先生在記念鄧小平百歲誕辰記念會上力言：“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保證人民依法施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族監督。”“胡溫新政”確確實實給壓抑已久的中國人帶來了的一定的盼望。但是，中原逐鹿，鹿死誰手，尚未確定，他們還沒有完全走出上一代領導人的陰影。更重要的是，基督徒的盼望並不是一般性的改朝換代，一朝天子一朝臣，換湯不換藥，中國人已經吃透了“明君”的苦頭。基督徒的盼望是祈求上帝改變人心，重建道德與法治，這是解決政治、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的根本。但我們仍然發自內心地祈禱，惟願上帝保守、帶領胡錦濤先生、溫家寶先生以及其他未來中國社會的領導人，真正貫徹鄧小平先生所主張的改革開放路線，使中國走上民主與憲政的道路，避免社會矛盾走向激化，使中國重新陷入大規模的動亂之中。包括共產黨員在內，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認識到共產黨必須還政於民，從靠槍桿子奪取政權的革命黨，轉向自願接受憲法約束，通過自由選舉獲得執政地位的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政黨。在這一階段，民主與法治的建設將真正步入正規，國家將放棄對宗教和社會的全方位控制。在一個開放與多元的憲政社會中，基督教如何作為一種強有力的聲音出現？教會需要敬虔的生活，也需要純正的教義和系統的思想，才能在中國道德與文化的重建中，發揮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我們期盼這一階段的早日到來，無論宗教背景如何，所有中國人都能得享造物主所賜予的宗教自由。

目前，中國教會當然處於“控制階段”，仍然受到許多限制，但同時也享有相當大的自由，這些先知和自由的程度具有極大的不透明性和不確定性。

（1）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國公民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如上所述，“憲法”在共產黨一黨專政的中國社會中並沒有多大的權威性，中國社會仍然是一個“人治”的社會，因此，“宗教信仰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與共產黨的政策和政治局勢直接相關。

（2）地方行政法規的具體規定。憲法非常寬泛，地方行政法規是憲法的具體的落實。但是，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各個級別的行政法規一直對宗教採取嚴格限制的政策。若是按現有的行政法規登記，教會基本上被完全捆綁起來。比如不能在宗教場所之外傳教，傳道人不能跨區傳教，既所謂的“定點”（教堂或聚會點）、“定人”（負責人）、“定片”（傳道人行事聖事的地區範圍）。因此，中國許多教會自覺地沒有按政府的規定登記，這部分教會被海外媒體稱為“家庭教會”。

（3）實踐中的做法：中國是一個大國，並且正在經歷深刻的改革時期，各個地方當局的執政官對待宗教自由的看法與做法並不完全相同。另外，中國政府對基督教的做法也與當地基督教的勢力強弱有關係，在基督徒占優勢的一些村莊和地區，當地政府為了保持地方穩定，對教會有相當大的尊重。同時，中國政府內部也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信仰的問題不能簡單地靠警察手段來解決，警察的主要任務是維持地方治安，警察介入宗教問題，干涉別人信仰，也是警察的恥辱。因此，在中國政府部門內，甚至包括在公安機關內，有越來越多的官員對宗教，特別是基督教，採取既不支持也不干預的寬容政策，北京市的情況就是如此。我自己在北京牧會七年，認識很多家庭教會的牧者，雖然因為不登記，也在各個方面面臨來自政府的壓力，但基本上都能自由、安全地聚會。筆者曾經在一個“宗教與政治”學術研討會上與北京市宗教管理局的一個級別比較高的幹部相遇，問詢宗教管理局現階段對基督教，特別是家庭教會的處理方式。他的回答是：主要是“摸底”、“掌握情況”。

我們可以說，政府對家庭教會基本上一邊採取溫和的寬容政策，同時對有密教傾向、與海外聯繫、人員較多的教派進行嚴密監控和打擊。總體上而言，基督教在中國所享有的自由超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這也是上帝對中國和中國教會特別的恩典，也表明我們中國社會在不斷進步。但是，我們也不能不承認，中國仍然是一個警察社會、封閉社會，不是一個民主選舉的憲政國家，國家對新聞、社團等保持嚴密的控制，基督教在中國所享有的自由與真正的宗教自由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三．家庭教會與三自教會

何：在中國為什麼這麼多的人加入家庭教會？為什麼他們不參加國家批準的大教會呢？

王：加入家庭教會的人確實不少，但是，加入三自教會，也就是國家批準的大教會的人也不少。目前，在人數方面，各方面都缺乏客觀的數據。根據我自己的觀察，家庭教會確實在不斷倍增，但三自教堂也是人滿為患，尤其是在北京、上海等地。

我想首先澄清有關的概念，然後再就這兩個問題作一些說明。

其實，“家庭教會”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到底什麼是家庭教會呢？普遍性的理解就是接受登記，加入“三自會”的教會就是三自教會；不登記，不接受“三自會”領導的就是家庭教會。登記或是否接受“三自會”的領導成為劃分教會的主要標記，這實在是中國教會歷史上可悲的一頁。其實，有少數在三自旗下教會中服事和聚會的弟兄，正如被擄巴比倫的但以理，仍然對上帝及其教會忠心耿耿，努力在自己所處的環境中為主作見證；也有很多自稱家庭教會領袖的人其實是無法無天、離經叛道的異端分子。靈命的真假絕不是以在那裡聚會為標記的！

根據聖經啟示，關於教會，最重要的是分辨真假，而分辨真假的標記關鍵在於是否有合乎聖經的真道的傳講，合乎聖經的聖禮的實行和合乎聖經的教會的勸懲。另外，在教會歷史和神學書籍上，有普世教會和地方教會，爭戰的教會與得榮的教會，有形教會與無形教會之爭，而“家庭教會”與“三自教會”的劃分恐怕是中國教會歷史上特有的現象。這種命名和劃分本身就是因為在真道上不清楚的緣故，政治上的定義遠遠大於宗教上的定義。這種概念界定上的混亂帶來一系列的問題。當然，從聖經的啟示和中國的現實來看，基督教會如果接受政府的登記要求，和“三自會”的領導，等於公開贊同、接受不信者對教會的控制，這是對主耶穌基督對教會的主權的公開的蔑視和褻瀆。所有加入政府操縱的三自體系的教會從本質上已經放棄了堅持真道的立場，這就是以王明道先生為首的見證：“自從三自會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國基督徒就完全失去了‘信仰自由’。你要‘信仰自由’麼？可以，但是必須加入三種。加入以後就把你化掉，化到無神那邊去了。他們不會逼着叫你說無神，你自己就不敢提到神了”（王長新：《又四十年》，30頁）。但我們絕不能說，不走三自路線的家庭教會就是信仰純正的教會，事實上，呼喊派、重生派、被立王、東方閃電等種種異端邪說是在所謂的家庭教會中生發並興盛的，這些異端的頭頭甚至以中國家庭教會代表的面目出現國外媒體中。準確地說，信仰比較純正，拒絕接受不信派轄制的中國家庭教會與英國教會歷史上的“脫離派”（separatist）或“不從國教派”（non-conformist）類似（威利斯頓·沃爾克：《基督教會史》，孫善玲、段琦、朱代強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509－531頁）。

我們不能不承認，參加三自教會的人數也大有增加。一是三自教會有教堂，聚會的地方穩定；二是三自教會雖然敗壞，但還有一定之規，最起碼受政府的規範，但許多家庭教會則是無法無天，暗箱操作，異端邪說多是從家庭教會中興起、泛濫。

