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群教會，中國基督教教派之一，又被稱為基督徒聚會處，聚會所，地方教會，召會等。從其教制形態，特別是其祈禱、團契、牧養和信仰表述等來看，是屬於西方主流宗派教會之外的自由教會範疇。
1920年，原美以美會家庭背景的倪柝聲在英國聖公會於福州南台開設的學校讀書學習期間，受到當時中國著名女興奮布道家余慈度（DoraYu，1873-1931）的影響，開始思考和摸索直接從聖經啟示中領悟信仰的奧秘，而非承襲西方在華差會的布道和牧會模式，或者說以西方基督教的教義和教理傳統為範式。
年僅17歲的倪柝聲從此走上脫離西方差會，特別是大宗派教會傳統而另建中國基督徒自立或自主型教會之路。1922年，倪柝聲與海軍軍官王載夫婦三人第一次以新約教會的形態聚會掰餅，此可謂標誌着中國基督教本土教會“基督徒聚會處”的萌芽。在隨後的幾年裡，倪柝聲與英國傳教士和受恩等有密切的交往，完全認同她的信仰和實踐的方式。接着，他兩次訪問英國，與英國本土公教會傳統之外的英國兄弟會等自由教會傳統的教會有很深的聯繫。特別是英國倫敦的“基督徒交通中心”的史百克(TheodoreAustin-Sparks，1885年－1971年)對倪柝聲的認同和支持，決定性地幫助了基督徒聚會處在中國的全面興起。
該教派在政教關係和基本教義傳承上，類似於西方宗教改革前後的瓦爾登教派（Waldensianism）和源自瑞士蘇黎世的重洗禮教派（Anabaptists）。史百克曾經師從的賓路易師母（Mrs.JessiePenn-Lewis，1861－1927），內里生命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屬靈觀注重宣揚主觀十字架的經歷和屬靈爭戰，可視為影響倪柝聲最重要的人物。因此，在當時西方差會一統全國基督教格局的情形下，小群教會的出現，以一種特別的精神方式，吸引了大量的中國信徒。在嚴格的教義學層面看，小群教會其實才是真正的“三自教會”，完全符合三自原則原創者HenryVenn和Anderson在1850年提出此原則的最初意願。
該教派傳統堅持聖經教會的原初形態，注重“屬靈生命之道”，以家庭聚會為主，不裝飾十字架、聖像和歷史教會的聖禮禮儀，亦不注重聖經記載之外的復活節和聖誕節；無歷史教會的聖職傳統，無按立聖事等，成員皆弟兄姊妹平等相助。每年7次特別聚會。在基督教教會史上，基督徒聚會處與門諾會、貴格會、兄弟會等公理制教派傳統，存在着極多的相似性。後來的發展史表明，在1949年之後漫長的政治運動階段，小群教會受到的嚴酷的考驗。除了創始人一代基本上都在各次政治運動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整肅或脫離，在海外的發展也應着冷戰時期中美關係中斷和台海兩岸持續緊張關係而受到影響。比如，大陸80年代農村地區出現的許多秘密的邪教組織，盜用了小群教會的許多團契形態，甚至名號，結果在許多地方，人們將這些異端邪教與在海外受到法律保障的小群教會（即召會或地方教會）聯繫起來。這樣做，最終受到傷害的是海外華人教會與自己的祖國之間的情緣和情感，唯一得益的就是異端和邪教，或者夢想分裂和肢解中國的一些極端政治團體。
而目前中國新教教會中的非體制教會中，真正在教義系統上具有相對自主，並在公民責任上達成自律的只有小群教會和北京新興城市教會。我們要從神學和法學的層面，明確關於源自基督教偉大的靈修傳統並經過宗教改革和現代工業革命而獲得極大尊嚴和自治權的非體制教會其信仰理解上的純正性和公民責任上的可信性。
就中國的政教關係而言，我們要澄清圍繞着倪柝聲、李常受和召會（又稱，小群教會LittleFlock，或地方教會LocalChurch）的三種誤讀，從而要做出相應的切割。可以說，甚至在很大的範圍和程度上，這三種誤解正在演繹成謊言和誹謗，並最終危及這一特殊的基督徒群體的聲譽和基本權利。
第一種誤讀：倪柝聲和李常受是小群教會的神、主和崇拜核心，因此，是基督教世界中的異端；
無論是從文本分析和詮釋來看，還是從影像文獻來看，倪柝聲和李常受從未確立其個人為基督信仰中的神。從系統神學的教義體系來看，邏輯慎密謹嚴的論證與演繹都可以幫助我們去確認這兩位歷史人物的基本信仰立場。世界福音派系統最具嚴謹神學立場的富勒神學院（FullerTheologicalSeminary），從2003年到2007年在加爾文主義神學背景的時任院長RichardMouw親自主持下，組織院內外一批最優秀的來自不同宗派傳統的神學家、學者和教會牧長，多次研究、考察和探究這一堪稱中國基督教史上的“土著”教派之基本信仰、教義學歸屬、教會牧養方式和歷史遭遇中的磨難、誤會和坎坷，最終得出嚴肅的學術結論：小群教會不是異端教派，更不是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因此，也不是任何類型的邪教。
