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來打打方舟子的“假”（1-2）
作 者: 李杜韓
網易廣州社區宗教版

再次拜讀了《方舟子談基督教》一文（這個罈子裡有）。越覺得“精彩”，越有話想說。方舟子的學養和性格的某些特徵，在此文中可以說體現得淋漓盡致。於是，欲草就一篇“打假”之文。這幾天到搜狐的“學術打假”上逛了逛，那邊發文之後，修改不容易。也曾被刪了一次，那就要這個老地方再發一次，以供批判閱讀。在我看來，也算是一種“打假”：因為不實者，不真；不真者，不實；非真非實，即假也。

一、原文“我對基督教的激烈態度，跟生活的環境有關。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恐怕沒有哪一位不曾被軟硬兼施地傳過教，而這些以中國人為傳教對象的團體，偏偏又都是基督教中最愚昧、保守的派別。基督教一直是西方社會的一個毒瘤，曾經給西方社會帶來了無數的災難，經過了幾百年的思想啟蒙、政教分離、科學發展，才總算遏制了其勢力、減輕了其毒性。現在這個毒瘤有向中國擴散之勢，而且還是最毒的部分。信基督教在許多中國人當中，特別是知識分子中，成了時髦。基督教將會是中華文化的一大威脅。我們必須注意，對基督教的反理性、反科學、反人道的本質加以揭露和批判。”

————————————————————————

評：方先生這裡說用了“軟硬兼施”來形容基督教徒傳教的手段，呵呵，好恐怖啊！仿佛基督教徒用的是我們從前在類似《紅燈記》、《紅色娘子軍》、《紅岩》那樣的“紅色電影”中看到的“國民黨反動派”或者“日本帝國主義者”對待被捕共產黨員的手段，先是“糖衣炮彈”“美色錢財”，不靈了，就是“酷刑折磨”。“軟硬兼施”後一句是“威脅利誘”，於是基督教會成了人類最大的“恐怖組織”了（不排除方先生正是這樣認為）。
不錯，我個人也認為基督教的傳教、宣講福音的方式有待改進，動輒言地獄之劫，往往會令一些有個性有知識文化的聽者反感，這是事實。但無論如何，斷不到“軟硬兼施”的地步。
在方先生這裡，基督教就“一直是西方社會的一個毒瘤”，是“反理性、反科學、反人道”的。這是不是事實呢？方先生本人並非是歷史學家，並非對西方歷史有特別深厚的研究（起碼迄今為止，我們未能拜讀到方先生研究歷史的獨出心裁的大作，除了科學史部分之外，我個人感到他的歷史知識，全部是從無神者已有的言論中直接移過來的），那麼我們可以隨便翻閱一下二十世紀世界史學界所公認的（不包括前蘇聯冷戰時代和中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官方組織編撰史着，因為這些著作，已經被公認為帶有“嚴重的意識形態偏見”和對歷史事實研究的明顯粗糙。參見許冠三先生着《新史學九十年》中評郭沫若的部分，特別是第五小節，嶽麓書社，2003年版）關於世界文明史、基督教史的權威著作。恕我孤陋寡聞，我還沒有發現一本與方先生是持同一觀點的！如果方先生或其它朋友發現有的，請舉出，我也好加強學習，端正思想，提高認識。
基督教對人類文明，可以說是既有極大貢獻，也犯下過巨大錯誤，正確與錯誤，皆影響至今，如果說基督教歷史是好壞參半、一言難盡，我倒不反對，甚至還相當認同。但問題是，方先生在缺乏對歷史的專業的、總體的把握的情況下，憑藉着局部的、不無誇大的個別歷史時期的特徵就全盤否定基督教，我不知其科學思維到了哪裡去了。
最荒謬可笑的是這一句話：“基督教將會是中華文化的一大威脅。”看來，方先生真的要上書中央，要求“禁教”才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就明確寫着“宗教信仰自由”，這自由包括了信仰基督教的自由，那看來我們中央的國策有誤了。不過，請問，先生說的“中華文化”到底包括了哪些部分，包括了哪些時期的產物？當年，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也有人大叫“共匪毀我華夏”，而事實上，從最高理想看，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共產黨，其信仰是要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那時“中華文化”存在不存在，也是說不定的事，那時的世界是“大同世界”了，其文化價值觀可以肯定與我們今天生存於階級社會中的不同，中華文化還有何要“保衛”之價值，一切還是未知之數，但可以肯定，共產主義不會出於個別國別與民族的利益，而特定地保衛某種文化。在現在，我們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要求我們對祖先文化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例如我們對“封建主義”要實行徹底的批判和否定，對人治傳統要逐步地揚棄，這已經是對原有“中華文化”的一大批判與改造了，不知方先生如何看待之？馬克思主義進入中華文化之中，“共產主義信仰”算不算是對中華文化的“一大威脅”呢？
當然，在我看來，最關鍵的地方是：方先生得要證明，基督教或者已經宣布自己要在中國大地上徹底地與中華文化對立，或者是拿出那些在中國大地上已經信仰了基督教的人，都已經舉起了“反華反中國文華的大旗”的證據，這樣才是有理有據的批判和聲討，才會讓人信服先生所言。可是，方舟子先生的文字中有嗎？

