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基督教徒袁福生

廖亦武

　　採訪緣起：我具體了解中國有家庭教會比較晚，那是在１９９８年７月份，我
應邀往北京主編《沉論的聖殿》。有一天，我上徐文立在白廣路２條４號大雜院內
簡陋的家，老徐向我介紹在座一位寡言而敏捷的中年人：“徐永海，神經科大夫”

　　我們彼此點頭，進而彼此產生好感。兩位徐先生像弟兄倆，都瘦弱如弓，臉型
狹窄而蒼白。他們把頭抵在一塊，大約正在商討打印什麼違禁材料，眼神也不自覺
地環顧左右，給人一種地下工作的緊張感。

　　徐文立已經謝頂，徐永海正在謝，我是禿瓢，早就謝無可謝。正是由於這種相
類似的人物標識，徐永海在談完正事後，轉而把頭與我抵一塊，耳語道：“小心，
這屋裡有竊聽器。”

　　我在頭皮發麻中接着聽他講信仰，講基督教里的拯世。他當時入沒入教我不知
道，只記得我曾經回答：“我不進教堂。”

　　“我也不進，”徐大夫會心地一笑，“現在的教堂都是三自愛國會的。”

　　接下來的幾年，我們偶爾有電話，徐文立“民主黨”案發前夕，我曾經托他把
放在徐家的《證詞》原稿轉移出來。再接着，他的舊電話不通了，我從網上得知，
徐大夫不僅已入教，而且是北京地區家庭教會中的一位活躍傳道人。

　　再接着，他家住了幾十年的老屋被強行拆除，徐大夫求告無門，一度想以死相
抗——是廢墟上十幾位兄弟的禱告給了他活下去的希望。

　　神的道路高於人的道路——幾代蒙難的基督教徒都曾這麼說。２００４年初，
徐大夫與主內弟兄劉鳳剛在浙江蕭山地區傳教時被捕，從此音訊全無。他的妻子，
曾經是神經科護士的李珊娜在網上說，她將繼續為丈夫禱告。

　　同走路、睡覺一樣，禱告是人的一種本能。我曾見過佛教、回教、天主教，甚
至無神論者的無助禱告。哪怕動物，哪怕兇殘的狼，也有在月夜裡奔上最高的懸崖
，仰天哀號的時候。所以徐大夫妻子的禱告雖然是具體的，卻從幾千年，或上萬年
的混沌里延伸下來，並且還將貫穿一代又一代的靈魂，延伸下去。一個制度，一個
政府，可以為了統治的需要，盡全力去剿滅這種生生不息的禱告，但一百個制度，
一百個政府滅亡了以後，禱告還將無休止地迴蕩……。

　　因此，我從我的朋友余杰和劉敏那兒，看到了遠志明先生的記錄片——《十字
架：耶穌在中國》，知道在官方許可的教堂之外，參加家庭聚會的基督徒已達七千
多萬。我想起了徐大夫和他的妻子，目睹了自上世紀初，特別是１９４９年以來有
許多人殉難的“神的道路”，我的內心也開始祈禱。

　　我希望能做一個老基督徒的訪問。

　　我托家庭聚會的傳道人劉敏打探相關的消息，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５日，星期六
的下午，我在陽光明媚中接到劉敏的回音，她向我提供了一個電話，並告之電話的
主人正是《十字架》裡記錄過的，在中國北方最為人敬重的袁相忱夫婦。

　　我隨即撥通電話，與８６歲的梁太太取得聯繫。那端的聲音清晰而和氣，於是
我們約定，在２月２８日，星期二的下午登門拜訪。梁太太在告之袁牧師的作息時
間的同時，還詳盡地敘述了去彼處的地鐵和公共汽車的線路，我一一記下。

　　想到這對高壽基督徒的種種不平凡，我不敢怠慢，遂約會了台灣籍的記錄片拍
攝者溫某某，商討了幾樣現場訪問的方案。溫是個嬌小的頗有愛心的姑娘，在台灣
拍過多部社會題材的片子，而我是她在大陸的第一個跟蹤對象。

　　劉敏自告奮勇。於是在２８日下午，一男兩女攜着攝像機和錄音器材，滿面春
光地出發。將近兩點從宣武門上地鐵，天氣晴轉陰，一陣陣冷風從灰濛濛的高樓間
刮過來，令人不由自主地縮頭。眼尖的劉敏率先望見路口旁的天主教堂，雲縫裡透
出的陽光給高聳的十字架染上了幾顆金，我們進大門參觀了一番，而劉敏乘隙做了
禱告。

　　接着，我們乘車至洋橋，打了電話，開始在幾座大樓間轉悠。我們先進了洋橋
醫院，打聽了幾個人，然後沒有結果地退出大門，繞着極漫長的圍牆由街面朝里深
入。風貼着巷道吹，兩位姑娘的頭髮凌亂地飄着，而我的雙臂卻緊抱着自己，把尋
覓的重任交給擅外交的劉敏。

　　大約又進過兩三座大樓，我們抵攏了目標。由於沿途的波折，劉敏揚了揚她出
眾的額頭，向封鎖樓門的一位保安再次核實：“這是正陽家園１門嗎？有一位９０
歲的袁伯伯住在這兒嗎？”

　　“你們是誰？”保安沒有回答，卻警覺地盤問道。

　　劉敏也沒回答，卻直接按了二層二病室的電鈴，剛好有本樓住戶進門，我們就
乘機跟進去。不知深淺的溫某某出於職業習慣，從提包里剝出機器拍攝起來。

　　通過電梯和樓道，我們終於進入袁家。這是一個普通而和睦的基督教家庭，四
壁有十字架和聖經里的箴言，寬敞的客廳內有十幾位家族成員，而迎門的沙發上方
是二三十人組成的四世同堂的全家福照片——壽星袁氏夫婦位居正中——可現實中
的袁氏夫婦卻一直衝我們微笑。知書達禮的劉敏介紹了來意，就靠着目光清澈的梁
太太坐下，那種水乳交融，令人瞬間就升華到神的國；我的身邊卻坐着袁牧師，由
於激動，我說話有點結巴，而袁牧師耳背，總是抬起右手，擴音器一般搭在耳輪上
；於是梁太太和劉敏爭相貼過去充任翻譯。四周發出善意的笑聲，採訪的氣氛頓時
就有了。我拿出筆記本和錄音機，而溫挺默契地在茶案的另一端架好攝像機，我與
她相視一笑，並豎了一下手指。

　　在這中間，袁牧師送了我一些書和資料，彼此商量怎麼開頭；而劉敏卻坐在靠
中的椅子上，向大家介紹她的夫君余杰等一批信基督教的知識分子，以及她主持的
家庭聚會的情況。我吐了口氣，正慶幸着出乎意外的順利，門卻篤篤響了。

　　空氣頓時凝結了，象一張鬆弛的弓，突然被拽成滿月，聚成一圈的人眨眼就分
散了。如同變魔術，攝像機、錄音機、包，甚至紙條都失蹤了。袁家的一個兒子閃
到門旁，俯耳又聽了兩三遍門響，才咳嗽一聲，放慢節奏問：“誰？”

　　門外答：“我們是派出所的民警。”

　　又問：“什麼事？”

　　又答：“我們接到群眾的反映，說有不明身份的人上您家採訪。”

　　“沒人採訪。”

　　“我們是執行公務，開門吧。”

