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话佛教东传史（十） |
| 送交者: nngzh 2005年08月31日20:24:51 于 [彩虹之约]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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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会来到北方时，普寂的北宗禅已成为唐廷的官禅，神会要撼大树不能一上来就连根拔，比较好的策略是从枝干上摇。于是神会没有去普寂待着的洛阳，而是选择了距洛阳不远的滑县（司马懿的老家）大云寺召开无遮大会，来为正式发起挑战北宗禅先打外围的宣传战。 所谓无遮大会，是指僧尼道俗都可参加的弘法大会。大云寺当时在全国有多所，由于武则天登基前曾有劝进的僧人向她上伪《大云经》为武氏称帝造势，所以武则天在全国主要州治都设有大云寺作为官寺，以示礼佛，鉴真东渡前住的就是扬州的大云寺（即现在的大明寺）。所以神会这个大会的规格并不低。 734年大会召开，神会将酝酿已久的两个重磅炸弹悉数抛出。首先就是围绕禅学正宗象征的祖师衣钵传承制度，神会公然宣布，自达摩初祖开始，便有一领袈裟在慧可至弘忍等五祖间进行传递，连绵不绝，这相当于帝王的玉玺、丐邦的打狗棒，代表着正宗更替，现在这件袈裟就在慧能的手中，神秀的弟子们枉称正溯，伪造历史，今普寂自称禅宗第七代，这是欺世盗名的说法！ 此论一出便在无遮大会上引起大哗，关于禅宗传承，人们确实听说有祖师衣钵的提法，神秀在世时对此也语多含糊，现在神会在此言之凿凿，不由得大家心里不起疑惑。神会看到第一炮见响了，接着又从教理上对神秀北宗提出批判。他声称，达摩初祖所传禅法是以顿悟为主，“自心见性”，而神秀的北宗却违背达摩初衷，重渐觉而轻顿悟，这是邪魔旁道，误人正途，要求为慧能的南宗禅正名。 神会在主座上说的唾沫星四溅，底下坐着的普寂僧团的崇远禅师坐不住了，他站出来说，“普寂禅师名声远扬，天下知闻，你一下座末僧居然如此诽谤大师，是不是你与自己的小命有仇呀？”（“岂不与身命有仇”）这种公然以生死相胁的说词出自一个和尚之口，还真是有些不可思议，可见北宗派僧人的愤怒，事关本派立宗的根本，不赤膊见红也不行了。 神会也并非只受些言语上的威胁，此后他在北方真的数次遇险，好在有南宗僧人的保护才得以脱险。神会对此并不介怀，相反他更来劲了，这种定宗旨、辩是非的大会他又在北方各地开过几次。745年他应兵部侍郎宋鼎之邀，把无遮大会竟开到了东都洛阳，这里是普寂派僧人的大本营，北宗禅和尚们对此忍无可忍了，于是勾结御史卢弈向唐玄宗诬告神会宣扬邪说，图谋不轨，唐玄宗耳根子软，遂将神会贬出洛阳，随后一贬再贬，两年内把神会逐了四次，直撵到湖北荆州才罢休。 北宗派僧人以为这下没事了，可是世事难料，这个时候胡人安禄山开始出来捣乱了。安史之乱（755-763）发端于河北范阳，几年之间兵祸如蝗虫过境，席卷大半个中国，唐王室都被赶的到处乱跑，那些北方的寺院僧团更是大遭其殃。北宗禅在中原苦心经营多年的寺院僧众被摧残一空，北宗无数高僧送命（普寂在安史之乱前就去世了），势力大受挫折。神会这一支倒是因祸得福，由于被贬南方躲过了战乱，而且天下大乱还为南宗禅的掘起提供了政治机遇。 唐王室与叛军开战打红了眼，什么招都想出来试一试，比如请回纥兵来援，交换条件是回纥兵如攻下长安可放任士兵劫掠。这还不足以筹够唐兵的军晌，于是平叛副元帅郭子仪想到了求助于在当时颇有名望的神会。神会说，这好办，我们来卖僧人度牒筹军晌吧。 唐朝的和尚是不必交税的，乱世中还可以躲在庙里吃大锅饭，所以很多老百姓为了生计都愿意出家。