當然，“三自”教會本身就是一個“怪胎”：所謂的“自傳”、“自養”、“自治”，都是不倫不類的口號，是二十世紀民族主義與人本主義新神學結合所生的產物。教會是一個大家庭，首先應當是“神傳”、“神養”、“神治”，在福音的宣講、教會的經費和治理上當完全仰望上帝主權的供應；同時，根據《使徒信經》的告白：“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教會互為肢體，因此，不管是國內的教會，還是國外的教會，都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資源共享，在資金上互相接濟，在組織上互相聯結，在靈命上彼此代禱，這是理所當然的。中國共產黨自己還參加過“共產國際”，甚至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和資助，為什麼要把中國教會從基督教會這個國際大家庭中硬硬地隔離出來呢？施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大家都知道生意上存在跨國公司，為什麼中國教會就不能跨越國界，與其他國家的教會建立一定的組織上的聯繫呢？共產黨在這些方面實在是只許州官防火，不興百姓點燈！因此，從本質上而言，所謂的“三自”不過是社會上執政的無神論者勾結教會內的不信派，用此來捆綁教會而已。因此，在“三自”政策的藉口下，共產黨切斷了中國教會與國外教會的正常往來，並切斷了不同國內教會之間的正常交流，使“三自”旗下的教會接受社會主義教育，成為國家在宗教方面加強控制的御用工具，重蹈中國歷代政府全面專制的覆轍。當然，筆者也曾在大陸見到信仰比較純正的“三自”旗幟下的教會，他們是在“三自”內部反“三自”，儘量在體制之內爭取教會的自由，保守信仰的純正。國外媒體一般注意到“家庭教會”與“三自會”的對立，很少有人注意在三自體系之內的一些教會，也在通過各種方式反對國家對教會的干預和控制。

當然，從我自己周圍的朋友和個人的經歷來看，確實有更多的年輕人加入家庭教會，而不是國家控制的三自教會。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真教會傳講上帝的真道，上帝的真道吸引人；二是家庭教會的人積極宣教，他們帶領信主的人當然一般都進入家庭教會；第三，在中國新一代青年人中，特別是對於新一代中國知識分子而言，特別討厭共產黨的政治宣傳和操縱，而三自教會往往是共產黨政府宗教政策的窗口，以“愛國愛教”為口號，教牧人員由國家控制，甚至講道的內容也受宗教政策的規範，這反倒使得很多敏感的年輕人產生逆反情緒，不願意參加三自教會。

何：大多數中國家庭教會有多大？

王：首先是一個範圍界定的問題。比如宗派性教會（雖然中國傳道人很少人承認自己的宗派，甚至明確地反對任何宗派，但事實上他們都有自己的宗派背景，比如靈恩派、安息日會、小群、重生派、呼喊派等），在山東、江蘇、河南等地，有的基督教教派多幾百萬人，他們一般稱自己為“團契”，團契內可能又分為不同的團隊，不同的團隊在不同的地區做工。另外就是單個的地方教會，有的地方教會上千人，比如在浙江溫州的家庭教會，甚至有自己所建的大教堂聚會。但在城市中，聚會的人數受限制，一般是二十人左右，有的時候多一些，有的時候少一些，並不固定。但各個聚會點加在一起，擁有幾百名會員的家庭教會也不罕見。

四．關於中國政府對基督教的迫害

何：作為家庭教會的成員到底有多大的風險？

王：作為家庭教會的成員，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風險。

在第一階段，面對的風險就是主要是恐嚇和監禁；在第二階段面對的風險是監禁和死亡。在目前第三個階段面對的風險仍然主要是恐嚇和監禁，包括失去人身自由，財產被沒收，罰款，勞教等，但基本上已經沒有死亡的危險。當然，共產黨對人的監控似乎是無孔不入，共產黨對付人的手段不受任何道德規範的限制。因此，在中國家庭教會中服事，許多人為真道所受的苦楚，所面對的壓力，是身處歐美等自由社會的人很難體會到的。大家可以看一看王常新弟兄所著的王明道先生的傳記《又四十年》，像王明道夫婦這樣有一定名望的傳道人還受到這樣慘無人道，甚至讓人講來無法啟齒的殘酷迫害，就不用說一般傳道人和平信徒了。在文革期間，連劉少奇這樣堂堂正正的國家主席也被人用非法的手段秘密逮捕，虐待致死，更不用說普通中國人的人權保障了。幾千年來，不管是在皇帝的名下，還是在國民黨總統的名下，還是在共產黨書記或主席的名下，中國人民吃盡了專制和暴政的苦頭。

中國人長期處於專制與暴政的奴役之下，很多人對政府有根深蒂固的懼怕心理，施行暴政的人，那些為虎作倀的人，總是利用國家和法律的名義，大肆施行恐怖主義，發明各種各樣的酷刑，殘酷無情地對待，從肉體和精神上殘害、打擊他們認為反對他們的人。中國教會也是一直處於這種專制恐怖的陰影之下。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他們更是打着“政治”的旗號，通過各種形式的運動，打擊異己。因此，長期以來，在中國教會中出現了一批“反政治”的基督徒，提起政治來就噤若寒蟬，不願意談政治問題。我自己見過坐監幾十年的老傳道人，正正經經地忠告我說：“千萬不要談政治的問題！”即使在海外華人教會中，很多人也有懼怕情緒，害怕大陸來的各種特務，動輒就懷疑別人可能是共產黨安插在教會中臥底的人。這是中國的悲哀，這也是中國教會的悲哀。“政治”本來是公眾的事務，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可惜那些施行暴政的人民公敵，那些逐臭舔瘡的政客們，使本來服務公眾的“政治”成為污穢之事，使本來保護人權的法律成為人民的網羅！另外，作為基督徒，我們也需要想一想，難道共產黨的特務不也是人嗎？他們不需要上帝的福音嗎？我自己也有同學和朋友在中國國家安全部工作，他們中間不乏有能力和品德的人。因此，我們不能根據政治背景對我們服事的對象有所取捨。惟願我們能夠“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腓2：5），對所有罪人都有憐憫之心，謙卑地向人傳講基督恩惠的福音，勸人與上帝和好，也彼此和好。

何：在中國確實有許多教會帶領人被國家逮捕嗎？

王：關於中國教會受迫害的情況眾說紛紜。從我自己律師執業、旅行布道和地方牧會的經驗來看，迫害確實在某種程度上存在，中國政府現行的許多法規對包括基督教在內的宗教仍然是限制性的，而不是保護性的。但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中國人確實享有越來越大的宗教自由，這也是不爭的現實。作為中國基督徒，我們既不要迴避目前中國的現實處境，也不要忽視上帝對中國的恩典。至於基督教受迫害的情況，特別是關於許多教會帶領人被國家逮捕之事，合乎實情的少，以訛傳訛的居多。

在當今中國教會中，烈士少，奸賊多，稀里糊塗的人最多。“烈士”是指真正明白真道，為真道勇於捨身的人。假如我們不明白真道，就是“舍己身叫人焚燒”在上帝面前也沒有什麼價值（林前13：3）；甚至會做出一些得罪上帝、害人害己的蠢事來，像當初一些猶太人一樣，“他們向上帝有熱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識”（羅10：2），結果把耶穌基督也釘死在了十字架上！“奸賊”是指那些欺騙上帝、欺騙教會、欺騙國家、欺騙輿論，從中獲利的人。像王明道、袁相臣、謝模善、林獻羔等這些老人家，都是上帝所興起的真道的見證者，他們既明白真道，又帶領教會，個人為人也非常正直，他們確實是上帝擺放在中國家庭教會中的明燈。但教會內也有很多奸賊，對內妖言惑眾，拉幫結派，迫害真心愛主的人；對外善於造勢，八面玲瓏，但在真理上卻是瞎眼的、貧窮的。當然，大多數人還是稀里糊塗的人。我自己曾經問山西家庭教會中一位六十歲左右的資深傳道人，問他根據他自身的經驗，在教會中真正“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誰”的占多大比例（提後1：12）。他認真地說：“可能十分之一也不到！”這就是中國教會的真實狀況。因此，有很多人說中國教會大有復興，我自己有很大的疑問。真正的復興必有真正的悔改伴隨，真正的聖潔出現，可惜海內外大言中國教會復興的人所主張的不過是兩個方面：一是中國教會人數大增，二是神跡奇事不斷。這些都不是真正復興的標記。因此，我希望更多的有識之士為中國教會多多代禱，使中國教會能夠經歷到真正的復興。