　　猶如一個拍電影的劇組，待每個人都各就各位，準備就緒，門才開了。大家都
把目光的鏡頭衝着進來的一男一女，男的着警服，是管這兒的片警；女的着便裝，
據說是剛上任的居委會主任。中間的椅子早騰出來，他們一坐下去，片警就盤問道
：“誰在這兒採訪？是你們嗎？”

　　梁太太答：“沒人採訪，是幾個慕道友。”

　　“誰是慕道友？”

　　劉敏的臉色慘白了一會兒，這時已鎮定如初了：“我是基督徒，聽說袁伯伯病
，特地來探望；他們是我領過來的慕道友。”

　　我附和道：“我想了解一下基督教，就跟來了。”

　　片警轉而問溫：“你呢？”

　　溫板着一張脹紅的臉，抬手指了指喉部。

　　片警道：“什麼意思？”

　　溫啞巴似地張了張嘴，鏡片後的目光閃爍不定。

　　劉敏道：“她聲帶發炎，說不出話來。”

　　片警道：“哪我倒想聽你說說。”

　　於是劉敏從上帝造人開始，滔滔不絕地侃下去。她的口才是天生的，況且傳道
又是本行，所以把個片警弄得暈頭轉向。時間不知不覺過去，劉敏講累了，就讓片
警提問題，可憐的警察文化底子薄，提不出什麼問題。倒是年輕的居委會主任問信
仰有什麼好處，大家都笑了，主任顯得不好意思。

　　片警的手機響了兩次，他每次出門接聽，大夥都不禁暗地緊張。待他第三次出
去，身後卻跟進一位年長的警察，直接與袁牧師打招呼。原來是本轄區的派出所副
所長兼特警隊長，他二話不說，就要依法檢查我們的證件，我和溫不敢出示身份證
，因此我辯稱，大白天出門，沒有必要帶證明，如今又不是文革時期。劉敏見狀，
生怕露了馬腳，就接過話頭，坦承自己是某外企公司的職員，大概是產生了美女效
應，警察沉吟一番，放棄了帶我們回派出所核實身份的打算。

　　遵照指令，我們把姓名、電話、地址寫紙上，供公安查驗。我和溫自然是假的
，而劉敏的名字太大眾，寫寫也不妨。接着，三個公差穩如泰山一般耗上了，劉敏
只好繼續傳道。其間，警長還提了一連串的問題，比如警察這種職業與基督教有沖
突嗎？等等。劉敏的回答是，一個忠於職守，服務於社區居民的警察一樣會得到神
的恩典，因為人人都有安全感的社會更有利於基督教的發展。

　　公差們點頭稱是，一副虛心好學的模樣。片警還稱，他受袁牧師的感召，已考
慮了一段時間的信仰問題，今後，他會每個星期天來參加團聚，交流讀《聖經》的
心得，居委會主任也附和說要加入。可就在這種感人的氛圍中，警長連接了四次電
話，每次嘀嘀鈴響，三人的目光都不由自主地觸碰。我的心懸着，溫的臉板着，劉
敏還在講神是如何高於警察（可耶穌就是被古代的警察釘上十字架的），袁牧師耐
不住，在半小時內問了三次警長：“您們還有什麼要問的？”潛台詞是：“快走吧
，別在這兒煩我們！”

　　公差死活不去，沒辦法，我們先站起來。警察象膏藥一樣貼着我們出門並下樓
。幸好袁家子女多，防不勝防，終於還是把暗號遞到了我們耳邊。

　　離開袁家幾百米，警察早不見了，我們還在賊頭賊腦張望。攏大街，鑽入一輛
破出租車，我們還在猜疑是否有車跟蹤。原計划過幾天，由袁家派人把藏起來的東
西送到某個約定的地點，考慮到夜長夢多，我讓劉敏打電話。

　　我們在宣武門下車，二進天主教堂，大門內，停了一輛嶄新的奧迪轎車，令我
們緊張了一會兒。因為奧迪是便衣特務的專用車，兩天前，我去探望劉霞劉曉波，
他們樓下就停了一輛奧迪，結果我入屋剛坐下，屁股還沒熱，警察就敲門了。

　　在緊閉的教堂穹門外，我們縮頭縮腦。此時，我開始用玩笑來抵禦寒風，直夸
劉敏適合做地下黨。劉敏露出女兒本相，連稱“緊張死了”，並反擊我說謊不自然
，辜負了監獄的培養。大約等了一個多鐘頭，奧迪開走了，袁牧師的二兒子袁福生
把一大包東西送到我們手裡，計有錄音錄像器材、挎包、筆記本、通訊錄、書籍、
資料等等。

　　袁福生瘦弱、頑強，有豐富的地下活動的經驗，他將我們的東西用報紙裹了，
再裝一條舊塑料袋提着，這樣就顯得極普通。劉敏與他接頭的同時，得到了一個電
話號碼，兩天后的３月２日，全國人大和政協召開的前夕，我正是用這個秘密號碼
和他聯繫，並約定次日在地壇南門見面。

　　３月３日午後風和日麗，但街頭巷尾警察遍布，以確保“兩會”的勝利開幕。
我和袁福生都提前了半小時，可相見卻推遲了半小時，原因是兩個人不約而同地梭
巡着，探查四周有無可疑之處。

　　我們相視以笑，就一齊出了大街，越過天橋，去了斜對面的麥當勞快餐店，在
人來人往中找好坐位，要了飲料。我把袖珍錄音機用餐巾紙蓋着，訪談就開始了。

　　“太緊張了，每年兩會都這樣，”袁福生望着窗外說，“我父母讓我向你表達
歉意，他們歡迎您以後再去。”

　　我望着對桌的一對情侶，點了點頭。

　　“我父親在為一個叫徐永海的大夫祈禱，他是在浙江傳福音時被捕的，”袁福
生又說，“父親在聚會時公開講，徐大夫是年輕一代基督徒的驕傲。”

　　我內心震撼，一股暖流從多年以前涌過來，可眼睛依舊望着別處。

　　幾個鐘頭逝去，我們出了麥當勞，分道揚鑣。黃昏的天空象剖腹產的肚子，將
滿腔的血潑在大街上，北京的人群、車輛和房屋都在永恆的血潮中川流不息。（以
下，袁：袁福生；威：老威。）

　　威：我已經在地壇外走了幾個來回，還去地鐵口逛了一圈，腦袋不動，眼珠子
卻轉個不停。我恍惚覺得每個行人都是特務。剛才有個騎自行車的警察嗖地擦身而
過，我居然出冷汗了，真有點懸。

　　袁：我也提前半小時到，在周圍慢慢磨蹭，看有沒有可疑的人。每年“兩會”
期間，都特緊張，不能不留意。

　　威：這裡面還安全嗎？

　　袁：麥當勞是挺新潮的去處，進的幾乎是年輕人，應該沒什麼問題。假如有問
題，托主的智慧，能感覺得到。不過，您的筆記本太顯眼，容易被人逮住，成為“
罪證”。我們主內的弟兄碰面或接受採訪，遇敏感的話題，都用小紙片。我兜里揣
了很多，您看，就是這樣的紙片，小半個巴掌大，互相在上面寫，你問我答，我問
你答，聲也不必吭，旁邊人看着，還以為在玩什麼文字遊戲呢。撞上突發情況，處
理起來也方便。

