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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能阻止一个人在心底的微笑?(ZT)
送交者: Kant 2005年05月02日09:52:54 于 [彩虹之约] 发送悄悄话

有谁能阻止一个人在心底的微笑?
老汪

    我的现在是静止不动的,作为时间它已经被钉在了十字架上,用来作为以
后及以前的界限。它能区别那边、这边;那时、这时,从空间到时间它都起着决
定性的作用——粗暴而有效地分割着我的意识及生活。
   从时间方面来定义现在与哲学的关系,那么,现在就是唯物。
  我是唯物者,我只相信洋楼、汽车、大屏幕彩电、个人电脑(它能给我创造
财富)、高保真音响、女人及高级服装饰品。我不相信报应、轮回、理想、道
义、过去、未来。对了,我喜欢共产主义——虽然我不信仰它——因为它可以给我带
来,高级服装、女人、高保真音响、个人电脑、大屏幕彩电、汽车、洋楼,及一
切的一切 ——当然是可以看见的——即然是可看到的,我就一定要想办法摸到它——
这还不够——我还要占有它。这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
   天空有时是澄静的。在澄明的天空下,我认可的名人是官员、亿万富翁、
体育健将、歌星、影星——什么,还有思想者?学者?文人?是谁?还有谁?我不知道
他们。他们能给我所需要的物质么?不能。
   天空有时是灰暗的。可那并不能影响我的情绪,因为我是唯物者。
   唯物是生命的框架,是一把长长的梯子,它帮助我攀向我的每一个目的。
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这样一个梯子,既可以承载自己,又可以通过它达到目的,让
自己成为另一个地方的公民。富有而满足、物欲而充实。
  我并不想描写我在刚攀上楼梯时的惨像,唯心与唯物同时充满了我。有时我
觉得唯物确实很可怜,想到高贵的生命却为那些低下无知且是自己创造出的东西
而倾尽生命时,我确实想哭,于是,我在酒吧,在迪斯科舞厅,在妓女们身上哭
泣,我发现那里竟有那么多想哭与正在哭泣的人们,他们在为得到的与失去的哭
泣,是在庆祝还是在悼念,我无法从他们的脸上看出来。在我还没有看出来之
前,我已经就坠入了这个莫名其妙的集体中,无意识地嚎陶大哭起来。在这集体
无意识地恸哭中,我听见舞台上的歌星在唱:“发泄吧,发泄吧,把你的思考发
泄、发泄出来。你会发现你的思考实在就是物质——它的名字叫——泪水。”
  我的看法是,眼泪仅是一种隐喻,我认为看待泪水的最真实的方式——以及看
待思想的最明朗的方式是——进入彻底的浑浊,肮脏的迪吧,疯狂的蹦跳,让它
们、物质的思想的都随着汗水,通过疲惫的躯体进入闪烁的灯光之中,犹如一只
不断开合的大嘴,让疯狂的狂燥将它们统统吞没。直到我无知地拖着疲惫的身子
回家,才发现我为了发泄,已经散尽了我的物质。第二天醒来,我清醒地意识
到,我面临的还是要去赚取物质,以用来再次不断地发泄。否则,我靠什么活下去?
  有时,我也很不懂那些大款,他们有散不尽的财物,他们可以什么也不做,
而只是在一些娱乐场所挥洒他们的金银,可他们为什么还要干一些傻事:去坑
人、骗人的财产呢?根椐唯物者的鼻祖马克思的理论,所有的巨大的财产都是残
酷地剥削得来的。我发誓,我如果有用不完的钱财,我的末来事业就是怎样想尽
办法将它们用完。那才能体现出原先的赚钱的意义及目的。
  我还想起了我刚才的比喻,唯物是一把长长的梯子,它把我送到我的每一个
目的。同时,我还发现,唯心是梯子周围的空间,它客观的存在(这是我的首先
发现),我即使不去探寻它,它也能为我所用,它是属于公众的、世界的、历史
的。所以,我放弃了对它的探寻。而唯物则不同,如果不用手拿它,那么,我永
远不可能拥有那把梯子,同时也就不可能通过它而到达我的目的,这就是我为什
么要让自己成为唯物主义者的原因。
  在我工作的周围簇拥着如此众多的唯物者。他们紧紧地抓着悬空的梯子,正
在通往他们目地的途中。手如同钩子一般紧紧地握住,眼睛如钩子一般紧紧的盯
住,此时,我真恨不能把目光变成为飞抓,飞向那些摆在我的前方的汽车、别
墅、个人电脑以及任何可以抓住的物体.
  我们的梯子悬浮在巨大的虚空之中,我们的认识也仅仅限于这些简单的、可
怜的、骨瘦如柴的梯子——也许就仅仅局限于手握着的和足踩的两节——像摸着石头
过河一样,我们的手边永远是石头。所不同的是,石头有石头的区别,比如钻
石、岩石、沙石、鹅卵石及陨石;所相同的是钻石、岩石、鹅卵石、陨石是都是
