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聖經有教導文化使命嗎？

http://fundamentalbook.christiangospelhall.org/article233.html

當有人說我們要履行文化使命時，我們首先要弄清楚，他們的意思是甚麼？文化使命的信念就是我們要把神的真理帶進人類社會的每一個範疇，包括藝術與文學，及至政治、政府、經濟、學校、科技發展等方面。它是根據創世記1:28所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表面上，文化使命聽來不錯。我們基督徒當然要做萬物的好管家，所以我們可以說是有一個環境上的使命。身為基督徒，我們要用神給我們的恩賜及能力在各行各業裡事奉祂。我們不可做任何不道德、高舉人及藐視神的事。我們在寫作及藝術上不可創作任何污穢、邪惡、卑下的東西；我們只能寫作、繪畫以及雕刻那些合神心意的事物。政府的架構應當建基於聖經的真理上，就如「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的事實，以致政府須有制衡及監察的制度一樣。聖經教導我們該怎樣在各個範疇裡生活及表現。神的真理完全地在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有教導。就如歌羅西書3:23所說：「無論作什麼，都要從心裡作，像是給主作的，不是給人作的。」我們所作的每一件事都是出於向神敬拜及替神管理，目的是榮耀神及促進神的國。

但當牽涉到文化使命，問題就變得很棘手。按基督的定義，神的國是在人心裡面屬靈的國。這就是為何主雖知道自己將被釘死並復活升天，祂仍說天國是在你們心裡(路17:21)的原因。基督住在我們裡面及中間，是祂在我們的心思、意志及靈魂裡掌權(登山八福的主旨，就是指出誰能進入神的國)。然而，那些堅持文化使命的人卻引用創1:28主張我們基督徒要在地上掌權。他們說我們要管治所有的機構、政府及權力組織，使基督徒可以掌權並把基督徒的原則放進眾人中間。他們說基督教是透過建立基督徒文化得以增長。對他們來說，文化使命有時幾乎比在人心裡促進神的國更為重要。這就是他們的教義不合聖經之處。

神從沒有命令我們像回教徒那樣為阿拉去得著世界，管治大地。我們不會為了榮耀主及以促進基督國度之名而殺人。我們還沒有從十字軍的歷史受到教訓嗎？基督教的增長是透過陡婕皞鞲Ｒ舳鴣淼摹Ｎ覀兪苊�就是如此。正如基督說：「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太28:19-20)。這是就是我們的使命。創1:28只是告訴我們要愛惜保養神的創造。它沒有告訴我們要為基督征服世界。

文化是從信念生出來的。在學術界有一個很大的辯論，就是到底宗教創造了文化，還是文化控制著宗教。哪個先存在？宗教還是文化？先有雞還是先有蛋？事實上，正如我們從聖經知道，神是先造了雞，後才有蛋，我們就知道文化只是反映人的內心，因為神告訴我們人的心才是問題的關鍵。敬虔的文化是源自敬虔的信仰，是人的心被神話語改變的結果。文化每日都在轉變，但神的話語永不改變。神永遠不會改變。所以，基督徒的呼召不是透過影響力、權力及地位去治服文化(雖然善用政府的機制及地位去為基督及真理作見證並沒有錯，正如威伯福斯 (William Wilberforce)在英國國會倡議廢除奴隸販賣)。反而，基督徒的呼召是向萬邦傳揚福音。我們要愛惜保養受造物。我們要讓神的真理滲透人類的生活及習俗的每一個層面，包括我們的職業及我們在政府機制下的權利。然而，沒有真正的教會，就不會有基督徒文化。一個國家或許有基督教的根源及價值觀，但除非福音改變人的生命，那些根源及價值觀只會被擱在一旁，因為人總是按著心裡的喜好來制訂規則及法律。問題的唯一答案就是一個真正改變的心。我們不能治服一個失喪的人的心，但神能這樣作，若我們真盏貝鬯麄儯�向他們福音，並向他們顯明一個敬虔文化是怎樣的(愛心、合一、慷慨、傳福音、讚美神、談論神、陡妗⒙}經教誨、真正的友誼及相交等)。