　　威：什麼叫“處理起來也方便”？

　　袁：警察腦門上沒刻字，他不會象演電影那樣，讓觀眾一眼就認出來。有時候
，他突然就撲上來，控制你，搶你桌上、椅上、身上、地上的一切證據。你的本能
反應是儘快碎掉小紙片，如果來不及，就在警察箍你手腕、卡你脖子之前塞嘴裡，
嚼爛了，咽下去。他不可能馬上切開你的肚子取證。

　　威：真叫人喘不過氣。

　　袁：感謝主，我們堅持了這麼多年，現在福音已傳遍中國了。

　　威：我是通過遠志明先生的紀錄片《十字架：耶穌在中國》認識您父母的，其
中有個場景令我久久地感動：這一對劫後餘生的老人用有些乾澀的嗓音唱道：

　　　我要高聲稱頌主十架
　　　直到在主台前見父面
　　　那時聽他說——忠心僕人
　　　十字架可換公義冠冕！

　　袁：這叫《古舊十架》，父親在坐牢時經常唱。

　　威：當時您父親放開嗓門唱，臉脹紅了，雙臂也抬了起來，那種激昂一點不像
年愈９０的老人；而您母親卻低聲跟和着，清澈的眸子顯得羞澀，甚至有少女的天
真。我對比了您母親年輕時的照片，這眼神始終沒變——她也八十五、六了吧。我
不能不說，您的父母本身就是奇蹟，是造物主給這個種族留下的奇蹟。

　　掐指一算，基督教傳入中國已１００多年，《十字架》裡，敘述了自上個世紀
初到目前的信仰的劫難與傳承，讓我這類懷疑論者也記住了王明道、宋尚節、倪坼
聲，以及以巴佛、謝模善等名字，這每一個名字都是一道可歌可泣的神跡……

　　袁：我父親，還有他們那一兩代以身殉道的老人，真是無愧於“十字架可換公
義冠冕”的詩句。

　　威：我沒能完成對您父母的採訪，是一種太深的遺憾。

　　袁：您已經盡力了。聽說您寫過１００多個底層人物，那麼在您的身上，也有
一種信仰的力量。所以，我願意在如此險惡的情況下和您見面，代我父親講講他的
經歷，留下見證，讓更多的人信主。

　　我父親袁相忱，生於１９１４年農曆６月，具體的生日他忘了，卻牢牢記住了
自己重生的日子——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２９日，這一天，他從內心信了主。我父親
說，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有兩個生日，肉身的和屬靈的。稍後的１９３３年８月，
由著名的王明道先生施洗，在萬壽山後，用從頤和園流出的清水受洗，當時還拍了
照片。王明道先生對要求受洗者都進行過極嚴格的考察，經過反覆學習、交談，讓
人真正明白受洗的含義——表示我的舊生命在基督里與耶穌同受死、同埋葬，代之
而活着的是用耶穌的寶血換來的新生命。

　　我父親是在安徽蚌埠出生的，祖父袁禹庭，廣東東莞人，因曾祖父跟隨廣東籍
的設計師詹天佑北上，修築轟動一時的京張鐵路，早年就舉家北遷，在北京南口鎮
落戶了——這大約是中國最早的鐵路員工。由於經常要同洋人打交道，都受過較好
的西式教育，懂英文。我父親是在動盪的家庭環境裡長大的，１３歲開始入讀青年
會辦的教會學校，學英文，背誦《聖經》，從這兒，他知道了耶穌。他至今難忘的
兩位啟蒙老師是美國人蕭安娜和中國人石天民，都是虔誠的基督徒。他們在父親大
量研讀孫中山先生的著作，吸取新思想的同時，向這位孜孜不倦的學生傳福音。就
這樣，在他們的引導下，父親認識了王明道先生。

　　父親信主的過程充滿痛苦和矛盾，國家、家庭和個人的種種無法擺脫的劇變，
令他覺得人生無常，生活無意義，曾想一死了之。有一次，他雙手握鐵釘，都準備
觸電自殺了，但剎那間又覺得對不起生養自己的父母。

　　１９３４年夏天，父親結束了高一課程，準備升高二。本來照此下去，他畢業
後能謀得一份好工作，吃穿無憂，即能夠娶妻生子，過比較安穩的日子了。而他卻
頂住來自父母的巨大壓力，退了學，把自己前途交給神，由他來定奪。這是父親人
生中的第一個擇抉，他的勇氣源於路加福音和馬太福音，我主耶穌在其中說道——
人到我這裡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
不能作我的門徒。父親通過禱告，按神的指引入遠東神學院在北京開辦的聖書學院
。這是專門培養當地傳道人的場所，學期四年，三年半為上課時間，半年實習。條
件異常艱苦，父親卻得到系統的知識訓練。１９３６年夏天，父親參加了宋尚節博
士在廈門鼓浪嶼舉辦的全國第二屆基督徒查經會，在一個月的時間裡，同２０００
多人一道，從《創世紀》直到《啟示錄》，查考到《聖經》的最後一章，靈性充溢
。１９３７年，父親開始在遠東宣教會的刊物《暗中之光》發表屬靈文章，英譯並
出版了史可福的《個人布道手冊》。１９３７年秋天，於日本入侵的兵荒馬亂之中
，結識了從天津一所教會學校讀完初中，逃到北京的母親梁惠珍。

　　１９３８年初，父親完成學業，到天津聖會所事奉，這個機構是由宋博士創立
的布道團演化而來的。由於母親也信耶穌，不久他們就訂了婚。父母的婚禮於１９
３８年７月２２日在北京舉行，半中半洋，即坐中式馬拉車，穿西式婚紗；１００
多位客人中，也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各占一半，還有一些外國牧師來參加。

　　１９３９年秋，母親懷孕了，父親結束在天津的事奉回到北京，本來他可以接
受遠東聖書學院的吳智院長的邀請，回校做翻譯，掙一份穩定的足以養家的高薪水
，而他卻選擇了離開舒適，去農村傳福音。

　　１９４０年夏到１９４１年底，父親攜妻帶子，跟隨美國牧師裴約翰在河北南
部的城安、永年、廣平、衛縣以及附近的山東五縣的各個村落布道，將福音傳給在
戰亂中精神饑渴的窮人。珍珠港事件爆發後，日美交戰，日本人就把能抓到的美國
人集中起來，關入山東濰縣的戰俘集中營。於是不久，裴牧師一家四口也從教堂里
被帶走，父親受連累，所有值錢的東西都被搶掠一空。母親那時年輕、漂亮，怕出
意外，就臉上抹鍋灰，抱上孩子躲進教堂後的地窖。

　　日本兵從美國人手裡接管了教堂，戰火頻繁，原先聚在教堂的同工們紛紛解散
回家。父親他受神的鼓勵，繼續留在農村傳福音，並從此與鄉民同吃同住同勞動，
成為真正的農戶。稍後，我姐姐安湖誕生了，第一個家庭聚會點也辦起來。父親說
——日本人封了教堂，神的羊群卻需要牧養，信徒們不能終止肢體生活。

　　當時的河北南部，白天由日軍控制，晚上有八路軍活動，父親他們騎着自行車
下鄉傳福音，身上必須帶上日票和八路軍通用錢票。碰上誰，不僅申明“我們傳福
音”，而且得出示誰的錢票，否則就有麻煩。在整個抗戰期間，父親布道的秘訣就
是脫胎換骨，成為徹頭徹腦的農民，粗茶淡飯，渾身虱子，把兵荒馬亂的田野當作
無邊的教堂。作為獨子，他甚至沒能趕上為祖父送終。

