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精神的戈壁》之一
杨爱程

古话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能不能「死于安乐」，还在上帝的手中，现在尚无从预测。但是，「生于忧患」这一条，我确实是占住了。

「解放」前，我父亲在国民党的地方政府任职，曾先后在甘肃省南部的几个县担任「合作主任」、「建设科长」、「教育科长」之类的普通职务。因此，参加「国民党」、「三青团」之类的政党组织，也在所难免。我母亲一直是教师，曾先后在几所小学，师范学校任教。一九四九年八月间，解放军接管我的家乡，位于甘肃南部的临潭县时，我父亲正在担任该县教育科长，母亲担任女子小学校长。那时，他们已经有一子三女，除我之外都到齐了。生活虽然不算富裕，但也相当温暖舒适。我父亲抱着「一身不事二主」的态度，匆匆交割手续之后，便不辞而别，逃亡到甘南藏族地区，打算在那里经商行医，藉以谋生。因为我的大伯父是个老中医。我父亲跟着他学过一阵子，可以说是初通医理。

从父亲留下的笔记中，我读到这样一段话：「沧桑陡变，江山易主，合则留，不合则去，此所谓文士对待时运之常态，我亦不能例外。解脱为人作嫁之羁绊，自由逍遥，亲山林，远污流，洁身食力，快乐有余，何患之有？这就是我违背时运，走上险绝道路的根本原因。」

在我小的时候，因为是「阶级敌人」的儿子而处处受到歧视，排斥，以至虐待。那时，我曾对父亲有过怨恨的心：他为什么不是「贫下中农」呢？他为什么不去参加红军，也去「爬雪山，过草地」，轰轰烈烈地「闹革命」，却要参加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队伍中去呢？对于历史的巨变如何改变个人命运的事，我当时是无法明白的。父亲于一九八六年去世后，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一本笔记簿，其中大半本都是以「我的自述」为题，简略地记述了他的家世和生平。我觉得，这是父亲留给我的心声，是珍贵的遗产。

从他的自述中，我了解到了父亲在「解放」初逃亡到藏区去的真正原因。古代有过「伯易叔齐不食周粟」的故事。我父亲虽然没有什么「高官厚禄」，但在「沧桑陡变，江山易主」之时，也想要「亲山林远污流」，「洁身食力」，追求解脱了「为人作嫁之羁绊」的「自由消遥」生活。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文士」，抱有这样一种心态，实在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当然，他也可以走另一条路。那就是闻风转向，效忠新的主人。祇要他肯对自己过去的思想行为「深刻反省」，对旧政权「欺压人民的罪恶行为」加以「揭发批判」，对共产党和毛主席表示感恩戴德，就足以使他在「新社会」保住一个职位。他的老同事中做这样的「风信鸡」而保全了饭碗的人，也有不少。然而，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深受孔孟之道的熏陶，对一些今天的人已经淡忘了的道义原则，还十分认真执着。他们没有学习过「辩证法」，也不太了解「实用主义」的妙用，所以「自绝于人民」的人相当多。在我父亲的老同事中，除了那些愿作「顺民」的外，有几个自杀身亡，其余的全都加入了逃亡的行列，向西南方藏族人居住的深山老林里转移。后来的结果表明，他们所做的决定确实是不明智的。