所以，某程度來說，文化使命也是對的，但我們必須明白聖經是如何定義文化及如何改變文化。神的國現時是在人的心裡，而它是在人心裡增長。基督徒要在神給他們的文化環境裡生活及事奉，像一個從內到外都已被改變的人。我們應該指出錯誤的文化，拒絕參與任何不合聖經真理的事。但我們必須緊記真正改變文化的唯一途徑不是立法(舉例說，當我們把酒精列為非法，換來的只是販賣私酒和罪惡)，雖然敬虔的法例是朝向正確方向踏出的一步。若我們把墮胎列為非法，人們也會繼續墮胎。若我們把毒品列為非法，他們也會繼續吸毒。問題的關鍵永遠是人心必須透過相信基督而得著內裡的更新。我們必須專注於這個核心重點上。若我們能活出基督及傳揚基督，文化將會改變。若我們活像一個假冒為善的人，又不去傳揚整全的福音，那麼我們試圖治服文化的所有工作都必失敗得可憐。我們是否希望影響文化及將真理帶進文化裡面？那就讓我們活出基督，傳揚基督的福音，並用神給我們的地位，去表明聖經之道在人生的各方面上都比其他的門路更好及正當。

聖經預言基督徒建立地上的國度必然會失敗，所以基督必須親自再來完成這事。基督應許神的國(即今世的教會)會有增長，並且沒有任何力量及地獄的權勢能阻止它。所以，雖然基督徒不能治服世界的文化，但教會仍然會增長。事實上，從古至今，福音是在逼迫的環境下增長得最快。神的道路非同我們的道路。事實上，我們地上的政權若敵對基督徒，可能對教會更為有益。最低限度它會喚醒我們要為真理站立並讓神的道改變我們。

神的計劃一直都是要我們傳福音。這看似是一項愚昧的任務，我們卻藉此信息去改變世界。它真的可以改變世界，因為這是自基督降世以來一直所作的事。歌羅西書1:5-6說：「是為那給你們存在天上的盼望；這盼望就是你們從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聽見的。這福音傳到你們那裡，也傳到普天之下，並且結果，增長，如同在你們中間，自從你們聽見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樣。」是的，我們應該在我們的文化和國家中為真理及道德站穩，但我們最終的盼望是靠著真理的道，藉著耶穌基督的福音，住在基督裡面。我們必傳揚它，不論我們的文化接受還是拒絕。若他們接受，他們會被改變；若他們不接受，他們將會進一步敗壞並積蓄神的忿怒。我們只能作神所吩咐我們作的事，並且去傳揚福音，為真理站立，活出真理。如果這樣作都無效，我們亦沒有後備方案，唯有等候主的再來。

你盼望看見文化變得更以神為中心嗎？不要倚靠外在的方法去治服它；當倚靠神，藉著傳講人以為愚蠢的信息，靠陡娴哪芰Γ�把他們的心意奪回。畢竟，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也不是與文化、政府、以及任何地上的敵人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惡魔爭戰(弗6:12)。神的國是屬乎靈的，所以我們必須用屬靈的方法使它增長。

(Translated from “Does the Bible Teach a Cultural Mandate?” by Brent Barnett. www.relevantbibleteaching.com)

譯者按：

文化使命的提倡者主要是來自改革宗或歸正派的信徒。其實，文化使命的目的及內容杖皇侵档眯蕾p的。基督徒的確應該在他們身處的環境及地位中作鹽作光，對抗罪惡及為真理作見證。可惜他們在教導及推行文化使命時，犯了四大錯謬，以致在神的兒女當中，產生了好些問題及難處。這四個錯謬就是：