　　抗戰勝利前夕，父親一家因祖母病重回到北京。父親在講道的同時兼做英文翻
譯，以維持全家７口的基本生活。他一直期待着時局好轉，好回到最需要他的偏遠
鄉村，但國共和談破裂後，共產黨施行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毀壞北京周邊的鐵路
和公路，要拖家帶口去鄉下談何容易！

　　父親很焦慮，他不明白神為什麼要讓他在城裡耽擱，不讓他奔赴更廣大的牧場
，於是他禱告，學習洞察什麼是神的旨意。這期間他以每月３００斤小米的價格，
租下了阜成門１６０號，一座原屬日本牧師的被查封了的福音堂。自此，父親作為
一個在農村事奉多年的傳道人，終於在城裡有了固定的教堂，即不依靠任何組織，
受神直接供養的屬靈地。

　　由於拒絕掛神召會的牌子，福音堂和家庭的所有開銷都要靠父親想辦法。這鍛
煉了父親的事奉能力和獨立風格，他說：“中國基督徒應該建立自己的教會。我現
在靠翻譯來維持生活，補貼教會的開支，中國教會應該朝自立自養自傳的方向發展
。”

　　１９４８年底至１９４９年，國民黨兵敗如山倒，時局兇險，物價一天飛漲幾
次。傳教士和基督徒擔心受逼迫，紛紛逃離大陸。父親卻回絕了遠東神學院院長吳
智等許多人的勸說，堅持留了下來。４９年２月３日，解放軍首批部隊從阜成門我
家門口進城，２月２３日，城中各教會成立了“北平基督教聯合會”，商討如何適
應新環境，在無神論政權上台後求得生存。父親卻認為沒必要自我恐慌，因為宗教
與世俗政治沒什麼關係，況且共產黨政策中有“信仰自由”這一條。

　　開始，政府全力穩定政局，來不及染指宗教生活。有一天，父親帶着幾位信徒
在大街上打鼓布道，引來許多人圍觀，同時也招來維持治安的解放軍。他們驅散了
人群，將父親等人帶到軍管會，經過簡單的審理，卻又釋放了他們。當父親以“信
仰自由”為據辯論時，軍管會的幹部說——信仰當然自由，不過目前剛解放，治安
較亂，魚龍混雜，最好不要在外面傳教。

　　威：政府對宗教界還是客氣的。

　　袁：客氣是暫時的，因為有神與無神水火不容，在中共內部，早就制定了對所
有宗教實行限制、改造，最終消滅的國策。況且，宗教界也不是一片淨土，在歷朝
歷代，都出過配合世俗政權，引狼入室的叛教者。

　　威：您指的是吳耀宗先生嗎？

　　袁：也包括丁光訓、劉良模等宗教界名流。王明道先生稱他們為“不信派”。
吳耀宗生於１８９３年，早年信主，曾在紐約協和神學院進修，後來具有明顯的親
共政治傾向。照他自己的說法——一生經歷了兩次巨大轉變，第一次接受基督教，
從懷疑宗教到信仰宗教；第二次，接受反宗教的社會科學理論，把唯物論思想同宗
教信仰打成一片。

　　吳耀宗等成為首屆全國政協代表，並三次晉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共同制定基
督教在中國的發展方向，那就是：１、割斷與帝國主義的聯繫；２、實行三自，即
自治、自傳、自養。

　　緊接着，朝鮮戰爭爆發，抗美援朝開始。三自方針迅速演化為愛國運動，基督
教界必須要在“支持自己的國家，還是支持帝國主義”之間作出選擇。在不愛國就
是反革命的時代潮流下，基督教義受到史無前例的歪曲和顛覆，簽名擁護三自愛國
運動的信徒達３３萬。

　　可儘管如此，各地仍有許多人拒絕三自。當時北京有６０多個基督教團體，其
中就有十一位教會負責人公開聲明——我們早就自治、自傳、自養了，所以沒有參
加的必要。這十一人是王明道、袁相忱、畢永琴、王鎮、彭宏亮、吳慕迦、王偉明
、張周新、陳善理、吳文靜、劉秀穎。

　　由於父親主張“政治和宗教要絕對分開”，神的東西歸神，凱撒的東西歸凱撒
，不應該在黨的領導下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他自１９５２年開始，一直受到了引
誘，拉攏和逼迫，自己的福音堂也有大批信徒離開。對此，父親毫不介意——主托
付給我多少羊，我就牧養多少，但我的選擇是不介入政治。

　　同時，他也拒絕按政府的要求參加政治學習。

　　威：您父親真是不識時務啊。

　　袁：幾年來，宗教事務處的李處長經常找他談心，就象現在的片警，都混成老
熟人了。可到了１９５５年，政府的忍耐期終於結束了。這是繼１９００年拳亂中
兩萬多名基督教徒遇害以來，最大的一次劫難——全國上千教堂被毀，幾萬名教徒
被捕，其中被當作邪教鎮壓的達好幾千人。但是在首都，政府卻遲遲沒動手，他們
希望與三自運動對着幹的十一個團體在大形式下屈服，在軍事戰略上，叫“圍而不
攻”。

　　威：但是幾個月過去了，卻沒一個人聲明加入三自。

　　袁：對，１９５５年８月７日深夜，王明道先生及太太被捕，同時被捕的還有
十幾位傳道人。

　　威：《十字架》裡講，這些領袖級的傳道人都判了重刑。

　　袁：１５年以上至無期徒刑。王明道先生入獄後，因一時動搖，寫了《悔過書
》，被立即釋放。可他回到家中，卻受到比坐牢更痛苦的靈魂煎熬，於是他跪在主
前懺悔說謊的罪，並再次收拾行裝，自投落網。他說——我要以畢生的牢獄來平息
主怒。

　　父親他也經歷過類似的動搖。８月７日大逮捕後，北京的傳道人們終於在壓力
下參加了政治學習。李處長對父親表示了空前的寬宏大量，他說：“你才４０歲，
年輕得很，要好好學習。追求進步。”接着又鼓勵父親發言。父親一直沉默，其實
他內心一直在進行聽從神意還是屈從政治的征戰。通過禱告和反省，他決定不再猶
豫。１９５７年左右開始，父親又被叫去參加由李處長主持的三自會議，領導指明
讓他表態，他緘默良久，退無可退，就把憋了很久的話吐露出來——第一，現行的
宗教政策不合理，基督教的信仰沒有自由；第二，在三自隊伍中有一些人根本不是
三自，這些人稱得上是“三朝元老”了，日本人來了就投靠日本人；美國人來了就
領美國人的津貼；現在搖身一變，成了靠攏政府的三自。其實他們最不“三自”，
他們只不過是基督徒隊伍中混飯吃的，也就是“吃教者”。

　　父親的發言之後是一片寂靜，許多人暗暗捏了把汗。父親卻感到從未有過的暢
快淋漓，當眾說真話原來這麼好，他想，以後一定不委屈自己了。

　　不料，會議剛結束，學習組長就宣布——按政府要求，每個小組要產生四個右
派，根據大家的發言記錄，袁相忱很突出，被劃為右派。

　　既然一發言就成右派，父親乾脆來個“閉門思過”，不參加任何政治學習。並
且照例禱告讀經，照例開堂布道，不理會任何人的勸說。因為“教會的頭是基督，
而不是宗教事務局和牧師”。

