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教皇約翰保羅二世1992年10月31日在教皇科學院全體會議閉會上的演講，英文聯結：

http://bertie.ccsu.edu/Phil135/Cosmology/GalileoPope.html

這是皇上正式代表大公教會為歷史上的伽利略案件進行調研並作出正面肯定的公開評價，以此為例界定宗教與科學及其相互關係;儘管他老人家隻字未提羅馬的宗教裁判所。嘻，嘻！)

各位德高望重的閣下, 女士們，先生們,

1. 教皇科學院全體會議結束之際，我有機會在我的主要隨從和梵帝岡外交部領導面前會見會議的傑出人士。為此我向你們大家致以熱烈的歡迎。

在此我要向Marini-Bettolo 教授問候, 由於生病的原因他沒能出席。我保證為他禱告,表達我期待他恢復健康的強烈美好的願望。

我同時也向那些第一次進入科學院斑子的(新) 成員問候; 我感謝他們把他們崇高的品格帶入您們的工作。

另外, 我很榮幸地在這裡看到Adi Shamir教授, 他來自以色列Rehovot的魏茲曼研究所, 教皇科學院授予的Pius XI金獎獲主 , 在此我向他致以熱忱的祝賀。

今天，有二個主題特別引起我們注意。它們最近才由Paul Poupard紅衣主教和George Coyne神父向我們提出, 在此我向他們表達謝意。

一

2. 首先, 我想向教皇科學院表示祝賀。因為教皇科學院在其全體會議上選擇了這麼一個重要的與今天息息相關的問題: 即數學、物理、化學和生物的複雜性的產生的問題。

複雜性主題的產生可能標記着自然科學史的一個時代，這個時代與和伽利略名字相關的那個時代一樣重要, 因為在伽利略時代，一個清楚的模型或秩序似乎是明顯的。複雜性精確地表明, 為了解釋豐富多采的種類或現實, 我們必須求助於大量不同的模型。

這種認識向科學家、哲學家和神學家們提出了一個問題: 我們如何，在承認"整體大於部份的總和“這一事實基礎上，給這個世界(始於基本粒子和現象層次) 一個統一解釋?

科學家在努力對實驗數據進行嚴謹地描述和規範時, 往往由於邏輯程序的需要，得求助於超科學的概念。精確地說明這些概念的本質是有益的，以避免那些把科學發現和與之根本無必然聯繫的世界觀，意識形態的或哲學的肯定做緊密相連的過度推測。在此我們看到哲學的重要性，因為哲學同時考慮現象及其解釋。

3. 舉個例子，讓我們想想為了解釋生命的產生, 科學水平上的新理論是如何產生的。在一種正確的方法中，生命的產生是不能只在科學的框架內立刻得到解釋的。特別是當生命的問題是人和人腦時, 就不能說這些理論本身肯定或者否定了精神靈魂, 或者理論提供了創造論教義的證明, 或相反, 理論證明創造論教義無用。

進一步的解釋工作是必需的。這正是哲學的對象，即研究實驗數據的普遍意義, 因而也是現象搜集和分析的科學研究。

當代的文化要求一種對綜合知識和統一學問的持之以恆的努力。當然, 我們看到的成功歸因於研究的專業化。但除非這種努力與界定不同知識分支的反思取得平衡, 我們就有冒 "疲軟文化"的大風險，這實際上是對真實文化的否定。沒有人文和智慧，一種真實的文化是不可想象的。

二

4. 我在1979 年11月10 日阿爾伯特 愛因斯坦誕生一百周年記念會上為相似的關懷所激動, 當時我在同樣的教皇科學院表達了這樣的希望： "神學家， 學者和史學家們, 為真誠的合作精神所激勵, 將更加深入地研究伽利略事件，無論哪一方錯了都得承認，這種坦誠(的態度) 將會消除 在許多頭腦里仍然存在的抵制科學和信仰之間有效地一致(的觀點)". 在1981 年7月3 日為此目的成立了一個研究會。在我們慶祝伽利略逝世350周年的今天，作為工作的總結，該研究會呈交了大量的我高度評價的論文。我想向Poupard紅衣主教表達誠懇的謝意，他被委任研究會結束階段的協調研究工作。對與那些在本會議中以任何方式參加指導這項多學科研究的四個小組工作的所有專家們, 我表示我深深的滿意和感激。這項已經進行了10 多年的工作是對第二屆梵蒂岡委員會建議的一個指南的反應，給我們在這問題的許多重要方面帶來更多亮光。未來將不可能忽略研究會的這些結論。

有人可能會驚訝於我在教皇科學院就各種科學的複雜性產生的問題的研究周末重新回到伽利略事件。難道這個案件被長期擱置了，並且還存在沒有承認的錯誤嗎?