一，他們把信徒的社會性責任視為教會的使命。普遍信徒都知道，主升天前給予門徒的使命，只有一個，就是傳揚福音(太28:19-20)。主從來沒有給予門徒改革社會的使命，你在四福音中看不到主有這樣的教導。保羅書信及其他書信都沒有提及。他們只能把創世記1:28作為文化使命的根據，但這是否太遙遠及牽強？這是神當初給始祖的吩咐，如何引申至新約的教會及信徒身上？難道每個信徒都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嗎？可能有些信徒真的按字面吩咐去儘量生兒育女，但普遍信徒都不會視之為使命吧！把不是使命的事提升為使命，不知不覺就把教會的專注力從真正的使命上移走了。教會的資源、信徒的時間精力都是有限的。神要教會專心履行這唯一的使命，是出於祂的智慧，因為祂知道福音是多麼的重要。有人擅作主張把唯一使命變成「雙重使命」，無論其動機如何純正，這是以人的智慧代替神的智慧，神是不會喜悅的。

二，他們把改變文化的次序混淆了。如上文所說，文化反映人內裡的心思。心思不改變，文化如何能改變？現今絕大多數都是沒有神生命的人，就是在稱為基督徒的群體中，許多都是掛名信徒，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是少部分。那麼教會如何靠這少數的人去改變文化和世界？歷史告訴我們，只靠少數的基督徒政府去管治大部分不信的人，至終也只是一敗塗地。人不會長期順服一個以神的聖潔為標準的制度及政權。他們只會表面或虛假的順服，將來有機會必然會反抗，除非他們已經有了神的生命。那為甚麼教會不專注傳福音，為主作多些實質及有永恆效用的事，反而聚集這麼多人力物力去改變那些只有福音能改變的事呢？只有神的大能—福音—能使人心改變及順服。

三，他們把神的國降臨的時間弄錯了。筆者很欣賞改革宗大部分的教義，特別是有關神的主權的真理；但他們的千禧年觀，個人認為是不符合聖經。為甚麼改革宗及歸正派信徒這麼熱衷要改變文化及世界？豈不是因為他們認為現今就是千禧年，或認為靠基督徒的力量能改革社會到一個地步引進神的國？他們相信教會時代就是國度時期，撒但已經被捆綁，基督徒可以透過聖靈的能力及教會的復興，漸漸地把整個世界基督教化，那時基督就回來了。所以他們就滿懷希望去推行文化使命，改變世界。然而，聖經並沒有給我們因人的努力可改變世界的盼望。明眼人都能看見，撒但並未受捆綁，牠依然是這麼活躍及猖獗。千禧年有福的光景並未出現。主指出魔鬼仍是這世界的王(約14:30)。保羅說世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林後4:4)。約翰到晚年仍說：「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約一5:19)。保羅在臨終前預言「時候要到，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耳朵發癢，就隨從自己的情慾，增添好些師傅，並且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語。」(提後4:3-4)。我實在不明白改革宗及歸正派信徒何以如此樂觀地相信教會能改變世界。從聖經和現實看，現今絕對不是聖經所形容的千禧年有福的國度(這個世界仍充满了罪惡、試探、掙扎、勞苦、虛空、悲哀、眼淚、死亡)。這個國度不是靠你我這些軟弱敗壞的人去建立或引進的，乃是主自己親自建立的：「當那列王在位的時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國，永不敗壞，也不歸別國的人，卻要打碎滅絕那一切國，這國必存到永遠。你既看見非人手鑿出來的一塊石頭從山而出，打碎金、銀、銅、鐵、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後來必有的事給王指明。」(但2:44-45)。「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啟11:15)。根據聖經，神的國是在神審判及刑罰世界之後才出現。這個舊世界既然注定要被神廢去，為甚麼我們還要把我們的希望放在這個將會被毀滅的地上？