2007年1月27日，在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CGST）和香港浸會大學，以“華人教會的正統信仰”為題，北美、香港、台灣和中國大陸一批優秀的學者聚集三天專題討論和研究後，一直確認倪柝聲、李常受等所代表的世界範圍的基督教召會（即小群教會）不是傳言中的異端。“根據大會現場派發的富勒神學院聲明，指地方教會（LocalChurches）及其成員的教導與實踐，在每個方面都體現（represent）那真正的（genuine）併合乎歷史與基於聖經的基督教信仰。聲明指，該院一批高層曾經與地方教會以及其出版機構水流職事站（LivingStreamMinistry）的代表進行為期兩年的詳細對話，並全面審視其主要實踐與教導，特別是倪柝聲與李常受的教導，而得出此結論。楊慶球指出，基督教信仰的範圍不能超過聖經，而聖經來自使徒的教訓；而歷代教會的傳統甚至教父的說話並不絕對正確，但只要仍在聖經的規範中，都值得尊重。而福音派信仰的特質是肯定信仰的對象是客觀、真實、普遍的。他說，福音派並不擁有全部真理——他並補充說“因而有對話學習機會”——但肯定“這”真理，並有系統地趨近它。楊慶球說，在教義上教會絕對有權定違反聖經者為別異宗派，但這是消極做法，積極而言應以聖經為基礎彼此溝通，尋出合一的真理。但他慨嘆所謂“別異”者亦自視為“正統”，不與其他“正統”對話，結果對立持續，“這是主再來前的無奈”。”與會者中絕大部分都是擁有各自有別於地方教會傳統的不同宗派背景的牧師和學者。如時任香港中神院長的周永健牧師（改革宗背景），美國洛杉磯CLE（美中教會人士交流協進會）總裁余國良博士（浸信會背景），美國聖公會會友和中國事務專家DavidAikmann，芬蘭信義宗背景的富勒神學院教授Prof.Veli-MattiKarkkainen等。
第二種誤讀：小群教會內部最重要和最隱秘的部分就是呼喊派，因此，是法律層面和社會學層面的邪教；
據嚴格的考證和親歷者見證，晚年的李常受非常痛苦地意識到自己在中國大陸被一批違法犯罪集團冒用為教主。他多次公開明確反對一切形式的非法團體打着地方教會和他本人的旗號。“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得到確實的消息，說你們弟兄姊妹在你們那裡把我當做神拜，稱我為主稱我為王。這話我實在覺得極不妥當。照着聖經的教訓，你們絕不可把任何人當作神來敬拜。在聖經中從使徒行傳十四章十一至十八節說：「眾人看見保羅所作的事，就用呂高尼的話大聲說：有神借着人形降臨在我們中間，於是稱巴拿巴為丟斯，稱保羅為希耳米，因為他說話領首。有城外丟斯廟的祭司牽着牛，拿着花圈，來到門前，要向眾人、要同眾人向使徒獻祭。巴拿巴、保羅二使徒聽見就撕開衣裳，跳進眾人中間喊着說：諸君，為什麼作這事呢？我們也是人，性情和你們一樣。我們傳福音給你們是叫你們脫離這些虛妄，也就是拜偶像的事，歸向那創造天、地、海和其中萬物的永生神。他在從前的時代，任憑萬國各行其道，然而為自己未嘗不顯出證據來，就如常施恩惠，從天降雨，賞賜豐年，叫你們飲食飽足，滿心喜樂。二人說了這些話，僅僅攔住眾人不獻祭給他們。」所以聖經在這裡清楚地給我們看見，即使是那樣把恩典帶給人的使徒們，人若把他們當作神來拜，使徒們也是非常不許可，禁止攔阻他們的。因此我借着這一點的話語，請求你們把這件事完全停下來。絕不可以把任何人當作神來拜，或稱他為主、為王，這實在是等於拜偶像，更是褻瀆神、得罪神的。我請求你們接受這一點的話，把這件事完全停下來，不可以再作了。並且請你們也為此費神轉告，也許別處可能也有這種情形，請他們也停下來。這樣在神面前有一個改過，才能討神的喜悅。但願神恩待你們，祝福你們，我也多多謝謝你們。再見！”(1991夏季李長受錄製)。
從歷史發展的形態學層面來看，二十世紀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文革”，可謂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結合東方專制主義最現代的悲劇時期。除了極端的西方政治傳統中的意識形態外，其它所有潛藏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的惡與邪，都在短期內爆發出來了，其殘酷、極端和非人性混雜着非常態的領袖崇拜和神話，構成了當時唯一的精神性和信仰性景觀，並且獨具政權的合法性與強制性。