官府为了抑制这种僧众过滥的情况要求出家人数必须要在国家严格的控制之内，这就产生了所谓度牒制度，当年玄奘出家时参加的度僧考试，近千人中只取27名，可见当年度僧的严格。 不过现在要打仗，这些全都顾不上了。神会为郭子仪出了这个饮鸠止渴的主意，并拖着80多岁的年老之躯亲自设坛度僧。前面说到的曾迫害过神会的卢弈已被叛军杀死，而普寂及其主要弟子又都没有神会长寿，所以神会的大名开始远扬，他度僧得的钱全部捐给朝廷，由此得到唐廷的重视，同时由他度的僧自然的归入南宗禅门下，从而南北两宗的势力发生了根本逆转。唐肃宗还京后下旨为他在洛阳荷泽寺造庙供养，随后又正式封神会为禅宗第七祖。至此南北禅宗的这段公案终于有了个结果。 慧能禅宗在中国的得势除去一些偶然因素外，主要有几个重要原因： 首先，南宗禅讲求的不立文字、顿悟成佛的宗旨，将唐初各宗烦琐的佛教义理彻底抛开，它肯定了人人皆有佛性，而且成佛的先觉条件不再是对佛教经典穷其无味地苦读。只要机缘合适，众人就可通过“顿悟”这一方便法门立时成佛。这大大减少了成佛的人为屏障，令众多学佛的人不再望深涩的佛经而却步，这对于佛教的中国化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它对佛理的破坏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这些后果是在两宋后才逐渐显露出来。 其次，禅宗主张隐修山林脱离世俗生活，不象此前一些宗派那样热心与政治结合（比如华严宗对武氏政权的支持），这对王权的巩固有好处，所以历届政府对禅宗的敌意较少。 再有，南宗禅的大本营在南方数省，这里远离中国的兵乱战场。后来经唐武宗会昌法难、唐末大起义、五代更替，北方原有各宗的寺院体系遭到了极大毁坏，而禅宗在乱世中得以保存了实力，又由于宋后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开始南移，造成了南禅高僧辈出，最终他们在北方攻庙略地，最终一统了中国佛界。 神会之后，禅宗逐渐分成了青原和南岳两个体系，从南岳系中形成了沩仰、临济二宗，青原系中形成曹洞、法眼、云门三宗，到宋后临济宗又一枝独秀，它又进一步分化出黄龙和杨岐两家，以上统称五家七宗。中国佛教就是在这种不断分化之中逐渐失去了义理研究的活力，随着唐末至两宋以后政治上的崇佛空气发生逆转，中国佛教逐渐走过了他的盛世天下，开始向西山日薄处行进了。 （四十一）会昌法难、临济宗风 表面上看，唐代儒、释、道三家并立，互有争斗，其中佛、儒的群众基础最广，应该彼此矛盾也最激化。其实不然，儒、佛是两套不同场合和作用的哲学，儒家讲“忠君仁民、礼义孝亲”，这是套“入世”的哲学，直接作用于世俗生活和国家治理上，所以隋唐以来，官员选拔的科举制度是以儒家经典为考试科目（唐代的科举还没有发展成后来的八股文，除儒家经典外，考试还涉及先秦诸子的其它学问，甚至包括唐诗的写作水平）。而佛教讲的是“善恶因果，转世轮回”，这套思想是“出世”的学问，管的是“个体修行，普渡众生”。儒、释两家井水不犯河水，比较能够相安无事。 释、道的关系就要复杂的多，二者在中国被认为都是神、人沟通的工具，都有超度生灵的作用，而中国佛教在发展中借鉴了道家的一些学说来为本土化服务，而道家也学习了佛教的宗教仪式和寺院管理。二者形式相近，功能趋同，那么何者的法力更大，更受统治者的喜好，就成了此消彼长的关键。 唐王室的皇帝们比较实用主义，他们基本上对三教都不排斥，哪个在某件事上更有作用就提倡哪个。比如被称为“中兴皇帝”的唐宪宗，他觉得佛教的祈福许愿上更有噱头，就大张旗鼓地搞了迎取法门寺佛骨舍利的活动，耗资甚巨。