　　一次，父親的老朋友祁庭鐸牧師來到福音堂，兩人一起吃飯，祁牧師忍不住嘆
氣說——袁弟兄，我要勸你幾句，雖然你不想聽，但作為朋友我不能不說。你的處
境已經很危險了！在這種短檐下，你就低一下頭，忍忍個人的脾氣，至少裝裝樣子
，主動去學習，參加三自。如果你還是一意孤行，後果真的不堪設想。唉，看看你
家裡，上有老下有小，萬一有個三長兩短，他們怎麼辦？反革命家屬的黑鍋不好背
啊。——也許是觸景生情，祁牧師流淚了，他還說——共產黨要求入三自，我們就
不能不入，有什麼辦法呢？

　　１９５７年底，，政府對父親進行了最後一次“挽救”。先由李處長的秘書打
電話給母親，叫她和奶奶次日九點去長安街的宗教事務處。當兩位家屬依約趕到，
李處長就在自己的辦公室接見她們，李處長嚴肅地說——我請你們來，就是要你們
做好袁相忱的思想工作，要他趕緊向政府靠攏，懸崖勒馬，不然我們再不能容忍他
！他還年輕，才４４歲，所以你們一定要與政府一道挽救他！你們老小九口，他是
當家的，萬一出事，你們怎麼糊口？王明道的下場都看見了，不要把政府的仁慈當
作軟弱，我們收拾他太容易了。但是，你們一大家子就慘了！老太太，我知道你就
這麼一個兒子，沒有他，你怎麼生活呀！勸他回頭是岸，懸崖勒馬吧！千萬記住我
的話！

　　威：“懸崖勒馬”一詞在文革中很流行，有最後通諜的含義，沒想到這是獨裁
政權的一個傳統外交辭令，意思是我他媽不講理，要直接幹了。

　　袁：父親明白，母親回家一提，他就什麼都明白了。

　　威：他就不可以為了自己的親人暫時避讓嗎？暫時的屈服——難道不是人性嗎
？您父親有什麼理由讓最親的人跟着受罪？

　　袁：您這些問題，甚至比這多十倍的問題他都想過。但一個基督徒，最大的不
幸不是落難，而是為了地下的，背叛天上的。那麼，即使您得到或保全了地下的，
靈魂也在永劫不復的黑暗中，無得救之日。當時，父親曾反覆給全家人誦讀《約伯
記》——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着，末了必站立於地上。我這皮肉滅絕之後，我必在
肉體之外得見神。

　　威：我也坐過牢，但卻做不到如此心如鐵石。假如敵人以迫害親人好友相要挾
，逼我放棄信仰，我會撐不住。寫《悔過書》、爬狗洞、說謊，我或許都會幹，但
是……

　　袁：您不會砍掉自己的右手，發誓永不寫字，永不記錄人間的苦難吧？

　　威：當然。

　　袁：那麼父親也不會背棄主。這是他的命，命都沒有了，拿什麼去愛自己的親
人？

　　威：上帝啊，你聽聽吧。

　　袁：父親也曾跪在黯夜裡，輾轉難眠，一遍遍這樣禱告。在他自己被捕的前夕
，公安局一次又一次當着他的面，在他的福音堂抓走聚會的教徒。“上帝啊，聽聽
僕人的請求！”父親甚至淚流滿面了。

　　從外表看，當時只有死活兩條路——活路是主動表態，參加三自，向政府妥協
，保全自己和家人；死路是頑抗到底，這樣的下場必然是坐牢，骨肉分離。

　　威：還有不死不活的中間道路嗎？

　　袁：中間道路？既不用加入三自，違背神的旨意；又不用被捕，與親人分離，
讓他在福音堂繼續事奉神？

　　威，對，上帝既是萬能的……

　　袁：可神有他自己成就兒女的方法，有時就是經由地獄，而一步一步地為中國
的福音開了出路。父親禱告了十多天，這期間，再沒人來警告他、勸說他、打擾他
了。父親天真地認為，神已聽他的祈禱，要以奇蹟救他出患難了——只要基督徒堅
決地擺明立場，政府反而會默許。

　　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９日深夜１１點半，父親被捕了，此前，他已讓母親備好了
勞改穿的棉衣和布鞋。逮捕父親的方式很特別，先是派出所民警叫門，母親作為街
道主任，以為是安排明天打麻雀的工作（因麻雀偷吃糧食，所以在１９５８年春天
，被中共中央正式列為務必滿門抄斬的“四害”之一。於是全國人民充分發動起來
，占據所有屋脊、樹枝、山坡等至高點，鳴鑼、打鼓、吆喝，鋪天蓋地的噪音令賊
雀無處落腳，只能在空中四下驚飛，直到累得掉下來摔死。其結果，麻雀乾淨了，
蝗蟲卻泛濫成炎，成片啃光農作物，引發了５９年的大糧荒——老威注），就開門
迎客，不料兩個民警卻藉故“所長有請”，把父親帶走了。

　　在香家園派出所，市局的警察才露面，宣讀《逮捕證》，戴手銬，罪名是“現
行反革命”。與此同時，我家被抄了，一大群警察，人人手裡都拿着鐵棍等工具，
從福音堂到每個房間，一寸寸搜查起來。所有的《聖經》、詩本、屬靈書刊都掀在
地上，任憑踐踏。翻箱倒櫃不過癮，他們還每進一步，就用鐵棍杵一下，覺得有空
響，就立即撬開，這樣，房子被毀壞得亂七八糟。連浸池周圍的地也翻遍了，仍然
一無所獲。

　　直到凌晨４點半鐘，警察才把搜檢的物品裝了一卡車拉走。我們六個孩子從夢
中被叫醒，穿好衣服，圍在母親和年邁的奶奶身邊，目睹了自己不理解卻永遠難忘
的一幕。

　　父親這一去，就是２１年零８個月。而作為現行反革命家屬，母親不可能再當
街道主任，連１７歲的大哥福音，也被撤銷了少先隊大隊長的職務。１９５８年８
月底，我家被迫遷離居住了多年的阜成門福音堂，八口人擠入十幾平方米的白塔寺
內大街４０號。這兒原是白塔寺的西配殿，住喇嘛的，如今卻住了落難的基督教一
家。三代八口都擠在磚頭墊起來的通鋪上，窮困極了。

　　威：十幾平方米住八口人，也跟監獄差不多了。

　　袁：為了養家糊口，母親還去建築單位做臨時工。

　　威：我母親在文革中也做過臨時工，又累、工資又低，還受人歧視。

　　袁，都是一般人不願干的苦力，可母親已感恩不盡了。

　　威：《十字架》裡講，自１９５５到１９５８年，隨着王明道、袁相忱、謝模
善、林獻羔、以巴佛等一大批基督教著名牧師的逮捕、判刑，全國的教會紛紛關閉
，僅北京地區的６４所教堂就合併為４所，６６年文革開始，所有的教會都關閉了
，共產教終於達到了清除一切有神宗教的目標。

　　袁：上帝在人心，是清除不了的。在最困難的時候，母親和我們仍然天天禱告
。有一次斷炊，一家八口，連一顆米都沒有。於是母親就跪下禱告——主啊，我們
沒有米，沒有面，沒有任何可吃的東西了。如果等到明天還這樣，如果您覺得我們
應該這樣，我也不怨您，不怨誰，我就喝一點暖壺裡的水，這就行啦——沒想到第
二天，有個婦女敲門問——這是袁弟兄的家嗎？母親答是。那個婦女點點頭，放下
５０元錢就走了。母親反應過來，腳跟腳攆出門，卻連影子也沒有了。５０元錢在
那年頭，夠八口人兩個月的糧食錢，母親趕緊跪下來感恩。

