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爱者：回忆我的父亲杨绍唐牧师 作者: 燃烧的海水 发表日期: 2005-02-03 14:13:34 圣保罗教堂 返回

（整理者按：此文写出后方知杨老牧师系被红卫兵踢死）

回忆我的父亲杨绍唐牧师

我父亲作为神的仆人对我的影响

每想到生在一个神仆人的家中，心中就对父神充满了感谢。家父在一些事上给我留下极深刻有印象，相信别的神仆一定比他更好，但我不知道。现就几件重要的方面写出来，希望对有心事奉神的肢体有所帮助。

一、　　　 对我们作孩子的要求很严格

1、　　　　　 父亲常对我们说：“你们是神仆人的孩子，如果行为不端，爸爸就没有脸上讲台，同时也直接羞辱主的名。特别是淫乱，一定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因此到高中以后，每逢遇见女同学对我眼神不对（我自己的感觉），我就赶快避开。我姐姐也提到爸爸妈妈对我们常常如此的提醒，也使她蒙保守。

记得高中二年级时，全校的音乐会上我代表“喜乐组”（全校分开喜乐、仁爱……等三组）我表演是用口琴小提琴奏法演奏“圣母颂”。因为效果很好，负责的内地会施教士建议一位钢琴很好的女同学给我伴奏。我是上学时听姐姐唱这个歌听会的，根本不知道此曲的序曲。合了两次还是差半拍，到第三遍时，我发现这位女同学那种高贵、庄严而美丽的仪表，深深打动了我的心。立刻一个闪念“赶快逃避”，就一抬腿从窗户跳了出去。以后圣灵责备我这种举动深深伤害了那位女同学的自尊心，事后我也没有跟施教士说明原委，就更加不对。以后到了大学想起这件事，觉得自己当时只顾自己圣洁，不顾对别人的伤害，实在是上对不起神下对不起那位同学（她也是基督徒）。

父亲每次带我去别人处吃饭，必然须先教训我很多事。主要是不要叫神的仆人丢脸，叫人以为神的仆人后代没有教养。十岁那年，父亲带我去别的教会中的一位西国牧师家吃饭。临行前教我如何使用吃饭的用具，还要注意相关的礼貌，足足用了将近一个钟头。吃饭时我真怕作错什么，只喝加牛奶的燕麦粥和一个饺子。父亲不叫吃东西剩饭，我就喝光了粥。想不到主人以为我爱喝，又给我盛，一直喝到第四碗，我差点吐出来，实在喝不下，只好停下来。

总之，正如提前三：4节所教导的：“作长老的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身为牧人，对自己的后代更应竭力在真道上教训，行为上督责。否则羞辱自己是小事，使教会受损，神的名受伤事大。

二、　　　 在钱财问题上

1、　　　　　 1939年到1940年间，我家在天津福音里1号住，此房为天津一位大资本家荣剑秋先生的。他在临街建了一座教堂，荣先生和他女儿曾多次到我家去见父亲。要他作坐堂牧师，每月薪金听母亲说是二百多元。那时每月圣徒奉献给我父亲的钱是十五到二十元不等，一到三十元，母亲就感谢神说“又可以给孩子添置衣物了。”虽然家里生活如此清贫，但父亲坚决拒绝荣先生的邀请。以后看他所著的《神的工人》一书，才发现原因，书中说：神的仆人要受雇于资本家的教会，就不容易传神的话……如果你讲不要爱世界，不要贪财。人家就会说，不贪财你吃什么？因此他宁可一生清贫过信心生活，也不肯受雇于人过富裕的生活，父亲完全靠信心生活。

2、　　　　　 他收奉献只收不写名字的奉献，写名字的一律退还给本人。因此我家一直生活不富裕，因为写名字的多是奉献多的，而少的就没有名字。他只愿收甘心乐意把名字记在天上的肢体的奉献。因此到文革红卫兵抄家时，父亲把所有的破箱子找开，红卫兵一看就说：没想到属灵派的祖师爷（因为当时贾玉铭老牧师已被主接去）原来这么穷。什么衣物都没抄就走了。我听后真为父亲感谢神。