答案是肯定的。但是隱於該案之下的問題涉及到科學的本質和信仰的信息。因此不能排除我們哪天將會遇到相似的情況, 這種情況要求雙方對彼此的領域和各自能力的極限都有所了解。由複雜性問題所提供的方法能給該案提供一個例證。

5. 圍繞着伽利略案有兩個引起爭議的中心問題。

第一是認知論的程序問題，這與解經有關。就這方面, 有兩點須要重新提出。首先, 伽利略象他的許多對手一樣,沒有把研究自然現象的(科學)方法與該方法一般要求的對自然的哲學程序的反思區分開來。那就是為什麼儘管缺乏無可辯駁的證據證明，他拒絕那些把哥白尼 系統作為假說的建議。這倒是由他啟發而建立的實驗(科學)方法的一個權宜特例。

第二, 世界的地心說表達在當時的文化中是被普遍承認與聖經的教導完全一致的, 在聖經中某些表達被字面地採納似乎肯定了地心說 。因此，擺在那個時代神學家們面前的問題是日心說如何與聖經兼容。

因而，新科學，以其方法及其所暗示的研究自由, 迫使神學家察考他們的聖經解釋標準。而他們中大多數是不知道該怎麼做的。

似乎很矛盾的是, 伽利略, 作為一個真誠的信徒, 在這方面表現似乎他自己比反對他的神學家們更具有洞察力。"如果聖經是不可能錯的“", 他給Benedetto Castelli 寫到，“它的某些翻譯者和評論者卻能用許多方法(解釋) 。"。我們也知道他給 Christine de Lorraine (1615) 的象一篇短論文的關於解經的信。

6. 由此我們可得出我們的第一個結論：一種研究自然現象的新方法的誕生要求對所有學科領域的部分進行清算。它迫使學科更加清楚定義它們自己的領域, 研究方式, 方法, 以及它們結論如何精確得出。換句話說, 這種新方法要求各個學科變得對自己的本質更加苛刻。

由哥白尼系統所引起的不安要求對聖經科學進行認知論的反思, 這種努力後來在現代注釋(聖經)工作中結出了豐碩的成果，這已得到認可並且給第二屆梵蒂岡委員會的”教義憲章法“帶來新動力。

7. 我剛才談到的危機並非對聖經解釋的唯一反應。在此我們要牽涉到第二方面，即牧養方面的問題。

教會因着她自己的使命,有責任對聖教的牧養效果不懈努力。首先得弄清(聖經的) 教導必須與真理相應。但這會產生這樣一個問題：即如何判斷一個看起來似乎與信仰真理相矛盾的新的科學結論？只要地心說似乎是聖經教學本身的一部份，就很難做出哥白尼理論所要求的牧養論斷。這同時就有必要克服習慣性想法而發明出一種能向人民啟迪上帝的教學。讓我們這麼說吧, 一般地說, 牧師應該表現出真正的膽量, 避免陷入猶豫態度和倉促論斷的雙重陷井之中，因為二者都會導致極大傷害。

8. 另一個與此相似的危機也可在此提及。在上個世紀和我們這個世紀初期,歷史科學的進展已經使接受一種新的對聖經和聖經世界的理解成為可能。這些(歷史) 的材料經常地被理性主義地表現出來似乎對基督徒的信仰有危害。某些人, 因着他們關心捍衛信仰, 認為有必要拒絕有牢固基礎的歷史結論。那是一個倉促而令人不快的決定。象Lagrange神父這樣的先驅者則能以可靠的標準為基礎進行必要鑑別。

在此有必要重覆我上面說過的話：神學家們有責任使自己經常保持對科學進展的了解以便檢查是否有必要, 有理由在他們反思或者改變他們的教學內容時對這些科學進展加以考慮。

9. 如果當代文化是以科學主義為傾向標誌, 那麼加利略時代的文化視野就有一致性並且帶着一種特殊哲學形態的印記。這種文化的單一性, 就其本身來說是正面的並且甚至在我們這時代也是激動人心的, 正是加利略備受譴責的原因之一。大多數神學家看不到聖經和聖經解釋之間有着形式上的分別, 這使他們過分地把一個實際上屬於科學研究的問題強加到信仰的教義的領域。

實際上根據Poupard 紅衣主教的回顧, Robert Bellarmine, 在真正地看到辯論中的生死攸關時親身感到, 在地球圍繞太陽運行的可能的科學證據面前, 人們應該"十分小心地解釋" 每個似乎肯定地球是固定的聖經段落"寧可說我們不理解，而不肯定(實驗)展示出來的是假的". 在Bellarmine 之前, 同樣的智慧和對聖言的尊敬引導聖奧古斯丁寫道: "如果剛好聖經的權威與清楚而肯定的推理相衝突，這必定意味着解釋聖經的人沒有正確地理解聖經。這不是聖經的意思(本身) ，而是他想要加給的意思與真理衝突,。那與聖經衝突的不是聖經里的東西而是他自己放(進聖經)那裡的東西".一個世紀以前, 教皇Leo XIII在他的“百科全書” 里回憶這忠告時寫到："真理是不會與真理相衝突的, 並且我們可以肯定某一錯誤是在解釋聖經或在辯論本身中產生的“

