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上帝，还是信经济学家

　在接触美国科学伦理学家安德鲁·金柏利《克隆——人的设计和销售》一书之前，经济学家对克隆技术的态度，我一直不甚了了。这除了在国内经济学界的确鲜有人就克隆技术的诞生发表看法外，我还一直受到这样一种认识的支配：克隆技术的诞生本身是科学界的事，而由此引发的道德问题是伦理学家的事。
然而看过安氏著作，其间透露出的事实让我吃惊不小：在国外，克隆技术刚诞生，经济学界就对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从权威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期刊到市场分析专家都无一例外地对这项技术的诞生持赞成态度。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针对伦理学家对克隆技术的责难，冷冷地说：“不要钻牛角尖，管他呢，干起来再说。”

如果说社会对经济学家的意见仅仅采取“坐而论道，不足与谋”的态度也就罢了，问题就出在还有更让人吃惊的事。安德鲁·金柏利在书中列举了经济学家赞成克隆技术所产生的莫大影响力后，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可预计对于克隆技术最终被应用与推广的并不是科学的因素，而是经济的因素！对道德最终构成威胁的也不是科学家，而是经济学家！

一门号称不关心价值判断的学科为何恰恰是对道德威胁最甚的学科？个中理由不能不让人深思。

法国著名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经济，而是几千年来人类行为的组成部分。但这种论断无法否定这样一个事实：早期的市场交换活动并不构成社会解决基本经济问题的手段，市场真正成为基本经济手段是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18世纪中叶始。而市场意识则滥觞与勃兴于此前作为思想先导的启蒙运动。在市场意识勃兴的背景下，启蒙思想家们对于市场运作中人的行为的规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哲学家弗兰西斯·哈奇森在经过仔细研究后认为，人类行为的规律不是建立在宗教信条或古老的戒律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自利原则的基础上。这一发现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地位不啻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但真正完成宗教神学向世俗神学的革命性转变的却不是哈奇森，而是他的学生亚当·斯密。斯密提出，经济秩序建立的准则是人类自身利益。正是因为每个自利的人对自身利益的追逐，促进了国民财富的增加与人民福利的改善。宗教与权力所强加给个人的责任与义务不仅没有任何意义，反而会妨害市场的有效运作。这就是斯密的自由市场原理。由此原理引申出一个重要的哲学信条：每个人都是“经济人”，“经济人”在选择自身行为时，没有任何道德的或宗教的神圣标准，而只有最大限度符合私利的实利主义判断。宗教不是救世主，以人的自利的品格所推动的市场调节是人类世俗救世主。由此，斯密以其自由市场理论完成了神学和伦理学上的一场革命。因而，尽管后世经济学家有人主张经济研究不谈价值判断，不讲道德，而实质上，自斯密始，经济学已经僭越其本分，对哲学、社会科学以及整个社会意识产生深厚的影响。

斯密之后的200年，更使斯密信徒们得出这种结论：20世纪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实验场，最终证明自由市场制度是人类最完美因而也是最后一种制度安排，历史已经走向终结。在此情势下，斯密学说在伦理学上的革命更进一步深入，以至于经济的准则终于逐渐取代了宗教或神学的法则成为惟一的法则。纳尔逊就说：“如果就旧时的祭司通常询问每个行为是否符合上帝设计世界的准则，那么在当代经济学的学说中，经济效益和经济发展的准则取代了神的计划。”

世俗经济学取代宗教神学，经济学家于是也几乎成了上帝。金柏利本人在书中也说：今天，当统治者们在公共利益准则方面遇到困难时，不管是就业政策，还是环境保护，当然也包括克隆技术的应用与推广问题，他们都要求助于现代神使——经济学家。

问题在于，这些所谓世俗神使的经济学家在精心构想他们自已对这些重大问题的答案时，他们不依赖于任何宗教的神示或道德的信条，而只有一个经济法则。具体到克隆技术的态度上，克隆技术将生产出各种“人体商品”，由这种新技术与新产品，进而开辟出一个全新的人体市场，由此将引发世界范围内一场新的“创新浪潮”。因而，在全球经济发展普遍缺乏推动力的背景下，由克隆技术引发的创新浪潮无疑可以成为诱发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风暴眼”。因此，经济学家对克隆技术的赞成也就顺理成章了。

不幸也恰恰出现在这里：“斯密传统”下的经济学法则与宗教神学以及道德信条存在对抗与分裂的一面。因为任何宗教都建立在尊重生命的基础上，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宗教，道德的核心又恰是维护人的尊严。而在“斯密传统”下的“经济人”是不依赖于任何他人或社会，且没有任何道德关怀可言。可见二者之间存在深刻的鸿沟。如果说早期世俗经济学家与宗教神学对抗与分裂的性质还不明显的话，那么随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触及的范围日益扩大，这种对抗与分裂的性质也会日益突显，并最终造成这样的局面：一方面，作为一种有着无限商业冲动的资本主义体系，在赋予了人的自由的同时，也不断地消解着人的神圣与尊严，并最终以克隆技术作为消解人神圣与尊严的最后篇章；而另一方面，经济学家还在为这样一个被金柏利称为“将人类灵魂与肉体彻底分开，并将人类赤裸裸地放在拍卖台上”的技术大唱赞歌。于是，一度几乎以经济法则替代宗教神示与道德信条的经济学，终于快接近与宗教、道德、人文科学真正分道扬镳的十字路口。

就这样，今天的人类看来终于将意识到他们其实很久以前就一直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信上帝，还是信经济学家？

本文选摘自卢周来著《穷人与富人的经济学》（海南出版社出版）。卢周来，一位70年代出生的年青的经济学者。在卢周来身边的经济学人都很年轻，大多具有西学背景和深厚修养，而且对中国当代的改革富有一种天然的使命感，相对严峻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开始把他们推上前台。相对于新左派或左翼的称呼，他们更习惯于非主流经济学家的这个标识。前者带有某种意识形态色彩，而后者则表达了一种诉求——不满于主流经济学家的改革路径并垄断话语权，卢以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自居，要求更多的话语权。在这本《穷人与富人的经济学》中，读者将会听到这样一些“另类的声音”。(卢周来)

《中华读书报》2002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