3、　　　　　 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暑假，父亲从外地回来。带着很多美金、港币、金条及首饰等放在一个皮箱里。有一天我回家，听见妈妈和父亲说话，关于这些钱处理的事。母亲说：“美子（我的姐姐）要结婚你不给留点？”父亲在屋里来回走几趟后说：“主有预备。”母亲又问：“儿子（指我）要上大学，你不留点？”父亲又来回走几趟回答：“主有预备。”暑假完了，我用的皮箱破得连手提把都烂掉了。我对父亲说：“我的箱子太破了，能不能换一个。”父亲说：“咱家的你随便挑一个。”我有心要那个曾装许多钱的，父亲答应了。没想到我拿到一看，里面空空如也，连叫我买个新箱子的钱也没有。当时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一个向神忠心的仆人对钱财的态度的什么。父亲把那些钱财全都奉献给了几个布道团和教会的各项用度，没有给自己留下一点，在这一点他真是见证了自己所信的道。（参启十二：11节）

4、　　　　　 我没上高中以前，有人要和父亲谈话，我就得躲开。上高中以后（那时我已受浸），父亲就嘱咐我：“今后爸爸和信徒谈话，你可以参加。”记得一次，一位某教会的负责人说到教会中发生了难处。说一段，父亲只用一处圣经，说得很慢。但我觉得是带着圣灵的能力，听了心中暖和和的，并且使人不能不服。谈话近两个小时，父亲只用了四、五节经文回答，非常恰当又带着能力。既解决了问题，又使人心中得帮助。最后那位弟兄（现在还健在）祷告时流着泪，感谢神。

又一次是一位家中很富裕的姊妹，丈夫不信主，为了聚会难为她。还有家中很多矛盾，她一边哭一边说，谈了足足有三个小时。父亲仍然用了五、六节圣经，不但回答了她的难处，而使她得到了帮助和安慰。流着眼泪来，欢欢喜喜地走。更使我感到什么叫圣灵的宝剑，他不但圣经很熟，而且在圣灵的感动下运用自如，以后的祷告更把人带到使人得安息的神面前。这真是一个神的仆人的榜样！是流露出生命活水的器皿。

关于我的父亲与三自的关系

有些神的仆人参加三自一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对别的神仆不敢也没有资格妄加评论，因为我们要受更高的判断（参雅三：1），那时主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参林前四：五）只有主是审判者。因为蒙悦纳的不是我们自己称许的，乃是主称许的。

作为他的儿子，在一些事上，只能作一个反映客观事实的见证人。

1、我父亲参加三自有其客观原因和主观因素。

（1）、作为一个神的仆人，在1948年到1950年，中国客观环境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动。新旧社会的对比对家父思想影响很大

47年至48年，社会盛传共产党逼迫宗教（包括基督教），一般都认为一旦共产党得天下基督教首当受逼迫。因此当一些海外的教徒邀请他到海外工作都被他拒绝。我曾亲自听他说：“主交给我的羊群，作为牧人绝不能撇下羊群而他去，我应当在此危难之时留在国内。”这句话曾深深打动我，心想父亲真是一个牧人的心向着神。当时有此心意者绝非家父一人。

解放后环境上的一些变化很影响父亲的思想：

解放军严明的纪律和进城干部的清廉爱民作风与国民党军队和官员的腐化堕落成为鲜明对比。

社会风气大为改观，解放后妓院一律取消，妓女政府都给予妥善处置，性病在全国很快得到控制。这使恨恶罪恶的神的仆人大为佩服新社会的变化。

我记得当时人民日报也登了一则消息，一次世界性的基督教会议上说：“我们一百余年来未作到的，共产党很快作到了。”我曾将它剪贴到一个笔记本上，国外尚且如此，对国内亲眼目睹这一切变化的基督徒就更加有所触动。这反应在家父发表在《灵工通讯》上“教会的路线”一文中，他说，基督徒应当不怕共产党，如果一个基督徒对世上财物不敢舍去，不但在共产党面前过不去，将来在主耶稣审判台前也过不去。他提到当初耶路撒冷教会被主的爱激励到凡物公用，得众民的喜爱为例来勉励圣徒，可称得上为接时分粮的牧人。