石头。
  唯物者的道路没有尽头,有一天我们会在追寻中死去。那时,我们松开如钩
子般的手,从梯子上落下,坠入巨大的空虚之中(那时,我们是否就算是摆脱了
唯物呢)。死者张开手臂,像一只大鸟般想飞,但他已经没飞翔的可能了,因为
他从来都没有做过梦。他张开的手臂仅仅是想抱住什么。这是他一生的宿愿。但
是已经没有什么可被他抱住了,因为他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唯心者的虚无的世界。
   那时,我也思考过梯子外的世界,伸手想摸一摸它的神秘,可是除了心中
一虚,脚下一软,差点坠落梯子之外,我一无所得。
   于是我认定那个世界是我所无法探寻的,除非我愿意为此付出生命。
   谁都不知道在活着时就进入那个世界(梯子以外的世界)的后果,因为那个
世界与这个世界无法交流。于是我们只有放弃对“那个”世界的探寻。
  唯心是多么的空虚、多么的没意义。几年前,当我们的心都向着一个方向
时,那表明我们除了拥有一个“指向”外,失去了其他所有的东西。只有一条道走
到黑。即使眼前被绚丽的色彩照耀得一片光明,但最终的结局是“最后闭上了双
眼”,在吸引着众人的道路上,有人将土铲起,覆在死者的身上,是为给后来者
铺平道路,更是为了后来者不至于看见暗黑的恐惧场景,而影响了他们投奔向光
明的信心。
   在快速的旅行中轻装是多么的重要,正因为这,我们放弃了一切物质。
  人总是要死的,死了也就没了。所以唯物者在活着时,就要即时享乐。人生
苦短,苦是享乐的时间太短了。后来唯物在前唯心死后终于获胜,但生命给他所
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就是唯物者所不能迥避的事实,意识到这之后,唯物
者就更珍惜自己的时间了,抓紧时间,不择手段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现实就
是生命的全部。
  深夜的窗外,民工在卸一车车的沙子,这个被物质堆满的城市,白天已经无
法运进东西,而只有在夜晚时,才能乘空隙运进这些沙石,来将我们的空间填充
得更实更紧。夜晚的宁静被沙石的挤压声充满,钻进每一个缝隙,而不像过去我
们所理解的那样飘向远方。所有的道路都被堵死,剩下的只有颤抖般的挣扎。声
音更多的落在地下,葡伏在地上,河流般向下,尽可能地贴近地狱,并寻找着孔
洞钻进去,如此沉醉,如此迫切。
   沙石的磨擦声使我的梦难以宁静,梦不像是音乐,能够飞到阳光到达不到
的地方。坠落在地上的沙石声,将我的梦雨点般击落在地,与肮脏的尘土一起向
下流淌,并随时准备着从城市的孔洞间钻入地下。如此自然,如此无畏。
   最悲哀的是我的梦要醒来,这使我不得不置身于现实之中,它像个鹰巢置
于一个高高的云崖之上,而那只鹰又折断了可爱的翅膀。这就是活着的死去,我
把眼睛睁大,现实面无表情地向我走来,将我织进一幅生活的混乱的画中。
   然后,“我像一个早已死去的人一样活着。”活着的是什么?零部件般的四
肢;死去的是什么?指挥四肢的思想。
   第二天早晨醒来。走出门,我的四肢踩过堆沙石的空地,前往加工厂上
班。所有的这一切仅仅是为了两个字:“活命。”
   我的命运仅只是小人物的命运。继设计师之后,掌管着我们四肢的是那个
核心。
   我的生命就像是一个上紧了发条的机械,当发条松下来后,我根本就来不
及喊一声:“我想……”。而后,就被遗弃在大道的两旁边。
  我的生活绝对毫无意义。继承的忠厚像使很多人相信他肚子里不会有东西——
甚至连坏水也不会有。但是他还是出人意料地更改并简化了我们的祖先为我们流
传下来的文字。这一创举简化了我们原来就很苍白的文化。“感谢他”,一些头脑
简单——或不愿意复杂的人说。但总还是有一些愿意复杂的人——他们就是靠复杂而
活着的——发现一个个小小的问题、疑问。做为一个以继承为已任的人,为什么会
去改变维护传统的文字呢?这里面一定有阴谋,由于它是阴谋,所以我们永远也
不会知道是什么阴谋。聪明如我的人于是就放弃了想知道阴谋的欲望。
  但人总是会死的,那紧绷的发条总有一天会松下来,直至最后停止。继承因
“历史原因”而暗淡了它的光芒,直至最后消失在“历史的群星闪烁之中”。上升起
来的新星,早在它被淹没时就局外人般地看到了继承的继承事实与改变以维护传
统为根本的文字的冲突、悖论。于是,便果断地又将那些被简化的文字又改了回
来,恢复成过去的模样。一切于是就像一个模具一般又平静起来。平静中模具平
静地复制着相同的产品。
   可以把这种机械的复制视为一种繁荣。
   可以把这种简单的重复视为一种稳定。

