ＺＴ：當基督呼召一個人時，他是召人來為他死。──朋霍費爾

朋霍費爾牧師小傳

當基督呼召一個人時，他是召人來為他死。──朋霍費爾

60年前，以希特勒為首的納粹組織開始了他們對世界人民的瘋狂行動；也是在那時，一個年輕的牧師成了基督教世界反對納粹的最有力者。1945年4月9日，天剛破曉，東方布滿魚肚白，在德國佛羅森堡集中營里，一名年輕的囚犯被納粹黨以顛覆罪送上絞架。幾天以後，盟軍勝利了。然而，這位年輕囚犯的英靈卻早已奉獻在殉教者的祭壇上了。這個年輕人的名字叫朋霍費爾。他活着的時候，就以反對納粹所做出的人格的與神學的貢獻而聞名遐邇。自他死後，特別是由於《獄中書簡》和《倫理學》的出版，他的榮名在基督教世界廣為人知。

朋霍費爾是一個才華橫溢的神學家，死時年方39歲。這個24歲就受聘在柏林大學擔任講師的優秀學者，以他的無畏的死難見證了一個卓越的真理：作基督的門徒，不是享受榮華富貴、青雲直上，而是要擔當民族、世人的苦難；不是要飛黃騰達，而是要付出昂貴的代價，冒險犯難，令邪惡者難以得逞。這代價有時竟是生命。

朋霍費爾的神學絕不是象牙塔內的高雅玩物。他的神學是世俗的、生存論的。它重視的是人的此生、此世，是生命本身。它關懷國家、人民的物質利益，決不是脫離政治，與政治絕緣。他有着敏銳的目光，希特勒一上台，他就知道他的國家、民族和整個歐洲文化及基督教信仰都將受到致命威脅，因為希特勒的極權主義和民族主義帶着地獄的血腥味。

神學家

朋霍費爾1906年2月4日生於德國的布列斯盧，父親是大學教授，精神病理學及神經學權威。他的先祖中既有神學家和教授，也有律師和藝術家，他的母系還有貴族的血統。他的雙親性格出眾，儀態萬方，有眼力，有教養，在生活上一絲不苟。朋霍費爾從父系繼承了善良、公正、自製與幹練的性格；從母系繼承了對人類的理解與同情、對被壓迫者的熱愛，以及不屈不撓的精神。他有三個兄弟，五個姐妹，全家總是充滿着基督教人道主義的和其樂融融的自由氣氛。

朋霍費爾性格開朗。他為有父母、兄弟、姐妹、未婚妻和眾多朋友的愛而感到幸福。他愛山巒、花卉、動物──舉凡生活中偉大而單純的事物他都愛。他性情和藹，行俠仗義，喜歡音樂、藝術和文學。又由於他性格堅強、風度翩翩，樂意聆聽別人說話，所以他能廣交朋友。他最顯著的優點是具有忘我精神，隨時隨地助人為樂，不惜犧牲自己。無論在什麼時候，對於需要特別勇氣的工作，在別人猶豫不決之時，他總是自告奮勇。

在他的血液中，有着神學的因子。就母系而論，朋霍費爾的外祖父哈斯曾做過皇帝的牧師，曾因政見不合而使皇上龍顏大怒，並因皇帝拒絕參加他主領的禮拜，被迫辭職。他的外曾祖父卡爾·哈斯是德國19世紀最優秀的教會史學家，於1830年在魏瑪訪問過歌德，並由於發表反對政府的意見而被捕入獄。他的父系屬於舊斯瓦比亞家族，該家族從1450年起即居住在符騰堡，出了不少神學家。

朋霍費爾14歲的時候就決定攻讀神學。他17歲進入杜平根大學，一年以後轉入柏林大學，受教於哈那克、席伯格、李茲曼等名家。哈那克極為讚賞他的才幹。雖然他從未師從過巴特，但他的第一本著作《聖徒的團契》卻受到巴特危機神學的影響。1928年，他在巴塞羅納作過一年副牧師，並於1930年就任柏林大學系統神學講師，年僅24歲，被譽為“一個才華橫溢、精通神學的青年”。在此之前，他在美國紐約協和神學院學習一年，結識了尼布爾。他的著作使他在神學界獲得崇高的聲望，特別是《作門徒的代價》一書。這本書剛一面世，就轟動了各國神學界。