Poupard 紅衣主教已經提醒我們, 1633 年的判決並非不能平反的, 而且這辯論一直延續到1820才因Canon Settele的努力被授權中止。

10. 從啟蒙時代開始下至我們今天, 伽利略案一直有點兒"神秘", 這種人造的("神秘")形象把事件帶到離現實甚遠。從這方面來看, 伽利略事件是教會抗絕科學進步的標記, 或是"教條"蒙昧主義反對自由尋求真理的標記。這個神秘擔當了一個很大的文化角色。它使許多有良好信仰的科學家們持守這樣的思想：即在科學精神及其研究法與基督教信仰之間存在一種不協調。一種悲劇性的相互不理解被解釋為科學和信仰之間根本對立的反映。由最近歷史研究所得的闡明使我們能宣布這種可悲的誤解現在已屬於過去。

11. 從伽利略事件中我們能學到的教訓對今天發生的以及將來可能發生的相似事情依然是有效的。

在伽利略時代, 所謂的以缺乏一個絕對物理參照點的方式描述世界是不可想象。並且因為當時所知的宇宙只能在太陽系之內, 這個參照點只能是地球或太陽了。今天是在愛因斯坦之後的時代而且是在當代宇宙學的光景之中, 這兩個參考點都失去了它們曾有的重要性。這種觀察, 不言而喻, 並沒有直接反對在辯論中伽利略地位的有效性； 它只表明, 經常在持對立觀點的雙方之外, 存在着一個更寬廣的的視野：那包容雙方並超越雙方。

12. 我們得到的另一個教訓是知識的不同分支要求不同的方法。伽利略以一位卓越的物理學家的直覺並依靠不同的論據, 實際地發明了實驗方法, 他理解為什麼在當時所知的星球系統中只能是太陽行使世界中心的功能,。那時的神學家們堅持地球為中心，他們的錯誤在於認為我們所理解的對物理世界的結構在某些方面是按聖經的字面意思強加的。實際上聖經並不關心這個物理世界的細節, 對它的理解是人的經驗和理性所能及的。存在着兩個知識領域，一個來源於啟示，另一個是理性本身能發現的。特別地後者屬於實驗科學和哲學。這兩個領域知識之間的區別不應該被理解成對立的。兩個領域並不完全彼此陌生; 它們有相交點。對各自領域適當的方法學使得現實的不同側面呈現出來成為可能。

三

13. 教皇科學院就是依着這構想工作的。它的主要任務是在梵蒂岡明確承認的憲章保證的科學的 合法的自由下促進知識的增長。

對科學或哲學理論至關重要的應該是真實, 至少是有重要而堅實的基礎。教皇科學院的目的正是辯明並傳達科學的現狀，並在其適當的限度內，說明什麼可能被認為是已獲得的真理或至少有多大可能性拒絕它是不明智和不合理的。這樣一來無必要的衝突是可以避免的。

因此科學知識的重要性將是教皇科學院的最佳貢獻，因為教皇科學院確切地規範並解答了重要問題。這些重要問題是教會，因着她特殊的使命, 有責任對那些不僅只是與天文學, 物理學和數學, 而且與新學科譬如生物學和生物能學有關的問題加以密切關注。許多最近的科學發現及它們可能的應用，就其似乎威脅人類賴以存在的基礎而言，其對人的影響遠比人的思想和行為直接。

14. 在人類面前有兩種發展方式。第一種介入了文化、科學研究和技術, 也就是說，任何屬於人和受造物水平方面的(發展), 這方面正以飛越的速度增長。為了使這種進步不完全在人之外, 它預設了一個同時出現的良心及其驅動。第二種發展方式介入人類的最深處, 當人超越世界和自我時, 他轉向那個所有的創造者。只有這種垂直方向(的發展) 能給予人的存在和行為完全的意義, 因為這把人與其起源和終結相聯繫。在這個水平和垂直的雙重方向發展中, 人充分地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精神的存在和作為一個叫homo sapiens的物種的全部意義。但我們看到 發展不是一致和線性的, 進步也不總是有序的。這表現為限制人類狀況的混亂出現。意識並考慮到這種雙重發展的科學家會對和諧的恢復做出貢獻。

致力於科學和技術研究的人承認, 作為發展的前提, 世界不是混亂的而是一個"宇宙"; 也就是說, 存在着秩序和自然法則，這些秩序和自然法則可被掌握和檢驗, 由於這個原因，也就和精神有着某些親合力。愛因斯坦過去常說: "世界上那永遠不能理解的東西就是那可以理解的"。這種可理解性, 為大量的科學和技術的發現所證實，最後把我們的分析帶領到那印在萬物之上的超越而原始的“思想”(之中)。

女士們，先生們，作為結語, 我衷心祝願您們的研究和反思將有助於為我們的當代提供一個有效的指南，以便在世界上建立一個更加尊重人類的和諧社會。我為您們為梵帝岡付出的服侍表示感謝, 並祈求神以他的恩賜充滿您們。

發自梵蒂岡, 1992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