在文革之中，確實有很多基督徒殉道。但在文革之後，因為傳播基督教的緣故而被判處死刑的人幾乎沒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到底中國教會有多少人真正為基督真道的緣故殉難呢？希望在一定的時候會有比較客觀的數據出現。就我自己而言，我所佩服的是王明道先生，他是上帝賜給軟弱的中國教會的一盞明燈。我不僅佩服他在多重誘惑和壓力下沒有向不信者屈服，參加官方操縱的三自會，更加佩服的是他坦然承認自己的軟弱和失敗，完全仰望上帝的憐憫。我想，王明道先生之所以成為中國教會的精神柱石，主要還是因為他並沒有隱諱自己的失敗，所以得蒙上帝的憐憫和人的同情。其實，他自己一被共產黨政府收審就立即屈膝投降，大量地編造謊言，連他自己也承認說：“共產黨不跟我講理，用一枝手槍就把我嚇糊塗了”（王常新著：《又四十年》，加拿大福音出版社，2001年，102頁）。他的傳記作者記錄說：“他最怕無期徒刑，為了能判得輕一點，他就繼續大量地撒謊，除了把先前認過的罪又重認一邊之外，還說‘我出監以後要參加三自’”（155頁）。在神學上，王明道先生主張“基督徒不能參加戰爭”（124頁），“受浸是浸在水裡，受洗是後來天主教改的，不下水，只在頭上點一點水，把原來那個意義改掉了”（214頁），在這些方面王明道先生的神學主張與宗教改革時期的極端派別再洗禮派類似。在靈修上，王明道先生1956年第一次被收審期間，他的信仰就產生了根本性的動搖：“我進監四、五個月了，天天禱告求神救我出去，可是到現在還沒有效驗。”（107頁）這就是王明道先生此時的心境，此時他已是56歲，開始宣教事工已經長達31年，已經是中國教會內公認的名牧，但他仍然對上帝全能的護理並不理解，很難信靠，他的禱告所注重的仍然是一時的“效驗”，也就是靈不靈。因為一時沒有效驗，信心就開始動搖！他講道的內容多是儒家勸人為善的說教，很少傳遞建立在正確解經基礎上的信息。連他自己也承認“耶穌是我的救主，孔子是我的恩師。”（204頁）。王明道先生有他自己特殊的時代和背景，但他在見證和神學上的軟弱典型地代表了中國教會目前面臨的困境。

當然，中國教會在文革時期所經歷的迫害勝過當初羅馬帝國對基督徒的戕害，中國人自古以來就特別善於運用權術和酷刑迫使對手屈服，因此，中國人在權術上的狡詐和刑罰上的殘酷，可以說是在世界歷史上也都是及其罕見的。惟願上帝憐憫中國，通過基督教在中國的廣傳，使中國的政治和司法都能得以改良，使中國人可以保持起碼的自由和尊嚴！雖然中國教會熬過了文革時期專制政權無法無天的荼毒，可惜在真理上的認識和見證卻是脆弱的。趙天恩先生總結說：這一時期的中國傳道人之所以“大多數傳道人都簽了名（簽名加入三自籌委會），控訴了同工，也加入了三自”，“主要原因是他們多數對政治，特別是中共的統戰理論一無所知，使他們很容易跌入陷阱。第二個原因是他們被懼怕所控制，以致走妥協的道路”（趙天恩，莊婉芳：《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中福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59頁）。現代中國教會歷史確實是一段充滿失敗、恥辱和醜陋的歷史。今日中國傳道人必須明白純正的神學，只有建立在對真理的確信基礎上的信心，才能在試煉的烈火到來時仍然站立得穩。同時，基督徒必須有合乎聖經的世界觀，包括對政治要有清醒的認識，才能全方位地見證上帝的真道，全方位地影響周圍的世界。否則，不僅不能在真理上為現實政治提供合乎聖經的引導，也會因為自己在政治上的無知和幼稚而使自身和教會遭受巨大的虧損。

另外，就教會自身的角度而言，也有許多破口。比如，許多所謂的教會帶領人培訓未成年人，未經其父母同意就派出宣教；有的帶領人狂熱地宣傳末世到來的信息，勸人停止正常的工作和學習，甚至離棄家庭，外出宣教；更有的帶領人假借各種名義與異性亂交。這些做法既不合乎上帝的律法，也不合乎中國人的習慣和國家的法律，因此而受到國家法律的制裁是理所當然的。若是因為上述原因而受到中國政府的制裁，就談不上是受迫害。可惜，因為中國政府仍然不是法治政府，犯罪嫌疑人往往得不到公正的審判，司法程序也缺乏輿論的監督，哪怕是處罰應當處罰的人，往往也是不能叫人心服口服。習慣了司法公正和新聞自由的歐美國家，對於政府的一些秘密抓捕和審判更是不能首肯，因此，就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屢屢發難，指責中國“侵犯人權”，這當然是可以理解的。面對國際社會的指責，中國政府應當積極地進行政治和司法改革，切實改善人權狀況。一個連起碼的新聞自由都不存在的國家，反口攻擊歐美國家的人權狀況，就使自己成了國際上的笑柄！

還有，許多農村教會的傳道人，一聽見公安或安全局人員到來的消息就很懼怕，甚至對其他同工不管不顧，自己偷偷地躲藏在廁所里，仿佛作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這都是筆者親身經歷的事情。像這種情況，自然會引發公安人員的疑慮，從而進一步介入調查。更有的傳道人動不動就利用海外媒體抄作，說是中國政府又在迫害教會！其實，中國有無數弱勢群體，有少數民族的問題，有義務教育的問題，農民失去土地的問題，拆遷造成的問題，計劃生育的問題，正直官員受排擠的問題，金融危機的問題，人口老齡化的問題，男女比例失掉的問題，國家統一的問題，等等。沒有見到任何一個中國教會的傳道人為這些社會問題大聲疾呼，卻是天天將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上，想方設法突出自己！這種以自我為中心所謂的中國教會實在令人羞愧！

我不止一次聽到外國教會組織的帶領人私下向我抱怨，說中國家庭教會傳道人傲慢自大，總是伸手要錢，也沒有一定的管理制度，一有人問起，就是這錢是從上帝來的，我們向上帝交帳！我也不至一次地聽到所謂的中國教會的帶領人吹噓自己所見到的異象，誇耀自己為主所受的苦楚，自己所行的神跡奇事，但是幾乎沒有人闡明真道，更沒有人為真道辯護！遠志明所拍的《十字架》這個片子就頗能反映這種傾向。這個片子從頭到尾都沒有強調上帝的真道和基督的十字架，反倒一味強調個人所受的苦楚，同時也把重生派、呼喊派等一些異端派別與正統教會人士攙和在一起，不辨真假，只講數目，大造聲勢，仿佛基督教在中國已經成為一個群眾性的政治運動！David Aikaman所寫的《耶穌在北京》（Jesus in Beijing，Regnery Publishing, INC,2003）也是如此。書中一邊說“中國三自教會的福音派人士如世界各地的福音派人士一樣急切，希望所有人都聽到並接受基督教的信息”（英文137頁），一邊說：“中國三自教會的牧師和官員身為地下黨員是相當普遍的，這一現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來”（英文145－146頁）。可見，他對三自教會的認識相當混亂。而且還把一些異端分子列為中國家庭教會的代表。這些人所注重的往往是輿論上的抄作，對於上帝的真道並沒有多大的關注。