既然基督教的本質是“反理性、反科學、反人道的”，請問：
1、離開基督教的傳統，西方兩千多年的道德倫理基準如何安放？不要忘記，其中基督教占據了大多部分的時光，而且它是有一套完整而且豐富的道德倫理學說和統治形態，在羅馬之後到十七世紀左右，整個西方的社會生活基準仍然是基督教為主導的，離開這1500年的歷史談西方文明的深層精神中有什麼“善”的標準的話，那請方先生提供一個可行性方案出來。如果基督教就是毒瘤的話，毫無正面作用的話，那西方文明的“善”為何能延續至今，這種“善”如果只與希臘有關，基督教是完全起反面作用的，那它早該“夭折”了，但我們的西方倫理學史並沒有向我們提供這樣的結論，“善”：獨特的基於人道的善，仍然通過中世紀流傳下來了，基督教是惡的話，這真是匪疑所思了。
人道主義、自由、平等、個體、愛、善，離開基督教的歷史作用，我們就尋找不到其於今天含義的傳統成分中還活着的那部分因素。在二十世紀，基督教內部產生了許多與時代境遇相結合的政治、神學和福音傳教上的新探索，如有學者說：“在新教，20世紀的一個基本趨向，就是對社會政治問題和倫理問題的關切。面對當代世界的變革和危機，一些神學家將內省的、思辯的和個人的神學轉向立足實踐、注重批判和關注政治和公共生活的神學，其表現是各種具有激進性質和實踐性質的‘政治神學’的出現及其影響的擴大。這些政治神學包括新教社會倫理思想、希望神學、革命神學、解放神學、黑人神學，女權神學、平民神學、進步神學、生態神學。‘為社會主義的基督徒’等等。…….基督教自誕生以來，經歷了從古代社會、中世紀到現代社會的巨大變遷，特別在20世紀，它經受了現代化浪潮的嚴峻考驗。伴隨着社會的嬗變，基督教自身一方面保持了基本的傳統，另一方面也進行了巨大的變革。世紀末，基督教它的基本取向是更趨向世俗化，更關注現實，推動教會更進一步的革新”（見徐大同主編《現代西方政治思想》，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十一章）。
目前，基督教仍然是西方乃至整個世界，信仰形態中占主導地位的一種，全世紀的基督教徒1996年的調查是19億（見上卓新平着《宗教理解》，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而美國可以說是基督教為主導信仰的國家，1988年一項蓋洛普抽樣調查表明：美國人中有56%的人選擇基督教新教、28%選擇天主教、2%選擇猶太教、2%選擇摩門教、2%選擇其它宗教、10%未作任何選擇，這項調查表明，無神論者在美國是少之又少。1996年關於美國議員的宗教歸屬的，屬於基督教新教的占56.4%，天主教的占28.2%，猶太教的占6.5%。摩門教的占2.8%。也就是說，參眾兩院的議員均以“信仰上帝的人”占了絕大多數！（轉引自徐以驊《美國宗教的“路線圖”》，見氏主編的《宗教與美國社會》第一輯，時事出版社，2004年）
我不認為，當今世界上還有一種現代社會有比西方社會還更加人道、更加理性的，而西方社會如果沒有了基督教，那種人道將會是什麼樣的一套體系，真是無法想象了。只有極少數人認為基督教是“反人道”的，尤其面對今天之基督教！
在基督教徒中，產生了象康德、謝林、陀斯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德蘭修女那樣具有世界性影響的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如果基督教是反人道的，如何可能產生這樣的人？更不要說耶穌了，即便是最嚴荷的學者，也把耶穌、釋迦牟尼、孔子並稱為人類三大最偉大的精神導師。我不知道一個完全沒有人道的宗教，怎麼可能出現這些人物？