四，他們為了堅持文化使命，有時甚至漠視了聖經其他的吩咐。有些改革宗及歸正派信徒，把這個文化使命推至一個極端，就是主張與他們認為不公義的政權對抗。如以上所說，他們認為現在神已藉著教會在地上掌權，而教會是有使命去對抗及改正一切不公義的事，包括政權。神的國是公義的，所以若政權有任何不公義的地方，我們基督徒就該起來抗爭。這觀念就是文化使命去到一個極端的例子了。若這講法是對的，為甚麼保羅不呼籲信徒反抗羅馬帝國，反而教導說：「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羅13:1)；為何彼得說：「你們為主的緣故，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罰惡賞善的臣宰。」(彼前2:13-14)。為何主在登山寶訓裡說：「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太5:5)；「你們聽見有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裡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給他；有向你借貸的，不可推辭。」(太5:38-42)？難道一個所謂「文化使命」就可以把這所有經文都廢掉嗎？

你們沒有過讀教會歷史嗎？初期教會三百年受到羅馬政府的大逼迫，他們完全沒有抗爭，沒有企圖改變羅馬人的文化風俗，單單以一個勇敢溫柔的心去面對苦難甚至死亡，但他們的見證卻吸引了成千上萬的人來歸信基督。今天那些主張文化使命，鼓吹基督徒要與政權抗爭的信徒，豈不知神的旨意是叫我們在一個不是絕對公平的環境中學習順服及忍耐，並彰顯出溫柔但不屈的生命見證嗎？「你們就是為義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嚇，也不要驚慌；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存著無虧的良心，叫你們在何事上被毀謗，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誣賴你們在基督裡有好品行的人自覺羞愧。神的旨意若是叫你們因行善受苦，總強如因行惡受苦。」(彼前3:14-17)。神用著那些殉道者溫柔受苦的見證，令圍觀的人，包括那些殺害他們的人，自覺羞愧、良心受責地悔改信主。有人說司提反受害的見證，也為當時在場的保羅播下了信主的種籽。

今天主張用文化使命來對抗政權的信徒，單一以公義為口號，不明白神讓信徒受苦的旨意，漠視聖經中一切有關順服的教導(基督徒只在被逼作違反信仰的事上可以不順服)，不理會初期教會的榜樣，沒有像主一樣顯出「被罵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只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彼前2:23)的溫柔見證，勉強要用屬血氣的方法抗爭，結果敵人非但沒有自覺羞愧，反而惹起更多的怒氣和衝突，連那些不認同對抗政權的教會及信徒也被牽連，聚會受到更大的打擊。你們真是大錯特錯了！

其實，我們為信仰的緣故付出代價，為義受苦，這也是難免的。若我們真的為福音而受苦，聖經說是可喜愛的。為義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但若有人執意去行聖經沒有明說的教導而受苦，甚至連累別人受苦，這就是非常愚昧了。「倘若人為叫良心對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這是可喜愛的。你們若因犯罪受責打，能忍耐，有什麼可誇的呢？但你們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這在神看是可喜愛的。」(彼前2:19-20)。

總結來說，我們基督徒在世上有作鹽作光的責任，在我們的地位上要見證基督，但這不是教會的文化使命，教會唯一的使命是傳福音及建立門徒。現在是教會時代，教會有屬靈的權柄宣告人可以因信福音而罪得赦免，但現在不是神國時代，我們不是透過基督徒的努力引進千禧年國度。教會現在沒有權柄及能力改變世界的文化。現今不是信徒在地上掌權的時代，乃是屬神的子民被擄到巴比倫的特殊時期。我們現時的身份不是在國度中與主作王，而是在外邦中作神的餘民。我們好像但以理在巴比倫王及波斯王的統治下生活及服侍，但卻沒有被世界同化及在信仰上妥協。我們不是以神的主權作口號去爭取社會公義，乃是因神的主權而安心，忍耐等候直到主再來建立祂的國。

转二：文化使命：治理，统治抑或见证？

https://t5.shwchurch.org/2012/09/24/%E6%96%87%E5%8C%96%E4%BD%BF%E5%91%BD%EF%BC%9A%E6%B2%BB%E7%90%86%EF%BC%8C%E7%BB%9F%E6%B2%BB%E6%8A%91%E6%88%96%E8%A7%81%E8%AF%81%EF%BC%9F/