在希特勒執政以前，他就認識到，國家社會主義者企圖擺脫上帝，單靠人類自身的力量來創造歷史，是一項殘忍的試驗。1933年，希特勒剛一上台，他就決定放棄學術生涯，因為對他來說，這種生活似乎已經失去了其固有的意義。1933年2月，他在電台公然抨擊那種以“元首”為偶像、以“元首”為上帝的制度，因為那種政治制度不僅破壞國家，而且也使國家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稍後，他發表了《教會與猶太問題》，號召教會頑強抵抗反猶政策──不僅在市民社會，而且在教會內部。他認識到世界和教會在20世紀30年代的處境：教會再也不能通過各自宣講其古老的信條而得到益處。

與希特勒針峰相對的10年

1933年1月30日晚，柏林。大街上熙熙攘攘，到處都是穿黑色長褲、咖啡色襯衣的人。他們是納粹黨人。突然，人群中有人劃了一根火柴，點燃了手中的火把。川流不息的人流把火種一個接一個地傳下去，成千上萬的火把把柏林照耀得如同白晝。高舉火把的隊伍浩浩蕩蕩地穿過勃蘭登堡城門，進入首相府大街。當隊伍經過首相府時，他們熱烈地高呼着擁護希特勒的口號。“希特勒萬歲”是每個人發自內心的聲音。剛剛當選的新首相希特勒憑窗俯視，欣然微笑。多年的政治曠野生涯如今開花結果了。

1933年2月1日，也是在柏林。德國廣播公司門外一輛黑色小轎車停下，從裡面走出一個高挑個子、金黃頭髮的年輕人，步履輕鬆。他就是朋霍費爾。

“朋霍費爾博士！歡迎！歡迎！”前來迎接朋霍費爾的是他昔日的學生施密特。“老師，你的講題令我驚訝，不像別的神學家那樣道貌岸然。‘年輕一代對統治者的觀點的變化’，多麼應時！”

“我不相信希特勒的統治會長久！”朋霍費爾冷靜地說：“人們對政治無疑十分厭倦，都希望像小孩子將困難交給父親那樣，把全權交給領袖。但我們不應將全權交給領袖，似乎自己沒有任何責任了。這樣做正中了希特勒的下懷。政府有限，不能取代神。”

朋霍費爾開始電台演說。他首先追溯希特勒“領袖原則”的來龍去脈。由於過去十幾年裡德國一直處於混亂狀態。所以，德國青年便把“領袖至上原則”當作救國良方。“領袖原則”就是通過一個具有絕對權威的領袖，恢復國家的紀律和尊嚴。在演說結束時，朋霍費爾發出擲地有聲的警告，“盲目信任權威有極大危險！”

“民眾有一種傾向，就是把領袖變成偶像。而領袖也往往樂於接受崇拜，久而久之，這種人越來越善於迷惑群眾，把自己偶像化，奪取神的地位。”然而出乎意料，在播放時，電台竟將結尾處這段至關重要的講話掐掉了。

1933年7月，德國所有教堂都懸掛納粹黨旗。教堂講道宣讀的是千篇一律的頌詞。就在全國一片歌功頌德聲中，教會內部卻出現了一個反希特勒的組織，名為“青年革新運動”，朋霍費爾是其成員之一。這是一個非法組織，他們拒絕將德意志的國家信仰納入基督的福音之內。

7月17日，是個星期一。一群秘密警察闖入“青年革新運動”的辦公地址，將62萬本印刷品作為非法出版物悉數查獲沒收。朋霍費爾以為此等違法行徑必不為希特勒所知悉。他會見秘密警察總長，然而方知自己受騙上當。他已被視為“危險分子”。據稱，這些反領袖、反政府的人理應送進集中營，查抄還算納粹的寬大為懷呢！

1933年10月17日，倫敦。目睹“德意志基督徒”的勝利，朋霍費爾感到前景暗淡，在經過半年的思想鬥爭之後，他決定離開柏林去倫敦做牧師，試圖向英國的朋友們說明德國教會奮鬥的真正意義。

朋霍費爾來到英國。他此時有些心灰意冷，因為教會內有些朋友仍認為還可以和希特勒合作。這個時期他不斷默想耶穌的“登山寶訓”，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這些沉思冥想的結果，後來以《作門徒的代價》為題出版。