至於說到方先生最樂於稱道的“科學家”，就我有限的了解，不見得科學家們，特別那些表明自己是不信神的科學家，其身上所發出的人道主義精神，比一個基督教徒要高，起碼沒有證據顯示普遍情況會是這樣。恕我直言唐突，在科學家中，我還沒有發現於人道主義上的貢獻是超越了德蘭修女的。

2、至於反理性，我想稍有歷史知識的人都會知道基督教是“雙希”（希伯萊的先知精神與希臘的理性精神）結合的產物。這種結合，至今仍然是人類所有宗教中最突顯理性的一種，這種結合仍然是影響人類自我認識的一條最基本的思路。基督教的內省特徵，使思辯哲學在思想自然與人的希臘哲學的基礎上，大大地深化了自我的認識和把握生命的深度意志。其代表，就是早期教父哲學到宗教改革的馬丁.路德、尼古拉.庫薩的經典基督教思想、從帕斯卡爾、克爾凱廓爾、康德、謝林、施萊爾馬赫到現代的卡爾.巴特、保羅.蒂利希、莫爾特曼、漢斯.昆等的近現代基督教思想，一大批傑出的基督教哲學家及其思想高居於人類的思想史、宗教史和科學史。其中的理性成分，任何一個有學術功底的人，都會看得出來！
在這些人中，不乏對近代自然科學與數學有卓越貢獻的人，例如帕斯卡爾、笛卡爾、萊布尼茨等在數學史上的關鍵性貢獻，牛頓、康德等在物理學、天文學上的貢獻，甚至首先提出“宇宙大爆炸假說”的就是一位天主教羅馬教廷的人！
基督教沒有理性？哪來的話！
就算是中世紀，理性主義仍然是基督教內部的主流性世界觀與方法論。說到中世紀，不得不重點引述一些最家最新的觀點多說幾句，“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人們對中世紀哲學的評價有失公允，一提到中世紀就會聯想到‘黑暗時期’。然而，中世紀的黑暗時期（約400—1000左右）並不是基督教的過錯，產要原因為蠻族入侵，羅馬帝國滅亡，文明被一掃而空所造成的。實際上，教會雖然伴隨着世俗化對社會產生了越來越多的不良影響，但是最初對於保存文明的火種還是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如果沒有教會對蠻族首領的感化，沒有教會對希臘文獻的保護，文明很可能會付諸東流。在當時的情況下，或許只有宗教能夠做到這一點。因為那時的日耳曼各民族尚處在不十分開化的原始狀態，不用說書寫和閱讀，甚至有些民族還沒有形成文字。因而希臘文明的哲學、藝術、科學和思辯精神是很難為人們所接受的，然而福音說教卻以其崇高而樸素的力量在情感上深深地打動了他們的心弦。不僅如此，而且也是從宗教的感化出發，歐洲各民族吸取古代文明包括哲學和科學的過程才得以開始。通過教會，新世界才有可能進入舊世界的大門。當然，新舊世界的交融以基督教為中介，這就不可避免地使古代文明中只有那些被納入宗教的部分才能得到保存和傳播，因為教會理所當然地要排斥被認為是異教和異端的東西。不過，甚至這種局限性在當時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它使這些未開化的民族處在幼稚狀態的心靈不至於迷失在各式各樣五花八門的理論學說之中，那是他們還不可能理解和消化的精神養分。所以，教會的確阻礙了哲學和科學思想的傳播，造成了不可詁量的損失，但是對於歐洲各民族來說也起到了循序漸進的教化作用。”（見張志偉主編《西方哲學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二編“中古哲學引言”。此書是近年出版的“國家教委九五重點教材）
關於早期基督教到中世紀的理性精神，就我所及的範圍，可以參考下列中文著述：
1、《基督教的柏拉圖主義：亞歷山大里亞學派的邏各斯基督論》，章雪富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2、《信仰與理性：古代基督教教父思想家評傳》，王曉朝主編，東方出版社，2001年。
3、《宗教與文化：早期基督教與教父哲學研究》，陳村富主編，東方出版社，2001年。
4、《神性與人性：上帝觀的早期演進》，翁紹軍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5、《記憶與光照：奧古斯丁神哲學研究》，周偉弛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6、《聖經和希臘主義的雙重視野——奧利金其人及神學思想》，章雪富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7、《早期基督教的演變及多元傳統》，章雪富、石敏敏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8、《教父學研究：文化視野下的教父哲學》，王曉朝着，河北大學出版社，2003年
9、《信仰與理性——中世紀基督教文化的興衰》，田薇着，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年。
10、《基督教在中古歐洲的貢獻》，楊昌棟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11、《基督教哲學1500年》，趙敦華着，人民出版社，1999年