五．家庭教會：牧師、成員與敬拜

何：如何開始一個家庭教會？

王：一個家庭教會的開始一般有三種類型，一是分離型；二是開拓型；三是自髮型。分離型是指從三自教會、海外教會和原來的家庭教會中，因為各種因素而分離出來的。比如有些信徒認識到三自教會的敗壞，就從三自教會中撤離，組成家庭教會；也有國內信徒海外差會的轄制中分離出來，組成家庭教會；另外，從原來已經存在的家庭教會中，也常有教會分離之事。

開拓型是指已經存在的家庭教會有組織地建立新的教會。一般家庭教會都有開拓的計劃，從原來的教會中分離出一部分人來，再吸收一些新的成員，就成為一個新的家庭教會。自髮型是指個人自發組建的教會，有的信徒就不滿意在三自教會受政府的轄制，也不滿意在海外差會受外國傳道人的轄制，對於比較鬆散的家庭教會也不滿意，或者不直到家庭教會的存在，就自發地在自己家中聚會，逐漸形成一定的規模，也成為家庭教會。

何：怎樣成為家庭教會的牧師？

王：關於家庭教會的牧師，我們首先必須明白家庭教會在這一方面有兩大類型，有的主張設立牧師，有的不主張設立牧師。比如倪柝聲先生創建“小群”教會認為既然人人都是祭司，就沒有必要設立牧師和長老的職份。當然，即使不正式設立牧師，其中也必有人牧養教會，發揮牧師的職份。在“小群”教會中，一般是由年資比較深，威望比較大的弟兄在教會事務中有教牧的權柄。河南教會中的很多宗派，也不設立牧師，往往有威望較高的“大叔”之類的人管理教會。是否設立牧師當然與神學上的看法有關，但是，也有很多帶領教會的人，之所以不願意接受牧師的職份，寧肯繼續以“弟兄”的身份管理教會，是因為懼怕共產黨的迫害。假如都是弟兄，就不怕共產黨“槍打出頭鳥”；假如有正式的牧師或長老職份，就不容易迴避。而且，不經宗教管理部門批准，按立牧師、長老或執事這樣的聖職人員，還被視為是違背宗教法規的犯罪。因此，中國許多家庭教會並沒有正式的聖職人員，也與中國特殊的政治處境有關。

大部分家庭教會主張設立牧師。一般有三種類型。一是習慣型的，比如有的弟兄確有恩賜，在教會中長期牧會，深得眾人的愛德，但是，他們既不想得到三自系統的批准，又沒有另外的按立體系可以正式按立，就這樣被人稱為牧師，漸漸形成約定俗成性的習慣稱號。

其次是按立型的。有是是由家庭教會內部德高望重的人按立為牧師，有的是由相關的海外教會按立。這樣按立的牧師一般都有一定的要求，比如個人的呼召和裝備，教會的認可等。以我自己為例，我是在1997年蒙召全職參與教會侍奉的，2002年年底在倍加一家家庭教會中被按立為牧師。一是我自己按程序提出申請，二是由三位牧師組成按立團對我進行考察。我自己也提交了個人蒙恩和蒙召的見證，並寫了一篇四萬字左右的教義論文《從改革宗神學的角度看律法與福音的關係》，還寫了一篇一萬字左右的聖經神學方面的論文。

第三種類型就是自封性的。也有的傳道人試圖樹立個人的權威，但有不願意遵守一定的教會的次序，就自編自演，自己封自己為牧師。這樣的事情，不管是在大陸教會，還是在海外華人教會中，都有類似的情形。

何：你們怎樣得到新的成員？

家庭教會成員的增加有各種形式。有所別的教會轉過來的，也有通過傳福音信主加入教會的。最重要的形式是個人式傳福音，主要是基督徒向自己的親屬朋友見證基督，並把他們介紹到教會中來。另外就是團隊式傳福音，一般在在教會內部組建傳福音的團隊，有的人負責講見證，有的人負責回答問題等。也有問答式傳福音，這種方式一般是在教會聚會之後，然後由教會安排有議定裝備的人，專門回答剛到教會還未信主之人的問題。第四是講壇式傳福音，通過講壇的信息，呼籲人悔改信主。

何：在家庭教會中敬拜是怎麼樣的？

王：因為神學背景不同，敬拜的方式也很不相同。三自教會宣布在中國已經消除了宗派，國外也有一些稀里糊塗的人隨聲附和。其實，在家庭教會中也喲不同於的宗派之分，最起碼有安息日會，有小群教會，它們都有自己的特色。在中國家庭教會受靈恩派的衝擊比較大。極端的靈恩派教會在聚會時比較注重刺激人的情緒，在敬拜的時候常常說方言，跳靈舞，像撒滿教的巫士作法一樣，還有很多人聲稱見到異象，唱的歌曲一般都是人所編寫的歌曲，內容比較簡單，充滿煽情色彩，反覆吟唱，容易激動人心。靈恩派聚會一般不注重講道，傳道人很少受過系統的訓練，講的內容主要是個人經歷和神跡奇事。另外，靈恩派教會一般都由所謂的有敬拜恩賜的人帶領敬拜，唱詩禱告的時間比較長，在唱歌禱告的時候常常舉起雙手。

也有很多教會屬於一般性質的福音派陣營，反對說方言，不注重神跡奇事，講道一般是主題性講道，核心內容往往是鼓勵人傳福音，很少講解上帝的律法，所傳講的信心往往與現實生活缺乏關聯性。在中國也有為數不多的改革宗教會，有的是浸信會背景，有的是長老會架構。這些教會在敬拜時比較嚴肅，主張解經式講道，聚會時唱的詩歌比較保守，喜歡唱頌《詩篇》，甚至完全唱頌《詩篇》，但這樣的教會為數極少。

何：在中國得到聖經容易嗎？

王：目前在中國得到聖經仍然有一定的難度，因為聖經並沒有公開發行，在書店裡買不到，只有在三自教堂里才有出售。中國信徒得到聖經，一般來自三個方面的渠道，一是官方印刷的聖經，通過三自教會就能買到，價格也比較便宜。另外是海外印刷的聖經，通過不同的渠道傳道中國。三是中國家庭教會地下印刷的聖經，但是數量不大。中國政府任憑各種敗壞道德的低劣書書籍在書店中公開出售，但卻禁止公開出售聖經，這實在沒有任何道理。最大的可能就是宗教管理部門和三自教會勾結，把聖經印刷和發行作為一項壟斷性的生意來做，從中獲取私利。因為聖經的銷量很大，並且在印刷方面得到國外聖經協會大量的津貼。

六．中國所面臨的最大的問題

何：中國政府對教會有什麼擔心？

王：在目前階段，中國政府所擔心的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基督教，而是已經蛻變為民間密教組織並有政治導向的所謂的“基督教”團體。他們人數龐大，缺乏明確的系統的教義，但其帶領人卻是韋伯所說的“卡里斯馬”（charismata）式的人物，也就是頗有“靈恩”的人。他們在其組織內部享有極大的權威，動不動就以上帝給他的啟示或異象來抬高自己，蠱惑群眾，壓服對手，並且與某些不明真相或別有用心的海外組織聯合，得到資訊與資金方面的支持。從國家安定的角度出發，這樣的團體當然是中國政府關注的主要對象，這是具有基本政治常識的人都可以理解的。

歷史上的“太平天國”運動就是以基督教的名義發動的，洪秀全是不折不扣的異端分子，但他確實打着基督教的旗號發動起義，蠱惑人心，攻城略地，建立政權，戕害民眾，給社會帶來了極大的破壞。太平天國起義平息之後，中國的人口從四億之多降到三億，有將近四分之一的人死於戰亂。