1934年，普世教會在丹麥開會。瑞典一位朋友問朋霍費爾：“如果戰爭爆發，你將怎樣辦？”朋霍費爾回答說：“我將祈求基督給我以力量，叫我不要拿起武器。”

同年5月29日，在德國巴門市。139位基督徒聚會巴門，代表德國18個宗派擬定反對納粹的憲章，此即著名的“巴門宣言”。巴門大會的另一個成果是成立了“認主教會”以抵制教會的民族化。這是基督教反抗納粹的中堅運動，朋霍費爾是其成員之一。

擁護“巴門宣言”的人以非法聚集罪被革職、流放、囚禁、處死。也有的人反戈一擊，揭發巴門會議“內幕”而在電台作“現身說法”。全國到處是一片聲討巴門會議的濁浪。

1935年9月23日，朋霍費爾回到德國，擔任新成立的“認主教會”的神學院的院長。12月，希特勒政府的宗教事務局局長宣布“認主教會”及其下屬一切機構均為非法。報紙、電台轟炸式的新聞鋪天蓋地，譴責批判“認主教會”。不肯承認錯誤的人被歧視，薪金不予支付。“巴門會議”的參加者紛紛轉變立場，朋霍費爾的神學院的學生畢業後找不到工作──儘管他們很優秀。

1936年8月2日，朋霍費爾的一位學生要去漢堡做牧師。“這麼說你要脫離‘認主教會’了？”朋霍費爾問。

“朋霍費爾博士，我們都非常尊敬您，但是如果不與官方一致，我們就找不到工作呀！”青年回答。“如果上錯了船，即使在船上朝相反的方向走也無濟於事。”朋霍費爾說。

第二天，朋霍費爾對同事說：“我們應當向教堂會眾宣讀給希特勒的公開信。我們既然有膽量上書希特勒，就不怕把它公之於眾。”

由於朋霍費爾堅持反對納粹，1936年他被剝奪在大學講課資格，1938年被命令離開柏林，不得在首都居住和工作。

1938年11月11日，在一片排猶聲中，同情猶太人的牧師和神父紛紛被捕、處死。朋霍費爾在《聖經》上批註：“我們看不到我們的標誌，不再有先知。我們中間沒有人知道這樣的災難還要延續到何時！”

1939年7月7日，紐約。朋霍費爾來到美國不到一個月，便急着要回國。當初尼布爾擔心他會被捕，才設法把他接到美國並為他安排工作。但他到美國後卻坐臥不寧，不斷受到自責：“難道你到美國竟是為了逃避苦難嗎？”

在下定決心重回世界上最黑暗的一角後，朋霍費爾心裡稍稍得到安慰。直到這時，他才知道自己愛德國愛得有多深。他要與他的人民一道受難。他的堅定的信心與隨時準備犧牲的決心，多次表露無遺。

1940年夏天，大多數反對納粹政權的積極分子灰心喪氣，有人建議暫緩發動進一步的運動以免造成希特勒裝作殉國烈士，朋霍費爾堅決反對。他說：“假如我們要做基督徒，就不容許得過且過，有苟且行為。”

1942年5月，瑞典。在德國內外都深信納粹將要成功的時候，他所領導的組織仍繼續奮鬥。有人提議通過齊切斯特的主教向英國政府報告德國人反希特勒運動的詳情，朋霍費爾主動請纓，於1942年5月初，在妹夫杜南毅鼓勵下，冒着生命的危險擔負起這項任務，毅然出發，以爭取英國政府的支持。

朋霍費爾在瑞典同英國齊切斯特主教會見，向英國政府轉呈推翻納粹政權的計劃以及關於實現和平的建議。這一建議送達英國外交大臣艾登手中，但被拒絕。同盟國的政策是：“無條件投降！”

1943年4月5日，朋霍費爾在父親家中，和妹妹克麗絲黛及妹夫杜南毅一同被蓋世太保逮捕，罪名是參加非法地下反抗組織。

在獄中

在監獄和集中營里，朋霍費爾表現出不屈不撓的勇氣。他的無私和友愛，感動了和他接觸的一切人，甚至監獄看守也很尊敬他。有些看守偷偷地將他在獄中寫成的詩文帶出來，保存下來。看守在巡視以後常常因為不得不把他的房門鎖上而向他道歉。