（2）、家父在主观上有爱国的心，当初（1938年）日军侵略进入家乡，教会先后收留了多名各中央军伤兵，我当时7-8岁，负责伺候藏在柴垛后面的两位伤兵，伤愈后换上老百姓衣服送走。此事后被汉奸告密，当时曲沃县县长夫人是基督徒，告诉我父亲赶快逃走，三日之内愈远愈好。我们才逃到当时绥远萨拉齐教会中一年之久，当时父亲在萨尔沁办了查经班，为当地教会培养不少工人。是时许多难民涌入教会避难，我父亲就把家中产的麦子都用作救济之用，我也曾亲自与英国内地会传教士如海姑姑、毛姑姑等一齐尽力帮助避难中的中国难民。

（3）、国民党腐败，民不聊生，新社会的新风气对他触动很大。

父亲很有正义感。记得1948年凯歌堂（蒋介石聚会的教堂）请我父亲去讲道，他去前把全家叫到一起，对我妈妈和我说：“你们要有思想准备，作为神的仆人对今天社会的黑暗腐败，官员贪污腐化我不能不靠神来指责，弄不好就要被当局扣住，你们要为爸爸好好祷告，也许这一次回不来了，以后神会负责这一切的。”爸爸一走我们就他的平安拼命祷告。到了下午他回来了，说：“今天我靠主用经上的话指责社会的黑暗，劝他们向神悔改，离恶行善，求神赦免（记得当时可能讲的约拿书中的教训），真没想到，我指责他们的罪恶指责得很历害，聚会后蒋介石亲自来跟我说，‘我们的确有很多罪，应当向神悔改，谢谢你今天的提醒！’”他还和我父亲握手。

此外，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政府对基督教领导人只要求爱国，承诺绝对保证信仰自由。贾玉铭老牧师和我父亲等一批属灵派（即现在基要派人士）都参加三自，他个人以为，为主的缘故顺服人的一切制度，何况当时社会的变革很多好的方面对他颇有影响。

参加三自后的遭遇

1、52年控诉运动，感谢父神的保守，历次运动他都是重点，据我所知，经过次次严格审查，各方面都没找到什么。他的罪行就是有几节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让人不要爱世界。歌罗西书3：1-4，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林后4章的话，“你们不要顾念眼所看见的事，眼所能见是暂时，眼不能见才是永远的。”这些教训都成为“帝国主义当时最毒害青年的核心内容”，所以现在恢复事奉以后这些人解释这些经文都解释错了，都尽量符合世人的意思。

当时还说他是不拿美金的走狗，比拿美金的更具迷惑力。因此在52年控诉运动后被南京黄泥岗教会驱逐出去。

2、他回到上海乌鲁木齐教会继续站讲台，一直到1957年反右的时候，反右运动中他“罪行”的重点仍然是在讲道中强调生命之道，在世人看都是继续施放帝国主义毒素。有一次他在那里等戴帽子，贾玉铭戴上了，他周围的人都戴上了，等了两个钟头以后才对他说，为了团结属灵派，我们就不给他戴帽子了，挨了一顿批判，实际上内定为右派，出现过两件事：

允许他到温州讲道，原定一周七天，但讲到第三天，就连院子都满了人，立时奉命停止讲道。

64年回家探望教会，被当地民兵押送勒令返沪，顺道到天津看我，同时发现他有冠心病我叫他多休息几天，回去受到严厉批评，说明他仍属监管人员。

父亲曾任全国的三自副秘书长，真正的副秘书长在黄泥岗被驱逐以后他就当了一年多，副秘书长就不没了，反右以后，就不让他登台，把他养起来了，写回忆录。田雅各也是这样，那时所有三自里一些属灵的牧师一律不让登台。