當然，中國政府也應當反思，為什麼太平天國這樣的農民運動會發生在中國？因為長期的專製毒害已經使人民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被壓迫的人總是在尋找一定的理論和名號來為自己的運動造勢，或者是白蓮教，或者是法輪功，或者是基督教，或者是馬克思主義，對於他們而言，並沒有根本的區別，只要能夠發動群眾就好了。暴政為暴亂預備乾柴，是一切社會問題的罪惡魁首；而暴政的表現就是侵犯、剝奪公民的基本自由，赤裸裸地用暴力施行統治，用謊言加以粉飾暴政。最需要對付的不是宗教，更不是人民，而是暴政本身。自古以來，暴政就是中國人民的公敵，在兩千多年前孔子就已經感嘆“苛政猛於虎也！”對於吞噬百姓的暴政惡虎，人人都有責任起而誅之，不需要作為稀有動物加以保護，這樣的惡虎還是早日滅絕好！

因此，國民政府和國家領導人的責任絕不是直接動用國家機器鎮壓某個宗教或教派。這樣的鎮壓不僅沒有什麼作用，反倒為宗教製造一批英雄和殉道士。在一個專制橫行，真理不障，缺乏英雄的時代，一些為宗教信仰而受迫害的人士會就會成為真理的鬥士，在民間贏得巨大的欽佩和認同。一旦他們轉向政治，若是其宗教信仰本身就有暴力的傾向，則會成為危險的人物。即使沒有暴力傾向的宗教或主義，經過一部分人的錯誤闡釋之後，也會成為支持暴力革命的工具。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張的共產主義是在生產力極為發達的國家實現，而且主要是通過議會道路實現。但在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手下，“共產主義”卻在歐洲最野蠻的國家俄國、世界最落後的國家中國首先實現，而且必須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這顯然也是對原初的馬克思主義的扭曲和利用！

對於國民政府和國家領導人而言，最重要的並不是防範和鎮壓宗教，而是積極地認真地面對民間的疾苦，還政於民，執政為民，建立健全司法制度，切實尊重人權，確保社會公義和次序，剷除孳生仇恨和叛亂的土壤，使民間的冤屈有正常的宣泄和解決的渠道，才會使國家長治久安。

就宗教而言，中國應當修訂有關宗教法規，與國際人權法接軌，開放教禁，以法治國。如此以來，就會使某些陰謀利用宗教達到個人政治野心的人失去市場，使名正言順，利國利民的宗教得以暢行無阻，使瀕臨崩潰的中國文化與道德得以重建。如果一小部分人繼續以國家或政黨的名義凌駕於人民之上，假借法律這一工具，施行防民、騙民、壓民、害民政策，繼續對正常的宗教活動進行圍追堵截式的打壓，不僅國家領導人在國際舞台上不斷成為被人控告的對象，給國家和民族帶來恥辱，也必將加劇中國社會內部的矛盾，為社會增加不穩定因素，使社會陷入新一輪的動盪之中。

何：你認為今日中國所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王：信仰的問題。信仰是人的本質，人都是宗教性的，都有一定的信念。但目前中國在信仰問題上處於一個歷史上非常奇怪的階段。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社會理論，為人提供了一個烏托邦式的社會模式。雖然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藉助武力恐嚇與輿論欺騙，把馬克思主義演變為一種全方位的信仰體系，但馬克思主義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人生的意義問題，只能激發處於困難之中的人的仇恨，卻不能為他們提供絕對的真理和真正的安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已經成為昔日黃花，六四大屠殺更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結局按上了一個歷史永遠不會忘記的血印。作為一種官方意識形態而言，雖然一直有不法的政客在借屍還魂，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確實已經成為一具無人理睬的殭屍，就是在共產黨所控制的報紙上，幾乎也沒有什麼文章宣傳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確實在中國已經被送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在今日中國，若有人在私下場合聲稱自己信仰馬克思主義，不是被人視為怪物，就是被人認為在搞政治騙局。但是，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勇敢地面對這一問題。他們一直試圖用“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思想”、“三個代表”等遮掩自己在信仰問題上的尷尬和貧乏。其實，現代意義上的政黨，不過是根據一定的政治理想和利益而結合起來的鬆散的政治群體，和個人的信仰並沒有必然的關係。正如在美國一樣，一個信奉基督教的人，可能參加共和黨，也可能參加民主黨，或者支持其他獨立的政黨。而且，這些政黨只有在選舉議員或總統的時候才活躍起來，絕不會試圖全面地控制家庭、教會、企業和其他社會組織。而中國共產黨則是受當初蘇聯共產黨的影響，在社會中上搞一黨專政，在黨內又搞一人獨裁，形成一種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金字塔式的極權政體。今日中國共產黨在實際生活中已經不再信奉馬克思主義，但在意識形態上，仍然掛着馬克思主義的虎皮，這使得中國共產黨陷入一種信仰與行為分裂的狀態。這種狀態使得中國共產黨的言行不能保持一致，同時也給廣大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帶來了良知上的分裂和痛苦。因此，中國共產黨本身也面臨着深刻的信仰危機。

同時，中國共產黨也曉得，得人心者得天下，信仰的問題最終必然會影響到政治勢力和政治格局。如果真的有那麼多的基督徒，他們一旦具有政治上的自覺性，必定會形成一種影響社會的力量。因此，我們奉勸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有識之士擺脫自身“政教合一”的桎梏，改組成為現代意義上的政黨，真正尊重中國人民在信仰上的自由，通過合法選舉的形式使自己對國家政權的掌握具有真正的合法性。只是中共產黨一旦放棄“槍桿子”和“筆桿子”――武力上的脅迫和輿論上的欺騙，就極有可能遭到人民的清算，許多人要為自己奴役百姓、侵犯人權而受到歷史的審判。基督教應當作好準備，傳講耶穌基督和好的福音，使得社會各個階層都能夠謙卑在上帝的面前，彼此認罪，互相饒恕，同心合意重建中國。否則，中國社會就會重蹈以暴易暴、以惡勝惡、互相報復的惡性循環，使得中國再次淪落到軍閥混戰的局面。

何：中國人作為一個整體，是否存在道德普遍缺乏這種情況？

王：我旗幟鮮明地說，中國道德狀況提高了！我的這一說法讓許多人感到震驚。因為有許多人抱怨中國社會現在是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價值凋落，道德崩潰，有許多基督徒也隨聲附和，仿佛中國現在就成了人間地獄，三十六計，走為上計。許多人要有意無意地唱衰中國，這是讓真心熱愛中國的人所感到心寒的。

中國社會目前的道德水準確實不高，但與文化大革命這瘋狂的時代相比應當是大大地提高了。當時，甚至有的母親不給剛生下來的孩子餵奶，因為自己的丈夫是右派，所以旗幟鮮明地站在黨這一邊，“不給右派崽子餵奶！”在這種連天然的母子之情都被掃蕩，都被扭曲的時代，人們的道德意識幾乎是蕩然無存。文革之後，中國人民逐漸從文革的創傷中恢復過來。當然，和平請願式的六四運動被鎮壓，也給中國人民的道德情感帶來了巨大的創傷，使得許多掌權者更加肆無忌憚地放縱自己，許多百姓也放任自流。但總體而言，中國人民的道德狀況並沒有降低到文革紅色恐怖時期人人自危的處境。

現在，在中國有很多熱愛中國傳統文化的人身體力行地提倡傳統美德，有大量的具有基督教背景的外國投資者在中國工作生活，有上千萬的人員在外資企業上班，也有無數中國人的民族工業在發展壯大。更重要的是，有四千萬、五千萬，甚至八千萬的基督徒在中國，有國際上無數基督徒在為中國禱告。綜合以上因素，難道中國社會的道德狀況反倒下降了嗎？難道只有那些貪官酷吏、下流文人才能代表中國人的道德狀況嗎？因此，我們對目前中國的道德處境當有合乎中道的看法。

當然，隨着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道德危機也更加明確地顯明出來。這種道德危機並不是改革開放本身所導致的，而是以前教育上的奴化教育、媒體上的欺騙宣傳、政治上的無情壓制、經濟上的殘酷剝奪而導致的，我們必須明辨其中所存在的時間先後與因果關係。同時，我們也不能否認，在改革宗開放的過程中，由於鄧小平先生一開始就提倡“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從這種實用主義與功利主義的貓論出發，注重的是經濟建設，把經濟增長當作頭等大事來抓，試圖轉移人民對政治生活的關注，並沒有把道德重建放在重要的地位，無疑也加劇了中國社會已經存在的道德危機。