   继承与高举无创造力的想在“稳定”中稳定住自己的地位。这里的稳定事实
上就是围绕住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在现在的名词叫着高举。
   就“高举”这一名词来看、从它的字面来理解,似乎是动词,而且动作还很
大,但是只要往他的手上一看就知道,那高高飘扬着的是“坚持”二字--这两个
字说明了什么都没有改变。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包括跟着行走的长长的队伍),
他在观念上的时间是静止不动的,运动着的只是自然而然的、与他们无关的、不
受人类控制的自然中的时间 。

   观念的时间虽然是停止了,但是高举们的步伐,还是随着自然之时的进程
而践踏着路边的小草与小花。一幕幕的悲剧,不可避免地来了又去了,最后被抛
弃在高举着的旗帜后面。被人遗弃。
   由于高举高举着的旗帜很高、很张扬,以至跟着他的人都向上看着,而忽
略了注视自己的脚下,看一看生存在底层的民众的处境与位置,从而更多的人被
践踏着,并被遗弃。
   历史的车轮奇迹地停止了观念的时间,而仅靠自然的时间向前行走着。必
然地我们看到,除了转着圈子的自然的时间外,历史的车轮事实上是始终停留在
原地、不动。它成了那个圈心。
   我们都知道,要想使马车向前奔跑,必须使两只轮子同时转动。而如果只
有一只轮子转动,那么,只能是在原地打转 。
  在这辆车上坐着的人是什么?一群不幸的人。一群报社的编辑在椅子上做着
“政治家”的梦,并演戏般地变幻着自己的角色。他们一会儿站在读者的角度。
说:“这是人民所喜闻乐见的。”那就是社会表象的暴力及肮脏的欲念;他们一会
儿又站在政治家的高度来判断那条新闻,会使领导们不高兴、于是便聪明地将它
给撒换下来,或改头换面地刊登出来,使事实失去了原有的真实性。
  在这辆马车上,赶马车的是个什么人?是一个没有创造力的人。他除了会高
举着某些粘满鲜血的鞭子之外,剩下的只有循规蹈矩地沿着老路行走。我曾经在
无数个夜晚暗地里思想,为什么有那么多编辑、记者愿意为这样一个没有想像力
的人服务,努力并自觉地将集权的病毒种植在报纸上,而后去传染并侵害每一个
人。从而使每一个人都患上一种集体的病症,迷失在历史的时间之中,而无法辨
明方向(我的心在写到这一刻简直就要爆炸,然而出奇地平静又笼罩住了我的全
身。我知道在这种集体的病症中要想不被传染是不可能的。我已经认可了身边发
生的一切,而无力反抗。就像是在一个恶梦里,明知道魔鬼来了,在向我靠近,
而在这时,我的双脚却无法移动一步,我的双手也无法抵抗。我只有无助地等待
着醒来,等待着黎明的阳光倾洒在我的床前。)
   在这辆马车上,为什么只有我痛苦?为什么只有我与恶梦同床?
   早晨醒来时,我只能睁大着眼睛,随着马车继续“向前”。
  