以上遭遇说明三自对一直传生命之道的神的仆人的基本态度是从限制到极力限制他们对信徒的影响。

参加三自的问题，贾玉铭老牧师我父亲和一些牧师，进去后有很多问题都是他们意料不到的。也就是说1950年代关于参加“三自”的问题，面对时代的大变动，有名的传道人很少为此跪下来在神面前好好祷告的，也许有，但我没见。如果坚持求问，主一定给光。包括我父亲有为这些事禁食祷告，有，但没有坚持，

记得那时父亲曾到南京莫干山有两个多月了，天天为教会的建立，教会的路线，教会的真理祷告，这些文章后来都发表在《灵工通讯》上，我后来整理出来了。

最后一面

反右以后，我就离开父亲。放假的时候，每一年假期就回去几天。他的居住条件很差，和我姐姐住一间，姐姐有两个孩子，连厕所都在同一间，我姐姐和他两个孩子在阁楼上住，父亲和母亲在楼下住，一间两代人，四口。拉一个帘子，马桶就在门后头。煮饭在楼梯那里，一个柜子里头下面是马桶，上面是碗筷。在那个教会荒凉的年代里，他的祷告是随时随地的，我常看他坐那里就安静，就好像旁边没有人一样，心里头在不断地和主交通。

文革后家父被定为反革命，交与群众监督劳动，每天扫农场，到时有群众来监督，叫某某反革命出来扫农场，拉到农场里批斗一下，革命群众宣布一下罪名，但罪倒没受大，大概跪了跪，挨了几下打，后就没什么事了。家里被操得够戗，日记是操的重点，他也被隔离了。

他被隔离时圣经和写的东西都被操光了，原来有好几个书柜，但现在只有几个字典，书稿、讲道的一些笔记、日记，当时几麻袋的。但现在都不在了。

至于他当时的心情，那时我不在家，但是我知道人家逼着他写心得。

六七年是文革第二年。我本右派分子，只因当时值班大夫少，工作量大，我又爱劳动，才暂时没有进牛棚。但我知道迟早是要进牛棚的。这也是最后一次能回家探亲的机会。当时父亲和我提到几个事，使我很得勉励。

1、他先提到这是我们父子最后一次见面。我很震惊，说：“不可能，你怎么知道，我不信。”他说：“这是主告诉我的，这是我们父子最后一次见面。”他说他要死在我妈妈前头，但以后我妈妈要要在我那里住。我说：“更不可能了，我说我眼看着就进牛棚了。我的情况最遭，说不定以后怎样，收入也是最低，姐姐妹妹都比我好。”他说：“将来你妈妈一定要在你那里，你给她送终。”果然，我妈妈最后十一年都在我这住着！还有别的家庭预言，后来都应验了。

2、教会：那是教会正是一片黑暗的时候。当时我流着泪问父亲：“爸爸，中国教会到底有没有前途？”那时我每想到中国教会，无论环境和前途都是漆黑一片，心中就非常悲痛。梦中常见到肢体又能见面聚会……但每次在梦中都是抱头痛哭。父亲对我说：“别的人我相信不来，有些年轻的弟兄姊妹问我，我不敢告诉他们，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中间谁是犹大。说完之后对他们不利对我也不利，曾经有一个牧师说完之后，牧师被捕了，他们中间很多也人被捕了。受了很多苦。你是我儿子我相信你，不会出卖爸爸！中国教会是有前途的，只要有圣徒的祷告（包括国内和国外的），就有中国教会的前途，中国教会的前途是在圣徒的祷告里。”

3、关于中国教会，他说：“是神借人的手对中国教会进行拆毁、洁净的工作。特别是有一些曾被神大用的仆人，有暗昧可耻的罪。教会负责人不起来站在神一边对付，反而百般掩盖。神就借人的手来揭露、来拆毁，经熬炼为要洁净中国教会。”这些事都是五十年代凡当时关心中国教会的基督徒所熟知的，尤其是上海的信徒。可惜的是今天有些崇拜人的人，不但不听神借环境对他儿女说的话，不看神借环境向他儿女做的事，反而愿意听信谎言。有的甚至反对别人提到神对中国教会这方面的教训，相信神而不敬畏神，只重视人的感情而不重视神的旨意，真是可惜又可悲。今日的以斯拉何在？今日的尼希米何在？但愿往日中国教会发生的惨痛教训，能在全世界起到应有的作用。免得今天我们又在同一块石头上跌倒，又在同一条路上滑跌。但愿神借以往拆毁的手，真能兴起一批因耶和华的话而战兢恐惧的人。这将是中国教会真正复兴的根基！