几年前，大陆基督徒对于“文化使命”（Cultural Mandate）还很陌生。近些年，随着知识群体信徒人数的增长，文化使命的呼声越来越高。许多知识分子基督徒认为，我们信了主，自然应当以信仰去影响文化，甚至使文化基督化，使中国基督教化。在这种潮流之下，我们需要认真地思考，文化使命究竟是什么？我们应当把文化使命放在什么位置上？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界定什么是文化。据说庞朴先生曾问钱钟书，文化如何定义。钱钟书说，文化这个东西，你不问嘛，我倒还清楚；你这一问，我倒糊涂起来了。要给文化下一个定义，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简单说来，文化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广义的文化，一种是狭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非常宽泛，几乎无所不包。梁漱溟说，文化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包括人类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几乎无所不含。陈独秀反对将什么都纳入文化当中，他更愿意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文化，认为文化指的是文学、美术、音乐、哲学、科学之类的事。

基督教文化使命中所说的文化，当然不是狭义的，而是包罗万象的。英文的文化（cultur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 colere，指的是“耕地”。上帝创造了亚当，然后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创 2:15）地在上帝的祝福和人的管理下，结出丰硕的果子。人类看守管理上帝所造之世界的一切活动及其产物，便是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如布龙纳所言，“人是文化性的造物”。由此可见，在上帝原初的创造中，文化并非与上帝相敌的；相反，文化表达的乃是被赋予上帝形象的人对上帝所创造之世界的治理。

然而，人类的始祖堕落以后，地受到咒诅，人在地上终日所思的尽都是恶，人类的文化也败坏了。上帝所赐给人类的语言和能力被人用来建造巴别塔。上帝因为对人类的爱，为人类预备了救赎。如果说在人类堕落之前，上帝赋予我们治理这地的使命就是文化使命，那么人类堕落之后，应当如何看待最初的使命？今天，如果我们仍然负有文化使命，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使命？

一、改革宗的文化使命观：治理全地 ，恢复上帝的创造 

时下文化使命的重提主要是针对基要主义神学，特别是时代论前千禧年派的文化观。时代论前千禧年派对于文化持十分消极的态度。他们认为，这世界卧在那恶者的权下，正在一天天败坏。这世界是一艘沉船。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艘船要完全沉没。教会的唯一使命，就是拯救灵魂，改变社会或文化是在浪费时间。

强调文化使命的改革宗神学则与此完全不同。改革宗神学认为，上帝不仅是天地万物的创造主，也是人类历史的主宰。上帝要在人类历史中彰显他的旨意。他的旨意不仅仅是拯救灵魂，而且要建立神圣的社会并在全地荣耀他的名。上帝的主权应该在世界的每一个领域得到彰显。改革宗神学强调，教会不仅有福音使命，而且有文化使命。将文化使命与福音使命并列的做法通常是建立在对创世记 1 章 28 节的理解上。“上帝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 1:28）南希 ·帕西（Nancy Pearcey）在《整全的真理》（Total Truth）一书中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意思就是要发展社会：建立家庭、教会、学校、城市、政府和法律；“治理那地”就是要驾驭自然：种庄稼、建桥梁、设计电脑、创作音乐。帕西认为，这就是上帝赐给人类的文化使命，因为创造我们的本来目的就是让我们去创造文化，建设文明。上帝赐给人类的文化使命，并没有因为人类的堕落而改变。治理全地今天依然是上帝赐给人类的使命。正是这种文化使命激发了加尔文主义者去改变社会和文化。