七．可愛的中國、光明的未來

何：基督教為什麼吸引中國人？

王：這是上帝對中國人特別的恩典。在今日中國確實有越來越多的人歸向基督教。而且今日歸向基督教的人具有新的特徵，原先歸向基督教的人士有“六多”，也就是農村人多，貧窮人多，老年人多，有病的人多，邊遠地區的人的人多，婦女多。現在城市中也有越來越多的人信主，律師、教師、企業家、藝術家等社會精英信主的人多，年輕力壯的人信主的多，北京、上海、廣州等現代大都市信主的人多，教會中弟兄的面目也越來越多。而且到北美、歐洲各地留學的人士中，也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人歸向基督教。如今，基督教在中國不再是“洋教”，也在逐漸擺脫“愚昧”的色彩，信耶穌成為民間最流行的事情，甚至有越來越多的共產黨員也因對馬克思主義的失望而轉向基督教，聖誕節也越來越成為中國民間共同慶祝的節日。基督教不僅成為苦難者的安慰，對於現代中國渴望自由、民主、富強的新一代中國人而言，基督教成為自由政治、民主憲政、市場經濟的福音。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具有憂患意識的知識分子開始轉向基督教尋找安身立命、救國安邦的根基。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基督教必將成為中國的顯學，成為文化、政治、經濟領域中的重要力量，在社會和解、道德重建的過程中擔負起不可的替代帶領作用。

為什麼基督教在現代中國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我想從兩個角度來談這個問題。一是從聖經啟示的角度來看，一是從一般的社會分析來看。

首先，在聖經啟示的角度來看，從上帝的角度而言，天父上帝吸引人。主耶穌說：“若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就沒有能到我這裡來的”（約6：44）。因此，讓我們把一切榮耀都歸給上帝。

其次，從社會分析的角度來看，在宗教信仰的角度而言，在“宗教市場”上，基督教作為一種最富有競爭力的宗教重新出現在中國。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亞宗教，並不能夠滿足人心靈的需求。馬克思主義反對上帝的存在，把世界的存在定基於抽象的無情的物質，這並不能給人的感情帶來任何安慰。馬克思主義也沒有為人提供一套絕對的標準，一切都是相對的，這就使得社會道德喪失了超驗的價值尺度。同時，馬克思主義也沒有提供天堂地獄之說，使人的靈魂沒有去處，人死就歸於物質，這根本不能滿足人生來就有的對永生的渴慕。因此，鄧小平先生執政之後，在意識形態領域一放鬆，各種各樣的民間宗教就以“氣功”的形式四處蔓延，填補人們在信仰上的空白。但是，不管道家“氣功”，佛家“氣功”，還是印度的“瑜珈功”，以及以各種形式出現的新興宗教，都沒有基督教那樣擁有全方位的思想體系，也不擁有世界性的影響。伊斯蘭教雖然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影響，但在中國伊斯蘭教基本上屬於少數民族回族的信仰，並沒有進入主流群體和主流文化。另外，在美國9·11恐怖主義襲擊事件之後，世界各地的恐怖主義分子多數都打着伊斯蘭教的旗號，策劃了一些列令人髮指的恐怖事件，雖然這些恐怖分子都屬於極端的原教旨主義派別，很多伊斯蘭教信徒並不贊同他們的主張和作法，但這也使得大多數中國人對伊斯蘭教沒有好的印象，採取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

從政治的角度而言，憲政與基督教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從歷史的發展來看，以保障公民人權、遏制國家權力為核心的憲政都是產生在以基督教為背景、受基督教影響的國家中。以儒教、道教、佛教、神道教、印度教、伊斯蘭教等宗教或意識形態為歷史背景的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專制的導向。研究聖經的人都知道，惟獨在聖經啟示中，上帝與人的關係是一種約的關係，上帝賜給人生命和法律，人有責任遵行上帝的法度。以色列歷史上著名的君王所羅門總結說：“敬畏上帝，謹守他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傳12：13）。聖經把一切人都置於上帝所啟示的律法之下，奠定了君王與庶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根基。更重要的是，基督教讓人崇拜獨一的創造天地的上帝，明確指出一切人都不過是有限且有罪的受造物，這就從根本上打碎了一切偶像崇拜的基石，不管是對個人的崇拜，還是對政黨、民族和國家的崇拜，在聖經啟示的大光面前，都成為醜陋的偶像崇拜。縱觀中國近現代史，中國憲政的發展是與基督教有着直接的關係的，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定意施行憲政的總統孫中山先生就是一位基督徒。他在民國元年的一次歡迎會上說：“兄弟數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號，始終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會所得來。今日中華民國成立，菲兄弟之力，乃教會之功。”讓我們拭目以待，二十一世紀必定有基督徒通過選舉出任中國的總統！

就經濟的角度而言，市場經濟與基督教也有着直接的聯繫。當然，聖經中並沒有“市場經濟”這樣的詞彙。但聖經中的啟示確實奠定了私有財產制度，聖經中所啟示的法度也為市場經濟提供了遊戲的規則，更重要的是基督教教導所提倡的守約原則，也為人類從古代以身份為主的社會向以契約為主的社會提供了基本的法則。更重要的是聖經中所倡導的管家原則和恩典原則，使得有資本的人能夠從榮耀上帝、愛人如己的角度運用資本，而不是一方面自己吃喝玩樂，花天酒地，同時卻對工人殘酷剝削、瘋狂掠奪。而勤儉和知足的原則也使資本暫時缺乏的人既能殷勤地勞動，爭取發財致富，同時也滿足於自己現在的所有，不以各種手段劫奪別人的財富。

從文化的角度而言，基督教一直高度重視人文教育和科學研究，創辦了許多大學和神學院，其中許多高等院校成為全世界頂尖的學府。另外，歐美基督教社會中的言論自由，使得學術研究和藝術創造保持持續的繁榮，積累了大量的成果。在中國這樣一個焚書坑儒，施行文化專制政策的國家中，怎能有文化的健康發展呢？在中國國門打開之後，中國人深深地為歐美國家的文明所傾倒，這是有目共睹的。僅僅舉一個例子，比如說美國的快餐店麥當勞和肯塔基在中國用了不到十年的功夫就榮登中國餐飲業的榜首，使得以善於烹飪而自豪的中國人感到羞愧。其實，這些快餐文化還不算美國文化的精髓，但其中所反映的對顧客的尊重、對質量的重視，甚至明亮的燈光，清潔的廁所，都成為中國餐飲業學習的榜樣。