   向前看是“高举“高举着的旗帜。
   向后看是不堪回首的历史之烟尘。
   我还能够将目光停留在哪里?
   (此刻,眼泪布满了我的眼眶。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为什么不去死;
可是我确实又怕死,我只能这样以“活命“的方式“活着“)。
   天啊,我只能说:“天哪“!
  清醒的人都在往上爬(越高越好)。以获得更多的特权。爬不上去的人也清醒
地知道自己不该去妄想什么,而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这种主义,就是
“有级别“的人,把他的下属的人的财产给共掉了,成为他一个人可以任意享用的
财产。这种主义,就是“没有级别“的人,将自己的财产都集中起来,供那一个人
任意享用。
   “沉默的大多数“都明白,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做官。如果做不成官,那么
只有沉默。“沉默的大多数“现在还没有想过这种主义这一制度是否有问题。因为
他们所受的教育没有教他们去怀疑,而只教他们去继承,所以他们只有不断地接
受现实,并为之默默工作。
  在我看来,这个世界最荒谬的人是独裁政治下的新闻工作者,他们在思考人
民能够知道些什么,不能知道些什么。他们在思考怎样让官员满意,但同时又让
读者花钱买他们的报纸。他们在精心制作每一个标题时,考虑的不是如何有力
量,而是如何把握好一个度,所以他们注定了是一个悬浮体,没有自己的重量,
没有自己的价值。具体言之,权力对语言的塑造即是对“语言“的训练与操作。例
如当某人被捕后,记者去采访时都会问一个程式化的问题:“你不知道那样是犯
法的吗?“犯人的回答经过专制的灌输后变得简练干脆:“我不知道。“其含义表示
犯法是非有意的行为。而记者也要的正是这个答案,因为它表明了两个方面的含
义:一是我们还需要继续地灌输;二是并不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而是那个个人
出了问题。很明显,这是长期训练出来的本能反应。因为从直接的功利角度来
看,这样的回答决定着被捕者的无知而有可能被处以较低的刑罚或被尽快地释放。
  同时这样的回答又可以防止后面的一连串的问题,因为他不知道。不知者不
为罪。然而这些记录还是会进入审讯记事本中,成为单调而平淡的历史资料。久
而久之,便形成了一幅“不知道法律“的全民皆呆的社会画面,从而使人们确信正
处于初级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里的自我表述是话语权力暗示和操纵的
结果,从而最终损害了社会肌体的健康和国家的未来。于是中国的史学界已经呈
现出的“资料越多,问题越少“的特异现象,使学者们无法还原历史。我们看见的
只能是空洞的灵魂,和久患未愈的“失语症“后的“痴呆症“。
   然而这些又可以骗谁呢?你不知道不可以杀人吗?你不知道不可以偷窃吗?你
不知道不可以贪污吗?你不知道……?
  因此,当我看见一个记者在街上采访提问时,我就知道他设计了一个又一个
连环套似的圈套,让被采访者往里面钻。我知道记者采访的不是别人,而是自
己。他把他自己所要说的话,借别人的嘴里说出来,然后通过媒体传播,对所有
的受众说:看看这是你们自己的嘴里说出来的话,这是人民的声音。
  
