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话不好好说

任不寐

一个只讲力量和利害的民族，往往不讲道理和是非。或者说它讲另外一种假道理，并因此形成了自己的话语方式和文字符号。这种话语方式就是我所说的“诗性语言”，它所承载的民族精神就是我所说的“文学思维”。如前所述，“诗性语言”和“文学思维”是文学教育培养起来的。关于这个问题不再赘言，我们现在要进一步分析的“诗性语言”是如何和民族精神互相作用的。教育家和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 vou Humboldt,1767-1835）说：“由于语言的存在，民族差异才成为一种受人注意的精神现象。……语言的特性是民族精神特性对语言不断施于影响的自然结果。……而语言则把它所获得的这类特征固定下来，并以此对该民族产生反作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德）威廉-冯-洪堡特 著 商务印书馆 1999年出版P203-204。）

古代中国语言分两大类：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现在我们生活中的语言有三大类，一种称姚（文元）体，就是新闻联播和报纸上使用的语言，这种语言缺乏信息量，却辉煌壮丽，气势磅礴、或正义凛然，或语重心长。第二种称为王朔体，以市井厘语和俏皮话为主要内容，充满犬儒和机智，也充满脏话、得意和无奈。第三种称为杨朔体，就是作家和诗人用来写作的，或满腔悲愤，或泪流满面，或兴高采烈，或一往情深。但是无论那一种语言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话不好好说，或者拐弯说，或着“说着说着就要动手”。对“有话不好好说”的“诗性语言”可以总结出三大特点：非理性、否定性和实践性。我们进一步做具体分析。、

1、非理性
文学思维和这样一些词联系在一起：冲动、急躁、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夸大感情等。总的说来，文学思维缺乏推理能力，而是用想象代替推理，用抒情进行价值判断。关于文学思维的这些特点，可以参考庞勒对“群众心理”的相关描述：

这种思维习惯“从逻辑上属于十分拙劣的一类”，它也有推理，“它的推理也要借助于观念”，但它所采用的各种观念之间“之存在着表面的相似性或连续性。”这种推理方式“类似爱斯基摩人的方式，他们从经验中得知，冰这种透物质放在嘴里可以融化，于是认为同样属于透明物质的玻璃，放在嘴里也会融化; 他们又象一些野蛮人，以为吃下骁勇敌手的心脏，便得到了他的胆量; 或者象一些受雇主剥削的苦力，立刻便认为天下所有雇主都在剥削他们的人。……把彼此不同，只是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搅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体的事物普遍化。……因此不妨说，他们并不推理或只会错误地推理，也不受推理过程的影响。”（《乌合之众》Ｐ48－49）

柏拉图对文学思维也进行过即使不是开创性的也是经典性的批评：

“在柏拉图看来，诗歌是欺骗：他提供模仿的模仿，而生活的目的是寻求永恒的真理; 诗歌煽动起难以驾驽的情感，向理性原则挑战，使男人象个女人; 他诱使我们为取得某种效果而操纵语言，而非追求精确。诗人发送出很多精美的言辞，可是，如果你问他到底在说些什么，他们只会给你一个幼稚的回答：不知道。”（《文学对抗哲学——从柏拉图到德里达》（美）马克－爱德蒙森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出版，Ｐ1。）

任何原始民族都经历过“诗性语言”阶段，但有的民族很早就从诗性语言转进入了理性语言时代。在这方面，希腊社会是一个特别著名的范例。虽然诗和歌也是希腊社会早期主要的精神文化形态，但很快理性语言就支配了精神世界。不仅如此，希腊的诗歌事实上也一直没有被抒情完全统治，“在诗和歌里面，词及其思想内容占据主导位置，伴随的韵调和激情只起次要作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P213。）汉语则长期停留在诗性语言阶段，这种语言从象形文字到文字的运用都是一种独特的比喻，往往又出乎意料地把不相关的概念组合到一起，通过想象力来影响事物的本质，并倾向于把无生命的事物和有生命的事物列列为同一范畴（比如很多这样的歌词：“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你搞不清楚它在说什么），也倾向于进行“本质主义”的思考（“究其本质”、“不可告人”、“别有用心”，等等），对事物背后的神秘力量充满巫术般的想象。在洪堡特看来，汉语是“偏离高度规律的形式的语言”。他说：

“即便是最坚定地捍卫汉语的人恐怕也会意识到，汉语并没有把精神活动确立为真正的中心，使的诗歌、哲学、科学研究和雄辩术以精神生活为出发点同样成功地繁荣起来。”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P299。）