为此，大文豪韩愈很不满意，写了个《谏迎佛骨表》来痛骂唐宪宗是当年梁武帝，早晚要为这盲目礼佛而国破身亡，唐宪宗一怒，差点把朝愈的脑袋可砍下来。但是，唐宪宗在求长生不死的事上，就又求助于擅于鼓捣出个泥丸仙丹来蒙事的道家，他最终就是死在误服仙丹上的。 也有不能象唐宪宗这样一碗水端平的帝王，比如这章的重点人物---唐武宗李炎。唐武宗谥的这个“武”字，大约是在夸耀他在位时对回讫人用兵的战绩。晚唐时中国有内忧有外患，这时最大的外患已不是突厥、吐蕃这些昨日黄花的游牧政权，而是改成继突厥而起的西北回讫人。这伙人自安史之乱入援长安开始，就一直不断地骚扰大唐的边境。唐武宗比较他前面几位被宦官挟持的帝王来还算有些自主性，他起用李德裕为大将，利用分化瓦解一一击破的老套路，最终收拾了这伙异族入侵者。 边境安稳了，唐武宗雄心万丈，也想着“再活五百年”，奇怪的是他不吸取唐宪宗、穆宗服丹暴崩的教训，仍是重用道士来求长生之术。他用的两个道士，一个叫赵归真，一个叫邓元起。历史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于，北魏太武帝用道士崔浩（崔浩是信道的儒官）、寇谦之而杀僧；北周武宗用道士张宾而灭佛，轮到唐武宗，这两位姓赵、姓邓的道士向皇帝献丹的同时，也献上鼓动唐武宗全面取谛佛教的毒计。而这位唐武宗还真的就言听计从了。 除了道士来穿小鞋外，佛教自身也有些总也改不掉的毛病遭人忌讳，说起来与前面两次灭佛的主因如出一辙，那就是佛教的过度泛滥造成了生产力的低下。自神会为平安史之乱大开私卖度牒以来，到了唐武宗年间，全国的僧侣总数又一次失控，而且其间鱼目混杂，良莠不齐。各地一些寺院成为大乱后最有势力的地主组织，侵吞农田，寺院经济恶性膨胀。对此，文采不错的唐武宗在《废佛教书》是用这样诗意的语言来评价的：劳人力于出木之功，夺人力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愈此道！ 皇上既然都这样说了，那么可想而知佛教徒的日子也就必不好过了。会昌二年（公元842）唐武宗开始没收寺院财产；会昌三年，唐武宗下“杀沙门令”；会昌四年，敕令尽拆大型寺院、佛堂，勒令僧尼还俗；会昌五年，唐武宗对此前的灭佛成果又来次大检查，勒令全国东西二都可以留寺两所，每寺留僧30人，天下各节度使治所留寺一所，留僧从5人-30人不等。其它寺庙全部拆毁，僧尼全部还俗。此次灭佛的成果是，为唐王室收缴了良田数千万顷，强迫还俗的僧尼26万人，拆寺4600所，可谓“战绩辉煌”。 其前两次灭佛的实际效果似乎都不如会昌法难这一次严重，原因可能是南北朝期间正逢佛教东传的初期，佛教强大的生命力抵销了王权灭佛的巨大破坏。但唐武宗这次不同，前面已说过了，佛教自隋唐八宗、南宗禅一统以来，在中国的传播势能已大不如前。佛教哲学的一些先天因素造成，它在中国的经几百年传播后，或者出现象玄奘法相宗那种艰涩的经院哲学脱离民间，或者出现净土宗这种简装版佛教，失去义理研究的活力，又或者象密宗这样与神魔鬼怪相结合，退化成原始巫术，再或者如禅宗这样玄中谈玄，发展成抽象派艺术。总之没有哪一个能真正顺应时代，发展出真正推动宗教变革的原动力。于是晚唐时分，中国佛教象没油的汽车在经多次点刹车的制动后，经唐武宗这次急刹，滑行势能嘎然而止。 唐武宗灭佛销毁了很多佛教经典，中华八宗中那些义理深邃的宗派没了精神食粮顿时后继乏力，象天台宗这种有海外亲戚（日本、朝鲜）的还好些，有些经典可以回流，至南宋时天台宗又有了些传播。而华严、律宗等宗的日子就更难过些，它们在宋后基本上融入到禅宗的思想流派中；密宗的那套思想本来就不合汉民族的文化习惯，所以它的流传很有限，元、清时期藏密大举入华，汉密就整体融入到藏密中去了；三论、法相在会昌法难之前，修习的人就很少了，所以消失的更快；净土宗因为有个净土信仰颇受民间百姓的好感，所以它的思想流传了下来，但宗派组织基本上被禅宗通吃。