   每当看见这些,我会发自心底地笑起来。“有谁能阻止一个人在心底的微
笑。“
  
  在微笑的阴暗的影子里,我常常躲在一个更阴暗的角落里独自思忖,为什么
新闻工作者那么听话。也许他们以为自己是官僚阶层,因为他们是他们的代言
人;也许他们认为自己是出于好心,不为这个社会添乱子,唉,只要不乱就行;
也许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政治家,政治家心头总有一杆秤,随时都要秤一秤西瓜与
芝麻的重量。这个世界上总有要舍弃的东西,舍弃谁呢?那么就用我心中的这杆
秤子称一下吧!也许,也许,也许他们也仅仅是为保住自己的饭碗。
  在一个铁桶般的体制中“话语的政治“公式被长期反复地加以排练,使得人们
在对话语的表述时,不得不进入这一“流程“。在面对文字或摄影记者时,公式就
开始进入了流程之中:当某位行走的公民被记者拦住,得通常也会问一句程式化
的问题(因为他也是这个制度的产物):“你对**情况有何感想?“(这句话可以套用
在任何事件上)“我感到很**。“(只要改动一下**这两个字,就可以回答记者任
何的问题,而不至于出一点差错。)
  经过时间的淘洗,人们的思维变得简单而干脆,从而促使思考退场而让位于
专制制度强加给他的一切结论。例如在1998年春夏的那场全国性的洪水中媒体上
通篇是政府如何如何抗洪的正面报道,从画面及文字中不难看出,官员们的一种
功绩,就像是他们在做着一项原本不该他们做的事情--这里出现了一个难以回避
的的悖论--灾难越大,政府的功绩越大,因为他们感觉到自己是在做一件份外的
事。事实上,救灾正是任何一个政府的天职,纳税人养活着你们,就是为了应付
各种灾变。但事实却变了味,“我感到很幸福,“我们看到人们在说:“感谢党,
感谢政府。帮助我们度过了难关。“仿佛不是这个党,不是这个政府,换一个其
它的政府,就不会管他们。在这里,历史的真实与“记录“的媒体无关,而是一个
被重构的对象,人民的表述是长期以来程式化思维的结果。
  洪水之后,政府在庆功会上称,自己战胜了洪水。真的战胜了洪水了吗?怎
么样才叫战胜?没有一个机构来确认。因此就只有凭政府自己说,淹了一个县,
可以说是战胜,淹了一千个县也可以是战胜;死了一个人可以说是战胜,死了一
万个人也可以说是战胜。最后,只要政府的首脑愿意,即便最后剩下他一个人,
他也可以站在珠穆朗玛峰上,一个人举着酒杯来庆祝“战胜了洪水“的胜利。这就
是最后的历史。这也是最后的“真实“,除了这些,我们还能看到别的什么真实
吗?不能。答案同样变得简明有力。在时间河流的淘洗中,我们只能被动地接受
“历史“所留给我们的。
  
  政治家,政治家,一声号召“政治家办报“,于是在人民的身边一下子冒出了
成千上万的政治家。成千上万的政治家啊,政治家,是这样的政治家,他们从来
没有想过自己要去搞政治,他们想方设法让人民淡化政治意识(最好是忘记它),
好让那些掌权的人能够更好更舒适地呆在官位上,不受任何威协与挑战。他们理
解政治,他们害怕政治,他们逃避政治,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家。
  
  政治家办报的主要思维方式是把坏事变成好事--在独裁的政治下,是不会也
不可能会有好事的--坏事变成好事,的确有些让人为难,首先必须磨灭自己的良
知,而后才能在一种没有良知和痛苦的情形下完成新闻事实的转变。比如说法院
断错了案子,在被害人多次申诉下才得以改判,那么在报纸上出现的标题就是
“感受司法公正“,在犯了错误之后,我们听到的不是批评,而是赞扬。而令人可
悲的是,这赞扬的原因是他犯了错误。我们难道就没有想过怎样不犯错误吗?或
尽量降低犯错误的可能性。是不是有了错误的悲剧与改正了错误的喜剧,才能使
一件事情有了强烈的对比,才能使人能够判断出好与坏、对与错?党先制定了很
多的收费的项目,让人民受不了,之后再减少一些,以减轻人民的负担,这就是
做了好事,这就是为民着想。党使很多的孩子读不起书,上不起学,就搞了个
“希望工程“。动员人民捐款(且不提被贪污、挪用),建起希望小学。使一些穷孩
子上了学,而媒体上却大肆渲染,要上了学的孩子感谢政府,而只字不提那真正
帮助了他们的人民。长江发了洪水,媒体上就大力宣传只有共产党,才能使灾民
们得到救助,才能使灾民们渡过难关,仿佛换了别的党就不会管人民的死活,仿
佛救灾不是政府的天职,而是它做的一项额外的工作。
  普鲁斯特认为“社会里最上层的一群人是一个犯罪团伙,一群无与伦比的阴
谋家“,而我则认为,独裁统治下的新闻传媒,则是这个犯罪团伙帮凶,是传播
病毒的载体、工具。--如果没有传媒的帮助,那么,那个犯罪团伙就是再高明,
也无法危害整个社会--这些病毒使整个社会癫狂、迷乱,直至彻底的灭亡。唉,
这就是我们的传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家。
  