　　威：您父親在看守所關了多久？

　　袁：有大半年，家裡不知道他的任何消息。直到５８年１１月，法院的人到我
家，交給母親一份無期徒刑的《判決書》。基督徒面對世俗政權的迫害，是不上訴
的，於是母親拒絕上訴。《判決書》所列罪狀有七條——１、右派言論；２、破壞
三自，污衊三自領導人是三朝元老；３、開黑會抵制政治學習；４、攻擊政府“信
仰不自由”；５、坐牢時繼續搞反革命煽動；６、漢奸嫌疑；７、裡通外國。

　　父親後來說，自己被押上囚車，就直接去了北海後面的草嵐子胡同，在那兒預
審。父親不愛記瑣事，除了傳福音，公安要向他核實的事，他都記不住。而一涉及
傳福音，公安認為有罪，他卻認為有功。有一次，審訊員突然問——“老和尚為什
麼不說話”是什麼意思？ 父親懵了， 真的摸不着頭腦，人家才提醒他——這是你
說的，老和尚指的是毛主席。父親納悶——這是我的話嗎？本來我不發言，你們要
我發言，還說“言者無罪”，現在卻要追究我的右派言行了。審訊員說——你不發
言豈能了解你內心深處的反動？你還把共產黨比着大紅龍，煽動信徒不愛黨不愛國
。父親納悶了——我這樣講過嗎？基督徒只記得《聖經》，不記得俗世里的話。把
人家氣得暴跳如雷。

　　那年頭，監獄的大門敞開着，稍不留意就栽進去了。與父親同號的兩個人，因
在國慶遊行隊列中一走神，把“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喊成“中華民國萬歲”，當
場就被楸出來，投入大牢。

　　威：和我同監有個六四政治犯，判刑４年，罪狀也是混入學生遊行隊伍，喊了
兩聲“打倒共產黨”，結果被愛國群眾扭送公安局。

　　袁：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家裡收到父親從北京監獄發來的明信片，上面寫着首
次探監的日期，於是母親帶着奶奶和小六在一個星期天趕到自新路。很高的炮樓，
很厚的圍牆，背槍的解放軍或筆直不動，或走來走去地俯瞰四周。在頂天立地的大
門旁，有一扇非常小巧玲瓏黑門，母親將明信片遞給哨兵，驗明正身後，她們三人
被放進監獄。裡面老老少少，擠得水泄不通，都是等着探監的。母親和大家一樣排
隊，半小時准入一批，大約等了一個多鐘頭，才輪到母親他們進去。接着是坐在一
張小桌後等待，有解放軍按明信片上的名字喊犯人接見。終於見面了，父親被剃成
了光頭，走路有氣無力。一家子的手都握在一起，太激動了，真不知說什麼好。

　　父親出事後，又有一批批弟兄姐妹被捕，可當兵的就守在身邊，母親再焦急也
不好告訴他，只好聊些家庭瑣事。母親把幾包糕點交給父親，父親推辭說裡面不准
帶吃的。半小時颳風一般過了，警察哨子響，犯人全體起立，列隊回監。

　　在某一個接見日，父親還望見了自己的屬靈啟蒙老師蕭太太，她的女兒當時也
被判刑勞改，蕭太太去探監。他們不能說話，只能互相點點頭，以示問候。５９年
的某個晚上，裡面看露天電影，父親挽着馬扎，夾在犯人大隊中進入操場，忽然瞅
見自己的導師王明道坐在前面。剛好此刻王明道先生回頭，兩人不能說話，也只有
對視一秒鐘，然後，都不約而同地仰頭看天，意思是仰望星空中的主。再往前挪動
坐位時，父親感動極了，因為他們都讀懂了對方的內心。

　　威：您父親在裡面經常碰見熟人？

　　袁：偶然能碰見，但不可能有什麼具體接觸。父親在看守所曾被一個天主教徒
檢舉過，指他在審訊期間繼續傳道。吃過虧，他的言行更加謹慎了。１９６０年夏
末，由於饑荒蔓延，犯罪猖獗，首都各監獄都人滿為患，於是政府決定把判刑２０
年以上的重犯遷往黑龍江，在中蘇邊境的興凱湖監獄勞改。剛上火車犯人們還是單
衣，待下了火車，大夥已經穿上了厚棉襖棉褲，加上皮帽和氈襪，就是過冬的“全
幅武裝”。

　　接着，又經軍車押運，抵達了目的地。興凱湖與蘇聯只隔一條河，剛去時，全
是住一座連一座的帳篷，外面圈鐵絲網，由解放軍持槍把守。因為在東北住帳篷無
法過冬，犯人們的勞改第一課，就是燒磚蓋房子，也就是自己為自己蓋監獄。先砌
圍牆，再修哨樓和幹部房，最後才是監舍和５０米長的大通炕。接着的勞改任務是
種莊稼，秋收後，又去打草，北大荒的草比人還高，秋天打的草，要燒一個冬。

　　口糧是玉米麵和高粱米，每人每天８兩；主要的菜是土豆，餐餐吃，令人倒胃
口。不久，大饑荒又蔓延到黑龍江，在牢裡，伙食定量幾個月一減，後來連窩頭也
吃不飽，犯人們餓得受不了，就游泳越境，逃到蘇聯。結果人家也嫌麻煩，就一批
批把逃犯裝入麻袋，貨物一般送回來。

　　東北滴水成冰，一次，父親在零下３０多度的的野地幹活，有人瞅見他的鼻子
慘白，立即推他進屋。幸虧進去及時，不然，鼻子就凍沒了。這不是說笑，曾經有
人耳朵被凍，一掰就下來了。父親聽說，常有犯人被活活凍死，也不倒下，就樹幹
一樣，筆直挺立，嘴巴還嘻着。

　　很難想象瘦弱的父親是如何渡過這段饑寒交迫的時期，感謝主，熬到１９６２
年，中蘇關係正式破裂，政府又覺得把重刑犯放在修正主義的眼皮下不合適，決定
把他們調回北京。象來時那樣，專車專列，重兵押送，大夥又千里迢迢回關內。只
不過，來時一件件加衣服，去時一件件脫衣服。

　　車到天津，２０００多名犯人就留下勞改，而父親等５０多位反革命中的危險
份子，才重回北京嚴加看管。不管別人用怎樣的目光看他，父親都認為這是神的恩
典，因為回到北京，家人能探監，伙食也比外地好些。比如在東北，父親常常連野
菜窩頭也啃不上，只好吃糠窩頭充飢，而北京監獄還能吃到白薯干。並且獄方為了
減輕口糧負擔，也一改不許家屬送吃的傳統慣例。

　　按當時的配給制，市民每人每月只有２兩油、半斤肉、半斤點心。母親把全家
８口的點心票留下來，一大早去商店排長隊，然後在探監時給父親送去。所以，雖
然在困難時期，父親的身體卻得到了較好的保養。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底，我去寧夏生產建設兵團前夕，又去監獄探望。父親高興
地握着我的手說——你１８歲就出門在外，自己多保重吧。下農村很好，我過去傳
福音就在農村。接着他又問我對信仰有沒有信心？我答有。他又問還會不會唱詩？
我答會，詩篇２３首我至今還記得熟。父親象個孩子一般，點頭直笑。