而現代基督教有沒有理性精神，可以讀到的中文著作，有不少都是原著翻譯過來的了，略舉幾種：
1、《現代基督教思想》上下卷，詹姆斯.C.利文斯頓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2、《當代西方宗教哲學》，邁爾威利.斯圖沃德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3、《俄國哲學史》，H.O.洛斯基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4、《當代西方新教神學》，卓新平着，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
5、《當代西方天主教神學》，卓新平着，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
6、《當代東正教神學思想》，張百春着，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
7、《西方20世紀宗教哲學文選》，劉小楓主編，上海三聯書店，1992年
如果要讀完整的原著的話，中譯的公開出版部分，例如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宗教與世界叢書”、劉小楓主編的“歷代基督教學術文庫”、新近由許志偉主編的“維真基督教文化叢書”皆有許多質量上乘的基督教思想著作，其中不乏一流的基督教理論大師的作品。還有上海三聯書店出的“20世紀思想家文庫”，在已出的幾套中，居然屬於信仰基督教的思想家以及本身就是以神學家的身份為世人所共許的學者超過一半！他們是保羅.蒂利希 、馬克斯.舍勒、馬丁.海德格爾，如果連屬於猶太教的胡塞爾，信仰上帝的20世紀頂尖的思想大家在目前已出的選集中明顯占優。這並不奇怪，他們在二十世紀哲學史上的地位是眾所周知，無可置疑，其學說至今不但毫無不過時，還影響日遠，而基督教或猶太教的信仰背景，成為他們學說一個揮不去的背景乃至是主要的“場所”。上海三聯這套叢書收入了他們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

至於說到科學，我推薦閱讀英國著名的科學史家約翰.H.布魯克的近作《科學與宗教》（中譯本，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作者主觀點如下：
“本書的主要目標是要揭示科學與宗教之間過去所發生過的相互關係的複雜性。對於這種關係的流行概括，不管是以戰爭的字眼，還是以和平的字眼表達出來，都是經不起嚴格探究的。在科學與宗教之間不存在確定的關係。它是由不同的個人和群體在大量不同的處境之下造就的。不僅它們之間的分界是成問題的、隨時間變動的，而且，把早先幾個世紀的科學與宗教抽象出來，看它們如何發生關係，這種做法也有相當的人為性。”（見該書附錄“20世紀的科學與宗教”）
此書被科學史界一直好評，另一位著名的科學史家林德伯格認為《科學與宗教》此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精彩的、敏銳的、微妙的、層次豐富的分析，它將永久地改變學者及有知識的普通公眾看待科學與宗教關係的方式”，而著名的科學史家能伯斯則認為此書是繼十九世紀懷特發表的《基督教國家科學與神學之戰爭史》之後，最重要的科學與宗教的歷史分析。（見中譯本“譯者前言”）此書的觀點和展視出來的材料，遠遠較方舟子先生說的要深刻和全面，當然也更真實可信。在這方面，我個人不太信任方先生的眼界，因為他的心態是典型的“自以為是”的。
好了，我想說到這裡，已經有足夠的份量來回應方舟子先生的“反理性、反科學、反人道”的說法了。
我不否認在基督教曾經甚至今，仍然存在大量的反理性、反科學的觀念和行為，這一種比較集中和典型地體現在十八十九世紀，歐洲教會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關繫上，這一個世紀，總體來說，彼此是處於對立狀態的。在當代，這種反理性、反科學的觀念，方先生判斷得對的是，絕大多數來源於最保守的教會或文化水平不高的一群，這的確是事實。我並不諱言。
問題是這不是事實的全部！即在基督教內部還有一個強大的同樣傳統攸長的理性傳統，它們理解科學的本質和作用，並給予相當的支持，乃至參與。這股力量由於來自高層或發達地區的知識人，所以其影響力不僅不在反理性傳統之下，而且是起中流砥柱作用的。基督教未來的發展，它們仍然是帶動性的力量。
至於說基督教的反人道，我想除了中世紀的異端裁判所、火刑和對異教徒的大規模之外，基督教史上沒有出現過更廣泛的反人道現象，相反，基督教融入社群，服務人群的精神，在當今所有宗教中是最突出，成效最卓越的。佛教、印度教和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相比，無可置疑，是遠遠不及。這就是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