何：對於中國的未來，你是樂觀的，還是悲觀的？

王：對於中國的未來，我是感到樂觀的。我之所以樂觀不是因為別的，乃是因為信靠上帝，信靠上帝的恩典，相信上帝對中國自有他的美意，這是任何勢力都不能阻擋的。

當然，我也常常對中國感到悲憤，感到沮喪，特別是從各個渠道看到中國貪污腐敗的橫行，看到喪失土地的農民，看到喪失房產和工作的市民，看到各種各樣的社會弱勢群體冤屈無處申訴，內心感到非常傷痛。我自己一直是學習法律的，當初之所以選擇學習法律專業，就是想為民申冤。然而，中國司法制度的敗壞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這個問題既與中國的文化傳統有關，也與目前的政治制度有關。幾千年來，中國司法制度一直是民刑不分，法律上充滿了嚴刑峻法，實踐中充斥着刑訊逼供。中國共產黨公開宣布施行無產階級專政，用黨的政策取代國家法律，凌駕於國家法律之上，使得中國司法制度更加敗壞。英國基督徒哲學家培根曾經說，對司法公正的破壞，乃是敗壞公義的源頭，比其他具體的犯罪更可惡、更危險。長期以來，中國的司法機關一直是專政的工具，或者是皇帝手中施行暴政的工具，或者是政黨手中施行專政的工具。因此，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是冤假錯案不斷。中國司法機關的刑訊逼供是公開的秘密，各樣酷刑令人髮指。酷刑不僅是對個人的犯罪，是對人類的犯罪，更是得罪上帝，獲罪於天的大事！我希望中國政府能夠從司法改良作起，廢除勞教制度，對監獄進行改良，清理警察隊伍，對法官和檢察官嚴格把關。最好的社會改良是從司法改良作起，必須制定好的“遊戲規則”，並且嚴格按遊戲規則進行裁判，才能使得遊戲能夠和平地進行轄區。否則，使人開心的遊戲就會演變為人人受害的暴亂，社會生活也是如此。當然，司法改革是無法孤立進行的。中國政府必須重視兩大政法原則: 一是劍橋大學教授阿克頓勳爵所強調的權力分離和制衡――“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二是意大利刑法學家貝卡里亞所強調權力公開與透明原則――“重要的不是嚴刑峻罰，而是使一切案件真相大白”。中國專制政府一向以嚴刑峻法來懲治貪污腐敗，這就是中國人常說的“治亂國，用重典”，但這並不是根本性的解決辦法。中國必須施行真正的憲政，開放報禁、教禁、黨禁，確保言論自由，才能使所有人的自由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也包括那些處於權力階層的人。

我想強調的是：

中國人民絕不是世界上最卑劣的人種，雖然中國人也都是罪人！

中華民族絕不是世界上最無能的民族，雖然中國目前遠遠落後！

不要把中國妖魔化，尤其是與教會有關的人士，更不要追逐一時政治的潮流，根據政治的需要說話。中國人絕不要靠醜化中國來募集資金！最重要的還是為中國禱告，並根據上帝擺放在我們眼前的處境努力做工，積極促進中國進一步的發展。我認識一個弟兄，他本人並不是律師，但他卻利用自己所學的法律知識，幫助一些基督徒和教會處理問題，多次和公安局打交道，公安局都做出了合理的讓步，該退錢的退錢，該放人的放人。我們必須幫助執法人員提高執法意識和水平。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尊重他們人格和職務的前提下，根據人情、法理和聖經進行交涉。僅僅是謾罵他們，醜化他們，並不能解決問題，他們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也有自己所面對的工作壓力和家庭顧慮，也是教會傳福音所面對的對象。

我之所以對中國有信心，不僅是因為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基督徒，更重要的是我們信靠上帝。先知以賽亞預言：“認識耶和華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賽11：）。這當然也包括中國！“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啟11：15），這當然也包括中國！因此，二十世紀中國教會蓬勃發展，中華大地忽然之間成立全世界基督徒增加最快、最多的地方。二十年前，在我老家山東西部，幾乎見不到教會，如今幾乎村村都有基督徒聚會的地方！進入二十一世紀，靠着上帝的恩典，基督徒不僅會有數目上的增長，還會有質量上的飛躍。

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國內教會所面臨的問題，我想從以下四個角度來談：

1．無神論政府的擠壓：就教會外部而言，來自無神論政府的擠壓，仍然是中國教會面對的最大的挑戰。仍然有極左人士把基督教視為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宗教，是麻醉人的鴉片，是吞噬人的洪水猛獸，必欲除自而後快！對於這一問題，僅僅是指責並沒有多大的用處。中國教會需要一大批早期教會中游斯丁、愛仁紐、俄利根、特士良、亞他那修這樣的護教士，堅定地站在教會的立場上，向執政者駁斥謬誤，闡明真理。

2．家長制傳統的殘餘：就教會內部而言，當然最主要的是真理方面的匱乏，這集中表現在教會的治理上。大部分家庭教會，尤其是源自農村背景的教會，仍然缺乏合乎聖經的管理教會的規章和制度，一部分年長者憑藉資歷保持教會，教會像社會上一樣論資排輩，年輕傳道人沒有地位。對於這一問題，中國教會必須注重教會的治理，考察聖經和歷代教會的傳統，制定自己的信條和憲章。

3．民間野心家的危險：就基督教發展的方向而言，中國國內有些宗派有向民間秘密會社的方向發展的傾向，這樣的教會往往在政治上被洪秀全式的民間野心家利用，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當然，如前所述，最大的不穩定因素並不是任何教會，乃是執政黨本身的腐敗。要防範民間野心家，最好的方法就是施行憲政，確保公民自由和社會公正，根除孳生野心家的雜草。

4．宗教巫術化的傾向：就基督教的教義和生活而言，最令人擔心的是把基督教巫術化的傾向。中國文化向來以功利為導向，所以觀音從印度到中國就從男士改裝成了女士，天主教所繪的聖母馬利亞懷抱聖嬰的畫像也與中國佛教所畫的送子觀音類似！中國許多傳道人相信並傳播禱告的靈驗，試圖用神跡奇事來吸引人信耶穌，把基督教禱告變成了異教的魔術性念咒。要擺脫這種危險，中國必須培養自己的正統神學家，十六世紀加爾文在日內瓦牧會的時候，日內瓦才有一萬多人口。中國十三億人口，需要多少加爾文這樣的神學家和牧者啊！願上帝憐憫，在中國興起更多的合乎他的心意的僕人來！

何：王先生，謝謝你為我們提供這樣有深度的信息，使我們能夠更好地了解中國和中國教會。你還有什麼想補充的嗎？

王：何先生，也謝謝你，因為你所提出的這些問題很有代表性，使我不得不反思自己，反思中國和中國教會所面對的問題和挑戰。我愛中國，我愛中國人民，我愛中國教會，因為上帝先愛了我們，也讓我們用他所賜給我們的愛來愛我們的鄰舍。我想藉此機會，對中國人民、中國教會、中國政府和外國宣教組織提出以下忠告。使徒保羅承認自己在 “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提前1：15），但他因為信靠上帝，仍然因着信而說話。中國愛國詩人陸游曾經以詩言志：“位卑未敢忘憂國”。我自己也是如此，雖然自己仍然不過是一個有限且有罪的人，完全是靠上帝的恩典活着，但我願意本着敬畏上帝，愛人如己的心態提出以下的忠告，其實也是我自己的憂慮。希望有更多的人士了解我們今天訪談的內容，可以拋磚引玉，引發大家的思考。

首先，是我對自己祖國人民的忠告，我至今仍然記得林雨堂先生所寫的《吾國吾民》一書，有誰不願意自己的祖國和平興盛呢？不管我們身在何地，我們都不能忘記生養我們的祖國。

（1）不要崇拜任何個人，對任何人的崇拜都偶像崇拜，最終是自欺欺人。中國人向來有拜人的習慣。其實，不管是農民起義的領袖，某某黨的創始人，某某功的大師，某某團契的大叔，都是和我們一樣有限且有罪的人。根據他們的言行，對他們有適當的尊重是好的，但是，如果對他們進行頂禮膜拜，把希望寄托在他們的身上，這就是“敬拜侍奉那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羅1：25），最終必要失望蒙羞。

（2） 不要信賴任何政府，當積極地以合理、合情、合法的手段確保自己的權益。任何政府都有濫用權力的傾向，人民必須學會用法律和各種手段限制政府的權力。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提高公民的道德水準，同時加強制度層面的建設。那些攫取人民權力，壓制人民自由，吞噬人民生命的人，也是在家庭和社會中逐漸浮現的，必須藉助道德和制度的建設，消除產生這種權力怪獸的土壤。