   有谁有记日记的习惯?一生?他靠记日记来代替记忆。然而,日记是真的吗?
怎样将一天的二十四小时转换为文字,该删去哪些时间?该忽略哪些事件?使人做
出决定的是文化、政治及环境。
   有谁有读报纸的习惯?每天?他靠报纸来认识世界。然而,报纸上报道的是
真的吗?一天有那么多事件发生,如何将它们排放到报纸里?该刊登些什么?不该
刊登什么?使编辑做出决定的是文化、政治及环境 。
   因此,历史是人造的历史。没有什么自然的历史,如果说有自然的历史,
那么它正在随着时间的消失而消失了。
   有谁能够记录历史?就是那些能够左右历史的人。有谁能够记住历史?就是
那些被历史左右的人。
  出于这样一种原因,一些艺术家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在时间中承担历史责任,
于是便从沉迷的时间之舟中摆脱出来,而只是描述片断的破碎的时间及生活。他
的作品不为历史提供导向性明证,而仅只是向读者描述了一种存在。在某时、某
刻、某地曾经有过的一种存在。破碎的不完整的时间相对于历史来说真实性要可
靠得多,相对的对于被历史所左右的人的欺骗性也要小得多。
   艺术由此而进入了后现代状态。它拒绝成为“历史“的帮凶。
   所以,对于一个独裁的政府来说,他们是绝对不喜欢后现代艺术的。每件
作品,政府都无法将它引入历史并为历史服务,那么,政府的意志又怎样集中体
现呢?政府的作用因之而逐渐丧失或削弱。
  夜尽了,早晨有大雾。直到9点半,我的目光还无法触及到紧挨着我的阳台
对面那幢房子的窗口。平日里那里会出现一个鸟笼,里面有一只鸟。笼中鸟。笼
中的小鸟幸福吗?只要提出了这个问题。那么,不平等就出现了。不平等就表现
在不同的看法里。说幸福的人与说不幸福的将相对而立,中间则是那只可怜(此
时是可怜的) 充当表述媒体的笼中鸟。笼中鸟依旧是笼中鸟。我发现在争议中,
人已经把自己假借成了笼中鸟。于是成了笼中鸟。
   人以自己的思想来判定笼中鸟的喜怒哀乐,而恰恰却是在说自己。
   十点钟。我能够将目光送到对面的那个窗口。鸟不见了,笼子也不见了。
鸟主人带它出去散步去了。我知道。但,是鸟在散步,还是人在散步?