儘管如此，中國最普通的民眾出自本性的宗教信仰卻從未完全被消滅，或者被清理出人性的心理、意識和精神深處。外在的有形的宗教組織自1949年以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為國家唯一合法的精神和價值系統以來，宗教組織也按照“人民團體”被列入國家政治體制內，享有幹部編制、特權福利和政治身份等一系列黨和政府類型的特徵性待遇。在這樣的背景中，一切民間的、非共產主義的和異質的價值、理念、精神和宗教信仰都試試受到國家公檢法和黨務、政務及“人民團體”等全權政體的監督、控制和禁止。1949年之前所有的涉及到國家混亂、民族蒙羞和天災人禍都被定性為違背“人民利益”的結果，從此，革命和人民，等於黨的原則和利益，就成為排斥與鎮壓所有異己的崇高和正當的利益。黨因此而高於國家和政府，並絕對地指揮和支配所有專政機器。歷史文獻表明，這一時期，大量的悲劇其實都是惡劣的人性以崇高的意識形態作為合法性藉口和外衣得以實施和完成的。
於是，基督教，這種越是劣境和迫害，越是顯示其頑強和非凡之生命力的宗教信仰和真理系統，同樣也出現在這個特殊的時期。兩千多年的基督教歷史證明，最具真理的精神系統，特別是信仰系統，往往最易成為異端邪說和邪惡思潮的目標，或者偽裝物，或者攀附物，或者直接的毀滅者。這就是為什麼在中國1949年以來，以基督教為掩護的各種異端邪說從未真正地徹底地被清除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絕對統治下的社會各階層。相反，幾乎所有這些被通緝和圍剿的邪教和非法精神團體都可以享有美國憲政體系內的一切權利保障系統，似乎美國社會和政府具有某種特質免於所有異質精神和價值系統的侵蝕和毒害。而中國似乎相反，任何異質的思想、念頭、主張和個人審美、情感與直覺表達形態，都會被絕對地定義為有害人民利益和國家政權而遭遇到來自國家專政機器的絕對打擊與毀滅。前者似乎總是絡繹不絕地容納和善待層出不窮的異端邪說，而後者則從未停止對所有一切異見的擔憂和剿滅，但，總是越來越多。
第三種誤讀：召會所使用的恢復版聖經不是基督教偉大傳統中的聖經正典，而是倪柝聲和李常受語錄和被他們篡改過的聖經。
從嚴格的學術考證來看，目前世界各地召會（或聚會處）傳統所使用的聖經（恢復本）其實是諸多種的漢譯聖經正典之一，根本不是什麼以訛傳訛中的倪柝聲和李常受語錄。打開恢復本聖經，在首篇簡說中，主譯者如此寫道：“本新約聖經恢復本，乃以華語中最通行的國語和合本為參照，盡力保留其語體、節奏以及人地名音譯，各面的優美，並以英語中所有權威譯本，以及華語中所有尋得的其他譯本為參照，不但為得借鑑、啟發，也為避免偏見、誤斷、凡較佳辭句，無不盡力採集，務求聖言中的啟示，能在華語中，得到差異最少，達意最準的發表。”
那麼為什麼在國內外圍繞着這一特殊的屬靈團契會產生那麼多紛爭、誤會，甚至爭端？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是，召會完全有別於基督教歷史上所有的信經型教會傳統，與大公教會的信仰原則完全脫離。即使與內里生命會等英國和歐洲的極端避世的小教派有關係和淵源，也因着其在中國特殊歷史情境中而更加強化了封閉發展傾向有關。他們內部完全是按照弟兄會的傳統，形成聖潔、誠實和敬虔的弟兄之誼，完全脫離大公教會的等級制度和教義制衡體制。
嚴格地說，一個法治社會和憲政體制下，對這樣的家庭聚會式的聖潔小團體是絕對的包容，根本不應該將之視為政府的威脅，同樣，也絕對不會影響那些處處與國家政權相關聯的其它大教會組織的實際利益和名譽。至於在中國許多地方興起的新興宗教中存在着打着倪柝聲和李常受名號去斂財違法的靈恩小團體，那就應該另當別論，而不宜簡單地將之一律劃歸入聚會處的名下。無論是教會論神學，還是聖禮神學，召會都演化出一整套完全有別於西方基督教傳統的理解方式。若中國政府主管宗教事務部門真正能夠從維護憲法制定的公民信仰自由權利，那就應該儘早地為倪柝聲恢復名譽，或者，至少應該允許全國兩會及其屬下的神學院校將倪柝聲作為中國基督教史上的先賢予以研究，其數十卷之巨的著述應該同意在中國教會公開發行和研究。
關於倪柝聲所創建的聚會處傳統，作為教會自治的實驗，將具有巨大的國際影響力！原本地方教會就拒絕成立省市和全國性的領導組織體制，即使國宗局鼓勵他們這樣做，也不會改變他們獨特的信仰實踐之準則和方式。因此，勿用擔憂聚會處（召會）有朝一日會威脅“全國兩會”和任何一個政府扶持的宗教組織和團體。但是，必須看到，對於這樣一種追求聖潔和成聖的小團契型教會組織的任何打壓、中傷和排斥，最終受到損傷的只能是我們的中國政府。越早認識到這一點，越有益於國家形象和執政黨威望的建立和維護。
本文作者王艾明牧師：金陵協和神學院教授、金陵協和神學院副院長。文章節選自《自治——中國基督教唯一合理的教制設計》，蒙作者許可使用，轉載自 共識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