有一位位已故的崔熙讷老弟兄生前曾说：“中国教会的经历是教会历史上罕见的，说明神对中国教会的爱，也是教会历史上罕见的。”“耶稣既爱世上属他对人，就爱他们到底。”但愿我们从近代中国教会五十余年的历史上，能认识到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借中国的环境对中国教会施恩的手，既然我们确信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罗十三：1），神借他在中国兴起的权柄有他对中国教会的美意。

1949年中国基督徒七十万人，解放后到五二年增加到二百万。肃反后，很多人放弃信仰，反右后又有所减少。文革时有形的教会被拆毁到“没有一块石头在石头上”的程度。到文革以后，就猛增到八千万人！这个变化给中国教会向神心存诚实的人提出很重要的启示。但愿我们看见神大而奇的作为和义而诚的道路。（启十五：1-3节）

求主恩怜悯施恩于我们。啊们！

死在耶稣前，活在耶稣前

六七年夏最后一次见面。父亲嘱咐我几件事，其中一件就是，他死后能和爷爷葬在一起。母亲在世时，父亲的骨灰一直放在我家。九一年母亲去世后，我就和家乡教会（山西翼城曲沃教会）联系，我把父亲的愿望告诉他们。他们首先找爷爷的坟地，很难找，五十多年过去了，文革时期所有坟头都平了，只能知道一个大概的地方。但感谢主，一次下雨以后，突然在爷爷坟地处陷下一个洞，才知道爷爷的坟址。这也是神的怜悯，眷顾他仆人的心愿。因为五十年来，不知下过多少次雨，地都没有陷下去，这绝不是一个巧合。

以后两地教会负责人要为父亲立碑，碑文内容很多。我提醒他们，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先生的碑文只是“一位在基督里的弟兄”（A Brother InChrist）。最好不要学世人歌功颂德，崇拜甚至神化神的仆人。因此碑文改为“神的忠仆杨绍唐牧师”。我不放心，要看看父亲是否配称为神的仆人，曾先要看父亲文革中有没有放弃信仰。

文革时我姐姐是个中学教员，教员有信仰压力是最大的，我怕她做爸爸的工作，让我父亲跌倒。我就问她：“爸爸放弃过信仰没有，我知道你准作他的思想工作，你说爸爸信仰上有没有动摇？”“还动摇呢！爸爸把我一顿好骂。”我说：“好得很，感谢主！”

“没有人不背后说人，也没有人不被人在背后说”。这几乎不但是世人，而且也是教会普遍存在的现象。知道父亲没有放弃过信仰还不够，我还要看父亲一生有没有背后说过人，这是人最易犯但被神定罪的事。我就问母亲、姐姐和姐姐的两个孩子。母亲和姐姐都说想不起来爸爸背后说过什么人。姐姐的两个孩子都说“外公是我们一生最尊敬的老人”。我才同意家乡教会的意见，在家父的名字前加上“神的忠仆”四个字。

1969年春节过后，上海有一股寒流经过，天气骤冷，弄堂的地面都结冰了。他是监督劳动的反革命分子，被命令出去敲冰，那天他觉得心脏很不舒服，妈妈说我替你去，父亲说改造的是我不是你，我们应该顺服天父安排。出去弯腰敲冰时，邻居一位郭老姊妹看见他浑身冒大汗，像蒸茏一样（实际上是心肌梗死的一种症状）。他头往下一扎，栽到地上去，从此就被主接去了。

听姐姐说那时天天在屋内走来走去，唱一首庚子年很多信徒被杀后山西老信徒唱的诗：

“死在耶稣前，活在耶稣前，这样一天胜几年，眼前十字架怕它作什么，若能早死早回家，要知你爱主，先看你受苦清清楚楚不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