（3） 不要依賴外國組織，當進一步發揚中國人民自古以來自立、自治、自強的精神。一個缺乏自省的民族乃是可悲的，總是把罪責推在別人身上的民族是不成熟的。我們中國人當切實地省察自己。把自己的落後推在“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三座大山的身上是容易的，但這無助於改善中國的狀況。攻擊美國的人權狀況，也不意味着我們的人權狀況確實改善了。中國當與世界各國建立健康的合作的關係，但絕不要形成任何依賴性的關係，要努力發展我們自身的力量。

（4） 正確對待共產黨和共產黨員，爭取社會和解。共產黨不可能總是執政，直到永永遠遠。隨着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發展，共產黨必定會主動放棄或被動喪失執政黨的地位，如何對待共產黨和共產黨員，會成為一個巨大的社會問題。把我們中國現在一切黑暗完全推在共產黨身上也是容易的，但共產黨也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共產黨是在我們中間出現，在我們中間存在的，我們周圍的很多親友，甚至我們自身，就是或曾經是共產黨員。中國有五千多萬共產黨員，涉及到千家萬戶。共產黨和黨外人士必須真誠和解，同心合意地建造中國。當然，這種和解只有在基督教的基礎上才能實現。

（5） 不要以為教育發達、科技進步、經濟發展就能解決一切，也不要認為民主是解決一切問題的萬能良藥。十九世紀初期，歐洲的德國、亞洲的日本教育發達、科技進步、經濟發展都躍居領先地位，但這兩個國家卻成為發動二次世界大戰的罪魁禍首。德國還是基督教國家，是宗教改革領袖馬丁·路德的故鄉，但是德國教會為新派神學占領，使教會墮落為希特勒專制政權的鷹犬。因此，雖然說道德是立國的根基，宗教則是道德的根基，但並不是所有的宗教都能促進民德，也不是所有的基督教派別都能促進自由和憲政。比如俄羅斯也曾經是一個以基督教為國教的國家，斯大林原來就是一個學習神學，準備作神甫的人。但東正教趨向神秘主義，根本不能治國安邦，最終被踐踏在共產主義的鐵蹄之下。因此，中國有識之士轉向基督教尋找安身立命，治國安邦的根本時，必須進行仔細的考察，要曉得惟獨在改革宗神學和教會中，基督教真理的大光才最為璀璨地發揮出來，重建個人道德，重塑民族精神，使社會轉向以市場經濟和民主憲政為根本的自由法治社會。

我經常對基督徒說，中國社會的問題並不在於社會，而是在於教會。如果教會不興起發光，哪裡還能找到光呢？傳講真理，拯救靈魂，是上帝特別賜給教會的使命，但世上的教會往往並沒有很好地擔負起這個責任來。與歐美很多教會相比，因為各種歷史因素，中國教會更是軟弱。聖經上說，審判要從上帝的家開始，教會作為上帝的家，必須自己首先省察自己，潔淨自己：

（1） 教會必須以耶穌基督為惟一的元首，以聖經為信仰與生活的最高標準，支持、放縱、容忍任何個人、組織、國家凌駕於教會之上的做法，都是對耶穌基督主權的公開的背叛和挑戰。

（2） 教會必須放棄反律主義與反智主義的傾向，以上帝的聖言裝備自己，建立全方位的世界觀，重視發展基督教教育，為中國社會的轉型與發展提供人才上的儲備和真理上的指導。

（3） 教會必須放棄任何秘密會社的組織形式，明確制定、公開自己的信仰告白、管理制度和聖職人員，歡迎輿論界人士和國家有關人員列席教會內部的重要會議，使社會對教會有正常的了解和監督。

（4） 實行合乎聖經的政教分離原則，教會不得直接參與政治和經濟事務。但是，不管是聖職人員，還是平信徒，作為個人，基督徒應當積極地關心、參與政治和社會事務，努力使中國社會更加合乎聖經中所啟示的公義原則。

國家也是上帝設立的，執政官是上帝的僕人，只有好壞之分（羅12）。執政官最後匯報一生的對象既不是馬克思、恩格斯，也不是斯大林、列寧，當然也不是毛澤東和鄧小平，而是創造天地萬物的上帝！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無法無天，招惹天怒的人，最終必將受到上帝公義的報應。

因此，我們不能給中國政府貼上一個“極權政府”的標籤，然後就一棍子打倒，要知道組成中國政府的也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我自己的很多同學和友人就在中國政府體系內工作，他們中間不乏愛國愛民、光明磊落的耿介之士，當然也有很多人為保持自己在官場中的清白而苦苦掙扎。作為一個基督徒和中國公民，我對中國政府提出以下忠告：

（1）提高思想認識，曉得無神論對道德和社會的巨大危害，正確認識基督教的積極作用。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賀衛方先生曾經撰文指出基督教與憲政的積極關係，越來越多有膽識的學者認識到基督教的積極作用。

（2）尊重人權，進行司法改革，修訂現行法律，與國際人權法規接軌。主動進行司法改良，乃是付出代價最小，獲益最快、最大的社會改革。因為孫志剛被害案件的曝光，溫家寶先生一舉廢除收容制度，贏得了親民的名望。但是，中國仍然存在許多不合理的司法制度，應當儘快檢討、修正。

（3）開放教禁、黨禁、報禁，還政於民，正本清源，才能真正地執政為民。中國共產黨敢於提出“三個代表”這樣的口號與理論，既然有這樣的信心和魄力，為什麼不開放教禁、黨禁、報禁，把信仰自由、結社自由和言論自由還給民眾，誠實地公開地讓人民檢驗、判斷到底誰是真正的代表呢？！

（4）二十一世紀是信息化與全球化的時代，也是高舉人權的民主化與多元化時代，任何個人、政黨、民族與國家都不能自行其是，必須尊重達成全球性共識的基本倫理概念和遊戲規則。冥頑不化，倒行逆施的人必然要受到世界人民的唾棄和上帝公義的審判。

不可否認，近現代以來，基督教主要是從歐美國家傳來的。從二十世紀末開始，韓國也成為對中國宣教的重要國家。我自己支持外國宣教士到中國宣教，中國人也可以派宣教士到外國宣教，甚至共產黨員也可以自由地到世界各地宣傳共產主義這個信仰，當然不要以暴力革命或恐怖主義的形式進行。為什麼允許好萊塢影片為代表的世俗文化橫掃中國，卻不允許與中國傳統儒家道德相合的基督教到中國一游呢？中國、中國人民、中國政府、中國教會應當有大國的胸襟，不要繼續抱着閉關鎖國，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的隔都心態。當然，外國和外國宣教組織非常複雜，他們和中國以及中國教會的關係也非常複雜。但我們不能因為高科技的複雜就放棄高科技，對於宗教問題也是如此。我自己從1986年以來就是形形色色的外國宣教士打交道，根據自己的體會，對外國和外國教會宣教組織提出以下忠告：

（1） 不得以任何形式凌駕於中國和中國教會之上；

（2） 不可因自己資源優勢而使中國同工淪為僱工；

（3） 當與中國教會建立平等的夥伴式的合作關係；

（4） 堅持聖經啟示的原則，尊重中西文化的差異；

（5） 積極為中國教會培養高級教牧和神學研究人才；

（6） 積極研究中國傳統文化，譯介正統神學書籍，成為真理的使者和文化的橋梁。

最後，我再次呼籲中國認識基督教真理的寶貴；我呼籲中國教會重視神學建造，全面研究、推行高舉上帝主權、注重個人責任的改革宗神學。我呼籲海外改革宗教會差派更多的宣教士到中國宣教，為中國教會培養改革宗神學人才。惟願上帝施恩，使中國也成為一個愛好公義與和平的國家，成為山上一座閃光的城，吸引萬國的人前來，為全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做出自己獨特的貢獻。“願全地都敬畏耶和華，願世上的居民都懼怕他。因為他說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華使列國的籌算歸於無有，使眾民的思念無有功效。耶和華的籌算永遠立定，他心中的思念萬代常存。以耶和華為上帝的，那國是有福的！他所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民是有福的！”（詩33：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