   我们太爱自己了,包括每一个人。
  十二点钟,街道上走满了自由的人群,他们可以随意去,如果有足够的钱的
话,他们也可以把商店里自己喜欢的东西搬回去,没有人会去关心这些,然而他
们自由吗?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是自由的,因为除了这些之外他们没有别的要
求。当然,如果他们有其它要求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是不自由的。
   1998年12月21日,有一群有政治抱负的人进了一家小面馆吃面。他们深刻
地感受到了不自由。在他们旁边的桌子边坐着几位安全局的人,他们什么也不
做,只是盯着他们。目光中除了职业的责任之外,空无一物。
   那些没有政治要求的人无所谓民主不民主,只要他有饭吃,只要他有衣服
穿,只要他有房子住。除了这些他们不去想别的。
   那些有政治诉求的人,在追求中发现,这个不民主的社会没有给它提供一
条清晰正常的道路,每一条通往民主政治的路都被堵住了,并且由一个个陈旧得
如同顽石一样, 演讲、发表政治见解、获得选民的支持、参加竞选,这些都离他们很远,
如果要得到它们,就要付出牺牲。
   牺牲是一个悲剧的舞台。谁也不愿遭遇。舞台上的人在献身,舞台下的人
有的在流泪、有的无动于衷、有的在漫骂;最为可怕的就是这些,没有人想到要
去改变什么,因为他们仅仅是一个观众、受众,最可怕的是付出了牺牲之后还没
有丝毫的改变。
  我曾经听到有人绝望地叹息:值不值得为这样的国民们牺牲,是的,优秀的
人走了,剩下的是那些仅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的人。但是另一个反面的问题提出
来了:如果你不去牺牲——为了理想——为了信念——那么你还能算是优秀的人么?你
不就成了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的人了吗?看来,牺牲是必须的,看来牺牲在这样
的国度是无法避免的。
   牺牲吧!只要你还抱有理想;牺牲吧,只要你还抱有希望。
   如果没有人牺牲了,那么,就彻底的没有希望了。
   向牺牲者致敬,他们让我看到了希望。
   “哦,对不起,你们弄痛了我。”
   “哪里?”
   “这里。”
   以上是一个石像与人的对话,这对话是不存在的,是一个设计。因为石像
是无知觉的。那么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设计?
   为的就是你所提出的问题。如果你不提问,那么以上的设计就失败了,设
计的目的就是为了回答提问,你进入了我的设计之中。成为被我主宰的奴隶。
  我开始回答提问。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回答。一、石像影射了那些无知觉的
人,它们只懂得承受时间与历史。它的有与无是一样的。二、与石像对话的人是
自大的,最起码他连弄痛了石像都不知道,可见他是不在乎石像的,也就是他根
本没有把石像当人看。三、由此会引发出争论,有必要把石像当人看吗?争论
一、如果石像确实是石像,那么它就可以不是人。争论二、根据回答一,我们可
以猜测石像事实上在这里影射了某种人,也许是指那些主动(或被动)放弃了自己
作为人的权力的人。旁观者也许会加入这场争论,局内人是否在自己设的局内陷
得更深了?理由一:石像就是石像,只是石像,没有必要把它引申并扩展到一个
与之不相干的领域,理由二:如果人真的连联想的能力都丧失了(或不需要了),
那人与石像又有何区别呢?不就像是一块石头吗?没有加入争论的旁观者会发现加
入争论的旁观者离开了他们,进入了局内人的陷阱。那两个陷阱越来越深,现在
我们已经无法看到里面的人了,因为人类的视力与记忆的有限性,他们已经被没
有加入争论的旁观者遗忘了 (或看不见了)。
   他们只看见在两个洞口上各贴有一张标签:“唯心”、“唯物”。
   那么,问题还是会有:那些没有加入争论的旁观者是些什么人呢?我们该为
他们贴上什么样的标签呢?
   我说:他们是一些没有信仰的人。
   问:他们不就是石像?
   我说:不,不是石像,绝对不是。
   问:为什么不是?
   我说:因为石像不会往井里推下石头,而他们却会。
   这就是我以上的那个设计中最后所要说的话。
   终于说出来了,对于某些要讨伐我的人,我可以这样对他们解释,不是我
要说、想说,而是他们诱惑我说的。有以上一个个连环套似的提问为证。我是无
辜的,我说。
   历史是写给少数人的。因此也是由少数人写的。
   因为我们的记忆有限。因为我们的记录方式有限。
   那么往井里推石头的人,在掩盖掉什么的同时,也让人记住了(最终是让历
史记住了)那些没有被掩盖掉的。
  
   人为什么会被奴役?因为他需要被奴役。而并不是想被奴役。
   被奴役是因为他一无所有。所以他只有出卖自己,这是他唯一可以用来交
换的东西——他的全部(包括灵魂与生命)。
   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没有私有财产的社会是多么的可怕。是多么地容易流于
奴役及专制。
   另外,还有一种制度,它像绞肉机一样运转。把人推进一个个齿轮中运
转,压碎他,改变他,毁灭他,最后把他制造成需要的模式。
   这种制度很奇怪,操纵这台绞肉机的往往只是一个人,那个人如何有那么
大的能力?
   这就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原因。没有答案。我找不出答案。因为从物理的角
度来说这台机器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那么它都会停止运转。但是令人奇怪
的是,为什么每一个环节不仅不会出问题,而且还配合得那么好?
   是否是因为这个制度的合理性为机器的运转提供了保证?我不知道。你呢?

  我脑海里常常在演示一个情节。一个独裁政府的首脑下令向那些手无寸铁的
不安分者开枪,独裁者必须先下命令给一个他信任并任命的司令,说一定要镇压
下去。司令必须找来他下属的军长,说一定要镇压。军长必须找来他下面的师
长,对他们说要镇压。师长必须找来他下面的团长说要镇压……依此类推,以下是
营长、连长、排长。最后是士兵。实事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士兵。以上的一大堆的
环节只不过是为了推动士兵去按照他们的计划行动。而运转则从独裁者下命令的
那一刻就开始了。这个运转过程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那么这个独裁者就完
了。独裁者也许很清楚这一后果,也许独裁者在下达命令时,就闭上了眼睛,躺
在家里的床上等待审判。因为他知道在那么漫长的环节中难免会不出问题。然而
事情往往出人意料,命令顺利地传达了下去,最后士兵们也执行了命令。一切又
回到了从前。独裁者从床上爬起来,睁着兴奋的眼睛继续下达着他命令。
   独裁者的命令会在什么时候出问题?
   这架庞大的机器会在什么时候停止运转?
   我不知道,你呢?
  