谈到文化使命时，人们通常会追溯到加尔文。加尔文自己并没有专门讨论文化的问题，但他却被人称为“文化神学家”。加尔文十分强调上帝的主权和人的全然败坏。不过，加尔文承认，人类虽然堕落了，但没有完全失去上帝的形象。文化是上帝创造的一部分。只要人的文化活动依然在继续，基督徒就负有改变文化的责任。天主教文化史家道森（Christopher Dawson）说，加尔文和路德对于人性和人的意志持同样悲观的态度，对来世和上帝的权能同样地强调；“然而，所有这些观念都被加尔文和加尔文主义强烈的道德实践精神改变了 ……激发新教去掌管世界、改变社会文化之意志的，不是路德，而是加尔文。”3 加尔文不仅如此思想，也如此实践。他在日内瓦的服侍，不只是为了灵魂的拯救，也是为了用上帝的话语来改变日内瓦使之归正，成为一个基督教的社会。加尔文的思想在法兰西、英格兰和苏格兰乃至美国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4 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加尔文主义者都试图建立新的耶路撒冷。英国的清教徒为了信仰的自由，跑到新英格兰去建立一个“神圣的共和国”，一个基督教的社会。清教徒被称为“世俗中的圣徒”，他们满怀荣耀上帝的激情，要用圣经的真理使整个世界归正。

加尔文主义的文化使命观在近代荷兰改革宗神学家凯伯尔（Kuyper）那里得到了最充分的继承和发展。凯伯尔无论在思想领域还是在实践领域都是一个旷世的天才。他是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创办人，曾经担任过荷兰的首相。在自由大学的就职演说中，凯伯尔曾豪迈地说：“在我们人类生活的全部领域，在这些领域的任何一寸土地上，作为万物之主的基督完全有权力说：‘这是我的！’”5凯伯尔是一个强调普遍恩典和基督王权的神学家。他认为上帝的救赎性恩典能够恢复自然，使万物都回到上帝原初的旨意之中。凯伯尔对于普遍恩典的看法比加尔文11神学思考 更加乐观。加尔文更多是从对罪的约束的角度来看待普遍恩典：“即使在这败坏的本性中仍存在一些上帝的恩典，这恩典虽然没有洁净人的本性，却约束人的恶行。”6 凯伯尔则认为普遍恩典是文化的基础，因为上帝对于造物的计划是通过普遍恩典完成的。人虽然堕落了，但因着上帝的恩典，人仍然能行善，人借着科学的发展仍然能恢复对自然的统治。7 凯伯尔强烈地突出基督徒的文化使命，认为世上的万物能够在人类的治理之中向前发展，荣神益人。他把基督教信仰归纳为一种完整的世界观，一种生活体系，它涵盖了生活的所有层面。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应该荣耀上帝，彰显出上帝的荣耀。“人开始理解，管理自然界和一切受造之物是他的神圣职责，这正是上帝在创世之初所吩咐人要做的。咒诅并不在这个世界本身，而在罪上。人生的正道不是从世界逃进修道院，人的责任应该是在世界上、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侍奉上帝。”8 凯伯尔心中时时燃烧着荣耀上帝的激情。1897 年，在纪念《标准》杂志创办 25 周年之际，他说：“无论世界的抵抗多么激烈，上帝圣洁的律令都要在家庭、学校、国家中被重建起来；换言之，要把圣经和万物所见证的上帝的律令刻在这个国家的良心中，直到整个国家重新敬畏上帝。”9

凯伯尔的神学被人称为新加尔文主义神学。他的文化使命观不仅影响了他的荷兰同仁巴文克、弗伦霍温和杜耶沃德，而且传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现代美国神学界举足轻重的几位人物，如范泰尔、薛华、卡尔 ·亨利和寇尔森，无不受到凯伯尔的影响。世界监狱事工负责人寇尔森不遗余力地重申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寇尔森延续了加尔文主义对于创世记 1 章 16 至 28 节的解释，他认为：“自从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开始，创造的发展主要就是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这是人类主要的工作。人要遵守上帝的命令，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10 寇尔森同样认为，文化使命并不因为人的堕落而终止。罪进入到上帝创造的秩序当中，但并没有消灭整个秩序。寇尔森也意识到，新约圣经中确实没有特别提到文化使命。但是，他说，我们不需要找到这样的经文，因为赋予亚当的文化使命至今仍然适用。因此，“当我们被救赎时，我们不仅从驱使罪恶的动机中得自由，更被恢复实现被造的最初目的，并有力量做当做之事：建立社会和创造文化——并同时恢复本来的创造秩序。”11