　　可世事難料，誰知我們父子倆見過這一面，要等１４年後才能見下一面？

　　威：你們這種家庭在中國是極罕見的。我坐過牢，我知道獄外的等候更難耐，
更煎熬。若換個人，早家破人亡了。

　　袁：我們都知道，父親在裡面是為主作見證。

　　威：我也在作見證，主知道嗎？

　　袁：主是萬能的，當然知道。

　　威：但是我妻子與我離婚，我沒有做丟臉的事，她卻變了，在生存的重壓下重
新選擇生活了。

　　袁：可您不孤獨，失去女人，您也不孤獨，因為在冥冥中，主在注視您，選擇
您，垂恩於您。您不會受到根本的傷害。就像我父親，厄運中還結識了一個叫劉浩
的好朋友，向他傳道，讓他靠近並最終信了神。

　　威：是嗎？那麼獄中的警察如何看待宗教信仰？

　　袁：除了共產主義的任何信仰，在他們眼裡都是封建迷信。巫婆神漢，會道門
，一貫道，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他們統統一鍋煮，不分何為迷信，何為真信
仰。有一次，幹部還拿一些破除迷信的小冊子給大家學習，父親說——我不屬於迷
信，我有真信仰。大家為他捏把汗，幹部卻好奇地問——你有真信仰？難道你是個
和尚？父親認真地說——我不是中國廟裡的和尚，如果要算，也只能算洋和尚。不
料幹部一聽，不僅不生氣，反而哈哈大笑。從此，“洋和尚”這個綽號就在北京監
獄傳開了。

　　威：這個幹部還挺豁達的。

　　袁：北京監獄的條件和幹部素質都比外省好。但好景不長，１９６６年，文革
爆發了，因外頭大抓反革命，牢裡又人滿為患。共產黨為了穩定首都的革命形勢，
又把父親等２０００多名重刑犯遷往黑龍江。這次目的地是音河，同初到興凱湖一
樣，犯人們燒磚，自己蓋監獄，連吃的也照樣是高粱米、黑土豆。到了年底，監獄
里也搞起了文革，到處是“”批臭“的大字報，父親作為”帝國主義走狗“，在政
治風潮中從音河農場轉押齊齊哈爾監獄，接受嚴管。

　　所謂嚴管，就是天天組織學習，聽完政治廣播，還要發言、記錄。父親是個政
治盲，雖然耳朵聽着，心卻完全不在那兒。有一次，他聽了廣播，隨口發感慨道—
—這兩天怎麼沒有劉少奇的消息了，難道他垮了？共產黨內也存在黨派之爭嗎？不
料，這話說了沒多久，就被打了小報告。監獄領導親自調查，並且說父親的思想問
題很嚴重。

　　父親先安靜地站着，只回答是和不是，可當領導鄭重其事地問——“袁相忱，
你現在還相不相信你的上帝時”，父親也鄭重其事地回答——是的，我還相信。領
導又問了兩次，父親還是答——我相信。領導氣極敗壞地指着父親責罵——你是個
頑固不化，反動透頂的反革命，你的問題不是通過學習討論所能解決的，必須從嚴
懲處。

　　於是父親被打入小號，禁閉反省。

　　威：四川監獄也有小號，專門對付逃跑、打架、散布反動思想等嚴重違規行為
。小號是犯人們最怕的地方。

　　袁：就是暗無天日的“獄中之獄”，長寬不足兩米，沒有窗，甚至沒有透氣孔
，說白了，就是墓穴一般的地槽。父親被押入小號前，褲腰帶被抽掉，衣褲上所有
的扣子都剪去，以防他在禁閉期吞扣子或利用褲帶自殺。牢門哐當一關，就再也不
開了。每日兩頓飯，均有人定時從門下地面掏出的小方洞遞入，俗稱“餵狼狗”。

　　威：沒想到，四川和東北，文革和現在的小號都一樣。

　　袁：小號又叫“一米屋”，犯人吃喝拉撒都在裡面。父親蹲了半年多，不見陽
光，不能走動，沒洗過手和臉，沒換洗過身上穿的衣服，更談不上理髮和洗澡了。
每天，父親除了躺和盤腿坐着，只能勉強弓腰站一會兒。

　　不僅如此，獄方還天天派人，透過門縫查看他是否按規定的姿勢，挺直腰板坐
在那兒反省。稍不留意，就要遭到體罰。隨着革命運動的深入，受罰入號的壞人一
天比一天多。有時小號不夠用，就塞兩個人。父親同好幾個陌生犯人擠過，象比目
魚一般扁扁地側臥，通宵睡不安穩。幸好同住的人出去得快，總把父親剩下來。

　　半年多的禁閉，父親毛髮凌亂，渾身虱子，已經折磨得不成人形。由於長期坐
着不動，他的小腿細如雞腳，只有扶着牆才能勉強挪動，虱子成團往下滾，眼睛被
陽光一照，幾乎什麼都看不見。不僅同監犯人，連他自己也覺得這輩子殘廢了。可
沒想到，神又一次在他的身上施行了奇蹟，他迅速康復，挺過來，沒留下後遺症。

　　威：是的，那天我初見您父親，真不敢相信他已經９０歲了。頭不白，氣不喘
，腰不彎，除了耳朵有一點背，似乎哪兒都沒有毛病。

　　袁：父親整９０，母親８６，托主的福，都和諧，喜樂，是遠近聞名的一對壽
星。感謝主，如果１９６６年父親不去東北，可能就死在文革中了。因為北京是風
暴中心，東北監獄與之相比，鬥爭的力度只能算小兒科。

　　到了１９６９年春天，齊齊哈爾的監獄又暴滿了，父親和另外１０００多犯人
，又被轉移到嫩江地區肇源縣的革志監獄。這是一個更遠的地方，父親來這兒，第
一件事還是蓋房子，好讓自己從帳篷里轉進去。

　　威：這是您父親第幾次自己為自己蓋監獄？

　　袁：從興凱湖始，他已經是第四次自蓋監獄。

　　威：這也算造物主特別的安排吧。

　　袁：父親在革志監獄還遇見了老朋友吳慕迦，當年北京不肯參加三自的十一個
教會代表之一，後來因此被抓，判刑１５年。父親是在菜地里看見這個“同一戰壕
”的戰友的，當時吳在另一塊地里。由於獄中規定，勞動時不許互相說話，所以父
親靈機一動，就唱一支屬靈歌曲來同他打招呼主不曾應許天色長藍，人生的小路花
香長蔓。

　　吳慕迦聽到了歌聲，果然抬頭，注視着父親，卻又低下頭去。父親以為他會接
着唱，可是他沒有。父親感到驚訝，因為吳不僅是老熟人，更是一個共患難的基督
徒呀。直到後來，他通過接觸才明白，吳已經放棄了信仰。這沒辦法，中國社會太
讓人絕望了。

　　威：在《十字架》第二集裡，我讀到了您父親那批老基督徒的苦難閱歷，世俗
政權越逼迫，他們殉教的意志越堅定。銀川的以巴佛老人，坐牢多年，體弱多病，
當獄方以“認罪服法”為由提前釋放他時，他不肯；後來他被不由分說地釋放了；
再後來，他回監獄的要求被拒絕。他就在監獄的圍牆外搭了間小房子，住進去，每
周禁食五天，維持了２０多年，以此平息主怒。他說――為什麼要釋放我？我沒有
認罪，因為信仰上帝不是罪。