   有人曾经告诉我,这架机器之所以能够一直正常运转,那是因为它们拥有
了宣传的工具,由于宣传的作用,在这架机器中运转的人真正没有意识到错误,
而是认定自己在机器中的运转方向是正确的。在一个统一的宣传环境中,人们都
被蒙蔽了吗?
   告诉我“因为宣传的作用”的人是清醒的。
   我也自认为我是清醒的。
   还有在我的朋友中,我也发现他们全部也是清醒的。
   还有那些上街游行的人是清醒的。
   那么,谁是被蒙蔽的呢?
   我不知道,你呢?
  
   那么,这台机器又凭什么在运转呢?这是一个谜。有谁能够破译?
  
  关于独裁者者下令镇压的疑问的解释:当独裁者下令给那个司令,要他镇压
时,执行命令的是一个人,他只对待那个独裁者负责。按理说对抗命令的可能性
出现在这个人的身上最大,因为在这时的双方力量是均等的。但是,一般来说在
这一层面上是不会出问题的。因为那个司令一定是独裁者精心培养出来的,而且
在独裁中,那个司令的获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这样的环境下命令的顺利
执行就是必然的了。
  接着,命令下达到了军长一级,可以设想有两个军长。就算有两个吧。如果
两个军长都是以服从命令为本职的,那么,我就无话可说,如果两个军长中有一
个想不执行,想反抗。决定判断的因素来自周围的信息。信息主要借助传媒而泛
滥。如果这时的传媒是由独裁者控制的,那么信息的结果可想而知,这个军长会
得出那个军长会毫不犹豫地执行命令的结论。现在他就会面临着一个对手。能否
战胜对手呢?结论还是来自于周围的环境与信息。信息透过传媒传来,说镇压及
屠杀是必须的。于是结论也就是失败的结论。这样自己为了自己,为了家人及为
了一切个人的生存的原因,这个军长被迫加入了屠杀的行列。这就是一个仅存着
一点的人性的火花熄灭的全过程。
   ……
  以此类推,命令下达到了排长的手里。至少会有一千名排长,每一个有异议
的排长都会面临着其它所有的排长的否定与打击,即使这一千个排长都不想杀害
自己的同胞,但是只要不说出来,只要不相互交流,那么谁也不知道别人在想些
什么?于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镇压与屠杀顺理成章地开始了。
   士兵们开着坦克,端着枪出发了。在走向同胞的途中,士兵们也同样会出
现类似军长与排长的问题:行动,还是停止?以上的从军长到排长的逻辑同样适
用于士兵。于是在士兵的手上,同胞们、民众们、父母们、姐妹们、兄弟们、乡
亲们倒下了。
   最后,直到这一切结束。
   直到独裁者意识到自己又处于安全的地带。
   大规模的镇压才稍稍平息。
  
   关于独裁者下令镇压的结局的观点:(独裁者从他的床上坐起来,独自思
考)引导并使一个人犯罪很难,但引导并指使一个集体犯错误,那真是太容易了。
  
   尼采说:群众是盲目的。他是从哲学的角度出发的。
   独裁者说:群众是盲目的。他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的。

   群众在犯了错误之后,谁也找不出一个办法来法办群众。
   因此群众就不怕犯错误。
  
   关于镇压以后仍旧活着的群众的处境的解释:
   其实,群众在集体的犯罪之后,全部都受到了惩罚。只不过是因为对集体
的整体惩罚,而使集体整体地堕落,使个人无法对比、感受,从而不知道堕落罢
了。
  
   因此,我想从群众中走开……
 
   走向哪里?
   有两条道路。
   一条是走向独裁者,就是我们所说的体制内;一条是走向民主,就是他们
所说的异议人士。

   两条路都不好走。其实,还是做群众简单。
   大多数人还是喜欢:平凡。
   因为平凡就是简单。
   有谁能阻止我独自离去?没有。这个事实浅显得不须说明。
   但是,有谁能够独自离去?从一个群体中?这也许有些简单。但是如果是从
一个制度中呢?那就不容易了。即使是走出去了,那也是逃亡或流放。
  
   这是一条河流,历史的河流。独裁者站在河中拿着一只铁桶,他只能从河
中勺起一桶水,仅此而已,而不能改变其它的什么,不过不幸的是,我正在他的
那个桶中。
   “上帝,”我问:“是谁选中了我?”(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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