如上所述，改革宗的文化使命观是建立在对创世记 1 章 28 节的诠释上。上帝在人类堕落之前赐给人类治理万物的使命，在人类堕落之后依旧不变。这就是说，基督的教会被赋予了两个使命，一个是马太福音28 章 18 至 20 节所表达的大使命，即福音使命，另一个就是创世记 1 章所表达的文化使命，二者相辅相成，并不互相矛盾。

改革宗神学的文化使命观激发了许许多多爱主的基督徒在社会文化的不同领域为主作见证。它扭转了继重洗派以来的分离主义传统，让基督信仰的光辉照进了世界的各个领域。然而，仔细寻思起来，这种文化使命观总有一些让人感到不安的成分。或许是因为这种文化使命观更多是建立在荣耀神学，而不是十架神学的基础上。陆昆弟兄说：“荣耀的神学就是试图在世界的、今生的荣耀中找到上帝的荣耀，在能力中找到上帝的能力，在丰厚的生活中找到上帝喜悦的证据等等。”12这并不是说凯伯尔、寇尔森等人离开了十架神学。他们都是身上带着十字架印记的可敬的圣徒。 可是他们的文化使命观却容易导致人对这个世界及人的文化持过于乐观的态度，也容易导致人用世上的统治和力量去证明上帝的荣耀。“统治神学”或“主权神学” （Dominion Theology）的出现就是其中一个例子。12

二、统治神学的文化使命观：统治世界，建立地上的国度

统治神学也是从改革宗神学中发展出来的一种文化使命观。它所理解的文化使命是在地上建立上帝的国度，用摩西的律法来统治这个世界。统治和治理十分相似，却有些微妙的不同。统治神学认为，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后，撒旦篡夺了人治理世界的权柄。上帝呼召教会从撒旦手中夺回这治理的权柄。人归信基督后，就应当去掌管这个世界，统治社会的各个领域。用统治神学的一个代表人物诺斯（Gary North）的话说，圣经提出了一个世界范围的统治计划：上帝的国度（文明）。在末世论上，统治神学持后千禧年观，认为这个世界要被基督化，成为千禧年王国；也只有在整个世界基本上被基督化以后，基督才会再来。教会的责任是要为基督征服这个世界，使得所有世上的文化都基督教化，将天上的模式印在地上，在地上建立上帝的国度。这种神学因此也被称为“天国已临神学”（Kingdom Now Theology）。“统治神学”最重要的特征是相信神治（Theonomy），认为应当用旧约的律法来统治这个世界，整个社会都应该服从摩西律法，包括道德法和民事法。它又被称为“重建神学”（Reconstructionism），因为它突出以基督教的原则，特别是圣经的律法来重建社会。重建神学在政治上表现为激进的宗教右派，极其重视对基督徒的政治动员，认为基督徒应当控制政府和社会中的重要位置，并在整个社会中施行旧约的律法。

统治神学在神学界的影响并不大，但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影响却不可低估。在美国，詹姆斯 · 肯尼迪（James Kennedy）曾经建立过一个中心，叫做“为基督夺回美国”（Reclaiming America  for Christ ）。 大 卫 ·艾克曼所著的《耶稣在北京》和远志明的《神州》也不无统治神学的影子。许多基督徒并没有直接受到统治神学的影响，但他们内心深处的观念却与统治神学“不谋而合”。基督教王国的观念在人心中是那样地根深蒂固。

这让我们想起了五旬节前耶稣的门徒所问的问题：“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徒 1:6）门徒们心里期待耶稣能给他们带来政治上的神权统治，他们的盼望是地上耶路撒冷的复兴。然而，耶稣并没有给予他们所期待的答案。统治神学把上帝的主权等同于用上帝的律法来统治这个世界。他们想把上帝的国度搬到地上，却忘记了耶稣曾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约18:36）。他们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试图采用政治手段、权力等世界的方式，到头来必显为愚拙。相反，五旬节后，使徒们凭着圣灵的大能，成为搅动天下的人。然而，他们在世上没有任何的政治权力，他们是以在人看为软弱、愚拙的方式，在扩展上帝的国度，彰显基督的荣耀。