　　還有上海的謝模善老人，被折磨得受不了，就在監室里站上凳子，想觸電自殺
。他在臨終前禱告，請求神的寬恕――主啊，您讓我去吧，我為什麼要受這種苦呢
？冥冥中，他似乎聽見了神的回答――孩子啊，我的恩典夠你用的。一遍又一遍，
謝模善重複着神的聲音――孩子啊，我的恩典夠你用的！他啜泣着，滿面淚水，就
憑着這種支撐，他活了下來。

　　袁：是啊，父親也沒有想到他還能夠活到今天，繼續為主做工。父親坐牢２１
年零８個月，有１６年的光陰在黑龍江。他剛入獄時，皮包骨頭，戴個眼鏡，不僅
自己，連家人都不相信他還會活着出來。一般情況下，無期徒刑以上的重刑罪犯有
三個結果——一是上吊或投江，一死了之；二是瘋掉；三是通過靈肉的熬磨，受到
了神的特別看護。我的父親正是被神選中的，在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吃豬狗食，干
牛馬活，關小號，挨批鬥，好多次都該沒命了，但他卻沒生過病。在勞改中，父親
常干的活兒是擔土，沉甸甸地壓在肩上，必須直着腰，才不會在凍土冰面上栽跟頭
。天長地久的鍛煉，令父親受益，直到現在也腰不彎，氣不喘。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２０日，父親收工吃午飯時，監獄領導進來宣讀公告——父
親被釋放了。原來毛主席的階級鬥爭已成為歷史，鄧小平上台，政策開始寬鬆了。
父親已６５歲，改造了２０年以上，剛好符合分批假釋的條件。

　　父親的假釋《裁定書》編號為“７９刑清字第６５５號”，裡面寫着——對罪
犯袁相忱予以假釋，考驗期限，從假釋之日起，至一九八九年十月三日止。按刑法
規定，剝權期不能離開居住地北京，還得向當地派出所定期匯報思想。

　　父親拿到《假釋證》後，就馬不停蹄地回家。從監獄步行３公里到汽車站；再
趕車到革志縣城轉最慢的普通列車，經黑、吉、遼三省，方能抵達北京。

　　而此時，全家人正沉侵在沮喪之中。因為不久前，大哥福音根據鄧小平“撥亂
反正”的政策，寫信給法院，要求為父親平反冤假錯案。法院為此約大哥面談，並
且象審犯人一樣說——你父親的問題錯綜複雜，不能跟你說。他和王明道一樣，是
反革命集團首惡，不能平反。大哥辯駁說——我父親的問題再複雜，也能講清楚，
要不你們憑什麼判他的刑？劉少奇當初不也被判反革命嗎？後來你們不也說弄錯了
嗎？連國家主席都敢亂判，更何況其他人？法院的人一聽這話，頓時面紅耳赤——
你父親怎麼能和國家主席比？人家判錯了，你父親就是沒判錯，以後你不用來了。
說完就給大哥一張紙條，上寫——袁福音，你的來信已收到。經複查認為：原我院
（５８）中刑字第１０１３號刑事判決，對袁相忱的定罪、量刑都是正確的。特此
函告。落款是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１６日，還有北京市中院的大紅官印。

　　威：那麼，一個多月後的１２月２１日，您父親就被假釋了。

　　袁：對，黨的政策有時就象小孩的臉，說變就變。

　　威：您們還不知道父親要回家？

　　袁：知道，信和電報都收到了，全家人都去接人，但卻錯過了，歸心似箭的父
親一出火車站，就直接搭夜班車回家，到了白塔寺，找不到廟門，他就一邊繞着牆
走，一邊扯着喉嚨喊“梁惠珍”。幸好大嫂在家，把第一次見面的公公領進門，打
熱水讓他洗臉洗腳，正在燙腳的時候，一家子就回來齊了。主的恩典太大了。

　　威：關了哪麼多年，您父親能夠適應社會嗎？

　　袁：在生活上確實落伍了。監獄發給他６０元遺返費，他還認為是筆大數目，
要母親收好。可在信仰上，他一如既往。本來７９年以後，許多因宗教信仰坐牢的
知名人士都獲得平反，只要他們表態，相信三自，宗教局就即往不究，安排工作，
得工資，分房子，社會地位也直線上升，象吳慕迦，就在燕京神學院教書，生活優
越。可父親不僅不信三自，甚至覺得沒必要平反，因為《聖經》裡講，基督徒不必
要求申冤，申冤在我，要聽憑主怒。

　　１９８０年春天，我家的聚會就有近１０人，幾年後，聚會人數不斷增加，已
達兩三百人，是北京地區人最多的家庭教會。白塔寺的家太小，裡面坐不下，窄窄
的胡同也擠滿了人，連我們睡覺的床都拆了，放小凳子。我家什麼都缺，就是《聖
經》和凳子不缺，好幾十隻凳子都是信徒送的。而美國、香港，還有個叫“敞開的
門”的組織，都找到我家，通過父親，向那些拒絕三自的受迫害的人送《聖經》。
父親主張政府與教會要截然分開，神的歸神，凱撒的歸凱撒，因此，既然家庭教會
不屬於“人民團體”，所以不必登記。一直堅持了１６年，僅管被多次抄家、騷擾
，但信徒仍然成倍增加。

　　１９８９年發生了六四大屠殺，那天晚上戒嚴後，滿街滿巷都是兵，不時能聽
見嗖嗖的槍響，可就這樣，家庭聚會仍沒中斷。白塔寺的公車停了，我父親凌晨五
點鐘起床，匆匆出門，趕了３０多里地，到我姐姐家去傳福音，譴責天安門事件，
以主的名，安慰那些正在蒙難的人們。過後一想，真為他捏把汗，子彈不長眼睛，
那時小老百姓誰敢出門呀，可父親他一個快８０的倔老頭，揣着《聖經》就走了。

　　警察每年都以“非法聚會”為由，威脅要抓父親進去，教會的“聚聚散散”也
與政治形勢的敏感有關。像兩會、六四、國慶或西方國家首腦來訪期間，都是全天
候監視，電話要麼竊聽，要麼掐斷，但每一次，父親都頂在前頭，對峙着。他經常
大聲對警察說——信徒要來我沒辦法，除非你把我家的門封上，把我帶走，他們就
不來了。至於我個人，是信仰至上，國家的法律如果和我的信仰牴觸，我只有順從
神。

　　為了確保北京的安全，公安部門經常在一些重大日子，例如香港回歸、克林頓
訪華、宗教或人權組織來訪時，提前把父母接走，軟禁在某個賓館，不讓他們與信
徒在一塊。

　　威：與“天安門母親”丁子霖，以及我的朋友劉曉波的待遇差不多。

　　袁：但是，父親的行為不是對抗政府，而是要完成神的使命，拯救在中國的失
散靈魂。一不靠勢力，二不靠金錢，而是靠對主的信心，很難很難。感謝主通過父
親指明了這條道路，我們全家二三十口都信了。

　　威：據說美國總統克林頓曾邀請您父親參加有全世界各行業基督教領袖在場的
每年２月的“早餐祈禱會”？

　　袁：是的，但父親拒絕了邀請，原因之一是美國也邀請了三自的負責人，父親
與他們無話可說，更不願和這些屈從權勢、放棄信仰的人在同一個場合面對神。原
因之二是美國政府也是政府，他不願參加任何政府形式的宗教活動。原因之三是政
府不給辦護照。但根本的原因是——他向神禱告，心中始終沒有感動要去參加——
因為基督徒的頭是基督而不是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