首先，诗性语言有一种自我拔高的功能，但却缺乏信息量。它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使自己在言说的同时被自己感动，变得神圣不可侵犯或不受自己控制。比如，我们常常说：“啊，祖国！”话一出口，一种神圣感油然而生，于是我们就高大起来。可实际什么信息也没有。再比如，“狼烟四起”，一看到这个词我们眼前就出现一幅战争画面，但究竟有几匹马、多少士兵，你不可能知道。、

其次，这种自我感动的力量发展到极端回出现一种叫“自体中毒”的轻微精神障碍，即自己被语言控制而不是相反。最经常的症状是“真实谎言”：一个人经常通过比喻来说明一件事情，说着说着自己都以为那是真的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结论。我们举个例子：有一位文学教授，他参加了一个评委会结果自己给自己评了奖。这自然遭到了批评。他很生气，就说自己政治处境很不好，这些知识分子的象别人一样搞政治迫害——请注意，他的结论来了——这些人竟然搞政治迫害！这时候他热泪盈眶，他被自己感动了，并毫无疑问是真诚的。这种感动是轮番上升的，具有越说越激动越激动越说这种再生机制，最后可能冲动下诉诸暴力或其他非理性的行动。我认识一为“民间作家”，他和朋友吵翻了，理由是这样的，下面是他的推理方式：１、我猜疑他可能是A，２、既然Ａ是恶的，３、他竟然是恶的！于是他觉得和朋友不共戴天。

当然，这种自体中毒有时候掩盖着某种极端自私自利的动机，只是由于把否定放大到他人身上，通过抒情的作用想象成为真实，掩盖了自己的真实心理——但心理学上的研究比这种想象力深刻的多：我们知道：攻击和抱怨，这本身已经是内疚。自己被自己感动的心理真相往往是，良心急需文学的援助。

2、否定性
诗性语言首先来自资源匮乏约束下的主观自由的匮乏。同时，这种语言反过来又为争夺资源服务。一方面，诗性语言为不当得利进行道德辩护，这种辩护一般说来在逻辑上是非常幼稚的，比如利他主义。另一方面，诗性语言成为争夺、拼挤生活的号子——语言暴力是生活暴力的意识形态。
这种语言暴力在本质上是一种否定的语言，几通过对他人的否定来毁灭他人，目的是使自己在生活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或者在劣势的情况下通过语言攻击取得心理平衡。

首先，诗性语言在逻辑上——也由于资源争夺的你死我活的性质——迷信善恶二元论，走极端，不宽容。它设定两个价值极端，由于人自我中心这种天性，他人总是处于恶的那一端，并罪不可赦，没有任何好处，自己则处于善的这一端，好的天花乱坠，白璧无瑕。没有任何中间状态，不是君子就是小人，不是魔鬼就是天使。基督教文明因上帝这一纵向公设使所有的人都在灵魂上是平等的，既不可能是天使（没有人是神），也不可能是魔鬼（每个人都是神的孩子），但在汉语世界，这种理性认识是不可能发生的。

其次，在上述道德上的“阶级成份”划分完毕之后，“善”就要对“恶”进行否定，而且必须是彻底的否定。就这样，人神共惧的中国大批判诞生了。这种大批判之不讲道理，就是通过抒情武装自己、然后通过“本质主义”的独断进行论断来实现的。否定性语言同时在心理上受权威人格的影响，因为批评别人客观上有暗示自己比被批评的人要高明这种功能，所以，中国人都特别深爱此道。正如鲁迅说的，他们在说“世风日下”的时候实际上是想说“他们世风日下”。有时候，对他人的全盘否定是通过对另外的一个人的全盘赞扬来进行的，有时候这种否定则指向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人，一显示自己与众不同。句个例子：如果两个人在争论，批评家唯一的反映是不问是非，而是两个人都否定，以暗示自己“和他们不是一伙。”即使流氓强奸妇女，他也宁愿评论说，那两个人太不成体统了！
这种人可以命名为“批棍”，我批故我在，是非不重要，批判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必须批评。我一批评，我就“赢”了。所以在很多讨论会上，中国人根本无法讨论问题，也不会倾听，争吵成了家常便饭。而在互联网中文论坛上，口水与砖头齐飞，冷嘲和热讽一色。对于这种愚蠢的状况，由于匿名发言往往更沾沾自喜，没有任何耻辱感。