三、低调的文化使命观：见证基督，盼望新天新地

从创造论的角度来理解文化使命，容易导致在地上建立新耶路撒冷的乐观主义。人类历史上确实不乏福音复兴、社会变好的世代。但人类的历史并没有因此而不断进步。我们所生活的世代依然是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因此，我更愿意从救恩论的角度来看待文化使命。在我看来，文化使命不是耶稣所赐下的大使命之外的另一个使命，而是大使命的一部分。

当耶稣借着十字架上的死成就了救恩并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太 28:19—20）是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我主基督的。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就已经把被魔鬼篡夺的权柄夺回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基督的门徒就是世界的统治者。耶稣没有让门徒去统治世界的各个领域，而是赐给了他们大使命。很多人把大使命等同于福音使命。可是这大使命的内容，不仅仅是传福音给万民听，它还包含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给他们施洗，教训他们遵守主所吩咐的一切。文化使命是做门徒的一部分。做门徒、遵守主的教训包括在个人生活和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见证上帝的荣耀。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 …… 你们是世上的光。”（太 5:13—14）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就是在世界上做盐，防止这个世界进一步腐化；做光，照亮我们所处的黑暗世界。“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腓 2:15—16）在实际的内容上，这种文化使命观与改革宗的文化使命观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它同样要求基督徒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彰显基督的真理，但是它的目标没有加尔文主义者那样雄心勃勃。它不指望借着文化使命在地上恢复上帝的创造，更不奢望在地上建立上帝的国度。它怀着对新天新地的盼望，不遗余力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基督作见证。它不是建立在普遍恩典之上，而是建立在特殊恩典之上，建立在十字架之上。耶稣升天之前对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 1:8）。它所凭的同样是圣灵的大能，而不是人的聪明和智慧。

把文化使命定位在见证而不是治理或统治，似乎稀释或减弱了基督的王权。其实，基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基督的王权也没有被动摇过。十字架上依然写着：“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约 19:19）君士坦丁成为罗马皇帝的时候，基督是王，德西乌斯对基督徒残酷逼迫的时候，基督也是王。那些在大逼迫中靠着圣灵的能力坚持信仰的殉道士，他们的身上充满了上帝得胜的荣耀。寇尔森引用歌罗西书 1 章20 节来说明，救赎涵盖了创造的所有层面，他也提到罗马书中受造之物将脱离败坏的辖制的应许。他以此推出，我们重生以后的使命，是修复上帝的创造，把万有带到基督的主权之下。13他却没有看到，无论是受造之物还是我们的最终得赎，都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罗 8: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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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hn        Lei th,    An  Introduct ion  to  the  Reformed Tradition,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81,        p.75.

2         Henry     R.     Van  Til,    The Calvinistic Concept  of Culture,      Baker        Book         House,1959,p.89.

3         Christopher   Dawson,  Judgement  of Nations,       转引 自 John        Leit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Reformed

Tradition,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81,      pp.75-76.

4         参见道格拉斯 · 凯利：《自由的崛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年。

5         Abraham        Kuyper,     “Sphere Sovereignty,”          转引自大卫 · 诺格尔的《世界观的历史》，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6 年，15 页。

6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上），加尔文出版社，2008 年，227 页。

7         参见 Henry   R.     Van  Til,    The Calvinistic Concept of Culture,      Baker        Book         House,1959,    pp.120-121。

8         《加尔文主义讲座》，引自《加尔文传》，华夏出版社，2006 年，223 页。

9         Ab r aham      Kuy p e r ,       Le c t u re s   o n   Ca l v i n i sm,     Biographical       Note,        iii,     Eerdmans,        1931.

10       寇尔森、皮尔斯，《世界观的故事》，校园出版社，2005 年，372 页。

11       同上。

12       “今夕何夕”，《教会》2008 年第 1 期。

13       寇尔森、皮尔斯：《世界观的故事》，373—37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