在被囚期間，他受到秘密警察的審訊。但他在行刑者面前巍然屹立、面不改色。他拒絕放棄自己的主張。他公然承認他反抗秘密警察組織，坦白地承認，作為一個基督徒，就是國家社會主義與集權統治者的死敵。雖然他們用酷刑折磨他，並且威脅要逮捕他的雙親、妹妹及未婚妻，他還是公然地反抗。1944年10月，朋友們想設法營救他出獄，把他送到國外，但他卻堅拒了，以免連累別人。

在獄中，他請求准許照顧病人和其他犯人。他安慰憂愁煩躁的人。甚至與朋霍費爾同坐牢的莫洛托夫的侄兒高可林，也深為基督的教訓所感動。1943年到1944年間，軍事法庭每周都要處決一二十人，在這期間，朋霍費爾的幫助對於獄中的犯人是非常重要的。有些被控從事破壞活動的人由於朋霍費爾的幫助而得免一死。那些與他同監的人看到他在最可怕的環境中仍鎮靜自若，深受感動。有一次，柏林受到最猛烈的空襲，爆炸聲和犯人的呼號聲混雜在一起。犯人們用拳頭捶打監獄的大門，大聲呼喊要求將他們轉移到安全的防空洞，朋霍費爾卻站在他們的面前，好像巨人一樣，紋絲不動。

另一方面，朋霍費爾仍生活在這個世界之中，愛這個世界。他在常人的面前是巨人，但在上帝的面前卻是個孩子。當他活着的時候，肉體與靈性──亞當與基督的戰爭，也在心靈中進行着。有時候，他似乎不認識像是謎一般的他“自己”。他在監獄裡寫過一首詩，抒發心靈內部的這種掙扎，題目是：“我是誰？”

由於被發現同1944年7月20日謀刺希特勒的小組有聯繫，1944年10月5日，朋霍費爾從台格勒監獄被轉移到柏林蓋世太保總監獄。雖然他非常清楚在那裡要發生什麼事情，但他仍然保持鎮靜。他向朋友們告別時，若無其事。然而一位獄友說，“他的眼神是很不自然的”。從此，他和外部世界的直接聯繫完全被切斷。他最後的信息之一是柏林受到猛烈空襲時他在秘密警察監獄裡寫的一首詩，題目是“迎接1945年”。然而他終於未能等到勝利之日。

在獄中，朋霍費爾以書信的方式寫下自己的神學斷想，提出一種“非宗教性解釋”，其主題是“上帝之死”、“宗教的終結”和“世界長大成人”。

朋霍費爾死後，他的友人貝特格將這些零星斷想編輯成冊，於50年代出版，名為《獄中書簡》。這部書連同《倫理學》在英美世界引起極大反響，引發了曠日持久的激進世俗神學運動。

1945年2月，柏林的蓋世太保監獄遭炸毀，朋霍費爾被轉到貝獻瓦勒特集中營，以後輾轉遷徙。1945年4月9日，就在盟軍解放的前幾天，在佛羅森堡集中營里，朋霍費爾被希姆萊下令處決。與此同時，他的哥哥克勞斯和妹夫杜南毅及士雷舍，也分別在柏林和薩克森豪森集中營被蓋世太保處決。不久，盟軍便解放了這幾個集中營。

朋霍費爾就義前一天，最後一次在獄中布道。“所有人，不論其為天主教徒還是新教徒，都深深為他的誠懇所感動。”他正想安慰監獄裡的一些孀婦（她們的丈夫因領導反抗希特勒的運動而被處死），以免她們過於沮喪與憂慮時，就被永遠地帶走了。朋霍費爾未經審判即受絞刑，死時從容、堅毅、高貴，令許多人欽佩不已。據回憶，他臨終的遺言是：“這就是結局，但對我不過是生命的開始。”

1945年7月27日在倫敦聖三一教堂為朋霍費爾舉行追思禮拜，大家都感到1945年4月9日朋霍費爾死於秘密警察手中，這是德國境內發生的不能以人類的標準來衡量的事。他們認為，上帝親自干預世界這次空前可怕的鬥爭，因為神將一位最忠誠、最勇敢的孩子獻出來，以贖魔鬼政權的罪惡，並將歐洲文化賴以重建的精神加以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