否定语言还具有“事件饥渴症”，渴望别人出问题，希望出突发性事件，希望窥探阴私，然后见猎心喜、落井下石，居高临下进行批判，进行机会主义的自我凸现。“批棍”对他人的不幸缺乏同情，他人的遭遇成为他起哄的材料和化装的颜料。嫉妒在这里也可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稍有名气的人，或者女明星，更容易引起“批棍”的热情。经常的话语是这样的：“连他都这样，真令人失望”、“其实难符啊”，等等。《圣经》上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但在这里，使人纷争的人自以为有福了。
社会性原因并不难找。就是否定指向各种社会资源（如注意力、政治地位、经济利益等），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和教育最密切相关的的原因就是：“贱民”因为长期压抑通过语言攻击实现自己的“想象力执政”，这是一个普遍性的事实。研究认为，学校的管制和否定性评价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习惯于操持否定语言。

正因为如此，有人把中国称为一个骂人的国度。“骂”是否定性语言的极端形式，否定性话语还要配以激烈的音调，而这音调反过来有鼓励语言的粗暴。中国民间骂人花样之丰富、内容之无耻，确实蔚为大观。笔者曾经有幸在某时公安局实习，清楚地记得有这么一段对话（立此存照仅仅为了研究，愿上帝宽恕我）：

警察：????妈，谁让你站起来了！
民工：你怎么骂人……
警察：你妈X谁骂你了？????妈，你给我跪下！（踢了一脚）
民工：我的脚累了……
警察：你妈了X的，我看你是找抽了（一顿耳光）！
民工：（哭）
警察：哭你妈了X啊，我????妈了？瞧你妈X那操性，我????打不死你——????妈你还敢看我？你妈X你以为你是谁？到里面我他妈整死你（又一顿拳脚）！
民工：大哥，我不敢了，大哥，我错了，我错了……
警察：错你妈X！错哪了？说？????妈你为什么错，知道错你妈X还犯（更强烈地踢打）！
（过了一会儿）
民工：大哥，我要上厕所。
警察：（不理睬）
民工：我实在憋不住了……
警察：别不住了，拉啊，憋不住了和我有啥关系啊？！
……

这段“对话”给我强烈的刺激，我能感觉到这种语言包含着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密码。我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把它全部破译出来。遗憾的是，这种“对话”实在太普遍了，而基本上是行为暴力的伴奏。这种语言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诗性语言：它是比喻（“暗喻”），是极端的想象，并把想象当成事实。如“你是狗”，“????妈”，等等，实际上“你”不是“狗”，而那种“性行为”也没有发生。这种想象和“疑是银河落九天”这种诗句所蕴涵的文学逻辑是完全一样的。

当然，也有只骂不动手的，这在各个地区有不同的表现。至于知识分子，在这方面也好不逊色，不过大体上属于只骂不动手之类，不过他可能是在为国家暴力伴奏。孟子说：“无父无母，是禽兽也！”这种姿态让人不寒而栗。想想吧，如果给他权力，他对“禽兽”实施最残酷的暴政肯定会以为是天经地义的。知识分子的另外一种骂术就是反讽，这个问题我们也讨论过了。反讽没有爱和宽恕，只有愤怒和蔑视，因此从反讽的语言暴力发展到政治暴力也是轻而易举的。

3、实践性

文学语言也有强烈的强烈的实践意欲。由于情绪的泛滥和自我感动，它会“说着说着就要动手”。

这种实践性首先表现在语言主要用语社会生活而不是精神创造，因此中国文化没有科学和哲学精神，只有实用的道德伦理和权术兵法，只有诗歌和散文。其次，在社会生活中，经济生活缺乏数目字管理（黄仁宇），缺乏契约精神和效率观念。最后，它表现在文人领导革命这种政治传统中，而文人对革命的领导往往进入浪漫主义的极端运动，由于道德取代了法律，由于善恶二元论取代了个人平等观念，往往导致对生活的伤害。

这就是中国文学教育给我们提供的语言教育。学生从校门出来，成为各种形式的语言暴力者、学会假抒情，说自我感动的谎言为自己的错误辩护，不会讨论、不忏悔、不宽容——他们打算否定一切站在他们前面的人，而且以高大的形象。

我到不是主张取消汉语，而是提倡一种新汉语，新语文。人类精神文化包含着求生、求善、求美、求真四方面的内容。诗性语言有它的审美价值，但它应该主要把自己留在这个审美领域，而不是垄断整个精神生活。我们已经看到，文学的僣越必然导致社会生活的非理性化，整个社会没有人格健全的人，每个人都打算对别人行凶并觉得正义凛然，但受到伤害以后又被自己苦大仇深所感动。

这一切应该改变，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