最后就只剩下一个禅宗了，自己又分裂成五家七宗，主战场在南方数省，后来渐渐一统中原，到两宋后这五家七宗又只有临济宗一家独大。 临济宗主张“棒喝领悟”，就是你老老实实地去问法，两句话不和就要挨打受骂，有的人开悟了，更多的人只能莫名其妙。你被打了还别叫冤，临济宗这种见人就打的毛病对谁都一样。临济宗的祖师黄檗希运（因住黄檗山得名，此山在江西宜春市）的时候，有次唐宣宗（继唐武宗之后的那个皇帝）去问法，刚问了两句，黄檗就一巴掌打在唐宣宗的身上，气的唐宣宗直骂“太粗生”（事见《景德传灯录》），黄檗说，你懂什么是粗是细，说完又是一巴掌。唐宣宗一看，估计打不过他，只好告退。 也有比较能打架的不服这个邪，黄檗有位高徒叫义玄（因后来常住河北正定临济寺而称临济义玄）也去向黄檗问法，问了三次，被黄檗用棒子打了三次。义玄回去后苦练武功，誓报此仇，武艺长进后又来找黄檗，两句话不到，黄檗又举棒来打，这次义玄也不客气了，夺了黄檗的棒子照着黄檗的秃脑壳就是一巴掌。黄檗和尚最大的优点就是服软，一看这个年青后生更能打，就宣布将传衣钵给他，将义玄招安。这南宗禅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不可理喻，后来义玄在河北临济寺开宗立派，遂成为禅宗中的最大流派----临济宗。至宋后临济宗成为中国佛教第一大宗派，还有个南宗禅曹洞宗也流传了下来，但势力较小，其它如沩仰、云门、法眼等五家中的其它小派别则兴盛了一段时间后就转入消寂。 临济宗的祖庭在河北正定的临济寺，这个寺现在隐于正定城里的古文化街中，不仔细找常会被忽略掉。寺中的其它建筑大多无存，只剩下一座造型修长的澄霄塔可以供人瞻仰。日本的禅宗信徒很喜欢来这里朝圣，中国人却大都不知这个小寺院的历史来由了。现在河北地区最大的禅宗寺院是赵县（就是出赵州桥的那个地方）的柏林禅院，这个寺的规模相当大，寺门前的文化街是赵县最繁华的地段，柏林寺有个很好的传统，就是不论香客还有游人来此都不收门票，自如进入，河北佛学院也设在这里，走在赵县的街上常会碰到一些来此修行的僧尼。 临济寺所在的正定城在古代是个重要的地区重镇，这里现在留下了很多文物古建，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名录的就有六、七处。古文化街上有一处花塔，造型奇异，堪称中国古塔建制的精品。这种造型的塔在全国只有新疆还保存了一个，但与正定花塔比起来工艺差了很远。 文化街上还有一处唐开元寺，现仅存一塔一钟楼，建制完全是唐式的，极具古韵。开元寺塔建于东魏，唐代重修，从审美角度上甚至要优于长安大雁塔。开元寺的钟楼分两层，下面一层是唐代原物，上面一层为五代时重修，这个钟楼是中国现存“四个半唐代木建”中的那个“半个”，同时它又是中国年代最古的唐代钟楼。另外四个唐代木建全部在山西省，对古建有兴趣的朋友不要再被时下那些假古建蒙骗了，要看唐代古建只能去山西和河北正定去找。 正定还有个隆兴寺（又称大佛寺）是当下正定诸多古寺中规模最大的一处，内有很多宋、元木构建筑，大悲阁内有一尊宋代铜制千手千眼大佛，高22米（相当于时下八层高的居民楼），此佛像是中国古代雕像艺术登峰造极之作，审美价值无需多言。诸位朋友有时间还是拿出几天到石家庄地区一游吧，把赵县、正定、定州的古建可一网打尽，最后别忘了去一下石家庄西郊的毗卢寺，这里有精美的元代壁画，在前面的贴子曾介绍过。（扯淡网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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